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对媒体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记者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他们通过“媒介事件”，亲身参与了一场“历史的现场直播”。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灾难报道的社会功能与记者的角色认同
灾难事件是突发性的公共危机，需要及时和公开的信息，媒体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功能。从传媒与社会的关联角度来说，媒体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功能：告知准确的信息，消除人们因为信息不确定性造成的恐惧和不安，亦可避免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流传，从而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设置灾难事件的呈现议程，让更多的受众关注灾害、伸出援助之手，从而起到“动员社会”的作用；传播必要的抗灾救灾知识，增强人们应对灾害的能力，起到“组织社会”的作用；在社会大情境中呈现受灾个体、个案事件，让社会个体都能感受到集体环境和群体力量，并汇聚民智、集思广益，从而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
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乃至世界媒体，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从民众的关注度和广泛度、及时援助的热情以及各方面的深入讨论，都可以看出此次媒体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强大效果。媒体充分、广泛地报道了令人揪心的灾情、艰苦而有效的救援及许多感人肺腑的灾区故事，电视、网络、通讯社、报刊联合参与，各以独特的手段和形式加以呈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其社会功能。
在发挥媒体的社会作用方面，记者一直都存在一个“角色认同”的问题。记者是新闻职业工作者，同时又是一个个普通的人，这种身份的差异，会带来不少问题，包括民众此次在网上声讨或争论的一些现象。比如有的网帖列举了一些记者的不恰当行为：电视台主持人为了镜头耽误营救进程；记者拉着已经消毒、正准备做手术的医生采访，被医生怒斥“你弄脏了我”;当一位受难者100多小时后被救援人员抬出来时，电视直播的现场画外音中，有人对着受难者喊：“招招手，招招手！”
作为职业新闻人，记者需要客观、冷静、有职业道德；而作为普通人，在死伤无数的悲惨情景之中，在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中，记者难以摆脱主观、感性和冲动。但是某些主观和冲动，却为新闻工作者赢得了赞誉，如中央电视台赵普那样在工作状态饱含热泪的新闻人，他们不仅没有被指责，而且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戴，因为他们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新闻职业工作者的首要素养。
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有义务在第一时间向民众提供最迅捷、充分的信息，做信息的传递者和解读者；而作为普通人，在别人面临困境时，他们还身负着帮助别人的责任。“救人还是拍照”，是新闻界一个恒久的难题，在全世界生出过许多的争论，甚至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新闻摄影家凯文・卡特因此难题而自杀。这次大地震报道中，网上类似讨论也很多，对于记者的微词也不少，一般人都认同这样一种理念：救助永远比新闻重要，生命总是比图片珍贵。
此外，记者还面临着诸如职业责任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冲突等等。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既是一次考验和检视，也是一场历练和学习。记者会在历练中成长，期待今后更积极地发挥传媒的社会功能。
“侵扰伤痛”时，应奉行“最小伤害”原则
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从灾区回来后曾说：在现场往往非常两难，能不能把触目惊心的伤亡真相告诉你的读者？如何选择并呈现真相？这些对记者而言是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到底该报道什么，如何报道？该遵循怎样的专业原则？
在西方新闻界，“采访悲伤的人，特别是在事故中失去了配偶、儿女或父母的人”常常被记者们认为是最害怕的采访任务，这在西方新闻界被命名为“侵扰伤痛”。对于这一特殊任务，西方新闻界以“最小伤害”为准则，如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96年修订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中就专设有“最小伤害”(Minimize Harm)一章，其中包括：
“记者应当同情那些因新闻报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特别是儿童及没有接受采访经验的人；采访和使用那些陷于悲痛中的人的照片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白采访报道可能伤害他人或使其不安。 ”
西方新闻行业规范很严格，还设有相关的机构来帮助记者，比如美国设有一个由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工作者和健康专家创建的德特中心，就是一个旨在提高关于创伤、冲突和悲剧事件的新闻报道的全球性网络，该中心的《灾难与新闻工作者――更具影响力的报道指南》中，要求记者采访灾难事件时必须：
“永远怀着尊严和尊敬对待受害者――正如你想被别人对待的方式一样。新闻记者总在尝试接近生还者，但应该心怀体恤谨慎行事，知道何时停止、怎样停止。”
这段阐述很有代表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国新闻行业有关“侵扰悲痛”的规范，均将对受访者的尊重和保护置于首位，指明采访前应先征得许可，采访时必须小心谨慎、富有同情心等。
韩国新闻界也专门在《新闻伦理实践纲要》中规定：“记者在采访灾害或事故时不得损害人的尊严，或者妨害受害者的治疗，对受害者、牺牲者及其家属应保持适当的利益。”在采访医院等场所时，须表明身份，“未经许可不得对病人进行采访或拍照，也不得对病人造成障碍。”
澳大利亚《先驱与时代周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如何采访哀伤和感情受创伤的人》，详细陈述应该如何采访受伤害的人，其中包括：
“应该体恤所有哀伤和感情受创伤的人，并很有礼貌地对待他们；如欲征求一位受伤害的当事人访问或拍照,尽可能通过中间人(如他的家人朋友)等做初步接触，万不得已才直接接触。当事人拒绝不要坚持(可以留下联络方式,等当事人压力舒缓后再考虑采访)；在表明身份后，未取得当事人或其监护者明确允许下，不得进入医院、殡仪馆、福利机构等属于公众人士不宜进入的地方；受害人必须提前被告知有权随时终止拍照或访问。进行访问时必须明白访问过程可能对受访者造成困扰，亦须明白发表受访者在灾害中透露的资料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审慎处理。”
以上述要求检视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的报道，让人回想那些镜头：被埋了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的伤员，在极度虚弱中被记者们追着左问右问；俄罗斯救援队斥责摄影师强光刺激被救者；极度悲伤的生还者被记者追问关于亲人离世情况；记者不断引导儿童回忆受灾场景，详细询问失去了父母是不是很难过；在救援的直升机上、在紧张忙碌的医院里，记者紧缠着重伤的被施救者；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主持人拥着哭泣的孩子们对观众说，“他们还没有跟家人联系上，他们很有可能就成了孤儿”……如此等等，不仅不断地伤害着伤痛中的灾区人民，也成为观众不断责难的故事和心中的痛。我们需要努力细化一些新闻职业的职责和修养。
此外，报道的态度也十分重要。在如此悲惨的灾难中，如何选择新闻？是呈现悲惨的场景、用血腥和刺激场面来获得轰动效应？还是应该呈现冷静、理性乃至积极向上的情景？灾难发生后用触目惊心的死亡对悲痛过度渲染，不仅令观看者受到伤害，而且其煽情程度类似于娱乐式的“狂欢”，如印度洋海啸后被媒体广泛采用的遇难者被冲到海滩上露出变形残肢的图片、尸体堆积如山并腐烂的场景，很难说这样的报道发挥了怎样的社会功能。一般情况下，对于灾难、罪案现场，对于现场的死伤情况、罪犯的残忍程度，最好是概述、模糊而不宜描写、特写。文字和图片的表现都应以不令读者惊惧、反感为限，应以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为限。这既是新闻职业素养的体现，也是新闻从业者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
在此次地震报道中，我们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作品，比如新闻照片中北川废墟里那不倒的五星红旗、温总理前线坚毅的表情、废墟里孩子握着笔的手、全国人民祝福的心型图案等等，成为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新闻的理念应当是健康的，它还要维护社会的健康和安全。在重大灾难时刻，媒体和新闻人不能刻意追求轰动效应、注意力效应，对于血腥或者悲伤的场面要考虑报道后受众的心理反应。记者在报道中对采访对象的伤害，应当不是有意的。记者们都认为自己在为新闻职业而辛苦工作，那些被责难的问题背后，已经不只是因为新闻伦理道德的缺失，而更多的是缺少新闻职业必要的素养和常识。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雪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对媒体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记者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他们通过“媒介事件”，亲身参与了一场“历史的现场直播”。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灾难报道的社会功能与记者的角色认同
灾难事件是突发性的公共危机，需要及时和公开的信息，媒体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功能。从传媒与社会的关联角度来说，媒体至少可以发挥以下功能：告知准确的信息，消除人们因为信息不确定性造成的恐惧和不安，亦可避免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流传，从而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设置灾难事件的呈现议程，让更多的受众关注灾害、伸出援助之手，从而起到“动员社会”的作用；传播必要的抗灾救灾知识，增强人们应对灾害的能力，起到“组织社会”的作用；在社会大情境中呈现受灾个体、个案事件，让社会个体都能感受到集体环境和群体力量，并汇聚民智、集思广益，从而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
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乃至世界媒体，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从民众的关注度和广泛度、及时援助的热情以及各方面的深入讨论，都可以看出此次媒体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强大效果。媒体充分、广泛地报道了令人揪心的灾情、艰苦而有效的救援及许多感人肺腑的灾区故事，电视、网络、通讯社、报刊联合参与，各以独特的手段和形式加以呈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其社会功能。
在发挥媒体的社会作用方面，记者一直都存在一个“角色认同”的问题。记者是新闻职业工作者，同时又是一个个普通的人，这种身份的差异，会带来不少问题，包括民众此次在网上声讨或争论的一些现象。比如有的网帖列举了一些记者的不恰当行为：电视台主持人为了镜头耽误营救进程；记者拉着已经消毒、正准备做手术的医生采访，被医生怒斥“你弄脏了我”;当一位受难者100多小时后被救援人员抬出来时，电视直播的现场画外音中，有人对着受难者喊：“招招手，招招手！”
作为职业新闻人，记者需要客观、冷静、有职业道德；而作为普通人，在死伤无数的悲惨情景之中，在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中，记者难以摆脱主观、感性和冲动。但是某些主观和冲动，却为新闻工作者赢得了赞誉，如中央电视台赵普那样在工作状态饱含热泪的新闻人，他们不仅没有被指责，而且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戴，因为他们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新闻职业工作者的首要素养。
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有义务在第一时间向民众提供最迅捷、充分的信息，做信息的传递者和解读者；而作为普通人，在别人面临困境时，他们还身负着帮助别人的责任。“救人还是拍照”，是新闻界一个恒久的难题，在全世界生出过许多的争论，甚至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新闻摄影家凯文・卡特因此难题而自杀。这次大地震报道中，网上类似讨论也很多，对于记者的微词也不少，一般人都认同这样一种理念：救助永远比新闻重要，生命总是比图片珍贵。
此外，记者还面临着诸如职业责任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冲突等等。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既是一次考验和检视，也是一场历练和学习。记者会在历练中成长，期待今后更积极地发挥传媒的社会功能。
“侵扰伤痛”时，应奉行“最小伤害”原则
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从灾区回来后曾说：在现场往往非常两难，能不能把触目惊心的伤亡真相告诉你的读者？如何选择并呈现真相？这些对记者而言是非常折磨人的问题。到底该报道什么，如何报道？该遵循怎样的专业原则？
在西方新闻界，“采访悲伤的人，特别是在事故中失去了配偶、儿女或父母的人”常常被记者们认为是最害怕的采访任务，这在西方新闻界被命名为“侵扰伤痛”。对于这一特殊任务，西方新闻界以“最小伤害”为准则，如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96年修订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中就专设有“最小伤害”(Minimize Harm)一章，其中包括：
“记者应当同情那些因新闻报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特别是儿童及没有接受采访经验的人；采访和使用那些陷于悲痛中的人的照片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白采访报道可能伤害他人或使其不安。 ”
西方新闻行业规范很严格，还设有相关的机构来帮助记者，比如美国设有一个由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工作者和健康专家创建的德特中心，就是一个旨在提高关于创伤、冲突和悲剧事件的新闻报道的全球性网络，该中心的《灾难与新闻工作者――更具影响力的报道指南》中，要求记者采访灾难事件时必须：
“永远怀着尊严和尊敬对待受害者――正如你想被别人对待的方式一样。新闻记者总在尝试接近生还者，但应该心怀体恤谨慎行事，知道何时停止、怎样停止。”
这段阐述很有代表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挪威等国新闻行业有关“侵扰悲痛”的规范，均将对受访者的尊重和保护置于首位，指明采访前应先征得许可，采访时必须小心谨慎、富有同情心等。
韩国新闻界也专门在《新闻伦理实践纲要》中规定：“记者在采访灾害或事故时不得损害人的尊严，或者妨害受害者的治疗，对受害者、牺牲者及其家属应保持适当的利益。”在采访医院等场所时，须表明身份，“未经许可不得对病人进行采访或拍照，也不得对病人造成障碍。”
澳大利亚《先驱与时代周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如何采访哀伤和感情受创伤的人》，详细陈述应该如何采访受伤害的人，其中包括：
“应该体恤所有哀伤和感情受创伤的人，并很有礼貌地对待他们；如欲征求一位受伤害的当事人访问或拍照,尽可能通过中间人(如他的家人朋友)等做初步接触，万不得已才直接接触。当事人拒绝不要坚持(可以留下联络方式,等当事人压力舒缓后再考虑采访)；在表明身份后，未取得当事人或其监护者明确允许下，不得进入医院、殡仪馆、福利机构等属于公众人士不宜进入的地方；受害人必须提前被告知有权随时终止拍照或访问。进行访问时必须明白访问过程可能对受访者造成困扰，亦须明白发表受访者在灾害中透露的资料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审慎处理。”
以上述要求检视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的报道，让人回想那些镜头：被埋了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的伤员，在极度虚弱中被记者们追着左问右问；俄罗斯救援队斥责摄影师强光刺激被救者；极度悲伤的生还者被记者追问关于亲人离世情况；记者不断引导儿童回忆受灾场景，详细询问失去了父母是不是很难过；在救援的直升机上、在紧张忙碌的医院里，记者紧缠着重伤的被施救者；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主持人拥着哭泣的孩子们对观众说，“他们还没有跟家人联系上，他们很有可能就成了孤儿”……如此等等，不仅不断地伤害着伤痛中的灾区人民，也成为观众不断责难的故事和心中的痛。我们需要努力细化一些新闻职业的职责和修养。
此外，报道的态度也十分重要。在如此悲惨的灾难中，如何选择新闻？是呈现悲惨的场景、用血腥和刺激场面来获得轰动效应？还是应该呈现冷静、理性乃至积极向上的情景？灾难发生后用触目惊心的死亡对悲痛过度渲染，不仅令观看者受到伤害，而且其煽情程度类似于娱乐式的“狂欢”，如印度洋海啸后被媒体广泛采用的遇难者被冲到海滩上露出变形残肢的图片、尸体堆积如山并腐烂的场景，很难说这样的报道发挥了怎样的社会功能。一般情况下，对于灾难、罪案现场，对于现场的死伤情况、罪犯的残忍程度，最好是概述、模糊而不宜描写、特写。文字和图片的表现都应以不令读者惊惧、反感为限，应以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为限。这既是新闻职业素养的体现，也是新闻从业者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
在此次地震报道中，我们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作品，比如新闻照片中北川废墟里那不倒的五星红旗、温总理前线坚毅的表情、废墟里孩子握着笔的手、全国人民祝福的心型图案等等，成为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新闻的理念应当是健康的，它还要维护社会的健康和安全。在重大灾难时刻，媒体和新闻人不能刻意追求轰动效应、注意力效应，对于血腥或者悲伤的场面要考虑报道后受众的心理反应。记者在报道中对采访对象的伤害，应当不是有意的。记者们都认为自己在为新闻职业而辛苦工作，那些被责难的问题背后，已经不只是因为新闻伦理道德的缺失，而更多的是缺少新闻职业必要的素养和常识。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雪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