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上午7时，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东西百余米道路被警方警戒。这个距离邯郸市中心偏远的路段，罕见地吸引了很多媒体关注，18年前被判处死刑的聂树斌能否翻案，寄希望于当天受审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
1994年9月，聂树斌因涉嫌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里强奸杀害女工康某而被捕。次年，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树斌死刑，河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判决，聂树斌随后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死后的第十个年头，河北省公安厅的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落网。在其供述的多起强奸、杀人案中，包括了康某被害一案。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提起上诉，理由之一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他说，知道自己的忏悔不会改变死刑结果，但仍要上诉，因为“不想让好人替自己背黑锅”。
6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河北省高院定于4天后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这是该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一旦维持一审原判，王书金将很有可能被执行死刑，这也意味着聂树斌案会失去复查或翻案的机会。
6月25日8点，早高峰时段，法警、交警、媒体聚集在了邯郸中院门口，借机向媒体伸冤诉苦的“递状人”甚至围到了快车道。
“哪里能换旁听证？”是众多媒体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但现场工作人员则无人回应。通往法庭有警方把守，旁听证是唯一的通行证。
法院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解释，“庭审旁听需要提前申请”，如今“庭内媒体席位有限，不再允许进入”，但这一说法并不能让在场媒体满意，部分提前申请旁听的媒体也未能获得旁听证。
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了“旁听证”分配方案：与此前河北李启铭肇事案（即“我爸是李刚”案）、王朝案类似，河北省政法委照顾省内媒体及邀请的中央级媒体；另外，邯郸市下13个县级法院也都安排旁听人员前来学习、观摩。现场有记者举起“官媒进，我们也要进！”字样的纸张以示抗议。
临近开庭，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姐夫的出现，让记者群中出现一阵不小的骚动。 2013年6月25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上诉一案，庭审结束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对检方提供的证据非常不满。
自从2005年，王书金在河南被捕后供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之后，张焕枝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伸冤之路。
“我和老伴儿好好活着，就是等着（看到）儿子清白的那天。”而对于预测当天的庭审结果，她则无更多考虑，“这个不好说，毕竟这么多年没有结果了”。
张焕枝告诉《博客天下》，从6月20日开始，便有媒体陆续赶往其家中采访，敏感的她觉得儿子的案子“可能有戏”。同日上午，王书金的代理律师给她打来电话，称其已接到河北高院的通知，6月25日上午在邯郸中院开庭，“问我去不去？我就一口应了下来，在家里等着我可坐不住啊。”张焕枝说。
自1994年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发，至2005年王书金落网供述，历次庭审，聂树斌的母亲均未得到旁听资格。
6月24日，张焕枝从村里借了辆车，从石家庄鹿泉家中奔赴邯郸，赶到邯郸中院申请旁听。意外的是，在6月25日早上，也就是开庭当日前一个半小时。河北省高院准许了她的旁听资格，她考虑再三，最终和自己的女婿（聂树斌的姐夫）一同前往。
庭审之初，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对王书金的详细讯问。
王书金详细地描述了作案时间、作案过程以及被害人的外貌特征。“做完案差不多是2点左右……她比我矮一点……我先把她掐晕，然后把衣服脱下来，之后跺她的胸部……”
检方发言：“该案被害人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而王书金却供述，被害人全身赤裸，也没供述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与陈述同步，检方出示了聂树斌案中的花衬衣照片。
几乎是在照片出现的同时，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张焕枝忍不住喊了起来，“那件花衬衣是假的”，随即被法官和法警当庭制止。7年的申诉，本已让这位北方农妇学会了坚忍和冷静，这张照片让她失控了。
走出法庭的张焕枝仍是气鼓鼓的，“18年前警察给我看的那件花衬衣绝对不是这件，”张焕枝说得斩钉截铁，“花色不是那个花色，今天说照片上是个短袖，我记得是个长袖。”
在庭外，面对众多媒体的追问，张焕枝又显得不十分确定，她的声调一时提了起来，“真不是这件，但18年前的事哪能记得那么清楚？你能记着18年前的哪一天你穿着什么衣服不？”张焕枝反问道。
这是王案与聂案在庭上的首次“碰面”。
除了提出的证据“花衬衣”，检方还有3点理由认为王书金的上诉不成立。被害人全身未发现骨折，经查系窒息死亡；在作案时间上，检方称受害人是下午5点以后遇害，王书金却始终供述是在下午2点左右作案；王书金关于被害人身高的供述也与被害人实际身高不符，被害人尸长1.52米，而王书金坚称被害人身高只是比自己稍矮，而王身高1.72米。
对此，王书金的律师朱爱民当庭反驳：“我注意到检察员谈到的都是细节问题—被害人的穿着、身高之类—这都不是案件的关键性问题。”他表示：1994年发生这起凶杀案，至今已经过去近20年了，王书金对有些证据印象模糊，也实属正常。“对王书金而言，他不是只犯下一起凶杀案，而是数起。不见得每一起，他都能把每一个细节记得很完整。”朱爱民强调：人们的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老化的，不该去苛求这个。
由于对于花衬衣有异议，朱爱民向法官建议下次开庭张焕枝可以出庭作证，但此要求被法官驳回，理由是张焕枝在6月25日开庭时已经旁听，按照刑诉法规定，她不能再以证人身份出庭。
公诉方一直都在试图将“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撇清关联，各表一枝。但是，王案与聂案并非是将麦壳与麦穗分开那么简单——聂树斌是否冤死，需要王书金案的查证，两案始终相互依附。
庭审结束后，王书金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博客天下》记者，他认为检方主动提出聂案证据，是这次“庭审的意外收获”。“检方提出的质证有两组涉及到聂案，一组是康某被杀勘查笔录；一组是尸体照片和颈部缠绕的花衬衣。要我说，两个案子怎么可能分得开呢？”
此前，在王书金案2007年7月的第二次庭审中，朱爱民便多次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但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一直想找到和聂案相连的切入口，真没想到这次检方会主动出示.”接受记者采访时，朱爱民显得有些激动。
朱爱民认为，聂树斌案的案卷材料，与王书金案中王书金的陈述，在证据上存在着关联。控方应为辩方提供聂树斌案的全部案卷材料，而不是经过检察员“挑拣过的证据”。
此后，朱爱民要求休庭并查阅控方新提供的聂案全部证据材料，合议庭同意后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再行确定。
“看似审理王案，却是在斗聂案，这是一个角力的过程，”参加庭审的一位律师认为，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在法庭上首次“碰面”，意义非凡，“可以说是进步，但案件再审仍会曲折。”
他的推测或许印证了庭审后第二天的事情，6月27日，王书金案的代理律师朱爱民、彭思源前往河北省高院查阅聂案案卷，“我们只被允许看了25日庭审中检方当庭出示的一些证据材料的案卷。”并没有被允许看聂树斌的口供。
朱爱民说，下次开庭或定于7月10日，但因需要查阅研究聂树斌案卷宗，并不排除申请延期的可能。
6月25日上午7时，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东西百余米道路被警方警戒。这个距离邯郸市中心偏远的路段，罕见地吸引了很多媒体关注，18年前被判处死刑的聂树斌能否翻案，寄希望于当天受审的犯罪嫌疑人—王书金。
1994年9月，聂树斌因涉嫌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里强奸杀害女工康某而被捕。次年，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树斌死刑，河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判决，聂树斌随后被执行死刑。
聂树斌死后的第十个年头，河北省公安厅的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落网。在其供述的多起强奸、杀人案中，包括了康某被害一案。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王书金提起上诉，理由之一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他说，知道自己的忏悔不会改变死刑结果，但仍要上诉，因为“不想让好人替自己背黑锅”。
6月2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河北省高院定于4天后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一案。这是该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一旦维持一审原判，王书金将很有可能被执行死刑，这也意味着聂树斌案会失去复查或翻案的机会。
6月25日8点，早高峰时段，法警、交警、媒体聚集在了邯郸中院门口，借机向媒体伸冤诉苦的“递状人”甚至围到了快车道。
“哪里能换旁听证？”是众多媒体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但现场工作人员则无人回应。通往法庭有警方把守，旁听证是唯一的通行证。
法院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解释，“庭审旁听需要提前申请”，如今“庭内媒体席位有限，不再允许进入”，但这一说法并不能让在场媒体满意，部分提前申请旁听的媒体也未能获得旁听证。
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了“旁听证”分配方案：与此前河北李启铭肇事案（即“我爸是李刚”案）、王朝案类似，河北省政法委照顾省内媒体及邀请的中央级媒体；另外，邯郸市下13个县级法院也都安排旁听人员前来学习、观摩。现场有记者举起“官媒进，我们也要进！”字样的纸张以示抗议。
临近开庭，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姐夫的出现，让记者群中出现一阵不小的骚动。 2013年6月25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上诉一案，庭审结束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对检方提供的证据非常不满。
自从2005年，王书金在河南被捕后供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之后，张焕枝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伸冤之路。
“我和老伴儿好好活着，就是等着（看到）儿子清白的那天。”而对于预测当天的庭审结果，她则无更多考虑，“这个不好说，毕竟这么多年没有结果了”。
张焕枝告诉《博客天下》，从6月20日开始，便有媒体陆续赶往其家中采访，敏感的她觉得儿子的案子“可能有戏”。同日上午，王书金的代理律师给她打来电话，称其已接到河北高院的通知，6月25日上午在邯郸中院开庭，“问我去不去？我就一口应了下来，在家里等着我可坐不住啊。”张焕枝说。
自1994年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发，至2005年王书金落网供述，历次庭审，聂树斌的母亲均未得到旁听资格。
6月24日，张焕枝从村里借了辆车，从石家庄鹿泉家中奔赴邯郸，赶到邯郸中院申请旁听。意外的是，在6月25日早上，也就是开庭当日前一个半小时。河北省高院准许了她的旁听资格，她考虑再三，最终和自己的女婿（聂树斌的姐夫）一同前往。
庭审之初，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对王书金的详细讯问。
王书金详细地描述了作案时间、作案过程以及被害人的外貌特征。“做完案差不多是2点左右……她比我矮一点……我先把她掐晕，然后把衣服脱下来，之后跺她的胸部……”
检方发言：“该案被害人可见一件花衬衣缠绕在颈部。而王书金却供述，被害人全身赤裸，也没供述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与陈述同步，检方出示了聂树斌案中的花衬衣照片。
几乎是在照片出现的同时，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张焕枝忍不住喊了起来，“那件花衬衣是假的”，随即被法官和法警当庭制止。7年的申诉，本已让这位北方农妇学会了坚忍和冷静，这张照片让她失控了。
走出法庭的张焕枝仍是气鼓鼓的，“18年前警察给我看的那件花衬衣绝对不是这件，”张焕枝说得斩钉截铁，“花色不是那个花色，今天说照片上是个短袖，我记得是个长袖。”
在庭外，面对众多媒体的追问，张焕枝又显得不十分确定，她的声调一时提了起来，“真不是这件，但18年前的事哪能记得那么清楚？你能记着18年前的哪一天你穿着什么衣服不？”张焕枝反问道。
这是王案与聂案在庭上的首次“碰面”。
除了提出的证据“花衬衣”，检方还有3点理由认为王书金的上诉不成立。被害人全身未发现骨折，经查系窒息死亡；在作案时间上，检方称受害人是下午5点以后遇害，王书金却始终供述是在下午2点左右作案；王书金关于被害人身高的供述也与被害人实际身高不符，被害人尸长1.52米，而王书金坚称被害人身高只是比自己稍矮，而王身高1.72米。
对此，王书金的律师朱爱民当庭反驳：“我注意到检察员谈到的都是细节问题—被害人的穿着、身高之类—这都不是案件的关键性问题。”他表示：1994年发生这起凶杀案，至今已经过去近20年了，王书金对有些证据印象模糊，也实属正常。“对王书金而言，他不是只犯下一起凶杀案，而是数起。不见得每一起，他都能把每一个细节记得很完整。”朱爱民强调：人们的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老化的，不该去苛求这个。
由于对于花衬衣有异议，朱爱民向法官建议下次开庭张焕枝可以出庭作证，但此要求被法官驳回，理由是张焕枝在6月25日开庭时已经旁听，按照刑诉法规定，她不能再以证人身份出庭。
公诉方一直都在试图将“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撇清关联，各表一枝。但是，王案与聂案并非是将麦壳与麦穗分开那么简单——聂树斌是否冤死，需要王书金案的查证，两案始终相互依附。
庭审结束后，王书金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博客天下》记者，他认为检方主动提出聂案证据，是这次“庭审的意外收获”。“检方提出的质证有两组涉及到聂案，一组是康某被杀勘查笔录；一组是尸体照片和颈部缠绕的花衬衣。要我说，两个案子怎么可能分得开呢？”
此前，在王书金案2007年7月的第二次庭审中，朱爱民便多次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但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一直想找到和聂案相连的切入口，真没想到这次检方会主动出示.”接受记者采访时，朱爱民显得有些激动。
朱爱民认为，聂树斌案的案卷材料，与王书金案中王书金的陈述，在证据上存在着关联。控方应为辩方提供聂树斌案的全部案卷材料，而不是经过检察员“挑拣过的证据”。
此后，朱爱民要求休庭并查阅控方新提供的聂案全部证据材料，合议庭同意后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再行确定。
“看似审理王案，却是在斗聂案，这是一个角力的过程，”参加庭审的一位律师认为，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在法庭上首次“碰面”，意义非凡，“可以说是进步，但案件再审仍会曲折。”
他的推测或许印证了庭审后第二天的事情，6月27日，王书金案的代理律师朱爱民、彭思源前往河北省高院查阅聂案案卷，“我们只被允许看了25日庭审中检方当庭出示的一些证据材料的案卷。”并没有被允许看聂树斌的口供。
朱爱民说，下次开庭或定于7月10日，但因需要查阅研究聂树斌案卷宗，并不排除申请延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