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冲突
(上海)
田晓虹
然随着经济从复苏走向高速增长,都市化和人口流动使家庭的结构小型化,家庭关系也从“父子轴心”
始于15世纪封建武士阶级统治时代为主转向“夫妻轴心”为主。但是,家庭结构和家庭
婚恋家庭的“家族制度”,决定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伦轴心的变化并未带来夫妻权力关系的实质性重构,
理是建立在父系家长专制、长子单独继承、相反,恰逢经济高增长时期“效率至上”、“经济合理
模拟血缘关系等基础之上的“男尊女卑”。作为法律、习主义”等价值取向的全面推行“,男主外、女主内”的俗、规范、道德结合体的家庭制度,无处不体现了男性传统婚姻模式适得其所地演变为“前后方”的夫妻角的权威地位。身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家长对家庭的经色分工,两性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差异被推向济、婚姻、生育、赡养、居住、就业、身份及财产继承拥有固定化。无论是就业、参政领域的男女机会和待遇至高的权力。身为妻子主人的丈夫,不但可以纳妾嫖的差别,还是家庭内夫妻权力结构的倾斜,都表明娼、认领婚外子女、随意抛弃妻子,而且无论出于什么“男权中心”原因,离婚只属于丈夫的专权,妻子则无此权利。婚姻。作为家族制度的实施工具,完全建立在男权中心的伦:理基础上。,植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家族主义”,年间,,日本的雇佣劳动者从占全体劳动,但在雇佣领域内无处不反,,家庭映出男性中心社会的鲜明特征。由于女性的生育、,甚至还从法律上强化哺乳等生理特点和因袭的家庭角色定位对企业追求了男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权威地位。最大效益的负面影响,使企业在录用培训、服务安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强制下进行的排、晋升提薪、福利补贴、退休待遇等制度上都排斥民主化改革和修宪立法,从法律上废止了封建的“家女性(尤其是就业的已婚女性),而对男性雇员网开族制度”。1945年10月,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一面。1975年雇佣者平均工资收入的男女比率仅为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的“五大政令”中,第一条100:56(福武直,1982)。同时,社会的纳税制度、养就是:“赋予妇女参政权,实现妇女的解放。”由此可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也都向男性雇员和妻见,改变妇女的低下地位,赋予妇女自由平等的权利,子无收入或少量收入的男性雇员及其家庭倾斜。明被视为实现战后国家民主化的首要任务。1947年实显的性别差别的制度环境,使女性的能力得不到培施的新宪法以及与这一宪法精神相适应的民法“亲属养和施展,工作的业绩与报酬不成比例,就业所得明编”和“继承编”不但废除了封建的家族制度,而且在显低于照料子女(老人)等家务劳动的成本。于是,有关婚姻、家庭、妇女地位、财产继承等方面均作了重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只能是已婚女性明智的选择。男大修改。主要涉及:1.废除父权家长制、长子单独继女“差别”分明的制度环境将已婚两性的生命时间分承财产制,给予妇女作为配偶、子女和姐妹身份的财别隔离在职业与家庭两个空间之内
,它使双方的精产继承权等。2.改革婚姻制度,保护成年男女婚姻自力投向趋于背反。主的权利,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离婚权,夫妻协议第二,文化要素决定姓氏权,共负同居义务等。3.保障妇女的母亲权随着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成为日本利,给予母亲亲权人地位,规定在婚姻过程中和离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载体,从而形成以“集团主义”为情况下,母亲与父亲共同享有并行使对子女的亲权文化内涵的“企业中心社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等。列制等企业经营方式,不但激励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然而,由于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改革是一场由外维护了企业内部秩序,而且给从业者带来安全感,使而内的被动的社会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封建主义、广大劳动者“工蜂”般地为企业精诚奉献。工薪阶层保守主义并不会在占领军的指挥棒下轻易淡出。虽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以上,年平均劳动时
一
・48・社会2002・10
婚恋家庭
间始终位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就本质而言,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仍以不低于3%～5%的年增长日本现代企业的内部结构和伦理关系,几乎就是传率保持缓慢上升势头,人均国民收入1987年已超过统家庭主义的、带有模拟血缘关系特色的“经济共同15,000美元,1990年达23,472美元而跃居发达国体”的翻版。无数的日本男性把供职场所视为安身家之首,日本进入了富裕社会。第三产业的不断发立命和终身依附的大“家”,把上司视为“父亲”,除了展,使家庭所承担的为满足其成员物质生活要求的上班、加班之外,大量的业余时间还要消耗在与上司显性价值(衣、食、养、乐)层层剥离,满足情感与精神和同事的沟通交往上。妻子儿女所在的小“家”仅仅需求的隐性价值(爱情、亲情、情绪安定、精神慰籍是休养生息的“后院”,除了交给妻子足够的生活费等)日益纯化。这种变化不但渐次显示出家庭生活之外,每周回家共进晚餐的次数仅1～2次,早晚均的缺损性和婚姻关系的扭曲性,而且暴露出带有明见不上面的孩子几乎忘记了父亲的长相。而为人显性别差别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偏颇与滞后。日本母、人妻的女性们则倾情扮演着“后方卫士”的角社会的性别角色关系开始发生潜在的、渐进的异色。长期统治日本社会的“家族制度”中的男尊女卑变。遗风,明治维新以来国民教育和女性教育中倡导的从宏观背景上看,这种变动主动肇因于经济、社以贤妻良母为模本的“日本独特女性形象”,均对女会的发展和价值的多样化趋向。从微观发端上看,性的角色认同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它使已婚妇女的则在于女性的自我意识从朦胧走向自觉。长期处于价值实现完全融合在养育子女和专事家务之中,性社会边缘的女性开始以“社会性别”的眼光重新审视别角色分工内化为她们的自觉行动。传统性别角色因袭观念、社会制度和家庭角色,不断解构囿于“生的文化导向,为两性的现实角色认同提供了依据,两理性别”。因此,、婚姻性的生理差别轻易地被扩大为社会差别。第三,物质要素长的完美结合,战后,尤其年轻女性对初次就业日益重视和留恋。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30%,人均卡路里摄率从1975年的63%上升至1985年的73%,1989政府还通过累进税、继承税、福利年达86%,1995年达到了90%(日本统计协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控制收入差距。因此,到1975年1990)。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困扰日本社会的晚婚化为止,有近80%的日本国民的自觉归属意识为中间阶和少子化倾向。近20年来,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推层。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的丰裕,促使人们不断地追赶更迟了2岁,男性推迟了1.5岁。当问及理由时,大多新更高的消费方式。大众社会的“他人志向型”价值取数男性回答“结婚费用尚未筹足”;大多数女性回答向强化了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基于利益的共同关系”“不想失去自由与轻松”(日本总理府,1994)。1995成为婚姻的主要价值。夫妻双方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准年,30～39岁女性的未婚率为29.7%,比10年前增而协同“作战”,去构建拥有各种最新登场的家用电器、加了近1倍。晚婚现象虽然不能排除一定程度的个“自家屋”、“自家车”,以及让孩子进入名牌学校、每周人主义内涵,但它却并非纯粹的“现代病”。不想结上一次饭馆、每年举家外出旅游两次等模式化的“幸福婚的女性和结不上婚的男性组成的晚婚趋向,从一家庭”美景。在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大部分已婚妇定意义上讲,是具有反主流文化特征的“日本病”。
(袖井孝子,女心目中的生活意义就是“家庭”和“子女”在这里,女性是晚婚或不婚意愿的主动选择者,男性
1985)。资料显示,1960年前后的十年间,离婚率为战则是因此而受连累的被动承受者。后50年来的最低。日本总理府1979年进行的一项“日其次,从择偶要求上看,男性依然注重温顺、贤本妇女观念调查”显示,有90%的夫妻认为家庭的主要良等传统美德;而女性却从以往的重“三高”(高学功能是放松、休息、养育子女和经济生活的场所,而认历、高收入、
高个子)转向重“观念”和“态度”。即希为是夫妻爱情(性生活)场所的仅占3～4%。望男方具有男女平等观念,拥有温存、体贴、友爱等
由此可见,在制度、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伙伴型关系的态度和情怀。90年代末,日本社会悄下,战后30余年中,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关系处于悄流行的年轻男性找年长女性为妻的“小夫大妻”状相对稳定的整合状态。况,更兆示了传统婚姻角色认同的动摇。
再者,处于各生命周期中的婚姻关系的全面震
二
荡,显示出性别角色冲突的内在必然性。年轻妻子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虽然脱离了在观念上对绝对的夫妻角色分工的否定,决定了她
社会2002・10
・49・
们对于丈夫分担家务、给予妻子无报酬的劳动以慰劳和感谢等抱有期待。但是,“男性中心社会”的制度体系使丈夫角色转换的余地有限。年轻男性虽然在道义上也赞成男女平等、共同就业和承担家务等,但限于制度的束缚,对“夫妻角色分工”的基本态度不可能明显改观,它造成夫妻角色期待的错位。年轻妻子因无法忍受“被忽视”的处境而失望,年轻丈夫因不能接受来自妻子的“独裁”与“专横”而苦恼。由此出现年轻女性婚外恋增加,沉溺于赌博乃至精神异常的案例增多。
中年人的婚姻则从夫妻角色分工走向夫妻角色分离。当今中年已婚女性所扮演的“主内”角色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她们往往不但掌握着家庭经济、日常事务、子女教育的管理权,而且还参与甚至操纵着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她们已习惯了“丈夫不在”的家庭生活,通过自我“充电”、参与社会活动等打造属于自己的天地。更有半数以上的中年妇女在外再就业,成为家庭经济的共同承担者,改变着依附性的人格和寂寞的生存状态。在90年代的一项调查中,一起感到舒服自在”时,有51.7妻子”,29.6,1997。资料还显示,婚龄在20年以上的中年人群的离婚数,自80年代以来明显上升,1999年的离婚率是1970年的3倍,1980年的2倍,比1990年也增加了18%(日本厚生省统计,1996)。
更令人瞩目的是日本老年人的离婚率也逐年递增。据日本厚生省统计,1998年婚龄在35年以上人口的离婚数比前一年增加了21%,比1985年增加了120%。这一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正是战后经济发展与人格完善背离的后续代价。今天的老年男性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支柱群体,曾为岛国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当这些工作狂们退休回到家里,进入闲适的生活状态,反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顿时失去了方向。对于日常生活,由于一向疏于料理,他们完全依赖妻子;对于外面的世界,由于长期缺乏接触,他们孤陋寡闻;对于子女、妻子,由于从来无暇关注,他们难以理解,更不懂关爱、体贴。而今天日本的老年妇女却已非同以往逆来顺受的精神状态,其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一般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在完成了养育子女的任务之后,有的曾走上社会干起了一份工作,有的则参加各类文化学习、社团活动等。因此在整体素质上,她们大多视野开・50・
阔,意识独立,行为果断。无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还是生活理念上,都与长期处于封闭职业环境中的丈夫存在着落差。一旦丈夫退休回家,夫妻互动时间大大增加,隔阂与矛盾便暴露无遗。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目前日本男性退休后的平均剩余寿命为21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终于作出了与其在痛苦中强度余生,不如分道扬镳各奔“黄昏”的选择。可以认为,老年夫妻的角色不适应和婚姻变故,是老年女性对传统的忍辱负重角色和家庭本位意识的反叛,更是一代“企业战士”集团本位生存方式及自我迷失的悲剧性所在。
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关系正在经历战后以来的最大动荡。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离婚率逐年上升便是这种动荡的晴雨表。1999年日本全国的离婚对数首次突破25万对,普通离婚率达到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1999),为战后50余年来之最,其中70%的离婚是由女方提出的。
,,、演化和重构,的确在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当我们立足于社会文明的新高度,回首日本特有的“差别”分明的性别角色规范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方式,不难看到,它虽然曾给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家庭共同体的稳定带来过很大的成效,但却远不是促进两性个体发展的理想范式。它给予人们如下启示:在社会文明进程中,如果以牺牲两性中任何一方的自主与独立去谋求繁荣昌盛,那么,最终的结果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社会协调发展,也不会换取任何一方的真正提升。□
编辑/劳勤参考文献:
①[日]福武直,1982《,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②[日]袖井孝子,1985《,家庭:第三个转换期》,亚纪书房。③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990《,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日本
统计协会。
④日本总理府,1994,《女性的现状与政策》,大藏省印刷
局。
⑤[日]野野山久也,1997.10.25“,日本社会婚姻关系的
演变”,上海社会科学院报告。
⑥日本厚生省统计情报部,1996《,人口动态统计》。⑦日本厚生省统计情报部,1997《,人口动态统计月报年
计概况》。
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1999《,人口统计
资料集》。
社会2002・10
当代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冲突
(上海)
田晓虹
然随着经济从复苏走向高速增长,都市化和人口流动使家庭的结构小型化,家庭关系也从“父子轴心”
始于15世纪封建武士阶级统治时代为主转向“夫妻轴心”为主。但是,家庭结构和家庭
婚恋家庭的“家族制度”,决定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伦轴心的变化并未带来夫妻权力关系的实质性重构,
理是建立在父系家长专制、长子单独继承、相反,恰逢经济高增长时期“效率至上”、“经济合理
模拟血缘关系等基础之上的“男尊女卑”。作为法律、习主义”等价值取向的全面推行“,男主外、女主内”的俗、规范、道德结合体的家庭制度,无处不体现了男性传统婚姻模式适得其所地演变为“前后方”的夫妻角的权威地位。身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家长对家庭的经色分工,两性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差异被推向济、婚姻、生育、赡养、居住、就业、身份及财产继承拥有固定化。无论是就业、参政领域的男女机会和待遇至高的权力。身为妻子主人的丈夫,不但可以纳妾嫖的差别,还是家庭内夫妻权力结构的倾斜,都表明娼、认领婚外子女、随意抛弃妻子,而且无论出于什么“男权中心”原因,离婚只属于丈夫的专权,妻子则无此权利。婚姻。作为家族制度的实施工具,完全建立在男权中心的伦:理基础上。,植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家族主义”,年间,,日本的雇佣劳动者从占全体劳动,但在雇佣领域内无处不反,,家庭映出男性中心社会的鲜明特征。由于女性的生育、,甚至还从法律上强化哺乳等生理特点和因袭的家庭角色定位对企业追求了男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权威地位。最大效益的负面影响,使企业在录用培训、服务安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强制下进行的排、晋升提薪、福利补贴、退休待遇等制度上都排斥民主化改革和修宪立法,从法律上废止了封建的“家女性(尤其是就业的已婚女性),而对男性雇员网开族制度”。1945年10月,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一面。1975年雇佣者平均工资收入的男女比率仅为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的“五大政令”中,第一条100:56(福武直,1982)。同时,社会的纳税制度、养就是:“赋予妇女参政权,实现妇女的解放。”由此可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也都向男性雇员和妻见,改变妇女的低下地位,赋予妇女自由平等的权利,子无收入或少量收入的男性雇员及其家庭倾斜。明被视为实现战后国家民主化的首要任务。1947年实显的性别差别的制度环境,使女性的能力得不到培施的新宪法以及与这一宪法精神相适应的民法“亲属养和施展,工作的业绩与报酬不成比例,就业所得明编”和“继承编”不但废除了封建的家族制度,而且在显低于照料子女(老人)等家务劳动的成本。于是,有关婚姻、家庭、妇女地位、财产继承等方面均作了重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只能是已婚女性明智的选择。男大修改。主要涉及:1.废除父权家长制、长子单独继女“差别”分明的制度环境将已婚两性的生命时间分承财产制,给予妇女作为配偶、子女和姐妹身份的财别隔离在职业与家庭两个空间之内
,它使双方的精产继承权等。2.改革婚姻制度,保护成年男女婚姻自力投向趋于背反。主的权利,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离婚权,夫妻协议第二,文化要素决定姓氏权,共负同居义务等。3.保障妇女的母亲权随着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成为日本利,给予母亲亲权人地位,规定在婚姻过程中和离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载体,从而形成以“集团主义”为情况下,母亲与父亲共同享有并行使对子女的亲权文化内涵的“企业中心社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等。列制等企业经营方式,不但激励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然而,由于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改革是一场由外维护了企业内部秩序,而且给从业者带来安全感,使而内的被动的社会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封建主义、广大劳动者“工蜂”般地为企业精诚奉献。工薪阶层保守主义并不会在占领军的指挥棒下轻易淡出。虽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以上,年平均劳动时
一
・48・社会2002・10
婚恋家庭
间始终位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就本质而言,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仍以不低于3%～5%的年增长日本现代企业的内部结构和伦理关系,几乎就是传率保持缓慢上升势头,人均国民收入1987年已超过统家庭主义的、带有模拟血缘关系特色的“经济共同15,000美元,1990年达23,472美元而跃居发达国体”的翻版。无数的日本男性把供职场所视为安身家之首,日本进入了富裕社会。第三产业的不断发立命和终身依附的大“家”,把上司视为“父亲”,除了展,使家庭所承担的为满足其成员物质生活要求的上班、加班之外,大量的业余时间还要消耗在与上司显性价值(衣、食、养、乐)层层剥离,满足情感与精神和同事的沟通交往上。妻子儿女所在的小“家”仅仅需求的隐性价值(爱情、亲情、情绪安定、精神慰籍是休养生息的“后院”,除了交给妻子足够的生活费等)日益纯化。这种变化不但渐次显示出家庭生活之外,每周回家共进晚餐的次数仅1～2次,早晚均的缺损性和婚姻关系的扭曲性,而且暴露出带有明见不上面的孩子几乎忘记了父亲的长相。而为人显性别差别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偏颇与滞后。日本母、人妻的女性们则倾情扮演着“后方卫士”的角社会的性别角色关系开始发生潜在的、渐进的异色。长期统治日本社会的“家族制度”中的男尊女卑变。遗风,明治维新以来国民教育和女性教育中倡导的从宏观背景上看,这种变动主动肇因于经济、社以贤妻良母为模本的“日本独特女性形象”,均对女会的发展和价值的多样化趋向。从微观发端上看,性的角色认同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它使已婚妇女的则在于女性的自我意识从朦胧走向自觉。长期处于价值实现完全融合在养育子女和专事家务之中,性社会边缘的女性开始以“社会性别”的眼光重新审视别角色分工内化为她们的自觉行动。传统性别角色因袭观念、社会制度和家庭角色,不断解构囿于“生的文化导向,为两性的现实角色认同提供了依据,两理性别”。因此,、婚姻性的生理差别轻易地被扩大为社会差别。第三,物质要素长的完美结合,战后,尤其年轻女性对初次就业日益重视和留恋。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30%,人均卡路里摄率从1975年的63%上升至1985年的73%,1989政府还通过累进税、继承税、福利年达86%,1995年达到了90%(日本统计协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控制收入差距。因此,到1975年1990)。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困扰日本社会的晚婚化为止,有近80%的日本国民的自觉归属意识为中间阶和少子化倾向。近20年来,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推层。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的丰裕,促使人们不断地追赶更迟了2岁,男性推迟了1.5岁。当问及理由时,大多新更高的消费方式。大众社会的“他人志向型”价值取数男性回答“结婚费用尚未筹足”;大多数女性回答向强化了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基于利益的共同关系”“不想失去自由与轻松”(日本总理府,1994)。1995成为婚姻的主要价值。夫妻双方为提高物质生活水准年,30～39岁女性的未婚率为29.7%,比10年前增而协同“作战”,去构建拥有各种最新登场的家用电器、加了近1倍。晚婚现象虽然不能排除一定程度的个“自家屋”、“自家车”,以及让孩子进入名牌学校、每周人主义内涵,但它却并非纯粹的“现代病”。不想结上一次饭馆、每年举家外出旅游两次等模式化的“幸福婚的女性和结不上婚的男性组成的晚婚趋向,从一家庭”美景。在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大部分已婚妇定意义上讲,是具有反主流文化特征的“日本病”。
(袖井孝子,女心目中的生活意义就是“家庭”和“子女”在这里,女性是晚婚或不婚意愿的主动选择者,男性
1985)。资料显示,1960年前后的十年间,离婚率为战则是因此而受连累的被动承受者。后50年来的最低。日本总理府1979年进行的一项“日其次,从择偶要求上看,男性依然注重温顺、贤本妇女观念调查”显示,有90%的夫妻认为家庭的主要良等传统美德;而女性却从以往的重“三高”(高学功能是放松、休息、养育子女和经济生活的场所,而认历、高收入、
高个子)转向重“观念”和“态度”。即希为是夫妻爱情(性生活)场所的仅占3～4%。望男方具有男女平等观念,拥有温存、体贴、友爱等
由此可见,在制度、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伙伴型关系的态度和情怀。90年代末,日本社会悄下,战后30余年中,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关系处于悄流行的年轻男性找年长女性为妻的“小夫大妻”状相对稳定的整合状态。况,更兆示了传统婚姻角色认同的动摇。
再者,处于各生命周期中的婚姻关系的全面震
二
荡,显示出性别角色冲突的内在必然性。年轻妻子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虽然脱离了在观念上对绝对的夫妻角色分工的否定,决定了她
社会2002・10
・49・
们对于丈夫分担家务、给予妻子无报酬的劳动以慰劳和感谢等抱有期待。但是,“男性中心社会”的制度体系使丈夫角色转换的余地有限。年轻男性虽然在道义上也赞成男女平等、共同就业和承担家务等,但限于制度的束缚,对“夫妻角色分工”的基本态度不可能明显改观,它造成夫妻角色期待的错位。年轻妻子因无法忍受“被忽视”的处境而失望,年轻丈夫因不能接受来自妻子的“独裁”与“专横”而苦恼。由此出现年轻女性婚外恋增加,沉溺于赌博乃至精神异常的案例增多。
中年人的婚姻则从夫妻角色分工走向夫妻角色分离。当今中年已婚女性所扮演的“主内”角色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她们往往不但掌握着家庭经济、日常事务、子女教育的管理权,而且还参与甚至操纵着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她们已习惯了“丈夫不在”的家庭生活,通过自我“充电”、参与社会活动等打造属于自己的天地。更有半数以上的中年妇女在外再就业,成为家庭经济的共同承担者,改变着依附性的人格和寂寞的生存状态。在90年代的一项调查中,一起感到舒服自在”时,有51.7妻子”,29.6,1997。资料还显示,婚龄在20年以上的中年人群的离婚数,自80年代以来明显上升,1999年的离婚率是1970年的3倍,1980年的2倍,比1990年也增加了18%(日本厚生省统计,1996)。
更令人瞩目的是日本老年人的离婚率也逐年递增。据日本厚生省统计,1998年婚龄在35年以上人口的离婚数比前一年增加了21%,比1985年增加了120%。这一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正是战后经济发展与人格完善背离的后续代价。今天的老年男性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支柱群体,曾为岛国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当这些工作狂们退休回到家里,进入闲适的生活状态,反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顿时失去了方向。对于日常生活,由于一向疏于料理,他们完全依赖妻子;对于外面的世界,由于长期缺乏接触,他们孤陋寡闻;对于子女、妻子,由于从来无暇关注,他们难以理解,更不懂关爱、体贴。而今天日本的老年妇女却已非同以往逆来顺受的精神状态,其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一般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在完成了养育子女的任务之后,有的曾走上社会干起了一份工作,有的则参加各类文化学习、社团活动等。因此在整体素质上,她们大多视野开・50・
阔,意识独立,行为果断。无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还是生活理念上,都与长期处于封闭职业环境中的丈夫存在着落差。一旦丈夫退休回家,夫妻互动时间大大增加,隔阂与矛盾便暴露无遗。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目前日本男性退休后的平均剩余寿命为21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终于作出了与其在痛苦中强度余生,不如分道扬镳各奔“黄昏”的选择。可以认为,老年夫妻的角色不适应和婚姻变故,是老年女性对传统的忍辱负重角色和家庭本位意识的反叛,更是一代“企业战士”集团本位生存方式及自我迷失的悲剧性所在。
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关系正在经历战后以来的最大动荡。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离婚率逐年上升便是这种动荡的晴雨表。1999年日本全国的离婚对数首次突破25万对,普通离婚率达到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1999),为战后50余年来之最,其中70%的离婚是由女方提出的。
,,、演化和重构,的确在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当我们立足于社会文明的新高度,回首日本特有的“差别”分明的性别角色规范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方式,不难看到,它虽然曾给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家庭共同体的稳定带来过很大的成效,但却远不是促进两性个体发展的理想范式。它给予人们如下启示:在社会文明进程中,如果以牺牲两性中任何一方的自主与独立去谋求繁荣昌盛,那么,最终的结果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社会协调发展,也不会换取任何一方的真正提升。□
编辑/劳勤参考文献:
①[日]福武直,1982《,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②[日]袖井孝子,1985《,家庭:第三个转换期》,亚纪书房。③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990《,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日本
统计协会。
④日本总理府,1994,《女性的现状与政策》,大藏省印刷
局。
⑤[日]野野山久也,1997.10.25“,日本社会婚姻关系的
演变”,上海社会科学院报告。
⑥日本厚生省统计情报部,1996《,人口动态统计》。⑦日本厚生省统计情报部,1997《,人口动态统计月报年
计概况》。
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1999《,人口统计
资料集》。
社会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