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导读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他晚年为大众撰写的考古学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以自述体叙述毕生考古经历和对研究内容的系统总结。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
开篇是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对此书的评介文章，认为书中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作了宏观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从而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提出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为中国考古学在第一个世纪树立起一个里程碑。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两个怪圈
开宗明义地提出：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何谓中华大一统观？就是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则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
书中举出从孔子起就不把中国历史看成铁板一块，没将夏、商、周看做一连串的三代。孔子所讲《周礼》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孔子在春秋时期并不显赫，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司马迁写《史记》也兼容并举，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另一个怪圈是社会发展史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概括社会发展规律时，是从研究具体史实开始的。恩格斯也并不认为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条，提出国家的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它们各有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制约的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和国家的产生。
第一部分的结尾，谈了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以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考古学要想独立研究历史，探索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
第二部分： 学读“天书”
学读“天书”，是苏秉琦先生自述用考古学方法解读“天书”的经历。在整理考古材料时，认识到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数以百计的单位和数以千计的器物，应有它们本来历史的、逻辑的顺序；因此，必须使它们“各就各位”。第二，这批材料作为一批有组织的人们的群体活动遗迹，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应该有它们的特定的地位和作用。
就以上两个问题，终于找出了识破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基本运动规律： 第一，按照发生学原则，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基本类型。第二，描绘出它们各自的谱系图，按照它们的发展史进行分期。第三，推测出它们从发生到衰亡的全过程。第四，产生了不同地区各有各的发展脉络。
鼎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因此史学界曾称中国古文化为“鼎鬲文化”。本书通过考
1
古学方法对陶鬲进行研究，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冲击了中华大一统观念。 第三部分： 解悟与顿悟
在这部分中，阐述了通过考古学方法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向前迈进了一步。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他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仰韶文化在认识上取得突破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表现在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类型的重新界定。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课题集中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问题。作者提出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特征鲜明；第二，变化幅度大，节奏快；第三，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序列完整。通过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泉护村仰韶文化的两种小口尖底瓶、两种花卉和两种动物彩陶图案进行排比分析，得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是同源且平行发展的结论。经过对类型的界定后，将仰韶文化分为三个区系(支)。
在确定了仰韶文化的“空间”即区的同时，还对它的纵向发展“系”(包括渊源和去向)作了考察，并将仰韶文化历史分为四大期，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认为它是这一地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氏族社会由此从鼎盛走向下坡路，进入解体时期，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从而得到“顿悟”： 不论是“修国史”还是要“写续篇”、“建体系”，都必须首先从对文化遗存作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而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为国家的，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现，国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这样才能体现它独具的特征和它独具的发展途径。
第四部分： “条块”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经过长期摸索和解悟所建立的考古学科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进行了阐述。“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这是借用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即地球是一个整体，是千差万别的，而又是互为条件的。
作者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 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已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在以往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区系类型学说对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作者分别对六大区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分析：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集中反映在这一地区。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这地区的古文化是一个整体，山东半岛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围绕泰山的鲁西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是中国一个重要古文化区。齐人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自成一系，同时，从一开始就从海上与辽东相连，从陆上和殷、周、燕交通，兼收并蓄。并作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以及东北亚之间的重要通道，由于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起有特殊作用。3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从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以及从仰韶文化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再到周文化，存在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在青铜时代，现在的河南成了当时政治活动的中心。夏、商两族曾在那里交错存在。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都是“外来户”，所以把黄
2
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它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因为面向海洋，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5 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这地区是属于面向欧亚大陆的一块，这地区后来发展起来的楚，在南中国起主导作用，并与巴蜀以及西南其他各族有密切联系。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有重大考古发现，有埋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埋藏坑，其中有一件两米多高的铜立人像，使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文化与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蜀、古广汉文化连结起来。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地带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是一条自古以来形成的南北通道，华南与中原的关系，与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域的关系都可以在这条南北通道上寻找答案。闽北、闽南和台湾是各有特征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小区，是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又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六个区系间的关系： 渤海既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结东南沿海的龙头。晋文化既是中原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广大东南沿海地区其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吸收与反馈十分频繁，这种文化交流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速。进入春秋时期以后，这区域的列国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就为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最终统一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一过程，都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第五部分： 满天星斗
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中华大一统史学观进一步进行评论，认为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以为找到夏和商遗存就是文明源头的思想还在作怪。作者指出大约相当距今4000至5000年到5000年前，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它们都含有都市遗址中已知诸多相似因素所提供的线索。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作者还具体地分析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 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如距今6000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种形式是融合。如晋南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这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核心部分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连结带，这里是中华诸文明中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作者对这个直根系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由于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到陶寺遗址所具有南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
第六部分： 三部曲与三模式
这部分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的总结，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 古国—方国—帝国。认为要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研究，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作者还认为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是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史前社会发展的步伐又是大体同步的。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所以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
3
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
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但具体道路又各不相同。
为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展类型的“三模式”，1 原生型： 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6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2 次生型： 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
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理想变为现实的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大多经历过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国家，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徒、大融合的动乱时代。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它们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又一类型，可称为中国国家发展三模式中的“续生型”。
第七部分： 双接轨
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苏秉琦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他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名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方法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出现，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全新的，它将对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世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作者还提出： 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未来。实现古与今的接轨，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了概括： 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时代新的含意，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占的位置上。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找到了自己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上的立足点，正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张朋川)
思考题：
1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一部什么著作?
4
2 中国历史教育有哪两个怪圈?
3
4
5
6 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哪六大区系? 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是什么? 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什么? 中国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是什么?
7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主要提出了什么理论? 8 “中国”概念形成经过怎样的过程?
9 如何看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轨?
10 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是什么?
5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导读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他晚年为大众撰写的考古学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以自述体叙述毕生考古经历和对研究内容的系统总结。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
开篇是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对此书的评介文章，认为书中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作了宏观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从而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提出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为中国考古学在第一个世纪树立起一个里程碑。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两个怪圈
开宗明义地提出：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何谓中华大一统观？就是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则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
书中举出从孔子起就不把中国历史看成铁板一块，没将夏、商、周看做一连串的三代。孔子所讲《周礼》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孔子在春秋时期并不显赫，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司马迁写《史记》也兼容并举，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另一个怪圈是社会发展史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概括社会发展规律时，是从研究具体史实开始的。恩格斯也并不认为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条，提出国家的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它们各有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制约的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和国家的产生。
第一部分的结尾，谈了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以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考古学要想独立研究历史，探索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
第二部分： 学读“天书”
学读“天书”，是苏秉琦先生自述用考古学方法解读“天书”的经历。在整理考古材料时，认识到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数以百计的单位和数以千计的器物，应有它们本来历史的、逻辑的顺序；因此，必须使它们“各就各位”。第二，这批材料作为一批有组织的人们的群体活动遗迹，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应该有它们的特定的地位和作用。
就以上两个问题，终于找出了识破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基本运动规律： 第一，按照发生学原则，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基本类型。第二，描绘出它们各自的谱系图，按照它们的发展史进行分期。第三，推测出它们从发生到衰亡的全过程。第四，产生了不同地区各有各的发展脉络。
鼎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因此史学界曾称中国古文化为“鼎鬲文化”。本书通过考
1
古学方法对陶鬲进行研究，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冲击了中华大一统观念。 第三部分： 解悟与顿悟
在这部分中，阐述了通过考古学方法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向前迈进了一步。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他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仰韶文化在认识上取得突破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表现在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类型的重新界定。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课题集中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问题。作者提出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特征鲜明；第二，变化幅度大，节奏快；第三，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序列完整。通过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泉护村仰韶文化的两种小口尖底瓶、两种花卉和两种动物彩陶图案进行排比分析，得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是同源且平行发展的结论。经过对类型的界定后，将仰韶文化分为三个区系(支)。
在确定了仰韶文化的“空间”即区的同时，还对它的纵向发展“系”(包括渊源和去向)作了考察，并将仰韶文化历史分为四大期，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认为它是这一地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氏族社会由此从鼎盛走向下坡路，进入解体时期，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从而得到“顿悟”： 不论是“修国史”还是要“写续篇”、“建体系”，都必须首先从对文化遗存作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而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为国家的，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现，国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这样才能体现它独具的特征和它独具的发展途径。
第四部分： “条块”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经过长期摸索和解悟所建立的考古学科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进行了阐述。“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这是借用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即地球是一个整体，是千差万别的，而又是互为条件的。
作者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 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已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在以往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区系类型学说对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作者分别对六大区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分析：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集中反映在这一地区。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这地区的古文化是一个整体，山东半岛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围绕泰山的鲁西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是中国一个重要古文化区。齐人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自成一系，同时，从一开始就从海上与辽东相连，从陆上和殷、周、燕交通，兼收并蓄。并作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以及东北亚之间的重要通道，由于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起有特殊作用。3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从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以及从仰韶文化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再到周文化，存在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在青铜时代，现在的河南成了当时政治活动的中心。夏、商两族曾在那里交错存在。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都是“外来户”，所以把黄
2
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它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因为面向海洋，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5 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这地区是属于面向欧亚大陆的一块，这地区后来发展起来的楚，在南中国起主导作用，并与巴蜀以及西南其他各族有密切联系。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有重大考古发现，有埋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埋藏坑，其中有一件两米多高的铜立人像，使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文化与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蜀、古广汉文化连结起来。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地带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是一条自古以来形成的南北通道，华南与中原的关系，与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域的关系都可以在这条南北通道上寻找答案。闽北、闽南和台湾是各有特征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小区，是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又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六个区系间的关系： 渤海既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结东南沿海的龙头。晋文化既是中原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广大东南沿海地区其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吸收与反馈十分频繁，这种文化交流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速。进入春秋时期以后，这区域的列国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就为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最终统一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一过程，都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第五部分： 满天星斗
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中华大一统史学观进一步进行评论，认为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以为找到夏和商遗存就是文明源头的思想还在作怪。作者指出大约相当距今4000至5000年到5000年前，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它们都含有都市遗址中已知诸多相似因素所提供的线索。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作者还具体地分析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 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如距今6000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种形式是融合。如晋南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这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核心部分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连结带，这里是中华诸文明中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作者对这个直根系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由于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到陶寺遗址所具有南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
第六部分： 三部曲与三模式
这部分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的总结，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 古国—方国—帝国。认为要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研究，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作者还认为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是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史前社会发展的步伐又是大体同步的。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所以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
3
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
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但具体道路又各不相同。
为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展类型的“三模式”，1 原生型： 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6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2 次生型： 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
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理想变为现实的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大多经历过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国家，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徒、大融合的动乱时代。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它们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又一类型，可称为中国国家发展三模式中的“续生型”。
第七部分： 双接轨
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苏秉琦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他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名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方法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出现，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全新的，它将对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世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作者还提出： 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未来。实现古与今的接轨，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了概括： 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时代新的含意，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占的位置上。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找到了自己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上的立足点，正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张朋川)
思考题：
1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一部什么著作?
4
2 中国历史教育有哪两个怪圈?
3
4
5
6 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哪六大区系? 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是什么? 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什么? 中国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是什么?
7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主要提出了什么理论? 8 “中国”概念形成经过怎样的过程?
9 如何看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轨?
10 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是什么?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