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ofHuaiyinTeachersCollege
SocialScienceVol.28
1,2006
【历史学】
“天下观”视野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杜永吉
(南京政治学院,)
摘 要:、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它崇尚礼,希望构建一个“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在“天下观”的指导下,,对军事与经济目标则较少重视,、重防御、谋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战略文化传统。 关键词:天下观;协和万邦;对外战略;战略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8444(2006)0120096205 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相互撞击之前,中华文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而又成熟的文化体系,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区。“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即东亚体系:核心地区与半边缘地区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形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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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效法。”中华文化不但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东亚体系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观”,不仅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根本看法,也决定了他们对东亚秩序的价值追求。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一直试图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共处的天下秩序。在此过程中,孕育了中国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战略文化传统,至今还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中国的对外战略行为。
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先人对自己文化所产生的高度自信。由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孕育的中华伦理政治文化,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规范,主张君主推行德治仁政的王道理想。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特质的规范,几千年来中国追求的是文化立国、建设礼仪之邦的政治文化理念。“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历代统治者都把文化的化育作用摆到突出位置,文化成为建立和维护天下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天下观”与“朝贡体系”的秩序构建。“天下观”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世界秩序观。在中华文化“天下观”中“,天下”不仅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不但有志于实现中华和谐一体,还试图把这种理想目标推行到整个世界,以谋求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按照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礼仪制度,即“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中,作为中心的中国以文化规范来处理与各个国家间的关系,把和谐有序的东亚秩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因此“,朝贡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夷夏关系的延伸和扩展。
“朝贡体系”从汉开始,经隋唐重兴,至明清
一、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秩序追求
“天下观”既是中国古代的地理观、世界观,
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价值观。从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内容来看,崇尚礼、德、仁等价值观念是其文化核心。它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
收稿日期:2005210218
作者简介:杜永吉(19742),男,江苏邳州人,讲师,军事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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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顶峰。特别是明太祖时这一秩序更加巩固,当时诸藩来华“朝贡”者有“迩者、安南、占
[2]
城、真腊、百花、苏门答腊、西洋等三十国”。根据《大清会典》所列属国表、赵尔巽所撰《清史稿》、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即泰国)、南掌(即老挝)、高丽(即朝鲜)、琉球、苏禄(即菲律宾)等。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建立“朝贡体系”企图达到三个目的。政治上,形成“万邦来朝”的局面,显示“天朝”威,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唐太宗语),,在“天朝”的
第28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系上的延伸,是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及其以
“和”为主旨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扩展和应用。“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主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到中国的朝廷上来驭万民,表示仁慈的
[4,以“天朝“德”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是其一贯的外交政策。周边的藩属国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以示尊崇,但是中原王朝往往会给予多倍于贡物的赏赐,藩属国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王朝册封,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中原王朝有义务确保受其册封的王朝的统治地位,无偿地替其平定内乱,助其抗击外患。
建立在儒家伦理观上的“朝贡”体制不仅把“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还把“协和万邦”作为它的理想目标。“协和万邦”的理想追求最早是远古时中国内部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其要旨是道德教化为本,以修养好自身的道德、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它邦国,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反映了中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作为天下秩序担当者的“天子”要承“天”之德,推行德治仁政,用礼仪规范来维护天下秩序。“天子”不仅有责任用“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来维护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还应当把德治主义推向天下,追求天下的和谐。因此“,协和万邦”逐步演化为中国封建王朝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自汉文帝开始,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了朝贡体制的国际秩序。鉴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先进性、中国的实力地位以及它的和平理念与和平主张,朝贡体制成为良好的和平安全机制,保证了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
[5]
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使中国成为东亚和平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尚书・),这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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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建立一道“藩篱”,即“守在四夷”,作为“天
朝”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达到“保蕃固边”的目的。文化上,通过朝贡体制的构建满足一些国家学习、传播中华文化的需要,并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在其国内实践中华文化。当然,对于邻国的统治者而言,受中国册封,以换取保护与支持,也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政治上,当国内人民起义威胁其统治时,求得“天朝”大国的保护和援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军事上,当遭到外来侵略时,可以请求“天朝”大国保护和援助。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也乐于学习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经济上,属国“进贡”的目的除了求得中国的保护外,还希望借此与中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以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总之,属国的统治者“朝贡”或“称臣纳贡”,只是一种接受“天朝”“洗礼”的象征,中国与四邻的关系只是一个形式上、道义上的“宗藩”关系,中国并不否定属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它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义务。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
[3]
上、道义上的承认而和平共处”。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体现朝贡关系的光辉范例。
(二)“协和万邦”:天下秩序的理想追求。“朝贡”体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以儒家文化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国家对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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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平,是指中华民族强调文化上的王道教化,使周边民族、国家能够通晓中华文化的礼乐之道,从而达到四野宾服、万方来朝的“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在中国的各个朝代里,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采取和平的手段来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于周边国家,争,、争。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历史上开疆辟土之豪杰,我国民未尝加以特别的赏识,而独于效死勿
[6]
去之英雄,则啧啧焉诵之而犹有余欣。”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士大夫们对战争的发动具有很大的舆论主导权,如果他们认为君主发动的战争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就会进行强烈抵制,甚至通过史书进行道德谴责。甚至少数民族的将领接受了中华文化,也会对君主的不义战争进行抵制。元朝世祖时期,身为“西夏将军”之后的昂吉尔,自己“领其父军,从征诸国有功”。当他知悉元世祖下令阿塔海等率领十万大军前往“教训”日本时,马上上疏劝阻,请求罢兵息兵。“一个战功显赫,以战争为其祖传事业的人,知道‘连事外夷’打的是不正义的、可以导致国内政治动乱的战争,并坚决地加以反对,正反映了蒙古上层集团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它的成员也有人不再以穷兵黩武
[7]
为荣了。”实际上,外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初期,往往乐于以武力对周边国家进行征伐,这是游牧民族尚武精神的延续。随着中华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华礼乐文化的熏陶,他们逐渐放弃了原有的黩武意识,转而接受中华文化德礼教化的王道理想,把万邦和谐的和平秩序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目标,认为有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即对内实行仁政,获得民意,就可以不战自胜。
(二)军事上注重防御。在中华文化构建的天下秩序中“重内轻外”,是其安全追求的明显特征。在汉、唐、宋、明、清等朝代有作为的君主看来,只有国内政治清明,君臣和睦,民众归心,经济发展,制度健全,才可能抵御外侮,安定四方。他们把安全追求的重点放在内部安定上,对外只是实行军事防御,这种战略思想的形成可以视作传统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延伸和具体化。依照民本主义要求,作为最高统治者,主要任务不是对外征伐和开疆拓土,而是行“仁政”
种王道理想实质上是德治主义的政治主张,通
过礼仪规范而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对内求均、和、安,对外以德来人,来则安之。在中国文化中,德治主义一直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它要求以德治国,追求一种通过礼的规范而建构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正如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不论对内的统治或对外统一天子・公孙丑上》
下的斗争,都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间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在中华“,“天下”。当然“,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仅仅是一种现实追求甚至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秩序能否实现不仅仅在于文化观念的规范和指导,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文化上的自信是实现“协和万邦”的主观前提,因为只有在充分自信的前提下,中原王朝才能够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对待少数民族,相信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和同化蛮夷的强大功能。而强大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则是实现协和万邦的客观基础。在积贫积弱的宋末和明末,汉族知识分子普遍滋生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调夷夏大防,这种文化上的偏执和自大,实质上是实力失衡后在文化自信上寻求的一种精神发泄。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旦中华民族失去了自身的实力,就会倾向于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不再自觉履行维护东亚秩序的责任,这也会导致协和万邦理想的破灭。
二、秩序追求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处理同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政治———文化取向,对军事和经济性目标,如领土
[1]130
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则较少重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求和平、重防御、谋统一,就成为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秩序上追求和平。中国传统天下观强调的是文化上的主动认同而不是武力征服,是王道理想而非霸道手段,因此追求秩序上的和平状态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在秩序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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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道”,增进民生和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在这种安全目标的指导下,军队的主要使命与任务就是自卫与防御。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来华前曾遍游南欧列国以及印度)指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
[8]
这支军队侵略别国。
实际上,中国在军事上注重防御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直接相关。早在春秋时代,当中原大国争霸图强之际,东夷、南蛮重威胁。,,。相对于游牧民族,汉民族强调文化礼仪制度上的优越性。夷夏之分的实质并不在于强调种族上的不同,而在于文化上的差别。华夏族之所以将少数民族称为蛮夷之族,其文化内涵就是华夏族认为少数民族崇尚武力,常以武力侵袭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这种野蛮的侵略行为在崇尚礼乐文明的华夏族心目中自然是不文明的。从军事上讲,农耕民族为了确保自己安居乐业,对于游牧民族的掠夺和入侵,只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正因为如此,文化观念上的自信与军事上的防御就成为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并行不悖的手段。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袭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的共同任务。中原王朝的每一次出击,总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即收兵防边,进攻适可而止,其战略重点是确保广大农业区的安全,而从未以征服为业。“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表达了农耕人特有的国防意识,无论是修筑长城也好,飞将军李广出征塞外也好,都是为了防范“胡马”南下。诚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蒙恬、卫青、霍去病这样征服匈奴的军事家,也有过戚继光、郑成功这样的海战英雄,但他们不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保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构建的“朝贡体系”中,既然是以礼仪关系为其主要的形式,并以礼仪为其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总体原则,在性质上便不是以“暴力”为其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进贡制度毕竟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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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更多地是建立在儒学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
[9]
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
当然,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追求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否则整。在东亚历史上,荡,,不能在,,也不利于它的“藩邦”、“属国”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黩武主义的天朝,不利于‘天朝礼治体系’;军备缺失的天朝,亦不利于‘天朝礼治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的一定的军事力量和战斗能力,本来就是‘天朝礼治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以开张大吉的一个重要条件。可以说,是整个结构
[10]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要维护秩序和谐的朝贡体制,就需要中国的军事力量采取积极的防御战略。因此,无论是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还是维护朝贡体制的和谐秩序,军事力量的有效防御同文化的感召力同样不可缺少,并成为中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
(三)文化心理上谋求统一。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天下的秩序不仅指华夏所居之地,还包括“四夷”的广大地域。先秦儒家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若一家”,就是把四海之内的所有人民都视为同胞兄弟,这是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发端。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百家无不鼓吹统一天下的思想,把天下统一作为至高的原则,作为理想来追求。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汉族坚持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少数民族也有大一统思想,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统一的政权。少数民族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他们认同中华正统观是分不开的。他们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认为华夷之别只是在于文化上的差别,只要认同中华文化,接受中华的礼仪政治体制,就具有中华民族的正统性了。十六国时期前秦统治者苻坚,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辽太宗耶律德光,元世祖忽必烈,以及清朝历代皇帝,都以汉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命,积极推行历史上传统的汉族理想的治国之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
正是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以及对中华正统性的共同追求,使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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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大一统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意识逐步演化成了极富尊严感的华夏民族自豪感的“自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使谋求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形象地表达了华夏子孙渴望国家统一的赤子情怀。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一起。……,近,先后被国民党、。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战争可能蹂躏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
[4]96
的。”可以说,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已经深深地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和文化信念,成为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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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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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枝连.东亚的礼仪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4:559.
责任编辑:仇海燕
点,我们应该给予逻辑上的肯定。
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为什么对物理学允许
的事,对经济学就不允许呢?经济学何罪之有?!
通过以上对三段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和理论假说真实性或虚拟性的分析已经知道,结论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并且,从逻辑上讲,形式逻辑是管不了大前提的,形式逻辑也不关心前提的内容真实与否,只关心形式的正确与否。逻辑的功用等于传递真理。经济学家博兰对这个问题看得透彻,博兰认为,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每当你的全部假设为真实时,则你的全部结论也将为真实的。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这是符合逻辑关于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的规则的。
尽管对于工具主义的只关注效用等方面观点,我们持保留态度,但是对于弗里德曼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前提或假说的真实性这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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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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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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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先人对自己文化所产生的高度自信。由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孕育的中华伦理政治文化,注重伦理道德的社会规范,主张君主推行德治仁政的王道理想。由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特质的规范,几千年来中国追求的是文化立国、建设礼仪之邦的政治文化理念。“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历代统治者都把文化的化育作用摆到突出位置,文化成为建立和维护天下秩序的重要支柱。
(一)“天下观”与“朝贡体系”的秩序构建。“天下观”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世界秩序观。在中华文化“天下观”中“,天下”不仅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还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不但有志于实现中华和谐一体,还试图把这种理想目标推行到整个世界,以谋求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按照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礼仪制度,即“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中,作为中心的中国以文化规范来处理与各个国家间的关系,把和谐有序的东亚秩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因此“,朝贡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夷夏关系的延伸和扩展。
“朝贡体系”从汉开始,经隋唐重兴,至明清
一、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秩序追求
“天下观”既是中国古代的地理观、世界观,
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价值观。从中华“天下观”的形成及其内容来看,崇尚礼、德、仁等价值观念是其文化核心。它体现了在高度发达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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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永吉(19742),男,江苏邳州人,讲师,军事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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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顶峰。特别是明太祖时这一秩序更加巩固,当时诸藩来华“朝贡”者有“迩者、安南、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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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真腊、百花、苏门答腊、西洋等三十国”。根据《大清会典》所列属国表、赵尔巽所撰《清史稿》、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书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即泰国)、南掌(即老挝)、高丽(即朝鲜)、琉球、苏禄(即菲律宾)等。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建立“朝贡体系”企图达到三个目的。政治上,形成“万邦来朝”的局面,显示“天朝”威,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唐太宗语),,在“天朝”的
第28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系上的延伸,是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及其以
“和”为主旨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扩展和应用。“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主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到中国的朝廷上来驭万民,表示仁慈的
[4,以“天朝“德”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是其一贯的外交政策。周边的藩属国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以示尊崇,但是中原王朝往往会给予多倍于贡物的赏赐,藩属国的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王朝册封,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中原王朝有义务确保受其册封的王朝的统治地位,无偿地替其平定内乱,助其抗击外患。
建立在儒家伦理观上的“朝贡”体制不仅把“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还把“协和万邦”作为它的理想目标。“协和万邦”的理想追求最早是远古时中国内部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其要旨是道德教化为本,以修养好自身的道德、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它邦国,从而达到“协和万邦”,反映了中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作为天下秩序担当者的“天子”要承“天”之德,推行德治仁政,用礼仪规范来维护天下秩序。“天子”不仅有责任用“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来维护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还应当把德治主义推向天下,追求天下的和谐。因此“,协和万邦”逐步演化为中国封建王朝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自汉文帝开始,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了朝贡体制的国际秩序。鉴于中华文明的相对先进性、中国的实力地位以及它的和平理念与和平主张,朝贡体制成为良好的和平安全机制,保证了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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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德的精神和礼的准则使中国成为东亚和平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尚书・),这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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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建立一道“藩篱”,即“守在四夷”,作为“天
朝”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达到“保蕃固边”的目的。文化上,通过朝贡体制的构建满足一些国家学习、传播中华文化的需要,并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在其国内实践中华文化。当然,对于邻国的统治者而言,受中国册封,以换取保护与支持,也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政治上,当国内人民起义威胁其统治时,求得“天朝”大国的保护和援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军事上,当遭到外来侵略时,可以请求“天朝”大国保护和援助。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也乐于学习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经济上,属国“进贡”的目的除了求得中国的保护外,还希望借此与中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以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总之,属国的统治者“朝贡”或“称臣纳贡”,只是一种接受“天朝”“洗礼”的象征,中国与四邻的关系只是一个形式上、道义上的“宗藩”关系,中国并不否定属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相反地,当属国遇到内乱和外患时,它还要帮助属国,以尽保护属国的义务。属国虽同中国保持从属关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们不受干扰地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彼此是通过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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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道义上的承认而和平共处”。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体现朝贡关系的光辉范例。
(二)“协和万邦”:天下秩序的理想追求。“朝贡”体制是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以儒家文化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国家对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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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平,是指中华民族强调文化上的王道教化,使周边民族、国家能够通晓中华文化的礼乐之道,从而达到四野宾服、万方来朝的“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在中国的各个朝代里,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采取和平的手段来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于周边国家,争,、争。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历史上开疆辟土之豪杰,我国民未尝加以特别的赏识,而独于效死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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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之英雄,则啧啧焉诵之而犹有余欣。”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士大夫们对战争的发动具有很大的舆论主导权,如果他们认为君主发动的战争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就会进行强烈抵制,甚至通过史书进行道德谴责。甚至少数民族的将领接受了中华文化,也会对君主的不义战争进行抵制。元朝世祖时期,身为“西夏将军”之后的昂吉尔,自己“领其父军,从征诸国有功”。当他知悉元世祖下令阿塔海等率领十万大军前往“教训”日本时,马上上疏劝阻,请求罢兵息兵。“一个战功显赫,以战争为其祖传事业的人,知道‘连事外夷’打的是不正义的、可以导致国内政治动乱的战争,并坚决地加以反对,正反映了蒙古上层集团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它的成员也有人不再以穷兵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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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荣了。”实际上,外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初期,往往乐于以武力对周边国家进行征伐,这是游牧民族尚武精神的延续。随着中华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华礼乐文化的熏陶,他们逐渐放弃了原有的黩武意识,转而接受中华文化德礼教化的王道理想,把万邦和谐的和平秩序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目标,认为有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即对内实行仁政,获得民意,就可以不战自胜。
(二)军事上注重防御。在中华文化构建的天下秩序中“重内轻外”,是其安全追求的明显特征。在汉、唐、宋、明、清等朝代有作为的君主看来,只有国内政治清明,君臣和睦,民众归心,经济发展,制度健全,才可能抵御外侮,安定四方。他们把安全追求的重点放在内部安定上,对外只是实行军事防御,这种战略思想的形成可以视作传统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延伸和具体化。依照民本主义要求,作为最高统治者,主要任务不是对外征伐和开疆拓土,而是行“仁政”
种王道理想实质上是德治主义的政治主张,通
过礼仪规范而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对内求均、和、安,对外以德来人,来则安之。在中国文化中,德治主义一直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它要求以德治国,追求一种通过礼的规范而建构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正如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不论对内的统治或对外统一天子・公孙丑上》
下的斗争,都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间以及国家间的关系,在中华“,“天下”。当然“,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仅仅是一种现实追求甚至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秩序能否实现不仅仅在于文化观念的规范和指导,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文化上的自信是实现“协和万邦”的主观前提,因为只有在充分自信的前提下,中原王朝才能够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对待少数民族,相信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和同化蛮夷的强大功能。而强大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则是实现协和万邦的客观基础。在积贫积弱的宋末和明末,汉族知识分子普遍滋生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调夷夏大防,这种文化上的偏执和自大,实质上是实力失衡后在文化自信上寻求的一种精神发泄。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旦中华民族失去了自身的实力,就会倾向于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不再自觉履行维护东亚秩序的责任,这也会导致协和万邦理想的破灭。
二、秩序追求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处理同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政治———文化取向,对军事和经济性目标,如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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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则较少重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求和平、重防御、谋统一,就成为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秩序上追求和平。中国传统天下观强调的是文化上的主动认同而不是武力征服,是王道理想而非霸道手段,因此追求秩序上的和平状态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在秩序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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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道”,增进民生和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在这种安全目标的指导下,军队的主要使命与任务就是自卫与防御。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来华前曾遍游南欧列国以及印度)指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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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军队侵略别国。
实际上,中国在军事上注重防御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直接相关。早在春秋时代,当中原大国争霸图强之际,东夷、南蛮重威胁。,,。相对于游牧民族,汉民族强调文化礼仪制度上的优越性。夷夏之分的实质并不在于强调种族上的不同,而在于文化上的差别。华夏族之所以将少数民族称为蛮夷之族,其文化内涵就是华夏族认为少数民族崇尚武力,常以武力侵袭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这种野蛮的侵略行为在崇尚礼乐文明的华夏族心目中自然是不文明的。从军事上讲,农耕民族为了确保自己安居乐业,对于游牧民族的掠夺和入侵,只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正因为如此,文化观念上的自信与军事上的防御就成为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并行不悖的手段。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袭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的共同任务。中原王朝的每一次出击,总是在取得一定胜利后即收兵防边,进攻适可而止,其战略重点是确保广大农业区的安全,而从未以征服为业。“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表达了农耕人特有的国防意识,无论是修筑长城也好,飞将军李广出征塞外也好,都是为了防范“胡马”南下。诚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蒙恬、卫青、霍去病这样征服匈奴的军事家,也有过戚继光、郑成功这样的海战英雄,但他们不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保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构建的“朝贡体系”中,既然是以礼仪关系为其主要的形式,并以礼仪为其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总体原则,在性质上便不是以“暴力”为其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进贡制度毕竟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
第28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这种制度更多地是建立在儒学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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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
当然,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追求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否则整。在东亚历史上,荡,,不能在,,也不利于它的“藩邦”、“属国”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黩武主义的天朝,不利于‘天朝礼治体系’;军备缺失的天朝,亦不利于‘天朝礼治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的一定的军事力量和战斗能力,本来就是‘天朝礼治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以开张大吉的一个重要条件。可以说,是整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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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要维护秩序和谐的朝贡体制,就需要中国的军事力量采取积极的防御战略。因此,无论是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还是维护朝贡体制的和谐秩序,军事力量的有效防御同文化的感召力同样不可缺少,并成为中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
(三)文化心理上谋求统一。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天下的秩序不仅指华夏所居之地,还包括“四夷”的广大地域。先秦儒家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若一家”,就是把四海之内的所有人民都视为同胞兄弟,这是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发端。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百家无不鼓吹统一天下的思想,把天下统一作为至高的原则,作为理想来追求。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汉族坚持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少数民族也有大一统思想,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统一的政权。少数民族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他们认同中华正统观是分不开的。他们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认为华夷之别只是在于文化上的差别,只要认同中华文化,接受中华的礼仪政治体制,就具有中华民族的正统性了。十六国时期前秦统治者苻坚,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辽太宗耶律德光,元世祖忽必烈,以及清朝历代皇帝,都以汉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命,积极推行历史上传统的汉族理想的治国之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
正是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以及对中华正统性的共同追求,使中华民族的统一意识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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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大一统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意识逐步演化成了极富尊严感的华夏民族自豪感的“自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使谋求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形象地表达了华夏子孙渴望国家统一的赤子情怀。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一起。……,近,先后被国民党、。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战争可能蹂躏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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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说,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已经深深地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和文化信念,成为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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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仇海燕
点,我们应该给予逻辑上的肯定。
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为什么对物理学允许
的事,对经济学就不允许呢?经济学何罪之有?!
通过以上对三段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和理论假说真实性或虚拟性的分析已经知道,结论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并且,从逻辑上讲,形式逻辑是管不了大前提的,形式逻辑也不关心前提的内容真实与否,只关心形式的正确与否。逻辑的功用等于传递真理。经济学家博兰对这个问题看得透彻,博兰认为,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每当你的全部假设为真实时,则你的全部结论也将为真实的。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这是符合逻辑关于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的规则的。
尽管对于工具主义的只关注效用等方面观点,我们持保留态度,但是对于弗里德曼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前提或假说的真实性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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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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