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对于老百姓从来没有什么住房保障制度，但对于皇亲国戚，倒是有优厚的保障房制度，如清朝不但对天潢贵胄皇亲国戚有福利房，而且对于整个八旗都解决住房问题，住房保障的面相当的大。
有学者统计，满清征服北京后，八旗军队及其家属都进入北京，拱卫皇室，八旗军队近17万人，加上家眷，大概在60万人左右。虽然有些军队驻防外地，但到顺治初年，北京内城八旗兵丁仍有8万人，加上家属至少有40万人。八旗人丁除了当兵当官，无需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被朝廷恩养起来，完全成为寄生虫。国家负责所有八旗官兵的俸米、俸银、房屋和土地。清初，八旗官兵生活费用的开支就占了政府总支出的一半。那么，他们的住房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起初，满清征服者用暴力强制圈占民地民房，规定原来世世代代居住在内城的汉族官员、商贩和平民，除投充旗下外，全部搬出内城，将抢来的房子供征服者居住。当然，皇朝也要装出一副给予被抢劫的房主予以补偿的慈悲样子，如顺治皇帝就发诏说，“户工二部详察房屋间数，每间给银4两”。这个补偿标准是非常低的，因为几乎在同时出台（顺治5年）的屋价则例规定，头等房每间价格120两，二等100两，五等房每间也要40两，而最差的末等房也要20两，四年后又改提为末等房每间30两。抢占一间住房，补偿4两银子，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而已，哪怕被抢者的房子属于最差的末等，补偿额也不到原值的20%，而这些钱能不能真正交给被抢劫的原房主，那也是很有疑问的。
经过这样的强抢拆迁，北京内城的老住户几乎全部迁到城外，内城成为征服者的天下，形成了满汉分城的格局。城中原来明朝功臣贵戚的深宅大院，都归了满清的王公大臣，而旗下的官员，则按照品级分配住房，一品官分房20间，二品官15间，依次递减，最低的八品官也有3间房子。抢劫就成为保障房的第一个来源。
由于八旗子弟数目庞大，而且人口不断繁衍，政府的保障房总是不敷需要。康熙皇帝曾经要求占有四五十间房子的八旗官员，分拨出一间给没有住房的民族兄弟。可想而知，没有人会理会这样的号召。碰了一鼻子灰的康熙皇帝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还自问自答地说：“京师城内，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辄兼数十贫人之产，是以地渐狭隘。若夫敛取房舍以给无者，譬如剜肉补疮，何益之有？”
皇帝既然无力均贫富，就只有增加存量，建造更多的住房。1695年的时候，康熙皇帝进行了一次旗人的住房调查，发现有7000多人没有房子住，于是下令“与城之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2000间”，2000间住房需要的费用大概是30余万两，皇帝认为，这相当于是建了一个大宫室。这样，八个旗就共建房16000间。
除了由政府无偿建造分配外，政府还提供地皮，提供货币，让他们自行建造。这种方法尤其用于前来归附的人员。对于归附的兵丁，政府按照一人一间的标准分配住房，但不是实物分房，而是给予货币补贴，即按照一间房30两银子的标准（后来又降为20两），分发货币，让他们在政府无偿提供的地皮上盖房子。随着人口的日益膨胀，政府完全包揽八旗的住房看来是行不通了，于是，政府出售公房，八旗按揭买房的办法也想出了。
1733年，政府出台“现银任买官房”和“指扣俸饷任买官房”两种办法。现银买房，是允许八旗人员拿现钱购买政府的官房，当然，价格一定是很低廉的，掏钱买到的官房立即就拥有产权，成为私房，可以交易。而“指扣俸饷任买官房”，是允许八旗官兵以俸禄和薪饷做抵押，向政府购买官房，先交纳一定的首付款，剩下的从薪饷俸禄中逐年扣除。所欠款项扣除完毕后，官房就属于个人，可以随意翻修，也可以和其他私房一样出售买卖。这些官房因为地皮是无偿的，价格一定也是非常优惠的。对于这种官房，政府也有限制，比如不许倒卖谋利，一人不能多买，尤其限制拥有丰厚俸禄的高官多买，这当然是为了保障中低层旗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但是，这些规定是不是真正挡住了达官贵人以低价购买官房谋利的行为，不得而知。以今天的现实推测，谁能相信高官厚禄者能不低价买官房而取利者？
满清政府用国家的地皮和财政的银钱，为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提供了廉价的住房，有学者认为这种保障房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但是，这种保障完全是对被统治者的剥夺，它极不公平，无足师法，哪有什么成功可言
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对于老百姓从来没有什么住房保障制度，但对于皇亲国戚，倒是有优厚的保障房制度，如清朝不但对天潢贵胄皇亲国戚有福利房，而且对于整个八旗都解决住房问题，住房保障的面相当的大。
有学者统计，满清征服北京后，八旗军队及其家属都进入北京，拱卫皇室，八旗军队近17万人，加上家眷，大概在60万人左右。虽然有些军队驻防外地，但到顺治初年，北京内城八旗兵丁仍有8万人，加上家属至少有40万人。八旗人丁除了当兵当官，无需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被朝廷恩养起来，完全成为寄生虫。国家负责所有八旗官兵的俸米、俸银、房屋和土地。清初，八旗官兵生活费用的开支就占了政府总支出的一半。那么，他们的住房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起初，满清征服者用暴力强制圈占民地民房，规定原来世世代代居住在内城的汉族官员、商贩和平民，除投充旗下外，全部搬出内城，将抢来的房子供征服者居住。当然，皇朝也要装出一副给予被抢劫的房主予以补偿的慈悲样子，如顺治皇帝就发诏说，“户工二部详察房屋间数，每间给银4两”。这个补偿标准是非常低的，因为几乎在同时出台（顺治5年）的屋价则例规定，头等房每间价格120两，二等100两，五等房每间也要40两，而最差的末等房也要20两，四年后又改提为末等房每间30两。抢占一间住房，补偿4两银子，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而已，哪怕被抢者的房子属于最差的末等，补偿额也不到原值的20%，而这些钱能不能真正交给被抢劫的原房主，那也是很有疑问的。
经过这样的强抢拆迁，北京内城的老住户几乎全部迁到城外，内城成为征服者的天下，形成了满汉分城的格局。城中原来明朝功臣贵戚的深宅大院，都归了满清的王公大臣，而旗下的官员，则按照品级分配住房，一品官分房20间，二品官15间，依次递减，最低的八品官也有3间房子。抢劫就成为保障房的第一个来源。
由于八旗子弟数目庞大，而且人口不断繁衍，政府的保障房总是不敷需要。康熙皇帝曾经要求占有四五十间房子的八旗官员，分拨出一间给没有住房的民族兄弟。可想而知，没有人会理会这样的号召。碰了一鼻子灰的康熙皇帝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还自问自答地说：“京师城内，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辄兼数十贫人之产，是以地渐狭隘。若夫敛取房舍以给无者，譬如剜肉补疮，何益之有？”
皇帝既然无力均贫富，就只有增加存量，建造更多的住房。1695年的时候，康熙皇帝进行了一次旗人的住房调查，发现有7000多人没有房子住，于是下令“与城之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2000间”，2000间住房需要的费用大概是30余万两，皇帝认为，这相当于是建了一个大宫室。这样，八个旗就共建房16000间。
除了由政府无偿建造分配外，政府还提供地皮，提供货币，让他们自行建造。这种方法尤其用于前来归附的人员。对于归附的兵丁，政府按照一人一间的标准分配住房，但不是实物分房，而是给予货币补贴，即按照一间房30两银子的标准（后来又降为20两），分发货币，让他们在政府无偿提供的地皮上盖房子。随着人口的日益膨胀，政府完全包揽八旗的住房看来是行不通了，于是，政府出售公房，八旗按揭买房的办法也想出了。
1733年，政府出台“现银任买官房”和“指扣俸饷任买官房”两种办法。现银买房，是允许八旗人员拿现钱购买政府的官房，当然，价格一定是很低廉的，掏钱买到的官房立即就拥有产权，成为私房，可以交易。而“指扣俸饷任买官房”，是允许八旗官兵以俸禄和薪饷做抵押，向政府购买官房，先交纳一定的首付款，剩下的从薪饷俸禄中逐年扣除。所欠款项扣除完毕后，官房就属于个人，可以随意翻修，也可以和其他私房一样出售买卖。这些官房因为地皮是无偿的，价格一定也是非常优惠的。对于这种官房，政府也有限制，比如不许倒卖谋利，一人不能多买，尤其限制拥有丰厚俸禄的高官多买，这当然是为了保障中低层旗人的利益而设定的。但是，这些规定是不是真正挡住了达官贵人以低价购买官房谋利的行为，不得而知。以今天的现实推测，谁能相信高官厚禄者能不低价买官房而取利者？
满清政府用国家的地皮和财政的银钱，为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提供了廉价的住房，有学者认为这种保障房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但是，这种保障完全是对被统治者的剥夺，它极不公平，无足师法，哪有什么成功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