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金融危机

案例四: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对墨西哥债务危机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萨利纳斯担任总统后, 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债权国的债务压力, 墨西哥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进行改革, 开始实施空前的私有化工程。首先, 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 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 实现资金和贸易的自由流动, 使墨西哥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⑧其次, 墨西哥与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并在1993年加以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政治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协定承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应对墨西哥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把改革写入协定将会大大减少墨西哥放弃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能性。⑨“华盛顿共识”并没有改善墨西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的环境, 反而导致在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涌入后, 墨西哥大批民族企业垮台, ⑩改革引发了国内大量的社会问题, 如高失业率、贫困化, 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

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 比索迅速下滑至交易区间的下限, 萨利纳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冒险措施, 如发行短期债券“tesobons”,将价值300亿元的债券与美元汇率挂钩。这种债券销售容易, 但到期兑现困难, 除非比索贬值的压力得到缓解。但发行“tesobons”,使墨西哥赢得必要的时间, 萨利纳斯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墨西哥股票市场攀升、全球原油

价格上涨的基础上。

由于短期债券“tesobons”的数额庞大, 且又与美元相联系, 因此墨西哥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墨西哥政府实施有限制性的比索贬值, 但不能阻止国内金融资本外流。按照“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模式, 克林顿政府原先预测墨西哥大选后资本流动会恢复正常。[11]但美国人想象的结果没有出现,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表示, 不应该再允许墨西哥从美国借款来支持已经高估的比索。墨西哥政府只有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是需要兑现230亿美元的“tesobons”债券。墨西哥政府面对的困境是, 如果为了将外国资本留在国内而将利率提得很高, 投资和就业就会受到破坏, 流入国内的外国投资将大大减少。如果为了偿还债务而大肆发行钞票, 那么由此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产生同样的恶果。如果不按照协定偿还外债, 那么依靠美国资金来支持墨西哥经济改革的希望将完全破灭。

为了缓和金融危机, 墨西哥政府不断地向投资者提出展期偿还短期债务要求, 同时寻求一种弥补性措施。减少联邦政府开支, 增加消费税, 中央银行紧缩贷款并提高利率, 通过适度比索贬值来抑制进口、增加出口。虽然在适度贬值的同时辅之以紧缩政策会带来经济的衰退, 但与墨西哥政府缺乏资金偿还短期债务的状况相比, 这种衰退时间较短、而且影响要小得多。[12]几年来, 墨西哥政府为了吸引国外资金, 将

比索汇率上升到超出其价值水平。因此, 一旦发生金融危机, 投资者“突然间夺门而逃, 抛售墨西哥各种形式的资产。危机期间, 大约有250亿美元流出墨西哥”。致使比索“崩溃性贬值, 在短短几个惊慌的星期内, 墨西哥的购买能力损失了一半”。

当比索贬值的消息在墨西哥精英阶层引发巨大恐慌时, 许多有钱的墨西哥人迅速从股票和债券市场取出现金。他们趁比索贬值大肆抛售比索, 以谋取期货市场的短期效应, 从而使问题进一步加重。政府为18家国内主要银行提供紧急援助, 但仍有8家银行倒闭。[13]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出售黄金储备来平衡比索贬值, 以避免经济危机引发墨西哥大选的政治风波。

由于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 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 而其中很大成分是游移不定的短期有价证券。

因此, 一旦金融利率发生变化, 这种具有很大投机性和流动性的“燕子资金”就会闻风而动, 纷纷抽走, 使墨西哥迅速陷入金融危机之中。随着资本逃逸不断继续, 塞迪勒新政府实施比索贬值政策, 但仍然无法偿还到期的短期债券“tesobons”。债券持有者要求以美元偿还, 但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墨西哥国内金融精英们和美欧等国投资者一样, 迅速从债券市场撤出, 墨西哥股票不断下跌, 三个

月内, 股票市场下跌48%。[14]股票市场出现前所未有萧条, 墨西哥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 “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把振兴美国经济作为他施政的首要任务, 实施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措施, 取得了明显效果。①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指针, 克林顿政府主张, 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必须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消除对世界资本流动的各种限制的主张, ②为美国资本在海外的扩张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建立北美经济一体化机制, 是克林顿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对外经济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到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启动, 美墨关系经历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考验, 本文通过对引发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原因的反思, 论述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美墨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坚持要求债务国实行“结构改革”,并以此作为延期偿还债务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动下, 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浩大, 不仅在拉美历史上属于空前, 而且影响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此为主导思想的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根据这个共识, 美国等债权国向发展中

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一套经济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得到纽约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大力支持。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 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 认为, 发达国家以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为由, 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按照全面市场经济要求改革经济”,③使“华盛顿共识”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华盛顿共识”从拉美扩展到全世界, 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对外资颇具吸引力。④美国金融界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动因在于, 实现共识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 为发达国家投资者和商人提供海外投资的便利。美国企业、华尔街金融集团是“华盛顿共识”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 从事商业活动, 拉美国家首当其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 为华尔街金融家们兼并和收购海外企业提供机会。“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还获得为破产企业提供抵押以及在决策咨询中收取大量佣金和回扣的机会”。⑤根据这个共识, 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自由汇率, 这样, 既能保证欧美各国投机商在投机活动中国际汇兑的稳定, 又能获得货币投机的潜在市场。虽然发展中国家私人产业和少数个人投机者也获得利润, 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华盛顿共识”涉及的三个重要方面, 宏观经济稳定、

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主要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 其要旨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⑥这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共识在拉美国家中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 政府职能明显受到削弱, 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 其次, 国有企业私有化, 使许多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 民族企业陷入困境, 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最后, 金融自由化导致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 墨西哥在这方面尤为明显。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势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都曾主动或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⑦但这种模式在拉美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以及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 为腐败等各种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渠道。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 克林顿政府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私人银行计划为墨西哥政府筹措400亿美元借款。[15]1995年1月, 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宣称,400亿美元计划是贷款、不是外援, 更不是紧急援助。尽管克林顿再三强调后者, 但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华盛顿共识”制约下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表示怀疑, 共和党

的孤立主义者和民主党的贸易保护主义代表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墨西哥危机, 他们坚决反对实施这项一体化措施。但现任总统, 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却坚定地支持救援墨西哥计划, 他强调墨西哥市场信心的丧失将会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16]

克林顿利用自己的权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来获得巨大贷款。他们利用先行立法制度的漏洞, 克服了国会的阻力, 筹款200亿美元为墨西哥政府紧急使用。美国财政部发起了一个从外汇平准基金(Ex 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获得大量资金的计划, 以稳定美国同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 而不是让行政机关用来稳定比索的币值。[17]鲁宾以美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框架条件所具有的权力为条件, 通过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贷款180亿美元。援助墨西哥计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提供紧急援助确立了一个先例, 当美国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国会的议员们正在为如何援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而感到担忧时, 克林顿政府通过以事先贷款保证形式, 向墨西哥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贷款, 克林顿背离了他先前曾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策划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紧急援助。[18]

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款项也很快在墨西哥的偿还证券、填补日益畏缩的货币储备中消耗殆尽。短期债券“tesobons”的持有者们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入的现金中得到

好处, 墨西哥金融精英们也从股票和债券经营、现金投机中获取大量资金。然而, 美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有条件的, 那些与墨西哥股票市场有大量交易的人必须既要遭受巨大损失, 还要面对“华盛顿共识”这一现实, 即:墨西哥必须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措施, 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 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19]。金融危机期间, 只有少数墨西哥人存有大量现金, 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紧缩政策的受害者。通货膨胀、失业上升、公共开支大幅度削减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 特别是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查帕斯省的地区动乱, 持续不断, 那些得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紧急援助的普通墨西哥民众社会的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美国以“华盛顿共识”来促使墨西哥政府放弃宏观经济调整, 开放投资和贸易市场, 最初美国是最大收益者。但不久它又成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反差之大令克林顿政府几乎措手不及。推行“华盛顿共识”不仅未能使墨西哥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反而导致严重金融危机, 迫使美国为了自身利益, 不得不采取措施帮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到1995年2月底, 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34.83亿美元增加到112亿美元, 股票指数从1492.54亿点回升到1723.03点。[20]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以及墨西哥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 使墨西哥自1996年后经济形势逐渐好

转, 金融危机逐步缓解。这个行动印证了一个世纪前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 迪亚斯(Por firio Diaz)的一句名言,“可怕的墨西哥呵! 与上帝如此遥远, 却与美国如此邻近”。

三、关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几点反思

墨西哥金融危机表明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不透明带来的严重后果。1994年墨西哥银行的外汇储备数据在六个月之后才开始公布, 财政赤字一直隐匿在发展银行的账户上, 由于潜在的环境恶化的事实一直被隐而不报, 所以一旦比索贬值, 市场的反应迅速而又猛烈。这种教训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 虽然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下, 墨西哥经济在1996年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人们原来担心, 墨西哥在得到美国大帮助下迅速走出困境后会继续要求美国的官方资助, 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墨西哥再也没有向美国寻求帮助。它的改革并没有沿袭原来的老路,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模式也没有遭到怀疑, 相反这种模式在拉美其他国家继续流传。[21]当墨西哥挣扎地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时, 新总统厄内斯托. 塞迪勒更加密切关注国际资本的流向, 以及对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影响。塞迪勒的博士论文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完成, 他在博士论文提出:只要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势力真正愿意“援助”墨西哥克服

金融危机, 那么, 在墨西哥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受到责备的就应该是政府, 而不是银行借贷本身。

其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克林顿政府帮助墨西哥克服金融危机经验告诉人们, 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 它可以通过双边组织帮助其解决问题, 也可以通过它们所属的而且在其中拥有成员国权利的多边组织来帮助解决问题。同时, 国际社会也从墨西哥危机中接受教训。最重要的是需要透明度, 特别是关于经济数据的透明度。同时墨西哥危机给人们的教训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之一是让它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为陷入金融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 各国根据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大小来分享贷款的数量(美国人强调是贷款, 不是捐款) 。这是解决金融危机的一个有效且公平的方法。因为在克林顿政府为墨西哥政府提供4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于1998年1月中途夭折后,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资金。相反, 危机提供了要求改革的“绝佳机会”。因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援助墨西哥时经常受到克林顿政府的压力, 坚持一长串的附带条件。[22]这是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最佳回报。

最后, 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墨西哥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借贷利率太高造成的。长期以来, 墨西哥政府

积累了巨额预算赤字, 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汇率压力, 而防止汇率储备不足问题十分重要。因为汇率下降, 墨西哥向外国债权人偿还公私债务的负担就变得越来越沉重。墨西哥被迫采取紧缩政策, 遏制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 将大量资金转而用于偿还债务, 国内生产和消费随之大幅度减少, 致使金融危机发生。相比之下,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执行审慎的财政政策, 政府预算保持平衡或盈余; 通货膨胀相对较低。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公共借贷行为不审慎造成, 而是少数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私人借贷和资产(尤其地产) 价格不可持续的爆涨造成的。[23]关于墨西哥金融危机,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威廉. 格雷德(William Grid) 有一段精彩的评价:“随着流动资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闲荡寻求最高回报率, 人们会发现, 全国遍地都是国外的流动资本, 这种资本流动可以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景象。当这些外国资金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决定撤离时, 这个国家又突然发现渴望贷款。全球几十个有抱负的国家都因为这种方法而沦落到人质的地位, 墨西哥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他们在贸易体系中追求发展时所付出的入场费”[24]。 墨西哥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 其中隐含对“华盛顿共识”制约下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的失误。从1999年以来, 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挑

战,[25]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 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在“9.11事件”后一度沉寂, 但很快又恢复了其活力。比如, 以南美为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门不同, 后者也不得不探讨如何拥有一个更均衡的全球化这样的关键问题。20世纪90年代, 美国政府向全世界输出它的改革模式的政治决心使这种文化动力得到加强。

案例四: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对墨西哥债务危机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萨利纳斯担任总统后, 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债权国的债务压力, 墨西哥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进行改革, 开始实施空前的私有化工程。首先, 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 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 实现资金和贸易的自由流动, 使墨西哥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⑧其次, 墨西哥与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并在1993年加以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政治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协定承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应对墨西哥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把改革写入协定将会大大减少墨西哥放弃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能性。⑨“华盛顿共识”并没有改善墨西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的环境, 反而导致在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涌入后, 墨西哥大批民族企业垮台, ⑩改革引发了国内大量的社会问题, 如高失业率、贫困化, 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

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 比索迅速下滑至交易区间的下限, 萨利纳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冒险措施, 如发行短期债券“tesobons”,将价值300亿元的债券与美元汇率挂钩。这种债券销售容易, 但到期兑现困难, 除非比索贬值的压力得到缓解。但发行“tesobons”,使墨西哥赢得必要的时间, 萨利纳斯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墨西哥股票市场攀升、全球原油

价格上涨的基础上。

由于短期债券“tesobons”的数额庞大, 且又与美元相联系, 因此墨西哥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墨西哥政府实施有限制性的比索贬值, 但不能阻止国内金融资本外流。按照“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模式, 克林顿政府原先预测墨西哥大选后资本流动会恢复正常。[11]但美国人想象的结果没有出现,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表示, 不应该再允许墨西哥从美国借款来支持已经高估的比索。墨西哥政府只有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是需要兑现230亿美元的“tesobons”债券。墨西哥政府面对的困境是, 如果为了将外国资本留在国内而将利率提得很高, 投资和就业就会受到破坏, 流入国内的外国投资将大大减少。如果为了偿还债务而大肆发行钞票, 那么由此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产生同样的恶果。如果不按照协定偿还外债, 那么依靠美国资金来支持墨西哥经济改革的希望将完全破灭。

为了缓和金融危机, 墨西哥政府不断地向投资者提出展期偿还短期债务要求, 同时寻求一种弥补性措施。减少联邦政府开支, 增加消费税, 中央银行紧缩贷款并提高利率, 通过适度比索贬值来抑制进口、增加出口。虽然在适度贬值的同时辅之以紧缩政策会带来经济的衰退, 但与墨西哥政府缺乏资金偿还短期债务的状况相比, 这种衰退时间较短、而且影响要小得多。[12]几年来, 墨西哥政府为了吸引国外资金, 将

比索汇率上升到超出其价值水平。因此, 一旦发生金融危机, 投资者“突然间夺门而逃, 抛售墨西哥各种形式的资产。危机期间, 大约有250亿美元流出墨西哥”。致使比索“崩溃性贬值, 在短短几个惊慌的星期内, 墨西哥的购买能力损失了一半”。

当比索贬值的消息在墨西哥精英阶层引发巨大恐慌时, 许多有钱的墨西哥人迅速从股票和债券市场取出现金。他们趁比索贬值大肆抛售比索, 以谋取期货市场的短期效应, 从而使问题进一步加重。政府为18家国内主要银行提供紧急援助, 但仍有8家银行倒闭。[13]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出售黄金储备来平衡比索贬值, 以避免经济危机引发墨西哥大选的政治风波。

由于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 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 而其中很大成分是游移不定的短期有价证券。

因此, 一旦金融利率发生变化, 这种具有很大投机性和流动性的“燕子资金”就会闻风而动, 纷纷抽走, 使墨西哥迅速陷入金融危机之中。随着资本逃逸不断继续, 塞迪勒新政府实施比索贬值政策, 但仍然无法偿还到期的短期债券“tesobons”。债券持有者要求以美元偿还, 但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墨西哥国内金融精英们和美欧等国投资者一样, 迅速从债券市场撤出, 墨西哥股票不断下跌, 三个

月内, 股票市场下跌48%。[14]股票市场出现前所未有萧条, 墨西哥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 “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把振兴美国经济作为他施政的首要任务, 实施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措施, 取得了明显效果。①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指针, 克林顿政府主张, 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必须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消除对世界资本流动的各种限制的主张, ②为美国资本在海外的扩张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建立北美经济一体化机制, 是克林顿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对外经济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到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启动, 美墨关系经历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考验, 本文通过对引发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原因的反思, 论述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美墨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坚持要求债务国实行“结构改革”,并以此作为延期偿还债务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动下, 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浩大, 不仅在拉美历史上属于空前, 而且影响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此为主导思想的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根据这个共识, 美国等债权国向发展中

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一套经济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得到纽约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大力支持。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 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 认为, 发达国家以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为由, 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按照全面市场经济要求改革经济”,③使“华盛顿共识”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华盛顿共识”从拉美扩展到全世界, 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对外资颇具吸引力。④美国金融界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动因在于, 实现共识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 为发达国家投资者和商人提供海外投资的便利。美国企业、华尔街金融集团是“华盛顿共识”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 从事商业活动, 拉美国家首当其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 为华尔街金融家们兼并和收购海外企业提供机会。“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还获得为破产企业提供抵押以及在决策咨询中收取大量佣金和回扣的机会”。⑤根据这个共识, 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自由汇率, 这样, 既能保证欧美各国投机商在投机活动中国际汇兑的稳定, 又能获得货币投机的潜在市场。虽然发展中国家私人产业和少数个人投机者也获得利润, 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华盛顿共识”涉及的三个重要方面, 宏观经济稳定、

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主要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 其要旨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⑥这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共识在拉美国家中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 政府职能明显受到削弱, 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 其次, 国有企业私有化, 使许多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 民族企业陷入困境, 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最后, 金融自由化导致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 墨西哥在这方面尤为明显。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势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都曾主动或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⑦但这种模式在拉美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以及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 为腐败等各种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渠道。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 克林顿政府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私人银行计划为墨西哥政府筹措400亿美元借款。[15]1995年1月, 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宣称,400亿美元计划是贷款、不是外援, 更不是紧急援助。尽管克林顿再三强调后者, 但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华盛顿共识”制约下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表示怀疑, 共和党

的孤立主义者和民主党的贸易保护主义代表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墨西哥危机, 他们坚决反对实施这项一体化措施。但现任总统, 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却坚定地支持救援墨西哥计划, 他强调墨西哥市场信心的丧失将会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16]

克林顿利用自己的权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来获得巨大贷款。他们利用先行立法制度的漏洞, 克服了国会的阻力, 筹款200亿美元为墨西哥政府紧急使用。美国财政部发起了一个从外汇平准基金(Ex 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获得大量资金的计划, 以稳定美国同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 而不是让行政机关用来稳定比索的币值。[17]鲁宾以美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框架条件所具有的权力为条件, 通过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贷款180亿美元。援助墨西哥计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提供紧急援助确立了一个先例, 当美国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国会的议员们正在为如何援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而感到担忧时, 克林顿政府通过以事先贷款保证形式, 向墨西哥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贷款, 克林顿背离了他先前曾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策划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紧急援助。[18]

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款项也很快在墨西哥的偿还证券、填补日益畏缩的货币储备中消耗殆尽。短期债券“tesobons”的持有者们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入的现金中得到

好处, 墨西哥金融精英们也从股票和债券经营、现金投机中获取大量资金。然而, 美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有条件的, 那些与墨西哥股票市场有大量交易的人必须既要遭受巨大损失, 还要面对“华盛顿共识”这一现实, 即:墨西哥必须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措施, 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 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19]。金融危机期间, 只有少数墨西哥人存有大量现金, 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紧缩政策的受害者。通货膨胀、失业上升、公共开支大幅度削减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 特别是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查帕斯省的地区动乱, 持续不断, 那些得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紧急援助的普通墨西哥民众社会的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美国以“华盛顿共识”来促使墨西哥政府放弃宏观经济调整, 开放投资和贸易市场, 最初美国是最大收益者。但不久它又成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反差之大令克林顿政府几乎措手不及。推行“华盛顿共识”不仅未能使墨西哥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反而导致严重金融危机, 迫使美国为了自身利益, 不得不采取措施帮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到1995年2月底, 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34.83亿美元增加到112亿美元, 股票指数从1492.54亿点回升到1723.03点。[20]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以及墨西哥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 使墨西哥自1996年后经济形势逐渐好

转, 金融危机逐步缓解。这个行动印证了一个世纪前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 迪亚斯(Por firio Diaz)的一句名言,“可怕的墨西哥呵! 与上帝如此遥远, 却与美国如此邻近”。

三、关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几点反思

墨西哥金融危机表明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不透明带来的严重后果。1994年墨西哥银行的外汇储备数据在六个月之后才开始公布, 财政赤字一直隐匿在发展银行的账户上, 由于潜在的环境恶化的事实一直被隐而不报, 所以一旦比索贬值, 市场的反应迅速而又猛烈。这种教训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 虽然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下, 墨西哥经济在1996年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人们原来担心, 墨西哥在得到美国大帮助下迅速走出困境后会继续要求美国的官方资助, 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墨西哥再也没有向美国寻求帮助。它的改革并没有沿袭原来的老路,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模式也没有遭到怀疑, 相反这种模式在拉美其他国家继续流传。[21]当墨西哥挣扎地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时, 新总统厄内斯托. 塞迪勒更加密切关注国际资本的流向, 以及对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影响。塞迪勒的博士论文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完成, 他在博士论文提出:只要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势力真正愿意“援助”墨西哥克服

金融危机, 那么, 在墨西哥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受到责备的就应该是政府, 而不是银行借贷本身。

其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克林顿政府帮助墨西哥克服金融危机经验告诉人们, 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 它可以通过双边组织帮助其解决问题, 也可以通过它们所属的而且在其中拥有成员国权利的多边组织来帮助解决问题。同时, 国际社会也从墨西哥危机中接受教训。最重要的是需要透明度, 特别是关于经济数据的透明度。同时墨西哥危机给人们的教训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之一是让它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为陷入金融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 各国根据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大小来分享贷款的数量(美国人强调是贷款, 不是捐款) 。这是解决金融危机的一个有效且公平的方法。因为在克林顿政府为墨西哥政府提供4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于1998年1月中途夭折后,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资金。相反, 危机提供了要求改革的“绝佳机会”。因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援助墨西哥时经常受到克林顿政府的压力, 坚持一长串的附带条件。[22]这是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最佳回报。

最后, 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墨西哥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借贷利率太高造成的。长期以来, 墨西哥政府

积累了巨额预算赤字, 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汇率压力, 而防止汇率储备不足问题十分重要。因为汇率下降, 墨西哥向外国债权人偿还公私债务的负担就变得越来越沉重。墨西哥被迫采取紧缩政策, 遏制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 将大量资金转而用于偿还债务, 国内生产和消费随之大幅度减少, 致使金融危机发生。相比之下,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执行审慎的财政政策, 政府预算保持平衡或盈余; 通货膨胀相对较低。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公共借贷行为不审慎造成, 而是少数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私人借贷和资产(尤其地产) 价格不可持续的爆涨造成的。[23]关于墨西哥金融危机,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威廉. 格雷德(William Grid) 有一段精彩的评价:“随着流动资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闲荡寻求最高回报率, 人们会发现, 全国遍地都是国外的流动资本, 这种资本流动可以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景象。当这些外国资金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决定撤离时, 这个国家又突然发现渴望贷款。全球几十个有抱负的国家都因为这种方法而沦落到人质的地位, 墨西哥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他们在贸易体系中追求发展时所付出的入场费”[24]。 墨西哥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 其中隐含对“华盛顿共识”制约下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的失误。从1999年以来, 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挑

战,[25]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 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在“9.11事件”后一度沉寂, 但很快又恢复了其活力。比如, 以南美为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门不同, 后者也不得不探讨如何拥有一个更均衡的全球化这样的关键问题。20世纪90年代, 美国政府向全世界输出它的改革模式的政治决心使这种文化动力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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