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WebMaster 发表于：2013-01-06 11:28 作者：张博 来源：日本东洋大学国际观光专业
社会的进步、旅游的发展势必会考验城市的承载能力。而对于旅游业来说，游客的数量也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城市现有游客数量的水平已经对相关的城市要素、游客的旅游体验、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之一造成了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城市的游客数量至少在某一方面已经超载。但“多了多少”，尚有待学术界的继续探索，于现实来说，当务之急是唤起人们对于城市旅游承载能力的意识、建立相关机制，去应对业已出现的“过载”现象。
一、城市旅游承载力研究的溯源与含义
对于承载力问题的关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甚至更早，很多如《旧约全书》的古书中都记载了人类因土地或食物的短缺而导致的大迁徙，这恐怕是最早的由承载力问题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动荡。
近代学科中对承载力问题较早做系统性研究的是生态学和人口学。生态学主要集中于应用生态学对畜牧场最大载畜量的研究，人口学主要集中于马尔萨斯悲观主义人口学说以及对人口增长数学模型的研究。真正延伸到旅游领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由生态学领域发展而来。研究对象由原来的对动物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延伸至游客与环境，关注点主要是游客数量对动植物造成的可见性损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打断了承载力研究的进程，但随着战后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休憩的需求也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家公园入园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基于缓解公园设施的拥挤状况和保护园内植被的需要，景区旅游承载力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达到最多。现代旅游承载力已覆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也随着数学和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而多样化。
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是承载力研究在以城市为载体的旅游学领域中的延伸。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就已意识到对短时间内区域人口大规模集散效应引起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90年代初才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城市有较为针对性的案例式研究，亚洲国家中尚未多见。
根据相关研究，城市旅游承载力的含义可表述为：在不对与旅游相关的城市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设施等)、游客的旅游体验、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城市旅游相关要素的最大可被利用程度，以可被接受的最大游客数量作为其衡量标准。
对于上述概念，可以从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是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的。城市化发展的加快使得短时间内大量市民的旅游诉求集中爆发，形成短时间、大范围内的人口集散现象，进而导致城市中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资源要素被恶性利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
城市旅游资源的有形方面包括城市中与旅游相关的生态资源、环境资源、设施资源、各类企业及其所提供的产品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资源从物理层面制约着城市旅游业的承载能力，当某一资源因某种原因遭到破坏导致其承载能力降低时，就会直接引发排斥效应，这种效应往往是来势迅猛，对城市系统的破坏性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表现出来，并迅速达到高峰。但持续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借助外力改变相关资源的紧张状态而逐渐好转，实质上反应的是短时间内资源供求平衡关系被破坏的一种“失衡”状态。如黄金周期间的住宿紧张情况、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等。
城市旅游资源的无形要素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要素(如居民对旅游的心理承受情况)、城市政治经济要素(如国际间政局影响、国家及城市相关政策的导向、经济景气情况等)、城市旅游服务质量、城市原有风俗文化的开放程度等。这些资源以无形的方式同时影响着城市居民和游客双方。比起物理层面的有形要素来，精神层面的无形要素更容易形成负累加效应和蝴蝶效应。其负累加效应往往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引发群体间不信任事件；而蝴蝶效应则会让负效应波及旅游业以外的整个城市系统，使旅游地整体形象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往往是在负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借助某一微小契机，以群体共鸣的方式集中爆发，影响范围广，而且无论是事发前的累计时间还是负效应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如海南三亚的宰客事件、“零团费”港澳游事件等。
二、我国城市旅游承载力的现状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水平已由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10年的47.5%。城市化后，人口的空间聚集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短时期内大量市民由于游憩诉求的需要而产生的集散问题。
从有形层面来看，现阶段的旅游资源有形要素在部分时间、部分城市已不能够满足民众的游憩诉求。这在长假公休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交通、餐饮、住宿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状，而一旦过了这段时间或者改善了相关要素的供给状况就会很快好转。尽管短时间内可以通过外力改善这种状态，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应该更有预见性、计划性和稳定性，这无论是对于行业自身的稳健发展来说，还是从与其他行业间保持和谐关系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忽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方并不可取。
从无形层面来看，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间较短，无论是政府层面的政策导向，还是从业人员群体以及游客群体的整体素质，抑或是旅游地居民的社会心理受容情况，都还处于“磨合期”。这种磨合不仅表现为三者群体间时有发生的摩擦事件，还表现为管理层在处理摩擦事件时对事件发展态势的估计和引导经验相对缺乏。城市旅游资源的无形要素与群体意识息息相关，所谓“契机事件”(如上文所述的“宰客”、“零团费”事件)也是其类似事件长期累积后引发的群体共鸣，进而导致群体间的不信任。因此，旅游业管理者和从业者对旅游市场保持敏感性并对潜在的类似“契机事件”防微杜渐是十分必要的。
三、发达国家应对旅游高峰的经验
(1)资源柔性化调配
资源柔性化调配，不仅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调节和分配，也包括从业企业自身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资源柔性化调整的策略。
就旅游业来说，从政府层面调节社会公共资源主要有行政机制和价格机制两种方式。
行政方面，以法国和德国的长假轮休政策为例，法国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区域，对每年2月、4月的两次15天假期施行轮休。德国则是以州为单位，不仅对全国性的暑假施行轮休，就连学生的假期、法定的节日也是因州而异。长假轮休带来的是社会资源的平稳利用，各地将短期内大量人口移动对城市系统造成的压力相对减轻。
尽管轮休政策有诸多优势，但由于国情不同，政策的推行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日本在2010年也曾提出过参照欧洲国家的方式，将全国分成5个区域对黄金周施行轮休。但遭到包括企业主在内过半数民众的反对，主要集中于“归省地轮休时间不统一”、“异地母子公司业务协调问题”、“库存成本增加”等，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无果而终。究其原因，政治体制、民族文化以及制度的因地制宜性或可成为我国政府加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价格方面，以高速费为例，日本在2009年3月到2011年6月期间实施了“1000日元休日无限制高速道路利用政策”，政策惠及3次5月间的黄金周，其中2011年黄金周的高速路堵车情况最为严重，30公里以上堵车达到92次，10公里以上堵车达到496次。就统计数据的对比来看，与2011年相比，2012年全日本黄金周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由55800台/日减少到49300台/日，10公里以上堵车次数减少了26%，30公里以上堵车次数减少了68%。尽管政策取消的主要原因是基于“3·11大地震”筹款的需要，但民众对黄金周期间动辄3个小时以上的高速路堵车亦颇有怨言，以此为例谨对价格机制在社会公共资源调配方面可达到的效果予以佐证。
对于旅游业从业企业来说，根据市场变化进行企业资源的柔性化调整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方式。以日本的乡村旅游开发为例，与欧美和中国不同的是，开发者多为协会式集体开发，即第三方经营。协会的构成主要由外部团体和本地居民联合会组成，各方均为利益相关者。由此种方式形成的开发组织比起个体经营来，无论是在经营的专业性还是内部资源的调配方面都大大提升，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市场形势的变化。
(2)充分发挥民间组织(NPO/NGO)的补充作用
民间组织一般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由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各国对其定义并不相同)。在现有资源不能满足民众需求时，灵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是借助“外力”维持社会系统平衡的有益补充。美国此类机构数量约为63万个(2009年)，英国约50万个(2006年)，德国将近100万个(2006年)，我国约44.6万个(2010年)，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约19.8万个。
民间组织在协调社会资源分配上有政府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灵活地整合相关行业的“余力”去支援旅游业，并且在“助力”过程中，以志愿者自身的自肃和行动去影响周围人，即起到言传身教的效果，又不似法令条文般生冷僵硬，以“人治”取代“法治”，进而“无为而治”。以“保护富士山”为活动主题的日本NPO为例，很多社团的活动都涉及环境保护、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政策建言等。特别在环境保护上，很多NPO每年都会在不同时期义务地组织志愿者去清理游客留下的垃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四、对我国提高城市旅游承载能力的建议
建立城市旅游承载能力预警机制。我国旅游学界对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各地方政府及研究机构亦鲜有相应的预警体系。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建立我国的预警系统。从传统的数学预测到现代的3S(GIS、GPS、RS)系统结合用户终端的技术，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准确的预测形势、快速的传递信息，不失为我国城市旅游承载力预警系统建立和发展的方向。
建立城市旅游承载能力应对机制。有了好的应对机制才能处乱不惊，应付从容。应对机制包括态势分析、资源调配、措施施行、弱化影响、效果跟踪以及经验总结等。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在应对过程中更要注重人文关怀，以最大的诚意求得最大的理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或可成为应对机制建设的目标。
建立政、商、民、学协力机制。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旅游业对其他行业的依赖更为强烈。承载力问题不仅仅是旅游一个行业的事情，更是需要全社会协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调配、企业对内部资源的整合、民众对政策法案的理解、学术机构对前沿问题的探索等诸多方面，以有效的协同方式和灵活的合作机制将全社会的“合力”发挥到最大，以便在面对旅游市场形势变化时泰然自若，从容不迫。
撰稿： WebMaster 发表于：2013-01-06 11:28 作者：张博 来源：日本东洋大学国际观光专业
社会的进步、旅游的发展势必会考验城市的承载能力。而对于旅游业来说，游客的数量也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城市现有游客数量的水平已经对相关的城市要素、游客的旅游体验、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之一造成了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城市的游客数量至少在某一方面已经超载。但“多了多少”，尚有待学术界的继续探索，于现实来说，当务之急是唤起人们对于城市旅游承载能力的意识、建立相关机制，去应对业已出现的“过载”现象。
一、城市旅游承载力研究的溯源与含义
对于承载力问题的关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甚至更早，很多如《旧约全书》的古书中都记载了人类因土地或食物的短缺而导致的大迁徙，这恐怕是最早的由承载力问题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动荡。
近代学科中对承载力问题较早做系统性研究的是生态学和人口学。生态学主要集中于应用生态学对畜牧场最大载畜量的研究，人口学主要集中于马尔萨斯悲观主义人口学说以及对人口增长数学模型的研究。真正延伸到旅游领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由生态学领域发展而来。研究对象由原来的对动物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延伸至游客与环境，关注点主要是游客数量对动植物造成的可见性损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打断了承载力研究的进程，但随着战后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休憩的需求也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家公园入园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基于缓解公园设施的拥挤状况和保护园内植被的需要，景区旅游承载力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达到最多。现代旅游承载力已覆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也随着数学和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而多样化。
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是承载力研究在以城市为载体的旅游学领域中的延伸。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就已意识到对短时间内区域人口大规模集散效应引起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90年代初才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城市有较为针对性的案例式研究，亚洲国家中尚未多见。
根据相关研究，城市旅游承载力的含义可表述为：在不对与旅游相关的城市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设施等)、游客的旅游体验、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城市旅游相关要素的最大可被利用程度，以可被接受的最大游客数量作为其衡量标准。
对于上述概念，可以从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是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的。城市化发展的加快使得短时间内大量市民的旅游诉求集中爆发，形成短时间、大范围内的人口集散现象，进而导致城市中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资源要素被恶性利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
城市旅游资源的有形方面包括城市中与旅游相关的生态资源、环境资源、设施资源、各类企业及其所提供的产品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资源从物理层面制约着城市旅游业的承载能力，当某一资源因某种原因遭到破坏导致其承载能力降低时，就会直接引发排斥效应，这种效应往往是来势迅猛，对城市系统的破坏性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表现出来，并迅速达到高峰。但持续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借助外力改变相关资源的紧张状态而逐渐好转，实质上反应的是短时间内资源供求平衡关系被破坏的一种“失衡”状态。如黄金周期间的住宿紧张情况、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等。
城市旅游资源的无形要素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要素(如居民对旅游的心理承受情况)、城市政治经济要素(如国际间政局影响、国家及城市相关政策的导向、经济景气情况等)、城市旅游服务质量、城市原有风俗文化的开放程度等。这些资源以无形的方式同时影响着城市居民和游客双方。比起物理层面的有形要素来，精神层面的无形要素更容易形成负累加效应和蝴蝶效应。其负累加效应往往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引发群体间不信任事件；而蝴蝶效应则会让负效应波及旅游业以外的整个城市系统，使旅游地整体形象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往往是在负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借助某一微小契机，以群体共鸣的方式集中爆发，影响范围广，而且无论是事发前的累计时间还是负效应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如海南三亚的宰客事件、“零团费”港澳游事件等。
二、我国城市旅游承载力的现状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水平已由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10年的47.5%。城市化后，人口的空间聚集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短时期内大量市民由于游憩诉求的需要而产生的集散问题。
从有形层面来看，现阶段的旅游资源有形要素在部分时间、部分城市已不能够满足民众的游憩诉求。这在长假公休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交通、餐饮、住宿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状，而一旦过了这段时间或者改善了相关要素的供给状况就会很快好转。尽管短时间内可以通过外力改善这种状态，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应该更有预见性、计划性和稳定性，这无论是对于行业自身的稳健发展来说，还是从与其他行业间保持和谐关系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忽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方并不可取。
从无形层面来看，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间较短，无论是政府层面的政策导向，还是从业人员群体以及游客群体的整体素质，抑或是旅游地居民的社会心理受容情况，都还处于“磨合期”。这种磨合不仅表现为三者群体间时有发生的摩擦事件，还表现为管理层在处理摩擦事件时对事件发展态势的估计和引导经验相对缺乏。城市旅游资源的无形要素与群体意识息息相关，所谓“契机事件”(如上文所述的“宰客”、“零团费”事件)也是其类似事件长期累积后引发的群体共鸣，进而导致群体间的不信任。因此，旅游业管理者和从业者对旅游市场保持敏感性并对潜在的类似“契机事件”防微杜渐是十分必要的。
三、发达国家应对旅游高峰的经验
(1)资源柔性化调配
资源柔性化调配，不仅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调节和分配，也包括从业企业自身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资源柔性化调整的策略。
就旅游业来说，从政府层面调节社会公共资源主要有行政机制和价格机制两种方式。
行政方面，以法国和德国的长假轮休政策为例，法国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区域，对每年2月、4月的两次15天假期施行轮休。德国则是以州为单位，不仅对全国性的暑假施行轮休，就连学生的假期、法定的节日也是因州而异。长假轮休带来的是社会资源的平稳利用，各地将短期内大量人口移动对城市系统造成的压力相对减轻。
尽管轮休政策有诸多优势，但由于国情不同，政策的推行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日本在2010年也曾提出过参照欧洲国家的方式，将全国分成5个区域对黄金周施行轮休。但遭到包括企业主在内过半数民众的反对，主要集中于“归省地轮休时间不统一”、“异地母子公司业务协调问题”、“库存成本增加”等，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无果而终。究其原因，政治体制、民族文化以及制度的因地制宜性或可成为我国政府加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价格方面，以高速费为例，日本在2009年3月到2011年6月期间实施了“1000日元休日无限制高速道路利用政策”，政策惠及3次5月间的黄金周，其中2011年黄金周的高速路堵车情况最为严重，30公里以上堵车达到92次，10公里以上堵车达到496次。就统计数据的对比来看，与2011年相比，2012年全日本黄金周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由55800台/日减少到49300台/日，10公里以上堵车次数减少了26%，30公里以上堵车次数减少了68%。尽管政策取消的主要原因是基于“3·11大地震”筹款的需要，但民众对黄金周期间动辄3个小时以上的高速路堵车亦颇有怨言，以此为例谨对价格机制在社会公共资源调配方面可达到的效果予以佐证。
对于旅游业从业企业来说，根据市场变化进行企业资源的柔性化调整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方式。以日本的乡村旅游开发为例，与欧美和中国不同的是，开发者多为协会式集体开发，即第三方经营。协会的构成主要由外部团体和本地居民联合会组成，各方均为利益相关者。由此种方式形成的开发组织比起个体经营来，无论是在经营的专业性还是内部资源的调配方面都大大提升，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市场形势的变化。
(2)充分发挥民间组织(NPO/NGO)的补充作用
民间组织一般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由民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各国对其定义并不相同)。在现有资源不能满足民众需求时，灵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是借助“外力”维持社会系统平衡的有益补充。美国此类机构数量约为63万个(2009年)，英国约50万个(2006年)，德国将近100万个(2006年)，我国约44.6万个(2010年)，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约19.8万个。
民间组织在协调社会资源分配上有政府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灵活地整合相关行业的“余力”去支援旅游业，并且在“助力”过程中，以志愿者自身的自肃和行动去影响周围人，即起到言传身教的效果，又不似法令条文般生冷僵硬，以“人治”取代“法治”，进而“无为而治”。以“保护富士山”为活动主题的日本NPO为例，很多社团的活动都涉及环境保护、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政策建言等。特别在环境保护上，很多NPO每年都会在不同时期义务地组织志愿者去清理游客留下的垃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四、对我国提高城市旅游承载能力的建议
建立城市旅游承载能力预警机制。我国旅游学界对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各地方政府及研究机构亦鲜有相应的预警体系。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建立我国的预警系统。从传统的数学预测到现代的3S(GIS、GPS、RS)系统结合用户终端的技术，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准确的预测形势、快速的传递信息，不失为我国城市旅游承载力预警系统建立和发展的方向。
建立城市旅游承载能力应对机制。有了好的应对机制才能处乱不惊，应付从容。应对机制包括态势分析、资源调配、措施施行、弱化影响、效果跟踪以及经验总结等。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在应对过程中更要注重人文关怀，以最大的诚意求得最大的理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或可成为应对机制建设的目标。
建立政、商、民、学协力机制。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旅游业对其他行业的依赖更为强烈。承载力问题不仅仅是旅游一个行业的事情，更是需要全社会协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调配、企业对内部资源的整合、民众对政策法案的理解、学术机构对前沿问题的探索等诸多方面，以有效的协同方式和灵活的合作机制将全社会的“合力”发挥到最大，以便在面对旅游市场形势变化时泰然自若，从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