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历史》读后感
包君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由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金冲及先生根据当年笔记记录整理出版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披露了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胡乔木的多次谈话概要，尤其是他对于中共党史编写方针和历史评价方面的诸多看法，极具启示意义。如金冲及先生所言：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他“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
那么，胡乔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究竟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作为资深政治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开拓者，胡乔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指导性言论中，其中他着重强调、反复强调的就是“新意”。诸如：“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一定要有新的，过去没有着重讲述的，甚至忽略的，而现在需要解释、说明、强调的内容。”关于“新意”，他还有较长的一段言说：“老说那些说过多少遍的话，读者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我们在观察历史，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
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
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学研究的常识，其实细究起来，还真不是那样简单。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主流学科，但是，党史研究的定位，因为种种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其它的原因，又未必是那么明确的。不少党史研究者，习惯于从党的决议和文件出发诠释党的历史，结果便使得一些党史论著，或者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或者是朝三暮四，应时而变，也就成了胡乔木所言，不要说“读者不会有兴趣”，就连党史研究者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党史研究领导者“也没有兴趣”。于此可知，胡乔木对于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本质不能不说是了然于胸的。
既然如此，那什么才是胡乔木心目中的党史“新意”呢？
胡乔木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谈话中，在认清党史工作战斗性的前提下，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提出“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各种根本的问题”。因此，在他对党史的评价，尤其是对1949年以后党史的评价中，那些被认为是不太好写，有些“敏感”的问题，胡乔木却并不避讳，直白道来，言谈确实颇具“新意”。例如，他明确提出，“‘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这是人为的高潮”；“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1957年以前，
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这样的认识，与那些墨守成规之见相比，应该说确有其高明之处。
胡乔木对于党史“新意”的理解，更多地可以从他对“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态度反映出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谈话中，胡乔木对“极左”思潮和“文革”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和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共历史中“左”的倾向具有“历史的、盲目的惯性”，“对20年的‘左倾’要认真批评”。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胡乔木亲自动笔，对这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不少颇具意义的修改意见。例如，书中原稿有这样的表述：“文革”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胡乔木批注说：“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书稿据此修改为：“文革”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书稿中另一处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认为：这样的表述“太软弱了，应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他特别强调说：“错误是深刻的，就要深刻地写，不要让读者感到我们在维护，不敢接触。”所以，胡绳认为，胡乔木“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联系到那个特定的年代，不能不说，胡乔木对党史要去陈言、有新意的突出强调，对于这本书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乔木对于党史研究“新意”的理解，不仅表现在写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方面，也包括对于写作方法甚而是文字表达的重视。他提出，写书的思路和条理要清楚，不能“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不能
像讲课那样，讲一堂，灌一堂”。通俗地说，就是论著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要明确，但是，观点和看法的表达要留有余地，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避免一种硬邦邦的强逼人接受的感觉”；“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获”；“使得党史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你可以不是共产主义者，照样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胡乔木身体力行，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简洁利落，流畅可读，很不像是我们惯常所见的那些正襟危坐的皇皇之作，充分表达了他的这种写作态度。所以，著名的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称胡乔木的这篇《题记》写得“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一本书的历史》读后感
包君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由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金冲及先生根据当年笔记记录整理出版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披露了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胡乔木的多次谈话概要，尤其是他对于中共党史编写方针和历史评价方面的诸多看法，极具启示意义。如金冲及先生所言：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他“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
那么，胡乔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究竟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作为资深政治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开拓者，胡乔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指导性言论中，其中他着重强调、反复强调的就是“新意”。诸如：“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一定要有新的，过去没有着重讲述的，甚至忽略的，而现在需要解释、说明、强调的内容。”关于“新意”，他还有较长的一段言说：“老说那些说过多少遍的话，读者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我们在观察历史，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
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
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学研究的常识，其实细究起来，还真不是那样简单。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主流学科，但是，党史研究的定位，因为种种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其它的原因，又未必是那么明确的。不少党史研究者，习惯于从党的决议和文件出发诠释党的历史，结果便使得一些党史论著，或者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或者是朝三暮四，应时而变，也就成了胡乔木所言，不要说“读者不会有兴趣”，就连党史研究者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党史研究领导者“也没有兴趣”。于此可知，胡乔木对于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本质不能不说是了然于胸的。
既然如此，那什么才是胡乔木心目中的党史“新意”呢？
胡乔木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谈话中，在认清党史工作战斗性的前提下，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提出“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各种根本的问题”。因此，在他对党史的评价，尤其是对1949年以后党史的评价中，那些被认为是不太好写，有些“敏感”的问题，胡乔木却并不避讳，直白道来，言谈确实颇具“新意”。例如，他明确提出，“‘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这是人为的高潮”；“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1957年以前，
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这样的认识，与那些墨守成规之见相比，应该说确有其高明之处。
胡乔木对于党史“新意”的理解，更多地可以从他对“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态度反映出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谈话中，胡乔木对“极左”思潮和“文革”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和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共历史中“左”的倾向具有“历史的、盲目的惯性”，“对20年的‘左倾’要认真批评”。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胡乔木亲自动笔，对这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不少颇具意义的修改意见。例如，书中原稿有这样的表述：“文革”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胡乔木批注说：“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书稿据此修改为：“文革”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书稿中另一处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认为：这样的表述“太软弱了，应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他特别强调说：“错误是深刻的，就要深刻地写，不要让读者感到我们在维护，不敢接触。”所以，胡绳认为，胡乔木“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联系到那个特定的年代，不能不说，胡乔木对党史要去陈言、有新意的突出强调，对于这本书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乔木对于党史研究“新意”的理解，不仅表现在写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方面，也包括对于写作方法甚而是文字表达的重视。他提出，写书的思路和条理要清楚，不能“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不能
像讲课那样，讲一堂，灌一堂”。通俗地说，就是论著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要明确，但是，观点和看法的表达要留有余地，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避免一种硬邦邦的强逼人接受的感觉”；“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获”；“使得党史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你可以不是共产主义者，照样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胡乔木身体力行，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简洁利落，流畅可读，很不像是我们惯常所见的那些正襟危坐的皇皇之作，充分表达了他的这种写作态度。所以，著名的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称胡乔木的这篇《题记》写得“思维缜密，词章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