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之所以会有这样带偏见的看法，与他的基本价值观念颇有关联。他在1914年末总结自己的一生说：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85]
这真是一幅近代科举制与内地乡绅关系的清晰写照。他的生活目标、希望、失望，皆系于此一制度，可谓成亦科举、败亦科举。在大致丧失“风云”之机会后，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仍靠与科举制密切关联的耕读生涯。从科举制的改革、废除到民国代清，刘氏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每下愈况，最后不得不“困厄于乡”，慨叹“不亦虚生”，以“惭仄曷极”的心态度过余生。
这样，刘氏将他眼中清季民国的主要弊端皆归咎与教育改革，就不难理解了。他在1916年春指出：“自光绪庚子以后改设学堂，不数年停止科考，并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置诸如[无？]何有之乡，遂养成许多叛逆，未越十年，即行返国，凭据要津；至宣统三年，突然蜂起，革我清之命，改称民国，号曰共和，而乱臣贼子乘势行其素志。”以后的变化，都是“以贼攻贼、以暴易暴”，造成“民不聊生”的状况，“岂非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之所致乎”！[86]
刘氏眼中的“叛逆”，显然包括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立宪派”和“革命派”，这似乎提示着我们学术界过去多看见这两派的异，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同。至少对刘氏这样的内地儒生型乡绅来说，两者之间的同多于异。在强调两派共性的前提下，刘氏能观察到新学所造成的“叛逆”在辛亥革命之前实际上已“凭据要津”，这一洞见是超过许多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的。的确，如果细观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兴衰，后起的政治势力往往是在前者执掌政治权势时已隐据思想论说领域的权威，先造成有道伐无道的声势，然后以弱胜强，取代前者。[87]
如果抛开刘氏出自清遗民的成见，不计较其某些情绪化的表述，而从文化竞争即“学战”的视角看，他最后的结论，也不无所见。余英时先生最近提出：“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赞同陈寅恪先生关于“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法律制度公私生活之方面”的论断，并进而指出：传统中国“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家原则。[88]换言之，这一儒学支配下的秩序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一旦“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整个体系即走向崩溃。刘氏虽处乡间，其切身的体会与后之大儒的系统诠释颇相契合，正体现了儒学贯穿于人生日用之细行与国家兴亡之大道这一无所不在的特征。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变化，仍是文化竞争的失败。中国士人引进的西方思想，总体倾向着重于“争”，不仅要“外竞”，而且实际上更多是提倡“内竞”，故对中国既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多取挑战的态势。这样一种大趋势或者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这且当别论，但其客观上无疑造成了许多人（不仅仅是士人）的生活困难和不安宁，而“民不聊生”这个现实又是对任何既存政治权势的最根本威胁；结果，晚清政府的变法在失去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前提下，建设不足，破坏有余，无意中走上一条自毁之路。[89]
可以看出，儒生型乡绅刘大鹏当时记录下来的种种观点，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提示着一个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刘氏所处的“世界”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到今天仍然是侧重某些层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层面呢？假如是的，刘大鹏日记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就不止在科举废除引起的社会变化了。
[1]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32-33页。
[2]以上讨论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
[3]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4]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以下凡引此书，一般都注出其写作时日，以突出材料的时代感；凡正文中已说明时间、或无需准确年月日的泛引，则仅注出页数。
[5]如他于1892年8月15日记自己俭而孝，特别说明记下来并非“夸示于人”，可知其日记确是要示人的。
[6]《退想斋日记》，1892年8月13日，1893年2月7日、12月11日，6-7、17-18、26页。
[7]《退想斋日记》，1892年10月4日，1893年7月8日，11-13、21-22页。
[8]《退想斋日记》，1892年11月6日，15-16页。
[9]《退想斋日记》，1893年2月7日，17-18页。
[10]《退想斋日记》，44-45页。
[11]关于美国的“政治正确”，参见罗厚立：《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东方》，1996年3期。
[12]《退想斋日记》，48-49页。
[13]参见《退想斋日记》，51页。
[14]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收入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41-579页。
[15]《退想斋日记》，71-72、54-57页。
[16]《退想斋日记》，1893年6月21日，1894年1月17日，20、27页。
[17]《退想斋日记》，63、88页。
[18]《退想斋日记》，70页。
[19]《退想斋日记》，1893年1月2日、6月21日，1892年8月13日，1893年12月11日，17、20、6-7、26页。
[20]《退想斋日记》，161页。
[21]《退想斋日记》，16、59、65-66页。
[22]《退想斋日记》，78、65、99、118、132、135页。
[23]《退想斋日记》，75、80、121页。
[24]《退想斋日记》，1904年1月8日，26-27页。
[25]《退想斋日记》，69页。
[26]《退想斋日记》，4-5页。
[27]《退想斋日记》，1893年5月3日，6月22日，20、21页。
[28]《退想斋日记》，22页。
[29]《退想斋日记》，1895年3月18日，1896年9月12日，40-41、61页。
[30]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4页。
[31]《退想斋日记》，62-70页。
[32]《退想斋日记》，1897年5月18日、5月30日，72、73页。
[33]《退想斋日记》，102页。
[34]《退想斋日记》，86页。
[35]《退想斋日记》，74页。
刘大鹏之所以会有这样带偏见的看法，与他的基本价值观念颇有关联。他在1914年末总结自己的一生说：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85]
这真是一幅近代科举制与内地乡绅关系的清晰写照。他的生活目标、希望、失望，皆系于此一制度，可谓成亦科举、败亦科举。在大致丧失“风云”之机会后，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仍靠与科举制密切关联的耕读生涯。从科举制的改革、废除到民国代清，刘氏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都每下愈况，最后不得不“困厄于乡”，慨叹“不亦虚生”，以“惭仄曷极”的心态度过余生。
这样，刘氏将他眼中清季民国的主要弊端皆归咎与教育改革，就不难理解了。他在1916年春指出：“自光绪庚子以后改设学堂，不数年停止科考，并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置诸如[无？]何有之乡，遂养成许多叛逆，未越十年，即行返国，凭据要津；至宣统三年，突然蜂起，革我清之命，改称民国，号曰共和，而乱臣贼子乘势行其素志。”以后的变化，都是“以贼攻贼、以暴易暴”，造成“民不聊生”的状况，“岂非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之所致乎”！[86]
刘氏眼中的“叛逆”，显然包括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立宪派”和“革命派”，这似乎提示着我们学术界过去多看见这两派的异，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同。至少对刘氏这样的内地儒生型乡绅来说，两者之间的同多于异。在强调两派共性的前提下，刘氏能观察到新学所造成的“叛逆”在辛亥革命之前实际上已“凭据要津”，这一洞见是超过许多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的。的确，如果细观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兴衰，后起的政治势力往往是在前者执掌政治权势时已隐据思想论说领域的权威，先造成有道伐无道的声势，然后以弱胜强，取代前者。[87]
如果抛开刘氏出自清遗民的成见，不计较其某些情绪化的表述，而从文化竞争即“学战”的视角看，他最后的结论，也不无所见。余英时先生最近提出：“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他赞同陈寅恪先生关于“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法律制度公私生活之方面”的论断，并进而指出：传统中国“从个人和家庭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家原则。[88]换言之，这一儒学支配下的秩序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一旦“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整个体系即走向崩溃。刘氏虽处乡间，其切身的体会与后之大儒的系统诠释颇相契合，正体现了儒学贯穿于人生日用之细行与国家兴亡之大道这一无所不在的特征。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变化，仍是文化竞争的失败。中国士人引进的西方思想，总体倾向着重于“争”，不仅要“外竞”，而且实际上更多是提倡“内竞”，故对中国既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多取挑战的态势。这样一种大趋势或者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这且当别论，但其客观上无疑造成了许多人（不仅仅是士人）的生活困难和不安宁，而“民不聊生”这个现实又是对任何既存政治权势的最根本威胁；结果，晚清政府的变法在失去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前提下，建设不足，破坏有余，无意中走上一条自毁之路。[89]
可以看出，儒生型乡绅刘大鹏当时记录下来的种种观点，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提示着一个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刘氏所处的“世界”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到今天仍然是侧重某些层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层面呢？假如是的，刘大鹏日记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就不止在科举废除引起的社会变化了。
[1]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32-33页。
[2]以上讨论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
[3]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4]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以下凡引此书，一般都注出其写作时日，以突出材料的时代感；凡正文中已说明时间、或无需准确年月日的泛引，则仅注出页数。
[5]如他于1892年8月15日记自己俭而孝，特别说明记下来并非“夸示于人”，可知其日记确是要示人的。
[6]《退想斋日记》，1892年8月13日，1893年2月7日、12月11日，6-7、17-18、26页。
[7]《退想斋日记》，1892年10月4日，1893年7月8日，11-13、21-22页。
[8]《退想斋日记》，1892年11月6日，15-16页。
[9]《退想斋日记》，1893年2月7日，17-18页。
[10]《退想斋日记》，44-45页。
[11]关于美国的“政治正确”，参见罗厚立：《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东方》，1996年3期。
[12]《退想斋日记》，48-49页。
[13]参见《退想斋日记》，51页。
[14]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收入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41-579页。
[15]《退想斋日记》，71-72、54-57页。
[16]《退想斋日记》，1893年6月21日，1894年1月17日，20、27页。
[17]《退想斋日记》，63、88页。
[18]《退想斋日记》，70页。
[19]《退想斋日记》，1893年1月2日、6月21日，1892年8月13日，1893年12月11日，17、20、6-7、26页。
[20]《退想斋日记》，161页。
[21]《退想斋日记》，16、59、65-66页。
[22]《退想斋日记》，78、65、99、118、132、135页。
[23]《退想斋日记》，75、80、121页。
[24]《退想斋日记》，1904年1月8日，26-27页。
[25]《退想斋日记》，69页。
[26]《退想斋日记》，4-5页。
[27]《退想斋日记》，1893年5月3日，6月22日，20、21页。
[28]《退想斋日记》，22页。
[29]《退想斋日记》，1895年3月18日，1896年9月12日，40-41、61页。
[30]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4页。
[31]《退想斋日记》，62-70页。
[32]《退想斋日记》，1897年5月18日、5月30日，72、73页。
[33]《退想斋日记》，102页。
[34]《退想斋日记》，86页。
[35]《退想斋日记》，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