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总是能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替自己的过错找到一套不那么难听——甚至动听——的合理化说辞。想当年，孔乙己因“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咸亨酒店里的伙计当众点破，他虽然也倒打一耙，说人家“凭空污人清白”，毕竟还是心虚，竟福至心灵，抛出了他足以传颂千古的宏论“窃书说”，即：“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因此，将李庆生院长的“抄袭”说成是“过度引用”，也算得上是由来有自——毕竟，这也是“读书人的事”呀！
但孔乙己毕竟只是一介穷书生，所以“窃书”之说只能由他自己的口里说出来，其可信度不免就要大打折扣。至于我们的李大院长，大大小小也是掌控着“话语权”的一个单位的“头”，情况自然也就大为不同了。该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李大院长就退居了幕后，而将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副院长郑进推上了前台。经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同意，云南中医学院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聘请同行专家加入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独立调查”。既有行政权力的认可，又有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的“独立”，这种结论自然也就“真实有效”，值得依赖了。于是，李庆生院长的“抄袭”就顺理成章地被调查委员会的“综合结论”定义或重新定义为据说是“一种写实性描述”的“过度引用”。李庆生教授自然也就完全同意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并做出检讨，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官总算保住了）。
笔者不能不佩服李大院长在应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抄袭门”事件的沉静和老到。表面看来，一切都真实可信，李大院长的态度也非常诚恳，没有为自己辩护过半句。但是，此事若发生在该校的一位普通的教授身上，只怕后果将会完全不同——这名教授的饭碗能否保住且不说，至少云南中医学院不会成立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来替他进行“集体辩护”。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明显，云南中医学院在这一事件的调查中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都是该院自己组织和聘请的，而根据中国的高校“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只有李大院长才具有调动学校这么多资源的权力。
云南中医学院副院长郑进表示，“目前学术界对抄袭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但不知目前学术界对“过度引用”是否“有一个明确界定”，如果没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凭什么认定李大院长只是“过度引用”，而非“抄袭”呢？
“引用”与“抄袭”之间真的没有明确的界线么？答曰：非也。法国的随笔作家蒙田在写作时喜欢引用别人的原话——他在文章中说，如果某种思想别人己经说过了，而且比自己说得更好，他就更愿意引用别人的原话，而不是将别人的话改头换面，窃为己有。周作人先生也好大段在段地引用别人的文章，甚至他的一类文章被人称为“文抄公”体，在这种文章中，别人的原话往往在字数超过自己的文字，但一经他的引用和点评，别人的原话竟有了原先并未被发现有的新意。这两位作家算是抄袭么？显然不是的。因为他们不但老老实实地告诉了读者引文的出处，而且使引文焕发出了迷人的新意，就算引文超过了全文的三分之二，都不能目之为抄袭，相反，应该算做“创作”或“创造”。
可见，区分“引用”与“抄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是否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而不能仅仅从雷同内容的字数上来判定。如果真正的有自己的创见，并且注明了引文的出处，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过度引用”的问题。
李大院长的“抄袭门”并非单纯的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关系到学术公共空间的严肃性、规范性与公正性——甚至牵涉到学术侵权行为——的公共事件，相关部门及当事人学校应该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绝不能因为他是一院之长，就拿不伦不类、含义暧昧的“过度引用”当作遮羞布来蒙混过关——在此，笔者请“独立调查委员会”将李大院长的约10000字的论文“雷同内容近3000字”定义为“过度引用”的依据公布于众，最重要的，请说明这近3000字的雷同之处是否注明了出处，并提供相关的证据。
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总是能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替自己的过错找到一套不那么难听——甚至动听——的合理化说辞。想当年，孔乙己因“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咸亨酒店里的伙计当众点破，他虽然也倒打一耙，说人家“凭空污人清白”，毕竟还是心虚，竟福至心灵，抛出了他足以传颂千古的宏论“窃书说”，即：“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因此，将李庆生院长的“抄袭”说成是“过度引用”，也算得上是由来有自——毕竟，这也是“读书人的事”呀！
但孔乙己毕竟只是一介穷书生，所以“窃书”之说只能由他自己的口里说出来，其可信度不免就要大打折扣。至于我们的李大院长，大大小小也是掌控着“话语权”的一个单位的“头”，情况自然也就大为不同了。该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李大院长就退居了幕后，而将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副院长郑进推上了前台。经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同意，云南中医学院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聘请同行专家加入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独立调查”。既有行政权力的认可，又有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的“独立”，这种结论自然也就“真实有效”，值得依赖了。于是，李庆生院长的“抄袭”就顺理成章地被调查委员会的“综合结论”定义或重新定义为据说是“一种写实性描述”的“过度引用”。李庆生教授自然也就完全同意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并做出检讨，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官总算保住了）。
笔者不能不佩服李大院长在应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抄袭门”事件的沉静和老到。表面看来，一切都真实可信，李大院长的态度也非常诚恳，没有为自己辩护过半句。但是，此事若发生在该校的一位普通的教授身上，只怕后果将会完全不同——这名教授的饭碗能否保住且不说，至少云南中医学院不会成立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来替他进行“集体辩护”。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明显，云南中医学院在这一事件的调查中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都是该院自己组织和聘请的，而根据中国的高校“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只有李大院长才具有调动学校这么多资源的权力。
云南中医学院副院长郑进表示，“目前学术界对抄袭没有一个明确界定”，但不知目前学术界对“过度引用”是否“有一个明确界定”，如果没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凭什么认定李大院长只是“过度引用”，而非“抄袭”呢？
“引用”与“抄袭”之间真的没有明确的界线么？答曰：非也。法国的随笔作家蒙田在写作时喜欢引用别人的原话——他在文章中说，如果某种思想别人己经说过了，而且比自己说得更好，他就更愿意引用别人的原话，而不是将别人的话改头换面，窃为己有。周作人先生也好大段在段地引用别人的文章，甚至他的一类文章被人称为“文抄公”体，在这种文章中，别人的原话往往在字数超过自己的文字，但一经他的引用和点评，别人的原话竟有了原先并未被发现有的新意。这两位作家算是抄袭么？显然不是的。因为他们不但老老实实地告诉了读者引文的出处，而且使引文焕发出了迷人的新意，就算引文超过了全文的三分之二，都不能目之为抄袭，相反，应该算做“创作”或“创造”。
可见，区分“引用”与“抄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是否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而不能仅仅从雷同内容的字数上来判定。如果真正的有自己的创见，并且注明了引文的出处，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过度引用”的问题。
李大院长的“抄袭门”并非单纯的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关系到学术公共空间的严肃性、规范性与公正性——甚至牵涉到学术侵权行为——的公共事件，相关部门及当事人学校应该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绝不能因为他是一院之长，就拿不伦不类、含义暧昧的“过度引用”当作遮羞布来蒙混过关——在此，笔者请“独立调查委员会”将李大院长的约10000字的论文“雷同内容近3000字”定义为“过度引用”的依据公布于众，最重要的，请说明这近3000字的雷同之处是否注明了出处，并提供相关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