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休·希斯艾玛·卡尔弗特
翻译：晓梅
青年探索 2011年04期
中图分类号：D431；D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1－0087－06
一、居家与居住的变迁
由于公共住房可利用率的降低和住房价格上涨，20～30岁的英国青年越来越依赖于私人租房。许多年轻人靠自己的收入购房甚至租房都感到力不从心，为达到独立居住目的，不得不依赖于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帮助。一项研究表明，不到30岁青年人中，40％的首次购房者依靠家庭成员某种形式的经济资助。据传闻，有些年轻人选择与朋友合伙贷款以分享住房楼梯上的一个容身之处。有专门的网站和肖像影集制作团伙牵头联络潜在的合伙贷款人，一家公司专为合伙贷款搜寻者提供“快速约会”夜晚。然而，其真正的危险在于：住房业主迅速成为目前租房学生的保护人，而日益增长的学生债务导致毕业生再也享受不到曾经有过的住房市场优势。尽管如此，英国青年仍然普遍以成为住房业主为奋斗目标。
近年来家庭模式仍在变化。不与父母同住的男青年比例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女青年，特别是研究生回家与父母同住。不与父母同住者，其住房费用近年来大幅上涨。有证据表明，为获得并保留居住独立，许多年轻人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不同形式的经济支援。这可能导致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紧张关系，因为兄弟姐妹之间会互相攀比对方从家中所获资助的数量。
英国当代住房过渡状况显示出很大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相应地牵涉到就业形势和家庭结构。然而这些风险因素的分配并不均匀。福特（2002年）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青年人的居住过渡状况，对象为1,000名居住在不同地区的16～25岁年轻人，结果显示了5种不同居住方式，而3种主要因素又决定了这5种方式的差别：青年人计划与控制程度，自我约束的程度与性质，能得到的家庭支援程度。他们将这5种方式分为混乱不堪方式、无计划方式、自我约束方式、有计划的非学生方式以及学生方式。他们的模式强调，如果年轻人想得到成功的居住过渡状态，必须获得许多重要资源：各种各样的物质资源，咨询和情感支援，他们自己的内在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得受不同阶级背景的强烈制约，也会影响年轻人实现设想的居住前景的控制能力。
福特（2002年）对一种学生居住方式的研究令人瞩目。前不久，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绝大多数（特别是在英格兰）离开家庭，住学生宿舍，或租借私房，其独立居住的途径比不就学的同龄人更受保护。租借私房的往往是希望保留自己社区的当地年轻人，他们千方百计想得到支持，除非被认为有点冒风险。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就学期间住在父母的房子内，因学生欠债影响到毕业后的居住方式。而与奖学金有关的优惠居住方式近年来也许不复存在了。
本文将通过一群已独立居住的年轻人的经历探讨一些问题，这些年轻人要么独居，要么与人合住。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他们为独立居住而奋斗的过程中，得到同辈与家庭成员何种程度的支援，我们将集中研究3个问题：父母的住所作为退路所起的作用；在独立居住过程中，他们依赖于父母各种形式的支持达到何种程度；他们如何看待朋友之间经济互助的愿望。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阐述与父母及朋友的关系，如何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待获得支援问题。
二、有关的研究
本文数据选自“年轻人与居住规划”，这是经济与社会基金会人口变化中心研究的课题。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当前家庭结构模式对年轻人与朋友、合伙者、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有何影响；2.老一辈与年轻一代以及朋友之间资源对独居单身生活的支持达到何种程度；3.居住与居家方式的相互作用；4.居住、居家与家庭形式与向往的未来之间的关系；5.为满足居住需求与愿望，年轻人在奋斗过程中采取的对策。
现场调查包括一次性有深度的采访，要求参与者叙述他们迄今为止的居住方式。我们探讨了几个主要方面，包括他们起先离开父母后来又回到父母处的经历；他们目前的居住状况；他们与家庭和朋友联络的特点与程度；家庭成员和朋友提供资助的形式（经济和非经济的）；他们对不同居住方式（租私房；公共住房；住房业主）的看法和经历；他们对住房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他们的居住经历与弟兄姐妹和挚友相比较。开始重点采访之前，要求参与者完成有关居住经历表格，详细说明他们住过的各种房子，同住者，每次搬家理由。
我们的目标是完成40名20～30岁年轻人的样本，本文所用数据选自首批14名被访问者的叙述。这14名人员中，除1人外，都在职、借住私房，多为研究生。我们希望扩大被采访者范围包括城市和农村青年，具有不同居住形式和教育背景。实际所有采访对象都住在南安普顿（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人口约220,000）。
三、父母住房作为退路
近年来，年轻人离家后重回父母家已是司空见惯。尤其是研究生，离开大学后回到父母家居住绝非罕见。一些年轻人长期以来在离家问题上摇摆不定（正如伦纳德常提到的），后者往往与出身于中层阶级的年轻人有关，他们往往先离家上学，假期定期回家。现在，不仅仅是假期，完成高等学业后重回父母家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
在我们的访问对象中，大多数（14人中有9人）曾经或正在经历离家后又重回父母处。谈论这些时，他们本着实事求是态度，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反常。这与20世纪90年代晚期本文一位作者的调查大相径庭：其对象为类似的年轻人（主要是研究生），他们并不认为返回父母住处合乎情理，或理所当然，因而谈论时颇有戒心。
目前的案例中，他们返回父母住处很大程度上出于某种无奈。许多人（本科生和研究生）完成学业后、在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回家居住，其他人则在失业、经济上遇到困难或得病时回到父母处。看来，回到父母处是因为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因此父母家成了不确定时期相对安全的避风港湾。
不幸的是我住进伦敦一家新公寓2个月后，公司倒闭，我被裁员，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慌不择路地退回汉普郡，仅仅因为许多人争抢同一份工作。我多少有点败退家中，共住一间房，此状况持续了三年。就这样我和我妈妈，她的男朋友和我兄弟挤在一起，直到最后。（巴里，29岁，本科生）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中，就是因为我没有职业。我认为，我每次搬回家中都是因为我钱不够或是困惑不知该去何处；这就是为何我老要住回家中。我认为这都是在我不知何去何从举棋不定的时候。（瓦勒里，26岁，研究生）
瓦勒里关于举棋不定的论述是有回家与父母同住的经历者常有的感觉。困难时期回到父母处无疑有许多好处，大多数人会感到一种缺失，包括不可避免的独立的缺失，离开父母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可能难以接受。许多人提起回家经历时态度模棱两可：
可能我已习惯独立，因此搬回家居住让我失去了独立。但我不在乎，这是短期的，这样我能省钱，我会找一份工作，搬出去。（斯蒂芬，29岁，研究生）
但是回家令人感到释放，不再有经济负担的压力。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但是你知道我爱我妈妈。我们相处和睦，我喜欢她的陪伴。（您说的“令人失望”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在内心深处是指我尚未获得成功这种状态。（吉莲，34岁，本科生）
当问到将来回父母处的可能性时，一致感到前景如不是令人畏惧，也是疑虑重重。普遍认为这是最后的手段，要尽可能地避免。我们的访问对象是已获得独立居住的一群人，并不欣赏回家的想法。
然而，他们的态度表明，20岁出头时回家居住是可接受的，25岁以后则反之。比如，瓦勒里说她失业后或无法独立生活时才回家居住：“否则，除非不得已，我是不会回去的。”同样，玛丽说：“如果我失业了，病了，或我父母病了我才会搬回去。”巴里则说他会感到“实在糟糕”。如果他现在不得不回家，尽管如他对目前居住条件不满意，他母亲也会给他提供一间住房。
你知道，我住在酒吧楼上，母亲提供给我的房间内，住在这里可上下班乘车。但是，如你是被解雇，别无他法而回家，情况就另当别论。我珍视我的独立，并把它看成一种尊严。比如我弟兄住在当地，他提出让我住在他闲置房内，我谢谢他的好意但不能接受他的建议。你知道，如世界末日来临，我的确无处可去，可以；但只要我还有选择余地，我个人认为这将是最糟糕的选择。（巴里，29岁，本科生）
有趣的是，有人认为如果必要，父母会接纳他们，他们也有选择余地；有些人认为尽管他们自己对回家的感觉很糟糕，他们的父母则喜欢他们回来！也有人认为回家并非上策。马克（34岁，本科生）说：“父母家中没有多余居住空间，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遇之下，他们也只能如此。”
四、父母与子女经济上的交往
这一部分我们要探讨受访者与父母之间的经济交往。大多数人员能举例说明他们初次离家时得到的经济支援。本科生中更为普遍，许多人获得不同形式的经济支援，如直接支付租金，生活费用的资助和偶尔的礼物。巴里（一年级结束时他实际上退学了）谈到他收到父母的资助“大量的租金、食物、书籍、衣服加上学生贷款”。有些非本科生则举例说明在他们独立居住初期得到经济资助。例如，马丽刚离家时就得到过经济资助：
我是说我父母真了不起。我搬到第一个住所时他们给我1,000英镑，寝具，以及我尚未想到的诸如此类的东西。甚至现在母亲还为我打包，包括洗衣粉，调节剂等等昂贵东西。（马丽，26岁，在读本科生）
相比之下，吉列姆收到母亲有限资助（单亲），她21岁时离家住到姨妈所拥有的公寓内，她姨妈给她租金打折，以此为她提供资助：
遗憾的是我母亲不属于有钱族。你知道，我们都在勉强度日，度日如年。她从来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只要有钱，她就会自己花费，去度假，放纵自己，不幸的是，我从未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家庭。我姨妈尽其所能的帮我，当我说我生活艰难时，她再一次地给我减租，但她也得还贷，因此只能减到一定程度。（吉列姆，34岁，研究生）
提及最近的经济交往情况，大多数受访者能举例说明最近仍然不时继续受到的家庭成员的资助。意味深长的是包括受访对象在内的所有住房业主已从父母那里获得不同形式的资助。以25岁的研究生盖尔为例，她父母额外支付了2,000英镑，使她的贷款交易更加合算。坦尼亚离婚后，父母给她经济资助，买下她与前夫共有的房屋份额。第三个例子有点非同寻常：吉列姆与她母亲决定满足她们同住的需求，共同购买房子，一隔二，吉列姆住楼上，她母亲住下面。
问及采访对象受到这种形式的资助后感觉如何时，大多数表态含糊不定。一方面他们当然很感激，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这样的处境感到有点尴尬。因为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不应该如此依赖购房的资助。26岁的瓦莱拉实际上所有花费都依靠她父亲，对此她表示不安：
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就决定经济自立。我父亲总是设法帮助我，我尽可能地拒绝。如果我有工作，能挣钱，我就能支撑自己，虽然他总是想帮我。我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我有足够的钱，如果我挣不到足够的钱，我就没有能力养车，而现在我的薪水是足够的。我有一份正规职业，我能够预算和管理我的经济，能够支撑我自己。我不应该在用父母钱。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虽然，如果我需要，父亲很乐于给我钱。（瓦莱拉，26岁研究生）
巴里同样表示不安，他的信用卡借贷由父亲作担保，先前被解雇后又由母亲资助。他说接受资助时感到“相当糟糕”，成为“自己所在乎的人的沉重负担”是“很不是滋味”，尤其是第二次资助，完全是自己所为：“第二次资助，我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失造成。”马丽也表示成为父亲经济上的负担自己顾虑重重：
哦，我真讨厌。当你年幼时你考虑不多，当你独立时又感到花费过多。我父亲仍在工作，但我不希望他不停地工作，然后把钱留给我。（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最后，我们还要探讨这些经济资助是作为借贷还是赠送的礼物。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参与者指出这些资助均出自父母的主动，应偿还。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偿还是立竿见影的不拖延。例如桑姆，他没有收入时，父母帮他支付一套公寓的第一期贷款。父母主动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确没钱。”问他对此感受如何时，他说“我很依赖，我感到很尴尬。但我已偿还。”戴维同样因为特殊需求而接受了短期贷款，包括圣诞节回家的旅费。他说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借贷，下个月就要偿还。杰吉的母亲常给她买衣服，她说若不偿还她会感到内疚，这明显是两位女人之间的期盼：“她很清楚她得到了保险金，她信任我这样做。”
上述3个例子中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资助必须偿还，然而其他情况下经济交往就不是很明确。比如盖尔谈到她父母为她贷款支付2000英镑时表示，“我认为他们可能当做礼物赠送，但在我看来我会偿还，可能会慢些，但我很明确这是借贷，我想偿还。”虽然偿还还未开始。有些情况，尽管父母表示他们的资助属借贷，但后来，父母不是拒绝接受偿还，就是推三阻四，尽管子女反复强调不希望这样：
总是用棕黄色的信封包着，你不用说一句话。你可辩论说不需要，但你必须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给予，因为我从未开口。我们总是为钱而争吵。我得向他们借钱对付破产，那是510英镑，他们不肯接受偿还。我只能放入妈妈的银行内，因为她不肯接受。（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父亲在我休假时把钱存入我的账号。我回家时总是找理由还，但他不让。（瓦莱拉，26岁，研究生）
五、朋友之间的经济交往
最后我们探讨朋友之间的经济交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参与者通常避免借钱给朋友，或只借少量的钱，并且立刻偿还，比如领取工资前向朋友借20或30英镑。虽然有些人说如果他们的确需要的话，他们觉得可向朋友借钱，然而大多数人极不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普遍认为他们大多数经济资源有限，处境相同。马克恢复学业成为全日制的大龄学生时，他的朋友提出资助其大学学费。他朋友准备借给他几千英镑，而他最终只借了首次分期贷款的钱。当他论述这样的安排时说：
我不太看重诚实问题，你知道，我们都很慷慨，总是相互为对方购买物件。我认为这是在我事业上的投资，我感到是可行的，这是一种投资，当我有钱时必须归还。（马克，34岁，研究生）
极普遍的看法是不愿意经济上欠朋友的债。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我不愿向朋友借钱，我宁可硬撑，也不愿向朋友开口。（戴维，26岁，研究生）
你知道我有朋友可以借，但我会感觉很糟糕。有时还要求还利息。是的，我宁可没有。如果情况紧急，我就不知道。（巴里，29岁，在读研究生）
向朋友借钱我感到内疚。向家里借钱更自在些。总有点尴尬。如果日后我较长时间见不到他们，后来又碰到他们，往往会忘记，对家里就好些。（吉基，25岁，在读研究生）
有趣的是虽然大多数参与者宣称从未向朋友借过钱，许多人却提供了借钱给朋友的例子，虽然强调数目很小而且立刻归还。吉列姆是个例外，她曾借给室友几百英镑，后来却与她闹翻。她的经历提醒了那些愿借钱给朋友的人：
最终我不得不与她联系说，“我知道我说过等你有钱时再归还，但你现在能还我吗？因为我感到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她对我感到奇怪，仿佛说，“哦，多谢啦！我还以为你够朋友。”事情闹得很尴尬，我认为这是我的担忧。你知道，如果发生了一些情况使我无力偿还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我会讨厌他。我发现这事有点糟糕。（吉列姆，34岁，在读研究生）
杰基同样谈到借钱给朋友的为难。她借了200英镑给朋友，虽然一个月之内还清，但她“提醒了好几次”，她因为钱的事打搅朋友感到十分内疚。马丽在受到一次车祸的赔偿后借了800英镑给朋友，她相当自信：
她按月还我，这相当不错。这样我每个月都有收入，不至于一次花完。（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一般情况下，她本人不愿借钱，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尴尬，“因为我父母不是以这种方式把我带大的，开口借贷，因此我总是量入为出。我感到朋友们挣钱不易，因此不应指望他们帮我渡过难关。”
许多访问对象对与朋友共同签署贷款合同的打算抱谨慎态度，也许这不足为奇。多数表示对此前景不怎么乐观，认为可能引起麻烦（与合伙者及家庭成员相比较）：
我不愿与朋友共同购房。终生还贷款并不可靠。你的朋友会变化，我有朋友，我终生都与人友好相处，但你无法预料。这是我为何不愿意（与朋友共同购房），因为不愿与朋友捆绑在一起。我愿与合伙者共同拥有房子，但我不愿与朋友共同购买房子，不。（戴维，26岁，研究生）
你必须谨慎，你必须签贷款保护合同。如果你的朋友失业了，他如何支付贷款份额，如果你们闹翻了，财产如何分割？如果你找到合伙者，想搬进去同住，你能将你的份额出售给他人还是只限于你的朋友？（马克，34岁，研究生）
如果我得这样做的话，我宁可与亲戚打交道，因为我对别人没有足够信心。（斯蒂芬，29岁，研究生）
然而，其他人却认为与朋友签贷款合同，在某些情况下是值得追求的途径。事实上当最近难以找到合适共租房时，巴里曾与朋友探讨过这种选择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选择，与当地政府或中央政府分签贷款合同。这是一种选择方案，但由于你必须增加定金份额，你愿与某人同住一段时间，这是将来可能发生的选择方案。（巴里，29岁，在读研究生）
马丽说她与好朋友探讨了共同签署贷款合同的可能性：
是的，实际上，我的确与我朋友谈论过此事，我俩都很明智，我们定下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不与合伙者同住，我们就共同签贷款合同，这很好。这是绝妙的主意。我想越来越多的人考虑与朋友合买房子，对第一次买房者而言，这是可行的，如果你们是两个人，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不总是管用。（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许多人补充说这可能冒不成功的风险，但“这与合伙者的情况没什么区别。”根据他的观点，这样的安排是获得财产的途径，总会出现把朋友的份额买下来的可能性：“至少，你开始了。这是个起点。”然而她很清楚，她必须与头脑清醒者合作，这样的方法决不适用于所有的朋友。
六、结论
本文出现数据均来自我们对不与家庭同住的年轻人的住房方式的研究。我们集中研究了将回父母家住作为退路的选择；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经济交往特性；对朋友之间的经济交往的经历与感觉。从他们的叙述中可知他们接受家庭支援的程度，包括可能回父母住处获得经济资助，这对他们的独立生活影响重大。看来他们获得资助的程度与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意识以及自我约束的能力息息相关。福特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晚期决定年轻人居住方式的三大要素，我们的数据支持使用这种模式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调查的对象包括许多研究生，对他们而言，通往独立的道路决不是笔直的，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房产的业主本来就不是一条坦途。大多数成员住在私房区内，包括研究生，他们感到购买自己住房的前景遥不可及，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虽然大多数人仍然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们认为学生方式——相对优惠的方式——再也不可能起到加速拥有房子的作用。人们纷纷断言与就业前景有关的奖学金正在消失，住房的不确定性是学生——主要是研究生成长模式改变的另一项结果。
我们获得的数据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居住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区别。所有的参与者都已居住独立，这是我们选择采访对象的主要标准。有些人因为失业或经济上发生困难独立性有所削弱，曾经不得不回家与父母同住，但采访时他们在住宿上已不再依赖父母。少数参与者自从第一次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家居住。但是有关数据表明我们的许多参与者依赖父母提供的物质资助。如少了这种资助他们能否自立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答案可能是“是的，他们对付得了”，但对许多人而言，如果他们得不到父母的资助可能会陷入困难境地。但接受这种资助要付出代价——特别是接受数目极大的资助——他们会感到焦虑不安，感觉他们的独立自主打了折扣。
我们将详细探讨不同群体的年轻人依赖于家庭的不同形式及其对不同居住方式的影响。我们的参与者的父母资助子女的能力千差万别。有的最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偶尔的借贷，其他的则能经常提供一些常规的支持或是慷慨的礼物。有的还为孩子提供那些不需要偿还的“贷款”。他们的子女往往是研究生，常因为父母慷慨相助以致自我独立性削弱而心存不安。相比之下，得不到家庭经济资助的年轻人感到自己独立性更强些，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那些住在家里的年轻人比较相差并不是很大。显而易见，他们通常避免来自朋友的经济资助，因此这并非不住在家里的年轻人获得和维持居住独立的主要途径。然而，我们注意到英国年轻人为获得居住独立与朋友合租房子现象，从这意义上说同辈的关系对许多当代年轻人的成长息息相关。不同形式的资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与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打算挖掘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晓梅，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译文出处：2010年7月于瑞典哥德堡召开的第17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中的参会论文：Changing interdependencies,changing biographies:young people's strategies in pursuit of residential independence。
作者介绍：休·希斯，［英］ 休·希斯/艾玛·卡尔弗特，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人口变化研究中心人员。
作者：休·希斯艾玛·卡尔弗特
翻译：晓梅
青年探索 2011年04期
中图分类号：D431；D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1－0087－06
一、居家与居住的变迁
由于公共住房可利用率的降低和住房价格上涨，20～30岁的英国青年越来越依赖于私人租房。许多年轻人靠自己的收入购房甚至租房都感到力不从心，为达到独立居住目的，不得不依赖于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帮助。一项研究表明，不到30岁青年人中，40％的首次购房者依靠家庭成员某种形式的经济资助。据传闻，有些年轻人选择与朋友合伙贷款以分享住房楼梯上的一个容身之处。有专门的网站和肖像影集制作团伙牵头联络潜在的合伙贷款人，一家公司专为合伙贷款搜寻者提供“快速约会”夜晚。然而，其真正的危险在于：住房业主迅速成为目前租房学生的保护人，而日益增长的学生债务导致毕业生再也享受不到曾经有过的住房市场优势。尽管如此，英国青年仍然普遍以成为住房业主为奋斗目标。
近年来家庭模式仍在变化。不与父母同住的男青年比例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女青年，特别是研究生回家与父母同住。不与父母同住者，其住房费用近年来大幅上涨。有证据表明，为获得并保留居住独立，许多年轻人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不同形式的经济支援。这可能导致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紧张关系，因为兄弟姐妹之间会互相攀比对方从家中所获资助的数量。
英国当代住房过渡状况显示出很大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相应地牵涉到就业形势和家庭结构。然而这些风险因素的分配并不均匀。福特（2002年）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青年人的居住过渡状况，对象为1,000名居住在不同地区的16～25岁年轻人，结果显示了5种不同居住方式，而3种主要因素又决定了这5种方式的差别：青年人计划与控制程度，自我约束的程度与性质，能得到的家庭支援程度。他们将这5种方式分为混乱不堪方式、无计划方式、自我约束方式、有计划的非学生方式以及学生方式。他们的模式强调，如果年轻人想得到成功的居住过渡状态，必须获得许多重要资源：各种各样的物质资源，咨询和情感支援，他们自己的内在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得受不同阶级背景的强烈制约，也会影响年轻人实现设想的居住前景的控制能力。
福特（2002年）对一种学生居住方式的研究令人瞩目。前不久，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绝大多数（特别是在英格兰）离开家庭，住学生宿舍，或租借私房，其独立居住的途径比不就学的同龄人更受保护。租借私房的往往是希望保留自己社区的当地年轻人，他们千方百计想得到支持，除非被认为有点冒风险。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就学期间住在父母的房子内，因学生欠债影响到毕业后的居住方式。而与奖学金有关的优惠居住方式近年来也许不复存在了。
本文将通过一群已独立居住的年轻人的经历探讨一些问题，这些年轻人要么独居，要么与人合住。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他们为独立居住而奋斗的过程中，得到同辈与家庭成员何种程度的支援，我们将集中研究3个问题：父母的住所作为退路所起的作用；在独立居住过程中，他们依赖于父母各种形式的支持达到何种程度；他们如何看待朋友之间经济互助的愿望。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阐述与父母及朋友的关系，如何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待获得支援问题。
二、有关的研究
本文数据选自“年轻人与居住规划”，这是经济与社会基金会人口变化中心研究的课题。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当前家庭结构模式对年轻人与朋友、合伙者、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有何影响；2.老一辈与年轻一代以及朋友之间资源对独居单身生活的支持达到何种程度；3.居住与居家方式的相互作用；4.居住、居家与家庭形式与向往的未来之间的关系；5.为满足居住需求与愿望，年轻人在奋斗过程中采取的对策。
现场调查包括一次性有深度的采访，要求参与者叙述他们迄今为止的居住方式。我们探讨了几个主要方面，包括他们起先离开父母后来又回到父母处的经历；他们目前的居住状况；他们与家庭和朋友联络的特点与程度；家庭成员和朋友提供资助的形式（经济和非经济的）；他们对不同居住方式（租私房；公共住房；住房业主）的看法和经历；他们对住房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他们的居住经历与弟兄姐妹和挚友相比较。开始重点采访之前，要求参与者完成有关居住经历表格，详细说明他们住过的各种房子，同住者，每次搬家理由。
我们的目标是完成40名20～30岁年轻人的样本，本文所用数据选自首批14名被访问者的叙述。这14名人员中，除1人外，都在职、借住私房，多为研究生。我们希望扩大被采访者范围包括城市和农村青年，具有不同居住形式和教育背景。实际所有采访对象都住在南安普顿（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人口约220,000）。
三、父母住房作为退路
近年来，年轻人离家后重回父母家已是司空见惯。尤其是研究生，离开大学后回到父母家居住绝非罕见。一些年轻人长期以来在离家问题上摇摆不定（正如伦纳德常提到的），后者往往与出身于中层阶级的年轻人有关，他们往往先离家上学，假期定期回家。现在，不仅仅是假期，完成高等学业后重回父母家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
在我们的访问对象中，大多数（14人中有9人）曾经或正在经历离家后又重回父母处。谈论这些时，他们本着实事求是态度，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反常。这与20世纪90年代晚期本文一位作者的调查大相径庭：其对象为类似的年轻人（主要是研究生），他们并不认为返回父母住处合乎情理，或理所当然，因而谈论时颇有戒心。
目前的案例中，他们返回父母住处很大程度上出于某种无奈。许多人（本科生和研究生）完成学业后、在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回家居住，其他人则在失业、经济上遇到困难或得病时回到父母处。看来，回到父母处是因为遇到突如其来的困难。因此父母家成了不确定时期相对安全的避风港湾。
不幸的是我住进伦敦一家新公寓2个月后，公司倒闭，我被裁员，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慌不择路地退回汉普郡，仅仅因为许多人争抢同一份工作。我多少有点败退家中，共住一间房，此状况持续了三年。就这样我和我妈妈，她的男朋友和我兄弟挤在一起，直到最后。（巴里，29岁，本科生）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中，就是因为我没有职业。我认为，我每次搬回家中都是因为我钱不够或是困惑不知该去何处；这就是为何我老要住回家中。我认为这都是在我不知何去何从举棋不定的时候。（瓦勒里，26岁，研究生）
瓦勒里关于举棋不定的论述是有回家与父母同住的经历者常有的感觉。困难时期回到父母处无疑有许多好处，大多数人会感到一种缺失，包括不可避免的独立的缺失，离开父母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可能难以接受。许多人提起回家经历时态度模棱两可：
可能我已习惯独立，因此搬回家居住让我失去了独立。但我不在乎，这是短期的，这样我能省钱，我会找一份工作，搬出去。（斯蒂芬，29岁，研究生）
但是回家令人感到释放，不再有经济负担的压力。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但是你知道我爱我妈妈。我们相处和睦，我喜欢她的陪伴。（您说的“令人失望”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在内心深处是指我尚未获得成功这种状态。（吉莲，34岁，本科生）
当问到将来回父母处的可能性时，一致感到前景如不是令人畏惧，也是疑虑重重。普遍认为这是最后的手段，要尽可能地避免。我们的访问对象是已获得独立居住的一群人，并不欣赏回家的想法。
然而，他们的态度表明，20岁出头时回家居住是可接受的，25岁以后则反之。比如，瓦勒里说她失业后或无法独立生活时才回家居住：“否则，除非不得已，我是不会回去的。”同样，玛丽说：“如果我失业了，病了，或我父母病了我才会搬回去。”巴里则说他会感到“实在糟糕”。如果他现在不得不回家，尽管如他对目前居住条件不满意，他母亲也会给他提供一间住房。
你知道，我住在酒吧楼上，母亲提供给我的房间内，住在这里可上下班乘车。但是，如你是被解雇，别无他法而回家，情况就另当别论。我珍视我的独立，并把它看成一种尊严。比如我弟兄住在当地，他提出让我住在他闲置房内，我谢谢他的好意但不能接受他的建议。你知道，如世界末日来临，我的确无处可去，可以；但只要我还有选择余地，我个人认为这将是最糟糕的选择。（巴里，29岁，本科生）
有趣的是，有人认为如果必要，父母会接纳他们，他们也有选择余地；有些人认为尽管他们自己对回家的感觉很糟糕，他们的父母则喜欢他们回来！也有人认为回家并非上策。马克（34岁，本科生）说：“父母家中没有多余居住空间，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遇之下，他们也只能如此。”
四、父母与子女经济上的交往
这一部分我们要探讨受访者与父母之间的经济交往。大多数人员能举例说明他们初次离家时得到的经济支援。本科生中更为普遍，许多人获得不同形式的经济支援，如直接支付租金，生活费用的资助和偶尔的礼物。巴里（一年级结束时他实际上退学了）谈到他收到父母的资助“大量的租金、食物、书籍、衣服加上学生贷款”。有些非本科生则举例说明在他们独立居住初期得到经济资助。例如，马丽刚离家时就得到过经济资助：
我是说我父母真了不起。我搬到第一个住所时他们给我1,000英镑，寝具，以及我尚未想到的诸如此类的东西。甚至现在母亲还为我打包，包括洗衣粉，调节剂等等昂贵东西。（马丽，26岁，在读本科生）
相比之下，吉列姆收到母亲有限资助（单亲），她21岁时离家住到姨妈所拥有的公寓内，她姨妈给她租金打折，以此为她提供资助：
遗憾的是我母亲不属于有钱族。你知道，我们都在勉强度日，度日如年。她从来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只要有钱，她就会自己花费，去度假，放纵自己，不幸的是，我从未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家庭。我姨妈尽其所能的帮我，当我说我生活艰难时，她再一次地给我减租，但她也得还贷，因此只能减到一定程度。（吉列姆，34岁，研究生）
提及最近的经济交往情况，大多数受访者能举例说明最近仍然不时继续受到的家庭成员的资助。意味深长的是包括受访对象在内的所有住房业主已从父母那里获得不同形式的资助。以25岁的研究生盖尔为例，她父母额外支付了2,000英镑，使她的贷款交易更加合算。坦尼亚离婚后，父母给她经济资助，买下她与前夫共有的房屋份额。第三个例子有点非同寻常：吉列姆与她母亲决定满足她们同住的需求，共同购买房子，一隔二，吉列姆住楼上，她母亲住下面。
问及采访对象受到这种形式的资助后感觉如何时，大多数表态含糊不定。一方面他们当然很感激，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这样的处境感到有点尴尬。因为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不应该如此依赖购房的资助。26岁的瓦莱拉实际上所有花费都依靠她父亲，对此她表示不安：
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就决定经济自立。我父亲总是设法帮助我，我尽可能地拒绝。如果我有工作，能挣钱，我就能支撑自己，虽然他总是想帮我。我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我有足够的钱，如果我挣不到足够的钱，我就没有能力养车，而现在我的薪水是足够的。我有一份正规职业，我能够预算和管理我的经济，能够支撑我自己。我不应该在用父母钱。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虽然，如果我需要，父亲很乐于给我钱。（瓦莱拉，26岁研究生）
巴里同样表示不安，他的信用卡借贷由父亲作担保，先前被解雇后又由母亲资助。他说接受资助时感到“相当糟糕”，成为“自己所在乎的人的沉重负担”是“很不是滋味”，尤其是第二次资助，完全是自己所为：“第二次资助，我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失造成。”马丽也表示成为父亲经济上的负担自己顾虑重重：
哦，我真讨厌。当你年幼时你考虑不多，当你独立时又感到花费过多。我父亲仍在工作，但我不希望他不停地工作，然后把钱留给我。（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最后，我们还要探讨这些经济资助是作为借贷还是赠送的礼物。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参与者指出这些资助均出自父母的主动，应偿还。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偿还是立竿见影的不拖延。例如桑姆，他没有收入时，父母帮他支付一套公寓的第一期贷款。父母主动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确没钱。”问他对此感受如何时，他说“我很依赖，我感到很尴尬。但我已偿还。”戴维同样因为特殊需求而接受了短期贷款，包括圣诞节回家的旅费。他说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借贷，下个月就要偿还。杰吉的母亲常给她买衣服，她说若不偿还她会感到内疚，这明显是两位女人之间的期盼：“她很清楚她得到了保险金，她信任我这样做。”
上述3个例子中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资助必须偿还，然而其他情况下经济交往就不是很明确。比如盖尔谈到她父母为她贷款支付2000英镑时表示，“我认为他们可能当做礼物赠送，但在我看来我会偿还，可能会慢些，但我很明确这是借贷，我想偿还。”虽然偿还还未开始。有些情况，尽管父母表示他们的资助属借贷，但后来，父母不是拒绝接受偿还，就是推三阻四，尽管子女反复强调不希望这样：
总是用棕黄色的信封包着，你不用说一句话。你可辩论说不需要，但你必须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为何总是给予，因为我从未开口。我们总是为钱而争吵。我得向他们借钱对付破产，那是510英镑，他们不肯接受偿还。我只能放入妈妈的银行内，因为她不肯接受。（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父亲在我休假时把钱存入我的账号。我回家时总是找理由还，但他不让。（瓦莱拉，26岁，研究生）
五、朋友之间的经济交往
最后我们探讨朋友之间的经济交往。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参与者通常避免借钱给朋友，或只借少量的钱，并且立刻偿还，比如领取工资前向朋友借20或30英镑。虽然有些人说如果他们的确需要的话，他们觉得可向朋友借钱，然而大多数人极不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普遍认为他们大多数经济资源有限，处境相同。马克恢复学业成为全日制的大龄学生时，他的朋友提出资助其大学学费。他朋友准备借给他几千英镑，而他最终只借了首次分期贷款的钱。当他论述这样的安排时说：
我不太看重诚实问题，你知道，我们都很慷慨，总是相互为对方购买物件。我认为这是在我事业上的投资，我感到是可行的，这是一种投资，当我有钱时必须归还。（马克，34岁，研究生）
极普遍的看法是不愿意经济上欠朋友的债。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我不愿向朋友借钱，我宁可硬撑，也不愿向朋友开口。（戴维，26岁，研究生）
你知道我有朋友可以借，但我会感觉很糟糕。有时还要求还利息。是的，我宁可没有。如果情况紧急，我就不知道。（巴里，29岁，在读研究生）
向朋友借钱我感到内疚。向家里借钱更自在些。总有点尴尬。如果日后我较长时间见不到他们，后来又碰到他们，往往会忘记，对家里就好些。（吉基，25岁，在读研究生）
有趣的是虽然大多数参与者宣称从未向朋友借过钱，许多人却提供了借钱给朋友的例子，虽然强调数目很小而且立刻归还。吉列姆是个例外，她曾借给室友几百英镑，后来却与她闹翻。她的经历提醒了那些愿借钱给朋友的人：
最终我不得不与她联系说，“我知道我说过等你有钱时再归还，但你现在能还我吗？因为我感到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她对我感到奇怪，仿佛说，“哦，多谢啦！我还以为你够朋友。”事情闹得很尴尬，我认为这是我的担忧。你知道，如果发生了一些情况使我无力偿还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我会讨厌他。我发现这事有点糟糕。（吉列姆，34岁，在读研究生）
杰基同样谈到借钱给朋友的为难。她借了200英镑给朋友，虽然一个月之内还清，但她“提醒了好几次”，她因为钱的事打搅朋友感到十分内疚。马丽在受到一次车祸的赔偿后借了800英镑给朋友，她相当自信：
她按月还我，这相当不错。这样我每个月都有收入，不至于一次花完。（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一般情况下，她本人不愿借钱，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尴尬，“因为我父母不是以这种方式把我带大的，开口借贷，因此我总是量入为出。我感到朋友们挣钱不易，因此不应指望他们帮我渡过难关。”
许多访问对象对与朋友共同签署贷款合同的打算抱谨慎态度，也许这不足为奇。多数表示对此前景不怎么乐观，认为可能引起麻烦（与合伙者及家庭成员相比较）：
我不愿与朋友共同购房。终生还贷款并不可靠。你的朋友会变化，我有朋友，我终生都与人友好相处，但你无法预料。这是我为何不愿意（与朋友共同购房），因为不愿与朋友捆绑在一起。我愿与合伙者共同拥有房子，但我不愿与朋友共同购买房子，不。（戴维，26岁，研究生）
你必须谨慎，你必须签贷款保护合同。如果你的朋友失业了，他如何支付贷款份额，如果你们闹翻了，财产如何分割？如果你找到合伙者，想搬进去同住，你能将你的份额出售给他人还是只限于你的朋友？（马克，34岁，研究生）
如果我得这样做的话，我宁可与亲戚打交道，因为我对别人没有足够信心。（斯蒂芬，29岁，研究生）
然而，其他人却认为与朋友签贷款合同，在某些情况下是值得追求的途径。事实上当最近难以找到合适共租房时，巴里曾与朋友探讨过这种选择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选择，与当地政府或中央政府分签贷款合同。这是一种选择方案，但由于你必须增加定金份额，你愿与某人同住一段时间，这是将来可能发生的选择方案。（巴里，29岁，在读研究生）
马丽说她与好朋友探讨了共同签署贷款合同的可能性：
是的，实际上，我的确与我朋友谈论过此事，我俩都很明智，我们定下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不与合伙者同住，我们就共同签贷款合同，这很好。这是绝妙的主意。我想越来越多的人考虑与朋友合买房子，对第一次买房者而言，这是可行的，如果你们是两个人，诸如此类的，但是这不总是管用。（马丽，26岁，在读研究生）
许多人补充说这可能冒不成功的风险，但“这与合伙者的情况没什么区别。”根据他的观点，这样的安排是获得财产的途径，总会出现把朋友的份额买下来的可能性：“至少，你开始了。这是个起点。”然而她很清楚，她必须与头脑清醒者合作，这样的方法决不适用于所有的朋友。
六、结论
本文出现数据均来自我们对不与家庭同住的年轻人的住房方式的研究。我们集中研究了将回父母家住作为退路的选择；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经济交往特性；对朋友之间的经济交往的经历与感觉。从他们的叙述中可知他们接受家庭支援的程度，包括可能回父母住处获得经济资助，这对他们的独立生活影响重大。看来他们获得资助的程度与他们控制自己生活的意识以及自我约束的能力息息相关。福特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晚期决定年轻人居住方式的三大要素，我们的数据支持使用这种模式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调查的对象包括许多研究生，对他们而言，通往独立的道路决不是笔直的，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房产的业主本来就不是一条坦途。大多数成员住在私房区内，包括研究生，他们感到购买自己住房的前景遥不可及，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发生，虽然大多数人仍然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们认为学生方式——相对优惠的方式——再也不可能起到加速拥有房子的作用。人们纷纷断言与就业前景有关的奖学金正在消失，住房的不确定性是学生——主要是研究生成长模式改变的另一项结果。
我们获得的数据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居住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区别。所有的参与者都已居住独立，这是我们选择采访对象的主要标准。有些人因为失业或经济上发生困难独立性有所削弱，曾经不得不回家与父母同住，但采访时他们在住宿上已不再依赖父母。少数参与者自从第一次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家居住。但是有关数据表明我们的许多参与者依赖父母提供的物质资助。如少了这种资助他们能否自立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答案可能是“是的，他们对付得了”，但对许多人而言，如果他们得不到父母的资助可能会陷入困难境地。但接受这种资助要付出代价——特别是接受数目极大的资助——他们会感到焦虑不安，感觉他们的独立自主打了折扣。
我们将详细探讨不同群体的年轻人依赖于家庭的不同形式及其对不同居住方式的影响。我们的参与者的父母资助子女的能力千差万别。有的最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偶尔的借贷，其他的则能经常提供一些常规的支持或是慷慨的礼物。有的还为孩子提供那些不需要偿还的“贷款”。他们的子女往往是研究生，常因为父母慷慨相助以致自我独立性削弱而心存不安。相比之下，得不到家庭经济资助的年轻人感到自己独立性更强些，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那些住在家里的年轻人比较相差并不是很大。显而易见，他们通常避免来自朋友的经济资助，因此这并非不住在家里的年轻人获得和维持居住独立的主要途径。然而，我们注意到英国年轻人为获得居住独立与朋友合租房子现象，从这意义上说同辈的关系对许多当代年轻人的成长息息相关。不同形式的资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与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打算挖掘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晓梅，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译文出处：2010年7月于瑞典哥德堡召开的第17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中的参会论文：Changing interdependencies,changing biographies:young people's strategies in pursuit of residential independence。
作者介绍：休·希斯，［英］ 休·希斯/艾玛·卡尔弗特，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人口变化研究中心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