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看中国校车制度
法学院10级1班 2010031032 曾子杰 11月16日上午9时15分，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陕D-72231大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幼儿园接送校车相撞，当场致5人死亡，其中校车司机1名，幼儿园学生4名，在送往医院及抢救过程中因伤势过重死亡15人，除1名老师外，其余14名均为学生。
甘肃正宁县“11·16”交通事故，19名幼儿园的孩子在校车中丧生。表面上看，这是起偶发事件，深入观察，事故隐患早已存在。校车司机杨海军为多打几份工，经常超载，逆行，开快车，曾被扣过驾照。镇上人说，当地司机违章现象普遍，交警查车罚完钱便放行；幼儿园所有者高红霞称，让9座校车载64人，是不得已。幼儿园经费紧张，政府发放补贴少，平时也没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后，幼儿园董事长李军刚被逮捕，两名副县长、一名县教育局局长、县交警队队长，被停职调查。
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发生的幼儿园校车事故再次敲响警钟，校车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校车事故为何屡屡发生？校车实际运营现状如何？谁该为校车安全负责？对校车的刚性需求谁来满足？而校车事故的警钟并不是第一次敲响，早在2005年的深圳宝安区龙华，一辆幼儿园校车失控冲上人行道，碾过38人，造成19人死亡和19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交通事故。深圳“校巴撞人”事件让人们为逝去的生命惋惜，同时再一次把拷问的目光投向了校巴的安全管理上，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已明确表示，校巴所属的幼儿园对此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幼儿园在校车管理上存在着漏洞，是监管的失责，但我倒想问一下，我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存在着对校巴管理的漏洞，也应该负有监管不严的连带责任。每到了开学之时，广州、深圳乃至广东全省都会对校巴进行清查整顿，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杜绝过“问题校巴”的上路。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有关部门对校巴一直没有纳入管理范围，导致校巴的安全管理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而学校为了节省成本，将“病车”穿上校巴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上路了。
综述来看，我国的校车安全隐患有以下几点共性特征：超载现象严重（往往是几十个孩子挤一辆车）；农村学生对校车需求量大（从而导致的是“黑校车”和“超载校车”多集中于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等）；校车经营长期入不敷出（买车养车成本高，校车以校方租赁为主，难以规范）；没有部门或学校承担责任（校车问题并非某一个部门能够解决，但政府不能缺位）。“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甘肃庆阳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的校车惨剧发生后，在广州、北京等地紧急排查校车隐患的过程中，这一法则再次得到印证：被各地交警查获的超载、采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各式机动车作为“黑校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梳理国内接连发生的湖南衡南农用车非法搭载学生事故、黑龙江双城市非法校车翻车坠桥事故、湖北荆州和安徽肥东幼儿滞留校车内死亡等惨剧，其中的共性足以引起各方警醒：我们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考虑如何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校车制度。其实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曾经就这一问题建言献策。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随着农村学生数量减少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村“一村一校”已变为“多村一校”，农村学校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在全国实施“校车安全工程”刻不容缓。周洪宇代表当时指出，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提供校车服务作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应借鉴“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推动实施“校车安全工程”。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线路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蒋庄德也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应借鉴国外的校车制度，加紧制造全国统一的国标校车，加强校车安全管理，让孩子们能坐
上安全的校车。其实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我国首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已于去年7月1日正式实施。依据该标准，小学生校车必须每座配备安全带、安装“汽车黑匣子”，校车至少应设两个应急出口，双层客车和铰接客车均不得作为校车。为了确保安全，标准对专用小学生校车的防火措施、安全带、照管人员座位、车窗、出口、车内布置、车内照明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记者认为，仅有产品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考虑在立法层面对校车的配备、使用和监管进行推动。尤其是校车制度涉及车辆生产、采购、道路运营等多个环节，与教育、公安、质检等多个部门职能相关，因此落实好校车制度必须打破门槛让多个部门形成合力。道交法中也应当赋予校车一定的“特权”，让校车成为马路上最安全的“特权车”。根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校车经营模式多种并存，目前主要有学校自营、政府购车学校经营、无政府补贴的营利性组织经营、有各政府补贴的营利型组织经营四种，其中学校自营和无政府补贴的营利性组织经营占的比例相对较大，但是各地情况很不均衡。由于校车的低赢利性，完全市场化的运作对该市场的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认为，目前各地可依据财力状况探索不同的补贴模式，并下大力规范、监督校车经营企业的运营。
校车作为承载幼儿、学生生命的移动“校舍”，同样需要“加固”。我们要及时从一起起流血的校车事故中汲取教训，用更严格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以及更科学的制度设计把校车“加固”成为马路上最安全的车。
从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看中国校车制度
法学院10级1班 2010031032 曾子杰 11月16日上午9时15分，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陕D-72231大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幼儿园接送校车相撞，当场致5人死亡，其中校车司机1名，幼儿园学生4名，在送往医院及抢救过程中因伤势过重死亡15人，除1名老师外，其余14名均为学生。
甘肃正宁县“11·16”交通事故，19名幼儿园的孩子在校车中丧生。表面上看，这是起偶发事件，深入观察，事故隐患早已存在。校车司机杨海军为多打几份工，经常超载，逆行，开快车，曾被扣过驾照。镇上人说，当地司机违章现象普遍，交警查车罚完钱便放行；幼儿园所有者高红霞称，让9座校车载64人，是不得已。幼儿园经费紧张，政府发放补贴少，平时也没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后，幼儿园董事长李军刚被逮捕，两名副县长、一名县教育局局长、县交警队队长，被停职调查。
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发生的幼儿园校车事故再次敲响警钟，校车安全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校车事故为何屡屡发生？校车实际运营现状如何？谁该为校车安全负责？对校车的刚性需求谁来满足？而校车事故的警钟并不是第一次敲响，早在2005年的深圳宝安区龙华，一辆幼儿园校车失控冲上人行道，碾过38人，造成19人死亡和19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交通事故。深圳“校巴撞人”事件让人们为逝去的生命惋惜，同时再一次把拷问的目光投向了校巴的安全管理上，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已明确表示，校巴所属的幼儿园对此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幼儿园在校车管理上存在着漏洞，是监管的失责，但我倒想问一下，我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存在着对校巴管理的漏洞，也应该负有监管不严的连带责任。每到了开学之时，广州、深圳乃至广东全省都会对校巴进行清查整顿，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杜绝过“问题校巴”的上路。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有关部门对校巴一直没有纳入管理范围，导致校巴的安全管理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而学校为了节省成本，将“病车”穿上校巴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上路了。
综述来看，我国的校车安全隐患有以下几点共性特征：超载现象严重（往往是几十个孩子挤一辆车）；农村学生对校车需求量大（从而导致的是“黑校车”和“超载校车”多集中于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等）；校车经营长期入不敷出（买车养车成本高，校车以校方租赁为主，难以规范）；没有部门或学校承担责任（校车问题并非某一个部门能够解决，但政府不能缺位）。“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甘肃庆阳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的校车惨剧发生后，在广州、北京等地紧急排查校车隐患的过程中，这一法则再次得到印证：被各地交警查获的超载、采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各式机动车作为“黑校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量存在。梳理国内接连发生的湖南衡南农用车非法搭载学生事故、黑龙江双城市非法校车翻车坠桥事故、湖北荆州和安徽肥东幼儿滞留校车内死亡等惨剧，其中的共性足以引起各方警醒：我们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考虑如何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校车制度。其实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曾经就这一问题建言献策。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表示，随着农村学生数量减少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村“一村一校”已变为“多村一校”，农村学校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在全国实施“校车安全工程”刻不容缓。周洪宇代表当时指出，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提供校车服务作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应借鉴“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推动实施“校车安全工程”。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运行线路由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蒋庄德也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应借鉴国外的校车制度，加紧制造全国统一的国标校车，加强校车安全管理，让孩子们能坐
上安全的校车。其实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我国首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已于去年7月1日正式实施。依据该标准，小学生校车必须每座配备安全带、安装“汽车黑匣子”，校车至少应设两个应急出口，双层客车和铰接客车均不得作为校车。为了确保安全，标准对专用小学生校车的防火措施、安全带、照管人员座位、车窗、出口、车内布置、车内照明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记者认为，仅有产品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考虑在立法层面对校车的配备、使用和监管进行推动。尤其是校车制度涉及车辆生产、采购、道路运营等多个环节，与教育、公安、质检等多个部门职能相关，因此落实好校车制度必须打破门槛让多个部门形成合力。道交法中也应当赋予校车一定的“特权”，让校车成为马路上最安全的“特权车”。根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校车经营模式多种并存，目前主要有学校自营、政府购车学校经营、无政府补贴的营利性组织经营、有各政府补贴的营利型组织经营四种，其中学校自营和无政府补贴的营利性组织经营占的比例相对较大，但是各地情况很不均衡。由于校车的低赢利性，完全市场化的运作对该市场的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认为，目前各地可依据财力状况探索不同的补贴模式，并下大力规范、监督校车经营企业的运营。
校车作为承载幼儿、学生生命的移动“校舍”，同样需要“加固”。我们要及时从一起起流血的校车事故中汲取教训，用更严格的法规、标准和监管以及更科学的制度设计把校车“加固”成为马路上最安全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