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永君
中国民族报 2004年03期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不见于中华古籍。其起源大致有三说：或认定乃是经梁启超由日语引进，见于其1899年所撰《东籍月旦》；或认为最早见于王韬1882年所撰《洋务在用其长》；或认为最早出现时间为19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至2001年，青年学者如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人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如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见《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第1页）。
如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正史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戎业可遵；戎俗实贱，故颜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编）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之汉族无疑。而所谓“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变更，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华夏族中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别”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文化统一的观点出发，在其所编《春秋》中便主张“尊王攘夷”；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反对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见《南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713至761年）之时（见《道藏》，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8年版）。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
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中国，因此甚至可以推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取自汉典，亦颇值得深思也。
作者：邸永君
中国民族报 2004年03期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不见于中华古籍。其起源大致有三说：或认定乃是经梁启超由日语引进，见于其1899年所撰《东籍月旦》；或认为最早见于王韬1882年所撰《洋务在用其长》；或认为最早出现时间为19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至2001年，青年学者如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人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如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见《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第1页）。
如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正史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戎业可遵；戎俗实贱，故颜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编）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之汉族无疑。而所谓“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变更，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华夏族中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别”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文化统一的观点出发，在其所编《春秋》中便主张“尊王攘夷”；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反对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见《南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713至761年）之时（见《道藏》，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8年版）。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
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中国，因此甚至可以推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取自汉典，亦颇值得深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