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乡村最终回到乡村，他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轮回。回顾其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从城市回归农村是他的必然选择，而这种选择与三湘大地的地理环境、湖湘文化精神的塑造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 [关键词]乡土情结；湖湘文化精神；地理环境 从茫然无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经了文化大爆发的八十年代，目睹了社会经济文化大转型的九十年代，最终韩少功在千禧之年重又定居农村，他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轮回。从急切逃离农村，到最终皈依农村，韩少功历经了无数的辉煌和荣耀，其间也到处充斥着困难与曲折，可是离开城市，回归农村是韩少功的必然之路，他的这种选择与三湘大地的地理环境、湖湘文化精神的塑造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 地理因素对一位作家的人格品行的形成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国的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于是丰富多彩的区域地理因素促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内核。例如三秦文化与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中原文化与李准、刘震云等河南作家，齐鲁文化与张炜、尤凤伟等山东作家，吴越文化与汪曾祺、林今澜等江苏作家，东北文化与迟子建、萧红等东北作家……湖湘文化精神无声的滋润着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湖南籍作家。 笔者认为，余秋雨与韩少功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上的对比，更能彰显了韩少功作为湖湘文化精神继承人独特的一面。余秋雨与韩少功二人在许多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文革”期间都曾有过被放下乡劳动的经历，在中国的地域版图上都是标准的南方人，都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之情。虽然二者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各自显示各自独特的地方更能体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余秋雨出生在典型的江浙村庄，地处我国江南沿海地区，多属一望无垠的平原地区，水路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思想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在历史上吴越文化对这一区域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余秋雨深深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地处优越的地理环境，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古谚语所保留的优越感，再加上“吴侬软语”沁人心田，因此人们更容易产生对美好华丽事物的追求，细细品味，一股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油然而生。在余秋雨考察中华文化的系列散文中，《文化苦旅》等散文名篇中，华丽的辞藻和细腻的情感是这些著作的一大特点，华丽和细腻形成余秋雨式的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与思考。 而沐浴在湖湘文化下的韩少功则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韩少功出生于湖南长沙，处于内陆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又位于湘江河畔，经洞庭湖直通长江。虽然地理条件优越，但是与江南相比，其优势仍不足以与其相提并论，并且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处于北方。虽偶有南移，但那是由于战乱的影响，一旦北方平定，随即北迁，在古代湖南曾被长期成为“蛮地”只是官员贬谪的流放之地，所以湖湘文化一直被中原文化视为异类而遭遇排挤。于是，欲追求正统文化的学者，必须长途跋涉到以文化正统自居的北方求学。这一路上的千难万苦，造就了湖南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 到了宋代，湖南人终于赢来了学术史上的辉煌一刻。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到岳麓书院担任院长，对学院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与讨论，一时间学院大师云集，学术氛围空前浓厚，而岳麓书院以响亮的名号名冠宋代四大书院之首。而湖湘文化人则没有丢失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宋代理学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融入湖湘文化人的思想体系。在朱熹过后，王阳明等大师等都在岳麓书院讲过学，将湖湘文化精神装饰的更加恢弘。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完善，在近代，湘籍人才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代儒将、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如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巨大影响力可见一斑。“经世致用”的思想发展到近代，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的敢作敢为的担当，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凸显无疑。在文学声望与日俱增时选择下海、将杂志起死回生、办的有声有色时毅然选择定居农村，这些让常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决定，将其放置到湖湘精神文化背景下的韩少功身上，就可以理解他的行为了。 另外，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余秋雨自“文革”后，依旧追寻着其学术的梦想，在上海戏剧学院任职。他于1986年到1992年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此期间，行政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一直醉心学术，但期间走上行政岗位的余秋雨，逐渐偏向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向着宏观的方向靠拢。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就辞职了，其后进行的一系列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巨大内涵，成为了他剩余人生的主要研究内容。他的《文化苦旅》中的系列散文集是这段考察的结晶。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余秋雨就说到，“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_2]在探寻的过程中，虽然他未明确提出中华传统文化蕴藏在乡村这一说法，但是从他一路追寻的古人足迹与文明遗迹所有发现大部分，都是深植于乡村货与之相关的农业文明体系中的，因此可以视其是从乡村文明中寻找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只不过他是从宏观上进行的叙述，即站在中华文明整体的高度上，以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化事件为切入口，探寻整体中华文化的精髓。宏观博大的叙述方式，在他的文章中屡见不鲜。例如在《山居笔记》的新版自序中，他说道：“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现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一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吴越文化的底蕴和正规学术的熏陶让其在华丽细腻之余，平添了恢弘博大的气度与胸襟。 韩少功则恰恰相反，他对于乡村的感情是十分真诚而深切的。因此，他选择扎根农村、全身心深入农村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丰富，具体说来就是在湖湘传统文化中来探寻。做出这样的选择虽然与其“文革”期间在湖南汩罗乡下的劳动生活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城市的一系列的经历。早在1985年他就倡导和发起了著名的新时期文学“寻根”运动，即他在其《文学的“根”》这篇文章中提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都市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发展，让传统文明无处容身，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这个时期的韩少功，虽然刚刚离开乡村，但是他对农村的思考
开始显示了他深邃的一面。他是一位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作家，在他的眼里，乡村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储存库，蕴含量十分丰富，因此他认为这是一段十分宝贵的人生阅历。下乡知青悲惨的劳动经历，在他看来这是由于错误的政策所引起的，农村只是这种政策的实施的载体，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如何吸取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当时的韩少功，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是他与农村的联系越发紧密。 同时他在城市的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也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对他的浸润与熏陶，展现了他敢为人先、不拘一格的人格魅力。正当他的创作高峰期、文学声望逐步提升之时，他于1988年迁居海南，只身勇闯海南岛，实现他的文学梦想。首先他创办了《海南纪实》，所遇到的困难如他所说：“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即使一些琐碎的、陌生的事物需要处理和学习，他依旧是一个乐观派加实践派，凭借着这种敢闯敢干的精神以及团队的合作，《海南纪实》获得成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他竟然选择了接手《天涯》杂志，而这份杂志在当时所有人看来已经是回天乏术了，而他凭借那股“敢为天下先”的硬汉精神和大无畏的冒险精神，毅然接手《天涯》杂志。当时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刊物以及杂志处于影视、网络、娱乐杂志的多重围剿之下而奄奄一息，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于是他对《天涯》杂志开始了“手术”，大力改革杂志内容和板块，将其从纯文学的定位改变为具备思想文化深度的杂志，使得雅俗共赏，最终大获成功，《天涯》杂志也获得新生。不仅如此，改版的《天涯》被《新民晚报》列为“一九九六年文坛十件大事”，后又被上海三联书店的《书城》杂志推列为“97中国热门杂志排行榜”，成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 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让韩少功与余秋雨的探寻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词典体”《马桥词典》的创作开始，不论是小说、随笔还是散文集，他都是从微观人手，在《暗示》的前言中，他说：“一个眼神，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一段叫卖的吆喝，如此等等，使我们的记忆成了一个博物馆，也构成了真正的生活。”[’]眼神、帽子、车站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事物，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文字和思想也离不开八溪峒的一草一木和一人一物，文章的突破口经常由此获得。宏观与微观的差异或许是余秋雨与韩少功的文字与思想情感最大的区别。 湖湘山水的养育、文化精神的滋润以及对城市文明的反思，促使他选择了农村作为文学根据地，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农民读书少，很少用抽象概念……坐就坐吧，他们会强调‘搬起屁股’。为什么要有这个强调?他们并不知道，但在下意识里，他们觉得这样表达才充分，才够味。农民讲话，很多意思都在那个‘味’里面。”正如农民讲话追求那个“味”一样，韩少功也将自己的文化“味”寄托在这朴实而深厚的乡村大地上，只有回到这片梦想开始的地方，他才能坚守和延续自己的文学梦想。 参考文献 [1][5][6]李莉，湖湘文化与韩少功人格塑造，理论与创作，2007，(4) [2]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l [3]余秋雨，山居笔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4]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7]韩少功，暗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8]韩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摘要]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乡村最终回到乡村，他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轮回。回顾其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从城市回归农村是他的必然选择，而这种选择与三湘大地的地理环境、湖湘文化精神的塑造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 [关键词]乡土情结；湖湘文化精神；地理环境 从茫然无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经了文化大爆发的八十年代，目睹了社会经济文化大转型的九十年代，最终韩少功在千禧之年重又定居农村，他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轮回。从急切逃离农村，到最终皈依农村，韩少功历经了无数的辉煌和荣耀，其间也到处充斥着困难与曲折，可是离开城市，回归农村是韩少功的必然之路，他的这种选择与三湘大地的地理环境、湖湘文化精神的塑造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 地理因素对一位作家的人格品行的形成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中国的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于是丰富多彩的区域地理因素促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内核。例如三秦文化与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中原文化与李准、刘震云等河南作家，齐鲁文化与张炜、尤凤伟等山东作家，吴越文化与汪曾祺、林今澜等江苏作家，东北文化与迟子建、萧红等东北作家……湖湘文化精神无声的滋润着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湖南籍作家。 笔者认为，余秋雨与韩少功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上的对比，更能彰显了韩少功作为湖湘文化精神继承人独特的一面。余秋雨与韩少功二人在许多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文革”期间都曾有过被放下乡劳动的经历，在中国的地域版图上都是标准的南方人，都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之情。虽然二者颇有相似之处，但是各自显示各自独特的地方更能体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余秋雨出生在典型的江浙村庄，地处我国江南沿海地区，多属一望无垠的平原地区，水路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思想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在历史上吴越文化对这一区域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余秋雨深深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地处优越的地理环境，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古谚语所保留的优越感，再加上“吴侬软语”沁人心田，因此人们更容易产生对美好华丽事物的追求，细细品味，一股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油然而生。在余秋雨考察中华文化的系列散文中，《文化苦旅》等散文名篇中，华丽的辞藻和细腻的情感是这些著作的一大特点，华丽和细腻形成余秋雨式的对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与思考。 而沐浴在湖湘文化下的韩少功则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韩少功出生于湖南长沙，处于内陆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又位于湘江河畔，经洞庭湖直通长江。虽然地理条件优越，但是与江南相比，其优势仍不足以与其相提并论，并且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处于北方。虽偶有南移，但那是由于战乱的影响，一旦北方平定，随即北迁，在古代湖南曾被长期成为“蛮地”只是官员贬谪的流放之地，所以湖湘文化一直被中原文化视为异类而遭遇排挤。于是，欲追求正统文化的学者，必须长途跋涉到以文化正统自居的北方求学。这一路上的千难万苦，造就了湖南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 到了宋代，湖南人终于赢来了学术史上的辉煌一刻。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到岳麓书院担任院长，对学院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与讨论，一时间学院大师云集，学术氛围空前浓厚，而岳麓书院以响亮的名号名冠宋代四大书院之首。而湖湘文化人则没有丢失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宋代理学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渐融入湖湘文化人的思想体系。在朱熹过后，王阳明等大师等都在岳麓书院讲过学，将湖湘文化精神装饰的更加恢弘。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完善，在近代，湘籍人才迎来了一个爆发期。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代儒将、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如杨度所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巨大影响力可见一斑。“经世致用”的思想发展到近代，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的敢作敢为的担当，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特质凸显无疑。在文学声望与日俱增时选择下海、将杂志起死回生、办的有声有色时毅然选择定居农村，这些让常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决定，将其放置到湖湘精神文化背景下的韩少功身上，就可以理解他的行为了。 另外，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余秋雨自“文革”后，依旧追寻着其学术的梦想，在上海戏剧学院任职。他于1986年到1992年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此期间，行政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一直醉心学术，但期间走上行政岗位的余秋雨，逐渐偏向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向着宏观的方向靠拢。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就辞职了，其后进行的一系列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巨大内涵，成为了他剩余人生的主要研究内容。他的《文化苦旅》中的系列散文集是这段考察的结晶。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余秋雨就说到，“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_2]在探寻的过程中，虽然他未明确提出中华传统文化蕴藏在乡村这一说法，但是从他一路追寻的古人足迹与文明遗迹所有发现大部分，都是深植于乡村货与之相关的农业文明体系中的，因此可以视其是从乡村文明中寻找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只不过他是从宏观上进行的叙述，即站在中华文明整体的高度上，以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化事件为切入口，探寻整体中华文化的精髓。宏观博大的叙述方式，在他的文章中屡见不鲜。例如在《山居笔记》的新版自序中，他说道：“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现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一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吴越文化的底蕴和正规学术的熏陶让其在华丽细腻之余，平添了恢弘博大的气度与胸襟。 韩少功则恰恰相反，他对于乡村的感情是十分真诚而深切的。因此，他选择扎根农村、全身心深入农村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丰富，具体说来就是在湖湘传统文化中来探寻。做出这样的选择虽然与其“文革”期间在湖南汩罗乡下的劳动生活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城市的一系列的经历。早在1985年他就倡导和发起了著名的新时期文学“寻根”运动，即他在其《文学的“根”》这篇文章中提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都市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发展，让传统文明无处容身，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这个时期的韩少功，虽然刚刚离开乡村，但是他对农村的思考
开始显示了他深邃的一面。他是一位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作家，在他的眼里，乡村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储存库，蕴含量十分丰富，因此他认为这是一段十分宝贵的人生阅历。下乡知青悲惨的劳动经历，在他看来这是由于错误的政策所引起的，农村只是这种政策的实施的载体，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如何吸取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当时的韩少功，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是他与农村的联系越发紧密。 同时他在城市的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也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对他的浸润与熏陶，展现了他敢为人先、不拘一格的人格魅力。正当他的创作高峰期、文学声望逐步提升之时，他于1988年迁居海南，只身勇闯海南岛，实现他的文学梦想。首先他创办了《海南纪实》，所遇到的困难如他所说：“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即使一些琐碎的、陌生的事物需要处理和学习，他依旧是一个乐观派加实践派，凭借着这种敢闯敢干的精神以及团队的合作，《海南纪实》获得成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他竟然选择了接手《天涯》杂志，而这份杂志在当时所有人看来已经是回天乏术了，而他凭借那股“敢为天下先”的硬汉精神和大无畏的冒险精神，毅然接手《天涯》杂志。当时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刊物以及杂志处于影视、网络、娱乐杂志的多重围剿之下而奄奄一息，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于是他对《天涯》杂志开始了“手术”，大力改革杂志内容和板块，将其从纯文学的定位改变为具备思想文化深度的杂志，使得雅俗共赏，最终大获成功，《天涯》杂志也获得新生。不仅如此，改版的《天涯》被《新民晚报》列为“一九九六年文坛十件大事”，后又被上海三联书店的《书城》杂志推列为“97中国热门杂志排行榜”，成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 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让韩少功与余秋雨的探寻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词典体”《马桥词典》的创作开始，不论是小说、随笔还是散文集，他都是从微观人手，在《暗示》的前言中，他说：“一个眼神，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一段叫卖的吆喝，如此等等，使我们的记忆成了一个博物馆，也构成了真正的生活。”[’]眼神、帽子、车站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事物，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文字和思想也离不开八溪峒的一草一木和一人一物，文章的突破口经常由此获得。宏观与微观的差异或许是余秋雨与韩少功的文字与思想情感最大的区别。 湖湘山水的养育、文化精神的滋润以及对城市文明的反思，促使他选择了农村作为文学根据地，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农民读书少，很少用抽象概念……坐就坐吧，他们会强调‘搬起屁股’。为什么要有这个强调?他们并不知道，但在下意识里，他们觉得这样表达才充分，才够味。农民讲话，很多意思都在那个‘味’里面。”正如农民讲话追求那个“味”一样，韩少功也将自己的文化“味”寄托在这朴实而深厚的乡村大地上，只有回到这片梦想开始的地方，他才能坚守和延续自己的文学梦想。 参考文献 [1][5][6]李莉，湖湘文化与韩少功人格塑造，理论与创作，2007，(4) [2]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l [3]余秋雨，山居笔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4]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7]韩少功，暗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8]韩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