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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 引言„„„„„„„„„„„„„„„„„„„„„„„„„„„„„„3
一、“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 3
（一）“三言”、“二拍”的新商人形象„„„„„„„„„„„„„„4
1、守义求利型商人形象„„„„„„„„„„„„„„„„„„„5
2、重情重义型商人形象„„„„„„„„„„„„„„„„„„„6 3、诚实守信型商人形象 „„„„„„„„„„„„„„„„„„„ 7
4、追求自身价值型商人形象 „„„„„„„„„„„„„„„„„ 9
（二）“三言”、“二拍”的传统商人形象„„„„„„„„„„„„„9
1、好色型商人„„„„„„„„„„„„„„„„„„„„„„„„„10
2、贪财型商人 „„„„„„„„„„„„„„„„„„„„„„„„11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原因„„„„„„„„„11
（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11
（二）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12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13
（一）提高了的商人社会地位„„„„„„„„„„„„„„„„„13
（二）表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14
结束语„„„„„„„„„„„„„„„„„„„„„„„„„„„„„„15参考文献„„„„„„„„„„„„„„„„„„„„„„„„„„„„„15 总结与体会„„„„„„„„„„„„„„„„„„„„„„„„„„„16 致谢辞„„„„„„„„„„„„„„„„„„„„„„„„„„„„16
摘 要
“三言”、“二拍”作为中国本土诞生的市民小说的代表作，有两百多篇短篇小说，而其中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占了很大的比重，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如此之多的商人形象在文学史上较为罕见，而商人们的种种心态以及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显得丰满而又具有深刻性。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对“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三言” “二拍” 商人形象 明代 商业
Abstract
Key words： “San Yan” ； “Er Pai” ； Merchant image ；The Ming Dynasty
Commerce
引 言
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业的初步繁荣。同时，也使在传统等级“士农工商”中地位最低下的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少通俗文学作品开始重视商人的生活，将商人这一形象纳入文学创作的范畴。据统计, “三言二拍”涉及到的商人形象不下百十人, 以商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约占1/4； 涉及商人、商业事件并情节较重要的作品约占1/8。而这些商人形象却又与以往的商人形象不同，冯梦龙、凌蒙初二位作家在新的时代气息下，赋予了商人们新的形象。“20世纪的‘三言’‘二拍’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整理考证、作家的生平著述、小说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探讨等方面，在专题研究方面显得比较薄弱。21世纪以来，‘三言’‘二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情节结构研究、文本比较研究、爱情婚恋研、社会思潮与市民意识研究，其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在20世纪的基础上没有多少突破，而后面几个研究有新颖的视角出现。”[1]经过仔细研读作品与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分为两类：一是摆脱了传统商人恶名的新商人形象，他们或守义求利，或重情重义，或诚实守信。二是传统商人形象，他们见利忘义，贪财好色，为世人所不齿。通过对这两类商人形象的分析，旨在揭示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肯定商人的适当的物质欲望、利益追求的合法性以及商人地位与士人的平等性。
一、“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中描绘商人之多在文学史上较为罕见，在这五本作品中，涉及到商人的章节有：
而“二拍”中商人所占比例更大, 共计三十四篇, 将近二分之一。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出来。
(一)“三言”、“二拍”的新商人形象
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对商人的相貌描写很少见，即便是有，也很少符合世人的审美观。“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则相貌俊美，穿着品位高雅入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身上充满着文人气息。‘三言’中的商人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生得一表人才，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情人。他们穿着入时，打扮适宜，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们熟读经史，颇懂礼仪，举止端庄，言词敏捷。外表具有女性的阴柔之美，缺乏男性的阳刚之气。神形气质上多文人气，而少商人的市井味。”[2]如商人蒋兴哥从小就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长大了，“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学得伶俐乖巧”[3]。这也就显示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是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而是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的新商人形象，
主要有下面几类：
1、守义求利型商人形象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义利”之别是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来的，“义”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道德完善，是传统道德观的核心部分，而 “利”作为义的对立面，则是指一己之私欲，所求的是为人们所不耻的物质利益。所以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舍生取义”，而不是“见利忘义”。商人重“利”的价值观与传统道德的“义”构成尖锐的矛盾。商人经商获利因此受到轻视。是为君子所耻的。但明中后期顺应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出现了“求利”思想，李贽公开高举利的旗帜，宣扬“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认识到谋利是市民阶层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因此在冯梦龙小说中“求利”不再是商人的污点，他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试图追求一种新的义利观，他们既讲义，又重利，可谓是义、利兼而得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以及《陈御史巧堪金钗钿》（《喻世明言》卷二）等都较典型地刻画了重仁义，讲道德的商人形象。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阿寄更是“义”字当先，在为主人经营的过程中不顾年迈体弱，不辞劳苦，没有半点私心，处处为徐家孤儿寡母考虑。正话开头有总评、赞他：“曾独力与孤孀主母，挣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儿，与小主人娶两房娘子，到得死后，并无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册”[4]。
与“三言”相比，在“二拍”中作者进一步突破传统的“义利”观，小说中的商人在义、利两者面前更加倾向于利，然后才选择义，逐利之心比“三言”中的商人更甚，“三言”中的商人求利作者往往都从 “义”的角度来强调他们的勤劳经营，而在 “二拍”中商人的求利之心更为坦荡。《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龟龙壳》讲的是明朝成化年间，文若虚因坐吃山空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几乎消散殆尽，于是乎与朋友一同出海巧遇龟龙壳而一夜暴富。小说与 “三言”相比商业氛围更浓，毫不掩饰对利的追求，打破了传统文化中买卖公平的原则，但小说丝毫没有透露出指责之意，并且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与当时商人对从事一本万利的海贸趋之若鹜有关。 “元来这边的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的价
钱，换了那边的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们都拼死走这条路”。可见当时的商人对利益的追逐有多么强烈，然而小说却对商人这种冒险的精神进行了肯定，肯定他们靠“转运”“投机”致富的手段，靠冒险发财的行为。
同样，在凌蒙初的小说中，商人们中虽有唯利是图的卑鄙小人, 但更有轻财重义的正直之士, 他们同样具有诚实、忠厚的品德。《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写到的程商是个“秉性简默端重, 不妄言笑, 忠厚老诚”的人。一次贩货回家, 来到酒店吃客饭, 见一美妇也来吃饭,“饭店中客人, 个个颠头耸脑, 看他说他, 胡猜乱语, 只有程元瑜端坐不瞧”。后来妇人因忘了带钱处境狼狈而受众人嘲笑, 又被店主扭住不放,程元玉主动解囊相助, 帮她付了饭钱, 而且在那妇人要他道出姓名，表示要“加倍奉还”时, 程元玉却说: “ 些些小事, 何足挂齿, 还也不消还得, 姓保也不消问得。”这位程商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敬服的商人, 他致富不忘助人, 具有诚厚博爱的胸怀，浓浓的人情味在此得以体现。《韩侍郎婢作夫人》的“入话”里写一位徽商救人的故事。湖州某民欠官银二两, 监禁在狱。其妻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猪, 想把丈夫赎出来, 谁知得到的却是假银, 眼见得丈夫救不出来, 家里生计也没了, 妇人急得抱了儿子要跳江自杀。徽商见此情景, 不仅挺身搭救并且慷慨赠银, 救了她一家三口之命。更难得的是当其夫误认为她有苟且行为, 立逼其妻深夜拜谢以测其心时, 徽商丝毫没有趁人之危的邪念, 而是“煞是有正经”, 使其夫疑心“ 尽多消散”。这位徽商纯粹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
如此看来，在“二拍”中，商人们在追逐利益之余，也有义举，利、义也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得到统一。
2、 重情重义型商人形象
晚明人文思潮冲击文坛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以情抗理，李贽所表举的“童心说”就是强调抒发真情，汤显祖也公开宣扬以情反理，“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在而理亡”。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冯梦龙也高扬情的旗帜，公开宣称“我欲立情教，教诲汝众生”、“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这种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疑惑，以及对人情的探讨，体现了晚明时代精神。
儒家讲究“温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而宋明理学以“天理”来压抑人情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冯梦龙有感于理学对人心的摧残，主张用人的情感来感化众生和社会，在“三言”中许多作品都表现对情的高扬，《卖油郎独占花魁》便是典型代表。小说突破了对商人持有偏见的传统观念，表现和赞扬了商人重情的品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人情和利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认为商人求利而轻情感，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句子，指责商人不重感情，追逐利益。然而卖油郎为人讲仁义，讲信用，忠厚老实，在他身上闪烁着传统道德的光辉。卖油郎秦重对花魁情有独钟，但他为了接近花魁而特地跑老远的路去给妓院送油, 这让他觉得很不划算, 于是他马上联想到昭庆寺是顺路, 可以顺道卖油。就像钱成说的“没有足够的钱，秦重就不可能见到花魁娘子，更不用说与之结为夫妻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孕育和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5]。”这种宣扬“人情美”的作品，体现了充满活力的市民思想和审美趣味，也冲击封建礼教习俗。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形象在此打破。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对王三巧有着真挚的爱，得知妻子背叛自己，心情复杂、矛盾而又痛苦。既气愤又悔恨；既想马上见到爱人，又觉得无法面对，无法原谅她；既想留着“物证”和妻子理论，又不忍心责难她。望见家门“不觉堕下泪来”，“行一步，懒一步”。认为自己外出经商、贪图赚钱才是妻子不贞的根源：“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3、诚实守信型的商人形象
“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为人们
所接受，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普通，最平常的行为规范，但最容易被人接受的道德原则，也往往最容易被破坏。特别是商业活动中，充满着欺诈，在奸商那里，欺诈成为其获取利润的最常见手段，甚至习以为常。但“三言二拍”打破了对商人之间永远只有的利益的常规，改写了商人尔虞我诈，相互欺瞒的奸商形象，以超越传统的目光来重新审视明代商人，将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融入商人的灵魂。他们深知，在经营中, 只有诚实守信, 才能赢得良好商誉, 进而具有稳定的顾客群。所以, 诚信不欺是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商人非常注重诚信, 经商时“惟在察其诚信”。商书《类要》曰:“货之精粗好歹, 实告经纪, 使好裁夺售卖。若昧之不言,希为侥幸出脱, 恐自误也”。即使是生意做大了, 更要保持信誉, 不可以名欺人。有商书劝曰:“生意广大之后, 切戒后班刻薄, 以致有始无终, 败坏店名也”。由此看来, 明清时期的商人已经意识到, 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讲求信任, 不仅是一种道义要求, 而且是一种利益所在。实践证明,“诚实为本、信义为先”的商人往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拥有众多的顾客, 可招揽更多的生意, 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商人的诚信是赢得合作伙伴以及顾客的重要前提。《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写道：“间壁客房中住着的也是个贩香客人又同是应天府人氏平昔间看他少年诚实”,“原来李英也是从幼跟随父亲外出经纪”。从以上看她选择李绣英是因为一是同行，对贩线香有一定经验；二是同乡，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三是忠厚诚实，也是她看中李的最重要的一点。选中人之后，黄李二人义结金兰充分发挥合伙在人力和资金的优势，提高效益，“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卢州发货讨帐，”双方以诚相待，财务管理公开，黄“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财物，和那帐目，也交付与黄，但是两边买卖毫厘不欺”。正因为诚信不相互欺诈生意红火长久。李和黄合伙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对顾客同样如此。在《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 卖油郎秦重受奸人诬陷被赶出去以后, 独身一人挑担卖油。由于“忠厚老实不贪心”, 在油坊和顾客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于是油坊“有心要扶持他, 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 签子上又明让他些”。最后顾客大多成了他的长期主顾, 生意自然越做越好。总之, 儒家的诚信理念被移植到经济领域以后, 为明清商人所恪守, 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富甲一方。
4、追求自身价值型商人形象
尊儒重仕、崇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 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 给商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是, 到了晚明, 富商巨贾们通过经商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官府,居间说事, 纳资捐官, 甚至可以“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而封建权贵们则垂涎其巨额财富, 羡慕其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不再把工商者看作“贱民”, 而是千方百计拉拢他们, 一改过去把经商视为“贱业”的论调, 高唱“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的农商并重主张[6]。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把经商作为他们的立身之本，经济上的独立使得他们开始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他们迫切需要获得人格上的尊严。于是，富商巨贾们通过修宗祠、买祠田、办义学、赈济贫穷之人、崇道理佛等方式为自己博得好名声, 成了世人追求的目标。《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师诛邪》的开头写一个徽商要为金陵燕子矶边的弘济寺观音阁布施，凌濛初解释说 ：“原来徽州人心性俭啬，却肯好胜喜名，又崇信佛事。见这个万人往来去处，只要传开去，说观音阁是某人独自修好了，他心上便快活，所以一口许了三十两。”[7]徽商的这一举动，并不是诚心礼佛，只是想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实现自身的价值。“《汪信之一死救全家》里的汪信之取得自立地位之后, 并未如一般商贾固步不前,守家治产,而是开酤坊,拓荒湖, 兴起更大的事业,活跃地方经济, 并容‘无籍之徒’、‘渔夫’、‘穷民’各有所务,此后,他还为形势所迫, 上书朝廷,要求以经商所积, 广为招募兵勇,以抵御外族的侵略。汪信之的举动可以说是明代的‘实业救国’”[8]。这改变了传统伤人专为一己私利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大公无私的新商人形象，这不仅是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更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二）“三言”、“二拍”的传统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同此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也描写了大量的反面商人形象，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商人形象。他们阴险、狡诈，为获取私利不择手段。在“三言”中具有典型性的反面商人有：
这些人不外乎两类，一时贪财，二是好色。
1、好色型商人
“ 三言”、“ 二拍”中很多篇章对好色的商人作了生动地描述。《乔彦杰一妾破家》(《警世通言》卷三十三) 的商人乔俊“长而魁伟雄壮, 好色贪淫”。《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 里的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 使思量淫荡起来。”他们往往为了美色不惜花费钱财, 如《韩侍郎婢作夫人 提控椽居郎署》(《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里徽州商人“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便一定要娶去做妾,只要事成, 不惜重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横插一杠，破坏了杜十娘辛苦谋划的幸福未来的徽州新安商人孙富，就是徽商在话本小说里很不光彩的一个代表。此人家资巨万，是扬州盐商，年方二十，却是风月场中的老手：‘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若嘲弄风月，倒是个轻薄的头儿。’笃信金钱的法力，为一己之欲的满足而对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道德绝无顾忌”[9] 他略懂音律，在尚未见到杜十娘的面之前，便从她的歌中听出“此歌者必非良家”，由此有了“怎生得他一见”的想法。他的计谋看起来丝毫没有破绽，先让自己的船靠近李甲的船，假作赏雪，偷窥到了十娘的容貌，之后吟诗引诱李甲上钩。从高雅的赏雪吟诗喝酒开始，渐渐引向“花柳之事”。“他巧于辞令，善于言语，从李家威严而正统的老父的威力、李甲目前窘困的现状和一般妓女喜新厌旧、无情无义的本性三方面出发，为李甲做了全面、细致而又合理的分析，旬句切中李甲的要害，把李甲掩藏的非常成功，连老练智慧的杜十娘都没有参破的全部心思都剖开了”[10]。杜十娘的美梦，在此破裂。在作品中，还有一些商人为了得到美色往往不择手段，如《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里的江淮客商王八郎“与一个猖伎往来得密”,“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
有妻子,甚是不得意”。于是就把结发妻子赶出家门。《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 好色的徽州商人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 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见人家妇女生得有些姿容的, 就千方百计, 必要弄他到手才住”。
2、贪财型商人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持有成为衡量人的标准。为了更快地获得更多的财富，一些商人便不择手段。“三言”、“ 二拍”对此有极生动的反映。《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里的卫朝奉狡诈贪婪,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以少充多,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无所不为。《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 里的郭七郎虽然“家资巨万, 产业广延, 有鸦飞不过的田宅, 贼扛不动的金银山”，却仍然对借他本钱做生意的商人极尽盘剥之能事,“不平心是他本等: 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卷十五) 矫公“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喻世明言》卷二十一) 里的钱婆留与顾三郎为了钱财同去贩盐为盗。《蔡瑞虹忍辱报仇》(《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里的卞福为了发财甚至不惜贩卖人口。这些商人的种种作为，看来令人发指，但是也正因为这些商人形象，才使得这五本作品更具有丰富性与真实性。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心上人形象与传统商人形象的结合，使明代商人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更丰满的形象，这更有利于我们研究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原因
（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社稷之根本，而商业却被认为是末，因此，商人的地位也向当地低下，在封建等级制度“士、农、工、商”中，居于最末。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到元代的两千多年的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较为罕见，即便有少数，也是简单的形象或者是被人们所
贬斥的，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句子，把商人和重利紧紧联系起来，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改变了这种状况。明中期开始，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崛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写道：
这镇(河西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有二百里这地。乃各省出人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码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11]
同样，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也有一段展现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繁荣兴旺的景象的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12]
手工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分工也日趋细密，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增强了产品对市场的依附；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卷入了商品化的旋窝；隆庆后海禁的解除，使得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白银的普遍适用，促使商品交易频繁。这些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杭州、苏州、广州等一系列城市成为当时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市民阶层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也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开始走出传统沉寂的局面。同时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结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社会分工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对于商业的认识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思想界出现了为商业正名的学说,如王学左派认为“穿衣吃饭，
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13]。这实际上肯定了商人、手工业者对利益的追求。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14]他们的言论不仅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更体现了商业与农业的地位同等重要，商人亦不是贱民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明代的思想家对商业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张居正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以利农”，黄宗羲的“夫工固圣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等主张都先后为统治者所采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王夫之则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他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见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贾负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这些都为明代商人地位的改变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
（一）提高了的商人社会地位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经商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典型、丰满的商人形象，并且对于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作者都是持肯定色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首先表现在商人与“士、农、工”地位平等的观念的出现，人们认为商业也是正业。出现 这一观念在《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15]这些新的观念的出现都包括了对商人的肯定。其次，商人自身也以自己的商人身份为傲，在《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所体现，卖油郎并没有为自己的商人身份感到自卑，宣称“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再次，世人对商业的认同。《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
破假形 》中描写了一位做丝绸生意的浙江商人蒋生，他经商至汉阳马口时看上了当地缙绅马少卿的女儿，蒋生对自己的身份略显自惭形秽，说“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站门风。”然而马少卿的回答却是“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马少卿这位缙绅的话反映了当时商业已经是“善业”，而不再是传统的“贱业”，这不仅是对商业的认同，更是对商人的认同，马少卿招蒋生为婿，体现了商人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描写客观反映了明中叶后资本主义的萌芽所带来的经商热、重商的社会思潮，并由此导致了“学而优则仕”、仕优商贱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表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在此前，商人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为人们所不齿，而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对他们的价值观确实吃开明和理解的态度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入话中提到的杨氏，三次鼓励侄儿杨生外出经商，认为“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这里对经商的认识已丝毫没有鄙薄之意。《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中的刘东山，本是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有一身好本事，可是却“觉得心中不耐烦做此道路，告脱了，在本县去别寻生理。”从此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崇商重商了，而是弃官从商，不得不说这是明代商业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转变的产物。此外，《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经商失利在辽阳，得到海神的帮助，他按海神指示买进卖出，贩药、贩、贩布，获得几万两银子的营利。对此小说家如此载道：
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是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 ，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16]
“赚钱的多少显然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商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且也成了衡量社会阶层高低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上的其他价值观念在这一价值观念面前也自惭形秽。”[17]并且在此把商人获利
的多少与封建社会中最为看重的求取功名放在同等地位，这是明代以前不曾有的价值判断，更是对商人追求商业利益行为的肯定。
结束语
在冯梦龙与凌濛初的笔下，商人的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与宣扬，他们的新的“义、利”观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商业作为“善业”被人们所接受，商业是“贱业”，商人是“贱民”的传统观念也被打破。而作品中那些贪财好色的传统商人形象的描绘也体现了人性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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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体会
毕业论文终于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也将随之结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回想起我写毕业论文的整个过程，真是感慨万千。
首先是上学期学院对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作了安排，在得知自己的指导老师是喻老师之后，便积极跟老师沟通，确定了论文的基本方向。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兴趣，最终，我选择了《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怀着对明代商人的好奇，开始了我的论文之旅。
然而，当我初次把五本作品全部借到以后，我傻眼了，它们虽然是市民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可是，还是有很多文言词语比较晦涩难懂。通过上网以及翻阅各种资料书，才明白了各部分的大致内容。对作品有了全面的了解以及阅读相关论文资料将以往商人形象和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做对比之后，我决定把“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分成两大类，即新商人形象和传统商人形象。并且对这种改变的原因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论文的初稿。
在喻老师的指导下，我认识到了初稿的不足之处，并且根据老师的建议在二稿中作了修改，增加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这一部分，并且对整个论文的结构做了调整。
最后，在三稿中，完善了本文的参考文献，以及目录调整之类的细节问题。整个论文的完成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前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钦佩，他们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使我努力完成论文的精神动力。
致谢辞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我的指导老师以其清晰的思路和认真、负责、勤快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并感染了我，使我铭记于心并将永远的学习。在此期间，不少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回想当初得知毕业论文工作开始时，心中一片茫然，甚至有一些惧怕，看着规定的不少于8000字时，心里开始犯难：尽管一直喜欢古代文学，但是，一次性阅读整整五本文言文小说，并且还要对文中的人物形象作分析却是第一次。作品
内容多，晦涩难懂的字词多。彼时，我终于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考验。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我的分析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这不仅是我自身努力的结果，更是指导老师精心指导的的结果。当然，此前那些研究“三言”、“二拍”的学者也给我提供了不少可靠、有用的资料。在此，也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随着论文的结束，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即将告一段落。在大学四年里，学院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没有老师的谆谆教导，没有辅导员的唠唠叨叨，没有同学的关心支持，也许，我的大学生活将会是毫无生气的。然而，有了你们，我的大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每一天，每一刻，都变得有意义，与你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最后，再次向我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说一声“谢谢”！
目 录
摘要„„„„„„„„„„„„„„„„„„„„„„„„„„„„„„2 引言„„„„„„„„„„„„„„„„„„„„„„„„„„„„„„3
一、“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 3
（一）“三言”、“二拍”的新商人形象„„„„„„„„„„„„„„4
1、守义求利型商人形象„„„„„„„„„„„„„„„„„„„5
2、重情重义型商人形象„„„„„„„„„„„„„„„„„„„6 3、诚实守信型商人形象 „„„„„„„„„„„„„„„„„„„ 7
4、追求自身价值型商人形象 „„„„„„„„„„„„„„„„„ 9
（二）“三言”、“二拍”的传统商人形象„„„„„„„„„„„„„9
1、好色型商人„„„„„„„„„„„„„„„„„„„„„„„„„10
2、贪财型商人 „„„„„„„„„„„„„„„„„„„„„„„„11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原因„„„„„„„„„11
（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11
（二）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12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13
（一）提高了的商人社会地位„„„„„„„„„„„„„„„„„13
（二）表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14
结束语„„„„„„„„„„„„„„„„„„„„„„„„„„„„„„15参考文献„„„„„„„„„„„„„„„„„„„„„„„„„„„„„15 总结与体会„„„„„„„„„„„„„„„„„„„„„„„„„„„16 致谢辞„„„„„„„„„„„„„„„„„„„„„„„„„„„„16
摘 要
“三言”、“二拍”作为中国本土诞生的市民小说的代表作，有两百多篇短篇小说，而其中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占了很大的比重，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如此之多的商人形象在文学史上较为罕见，而商人们的种种心态以及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显得丰满而又具有深刻性。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对“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三言” “二拍” 商人形象 明代 商业
Abstract
Key words： “San Yan” ； “Er Pai” ； Merchant image ；The Ming Dynasty
Commerce
引 言
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业的初步繁荣。同时，也使在传统等级“士农工商”中地位最低下的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少通俗文学作品开始重视商人的生活，将商人这一形象纳入文学创作的范畴。据统计, “三言二拍”涉及到的商人形象不下百十人, 以商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约占1/4； 涉及商人、商业事件并情节较重要的作品约占1/8。而这些商人形象却又与以往的商人形象不同，冯梦龙、凌蒙初二位作家在新的时代气息下，赋予了商人们新的形象。“20世纪的‘三言’‘二拍’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整理考证、作家的生平著述、小说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探讨等方面，在专题研究方面显得比较薄弱。21世纪以来，‘三言’‘二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情节结构研究、文本比较研究、爱情婚恋研、社会思潮与市民意识研究，其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在20世纪的基础上没有多少突破，而后面几个研究有新颖的视角出现。”[1]经过仔细研读作品与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分为两类：一是摆脱了传统商人恶名的新商人形象，他们或守义求利，或重情重义，或诚实守信。二是传统商人形象，他们见利忘义，贪财好色，为世人所不齿。通过对这两类商人形象的分析，旨在揭示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肯定商人的适当的物质欲望、利益追求的合法性以及商人地位与士人的平等性。
一、“三言”、“二拍”的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中描绘商人之多在文学史上较为罕见，在这五本作品中，涉及到商人的章节有：
而“二拍”中商人所占比例更大, 共计三十四篇, 将近二分之一。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出来。
(一)“三言”、“二拍”的新商人形象
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对商人的相貌描写很少见，即便是有，也很少符合世人的审美观。“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则相貌俊美，穿着品位高雅入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身上充满着文人气息。‘三言’中的商人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生得一表人才，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情人。他们穿着入时，打扮适宜，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们熟读经史，颇懂礼仪，举止端庄，言词敏捷。外表具有女性的阴柔之美，缺乏男性的阳刚之气。神形气质上多文人气，而少商人的市井味。”[2]如商人蒋兴哥从小就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长大了，“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学得伶俐乖巧”[3]。这也就显示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是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而是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的新商人形象，
主要有下面几类：
1、守义求利型商人形象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义利”之别是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来的，“义”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道德完善，是传统道德观的核心部分，而 “利”作为义的对立面，则是指一己之私欲，所求的是为人们所不耻的物质利益。所以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舍生取义”，而不是“见利忘义”。商人重“利”的价值观与传统道德的“义”构成尖锐的矛盾。商人经商获利因此受到轻视。是为君子所耻的。但明中后期顺应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出现了“求利”思想，李贽公开高举利的旗帜，宣扬“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认识到谋利是市民阶层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因此在冯梦龙小说中“求利”不再是商人的污点，他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试图追求一种新的义利观，他们既讲义，又重利，可谓是义、利兼而得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以及《陈御史巧堪金钗钿》（《喻世明言》卷二）等都较典型地刻画了重仁义，讲道德的商人形象。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阿寄更是“义”字当先，在为主人经营的过程中不顾年迈体弱，不辞劳苦，没有半点私心，处处为徐家孤儿寡母考虑。正话开头有总评、赞他：“曾独力与孤孀主母，挣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儿，与小主人娶两房娘子，到得死后，并无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册”[4]。
与“三言”相比，在“二拍”中作者进一步突破传统的“义利”观，小说中的商人在义、利两者面前更加倾向于利，然后才选择义，逐利之心比“三言”中的商人更甚，“三言”中的商人求利作者往往都从 “义”的角度来强调他们的勤劳经营，而在 “二拍”中商人的求利之心更为坦荡。《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龟龙壳》讲的是明朝成化年间，文若虚因坐吃山空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几乎消散殆尽，于是乎与朋友一同出海巧遇龟龙壳而一夜暴富。小说与 “三言”相比商业氛围更浓，毫不掩饰对利的追求，打破了传统文化中买卖公平的原则，但小说丝毫没有透露出指责之意，并且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与当时商人对从事一本万利的海贸趋之若鹜有关。 “元来这边的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的价
钱，换了那边的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们都拼死走这条路”。可见当时的商人对利益的追逐有多么强烈，然而小说却对商人这种冒险的精神进行了肯定，肯定他们靠“转运”“投机”致富的手段，靠冒险发财的行为。
同样，在凌蒙初的小说中，商人们中虽有唯利是图的卑鄙小人, 但更有轻财重义的正直之士, 他们同样具有诚实、忠厚的品德。《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写到的程商是个“秉性简默端重, 不妄言笑, 忠厚老诚”的人。一次贩货回家, 来到酒店吃客饭, 见一美妇也来吃饭,“饭店中客人, 个个颠头耸脑, 看他说他, 胡猜乱语, 只有程元瑜端坐不瞧”。后来妇人因忘了带钱处境狼狈而受众人嘲笑, 又被店主扭住不放,程元玉主动解囊相助, 帮她付了饭钱, 而且在那妇人要他道出姓名，表示要“加倍奉还”时, 程元玉却说: “ 些些小事, 何足挂齿, 还也不消还得, 姓保也不消问得。”这位程商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敬服的商人, 他致富不忘助人, 具有诚厚博爱的胸怀，浓浓的人情味在此得以体现。《韩侍郎婢作夫人》的“入话”里写一位徽商救人的故事。湖州某民欠官银二两, 监禁在狱。其妻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猪, 想把丈夫赎出来, 谁知得到的却是假银, 眼见得丈夫救不出来, 家里生计也没了, 妇人急得抱了儿子要跳江自杀。徽商见此情景, 不仅挺身搭救并且慷慨赠银, 救了她一家三口之命。更难得的是当其夫误认为她有苟且行为, 立逼其妻深夜拜谢以测其心时, 徽商丝毫没有趁人之危的邪念, 而是“煞是有正经”, 使其夫疑心“ 尽多消散”。这位徽商纯粹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
如此看来，在“二拍”中，商人们在追逐利益之余，也有义举，利、义也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得到统一。
2、 重情重义型商人形象
晚明人文思潮冲击文坛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以情抗理，李贽所表举的“童心说”就是强调抒发真情，汤显祖也公开宣扬以情反理，“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在而理亡”。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冯梦龙也高扬情的旗帜，公开宣称“我欲立情教，教诲汝众生”、“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这种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疑惑，以及对人情的探讨，体现了晚明时代精神。
儒家讲究“温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而宋明理学以“天理”来压抑人情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冯梦龙有感于理学对人心的摧残，主张用人的情感来感化众生和社会，在“三言”中许多作品都表现对情的高扬，《卖油郎独占花魁》便是典型代表。小说突破了对商人持有偏见的传统观念，表现和赞扬了商人重情的品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人情和利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认为商人求利而轻情感，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句子，指责商人不重感情，追逐利益。然而卖油郎为人讲仁义，讲信用，忠厚老实，在他身上闪烁着传统道德的光辉。卖油郎秦重对花魁情有独钟，但他为了接近花魁而特地跑老远的路去给妓院送油, 这让他觉得很不划算, 于是他马上联想到昭庆寺是顺路, 可以顺道卖油。就像钱成说的“没有足够的钱，秦重就不可能见到花魁娘子，更不用说与之结为夫妻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孕育和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5]。”这种宣扬“人情美”的作品，体现了充满活力的市民思想和审美趣味，也冲击封建礼教习俗。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形象在此打破。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对王三巧有着真挚的爱，得知妻子背叛自己，心情复杂、矛盾而又痛苦。既气愤又悔恨；既想马上见到爱人，又觉得无法面对，无法原谅她；既想留着“物证”和妻子理论，又不忍心责难她。望见家门“不觉堕下泪来”，“行一步，懒一步”。认为自己外出经商、贪图赚钱才是妻子不贞的根源：“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3、诚实守信型的商人形象
“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为人们
所接受，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普通，最平常的行为规范，但最容易被人接受的道德原则，也往往最容易被破坏。特别是商业活动中，充满着欺诈，在奸商那里，欺诈成为其获取利润的最常见手段，甚至习以为常。但“三言二拍”打破了对商人之间永远只有的利益的常规，改写了商人尔虞我诈，相互欺瞒的奸商形象，以超越传统的目光来重新审视明代商人，将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融入商人的灵魂。他们深知，在经营中, 只有诚实守信, 才能赢得良好商誉, 进而具有稳定的顾客群。所以, 诚信不欺是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商人非常注重诚信, 经商时“惟在察其诚信”。商书《类要》曰:“货之精粗好歹, 实告经纪, 使好裁夺售卖。若昧之不言,希为侥幸出脱, 恐自误也”。即使是生意做大了, 更要保持信誉, 不可以名欺人。有商书劝曰:“生意广大之后, 切戒后班刻薄, 以致有始无终, 败坏店名也”。由此看来, 明清时期的商人已经意识到, 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讲求信任, 不仅是一种道义要求, 而且是一种利益所在。实践证明,“诚实为本、信义为先”的商人往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拥有众多的顾客, 可招揽更多的生意, 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
商人的诚信是赢得合作伙伴以及顾客的重要前提。《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写道：“间壁客房中住着的也是个贩香客人又同是应天府人氏平昔间看他少年诚实”,“原来李英也是从幼跟随父亲外出经纪”。从以上看她选择李绣英是因为一是同行，对贩线香有一定经验；二是同乡，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三是忠厚诚实，也是她看中李的最重要的一点。选中人之后，黄李二人义结金兰充分发挥合伙在人力和资金的优势，提高效益，“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卢州发货讨帐，”双方以诚相待，财务管理公开，黄“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财物，和那帐目，也交付与黄，但是两边买卖毫厘不欺”。正因为诚信不相互欺诈生意红火长久。李和黄合伙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对顾客同样如此。在《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 卖油郎秦重受奸人诬陷被赶出去以后, 独身一人挑担卖油。由于“忠厚老实不贪心”, 在油坊和顾客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于是油坊“有心要扶持他, 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 签子上又明让他些”。最后顾客大多成了他的长期主顾, 生意自然越做越好。总之, 儒家的诚信理念被移植到经济领域以后, 为明清商人所恪守, 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富甲一方。
4、追求自身价值型商人形象
尊儒重仕、崇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 轻商、贱商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 给商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是, 到了晚明, 富商巨贾们通过经商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官府,居间说事, 纳资捐官, 甚至可以“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而封建权贵们则垂涎其巨额财富, 羡慕其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不再把工商者看作“贱民”, 而是千方百计拉拢他们, 一改过去把经商视为“贱业”的论调, 高唱“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的农商并重主张[6]。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把经商作为他们的立身之本，经济上的独立使得他们开始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他们迫切需要获得人格上的尊严。于是，富商巨贾们通过修宗祠、买祠田、办义学、赈济贫穷之人、崇道理佛等方式为自己博得好名声, 成了世人追求的目标。《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师诛邪》的开头写一个徽商要为金陵燕子矶边的弘济寺观音阁布施，凌濛初解释说 ：“原来徽州人心性俭啬，却肯好胜喜名，又崇信佛事。见这个万人往来去处，只要传开去，说观音阁是某人独自修好了，他心上便快活，所以一口许了三十两。”[7]徽商的这一举动，并不是诚心礼佛，只是想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实现自身的价值。“《汪信之一死救全家》里的汪信之取得自立地位之后, 并未如一般商贾固步不前,守家治产,而是开酤坊,拓荒湖, 兴起更大的事业,活跃地方经济, 并容‘无籍之徒’、‘渔夫’、‘穷民’各有所务,此后,他还为形势所迫, 上书朝廷,要求以经商所积, 广为招募兵勇,以抵御外族的侵略。汪信之的举动可以说是明代的‘实业救国’”[8]。这改变了传统伤人专为一己私利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大公无私的新商人形象，这不仅是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更是人生价值的实现。
（二）“三言”、“二拍”的传统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同此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也描写了大量的反面商人形象，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商人形象。他们阴险、狡诈，为获取私利不择手段。在“三言”中具有典型性的反面商人有：
这些人不外乎两类，一时贪财，二是好色。
1、好色型商人
“ 三言”、“ 二拍”中很多篇章对好色的商人作了生动地描述。《乔彦杰一妾破家》(《警世通言》卷三十三) 的商人乔俊“长而魁伟雄壮, 好色贪淫”。《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 里的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 使思量淫荡起来。”他们往往为了美色不惜花费钱财, 如《韩侍郎婢作夫人 提控椽居郎署》(《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里徽州商人“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便一定要娶去做妾,只要事成, 不惜重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横插一杠，破坏了杜十娘辛苦谋划的幸福未来的徽州新安商人孙富，就是徽商在话本小说里很不光彩的一个代表。此人家资巨万，是扬州盐商，年方二十，却是风月场中的老手：‘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若嘲弄风月，倒是个轻薄的头儿。’笃信金钱的法力，为一己之欲的满足而对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道德绝无顾忌”[9] 他略懂音律，在尚未见到杜十娘的面之前，便从她的歌中听出“此歌者必非良家”，由此有了“怎生得他一见”的想法。他的计谋看起来丝毫没有破绽，先让自己的船靠近李甲的船，假作赏雪，偷窥到了十娘的容貌，之后吟诗引诱李甲上钩。从高雅的赏雪吟诗喝酒开始，渐渐引向“花柳之事”。“他巧于辞令，善于言语，从李家威严而正统的老父的威力、李甲目前窘困的现状和一般妓女喜新厌旧、无情无义的本性三方面出发，为李甲做了全面、细致而又合理的分析，旬句切中李甲的要害，把李甲掩藏的非常成功，连老练智慧的杜十娘都没有参破的全部心思都剖开了”[10]。杜十娘的美梦，在此破裂。在作品中，还有一些商人为了得到美色往往不择手段，如《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里的江淮客商王八郎“与一个猖伎往来得密”,“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
有妻子,甚是不得意”。于是就把结发妻子赶出家门。《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 好色的徽州商人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 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见人家妇女生得有些姿容的, 就千方百计, 必要弄他到手才住”。
2、贪财型商人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持有成为衡量人的标准。为了更快地获得更多的财富，一些商人便不择手段。“三言”、“ 二拍”对此有极生动的反映。《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里的卫朝奉狡诈贪婪,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以少充多,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无所不为。《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 里的郭七郎虽然“家资巨万, 产业广延, 有鸦飞不过的田宅, 贼扛不动的金银山”，却仍然对借他本钱做生意的商人极尽盘剥之能事,“不平心是他本等: 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卷十五) 矫公“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喻世明言》卷二十一) 里的钱婆留与顾三郎为了钱财同去贩盐为盗。《蔡瑞虹忍辱报仇》(《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里的卞福为了发财甚至不惜贩卖人口。这些商人的种种作为，看来令人发指，但是也正因为这些商人形象，才使得这五本作品更具有丰富性与真实性。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心上人形象与传统商人形象的结合，使明代商人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更丰满的形象，这更有利于我们研究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原因
（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社稷之根本，而商业却被认为是末，因此，商人的地位也向当地低下，在封建等级制度“士、农、工、商”中，居于最末。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到元代的两千多年的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较为罕见，即便有少数，也是简单的形象或者是被人们所
贬斥的，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句子，把商人和重利紧紧联系起来，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改变了这种状况。明中期开始，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崛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写道：
这镇(河西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有二百里这地。乃各省出人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码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11]
同样，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也有一段展现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繁荣兴旺的景象的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12]
手工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分工也日趋细密，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增强了产品对市场的依附；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卷入了商品化的旋窝；隆庆后海禁的解除，使得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白银的普遍适用，促使商品交易频繁。这些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杭州、苏州、广州等一系列城市成为当时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市民阶层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也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开始走出传统沉寂的局面。同时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结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社会分工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对于商业的认识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思想界出现了为商业正名的学说,如王学左派认为“穿衣吃饭，
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13]。这实际上肯定了商人、手工业者对利益的追求。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14]他们的言论不仅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更体现了商业与农业的地位同等重要，商人亦不是贱民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明代的思想家对商业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张居正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以利农”，黄宗羲的“夫工固圣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等主张都先后为统治者所采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王夫之则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他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见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贾负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这些都为明代商人地位的改变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
（一）提高了的商人社会地位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经商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典型、丰满的商人形象，并且对于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作者都是持肯定色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首先表现在商人与“士、农、工”地位平等的观念的出现，人们认为商业也是正业。出现 这一观念在《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15]这些新的观念的出现都包括了对商人的肯定。其次，商人自身也以自己的商人身份为傲，在《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所体现，卖油郎并没有为自己的商人身份感到自卑，宣称“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再次，世人对商业的认同。《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
破假形 》中描写了一位做丝绸生意的浙江商人蒋生，他经商至汉阳马口时看上了当地缙绅马少卿的女儿，蒋生对自己的身份略显自惭形秽，说“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站门风。”然而马少卿的回答却是“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马少卿这位缙绅的话反映了当时商业已经是“善业”，而不再是传统的“贱业”，这不仅是对商业的认同，更是对商人的认同，马少卿招蒋生为婿，体现了商人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描写客观反映了明中叶后资本主义的萌芽所带来的经商热、重商的社会思潮，并由此导致了“学而优则仕”、仕优商贱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表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在此前，商人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为人们所不齿，而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对他们的价值观确实吃开明和理解的态度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入话中提到的杨氏，三次鼓励侄儿杨生外出经商，认为“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这里对经商的认识已丝毫没有鄙薄之意。《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中的刘东山，本是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有一身好本事，可是却“觉得心中不耐烦做此道路，告脱了，在本县去别寻生理。”从此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崇商重商了，而是弃官从商，不得不说这是明代商业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转变的产物。此外，《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经商失利在辽阳，得到海神的帮助，他按海神指示买进卖出，贩药、贩、贩布，获得几万两银子的营利。对此小说家如此载道：
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是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 ，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16]
“赚钱的多少显然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商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且也成了衡量社会阶层高低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上的其他价值观念在这一价值观念面前也自惭形秽。”[17]并且在此把商人获利
的多少与封建社会中最为看重的求取功名放在同等地位，这是明代以前不曾有的价值判断，更是对商人追求商业利益行为的肯定。
结束语
在冯梦龙与凌濛初的笔下，商人的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与宣扬，他们的新的“义、利”观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商业作为“善业”被人们所接受，商业是“贱业”，商人是“贱民”的传统观念也被打破。而作品中那些贪财好色的传统商人形象的描绘也体现了人性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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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体会
毕业论文终于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也将随之结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付出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回想起我写毕业论文的整个过程，真是感慨万千。
首先是上学期学院对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作了安排，在得知自己的指导老师是喻老师之后，便积极跟老师沟通，确定了论文的基本方向。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兴趣，最终，我选择了《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怀着对明代商人的好奇，开始了我的论文之旅。
然而，当我初次把五本作品全部借到以后，我傻眼了，它们虽然是市民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可是，还是有很多文言词语比较晦涩难懂。通过上网以及翻阅各种资料书，才明白了各部分的大致内容。对作品有了全面的了解以及阅读相关论文资料将以往商人形象和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做对比之后，我决定把“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分成两大类，即新商人形象和传统商人形象。并且对这种改变的原因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论文的初稿。
在喻老师的指导下，我认识到了初稿的不足之处，并且根据老师的建议在二稿中作了修改，增加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这一部分，并且对整个论文的结构做了调整。
最后，在三稿中，完善了本文的参考文献，以及目录调整之类的细节问题。整个论文的完成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前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钦佩，他们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使我努力完成论文的精神动力。
致谢辞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我的指导老师以其清晰的思路和认真、负责、勤快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并感染了我，使我铭记于心并将永远的学习。在此期间，不少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回想当初得知毕业论文工作开始时，心中一片茫然，甚至有一些惧怕，看着规定的不少于8000字时，心里开始犯难：尽管一直喜欢古代文学，但是，一次性阅读整整五本文言文小说，并且还要对文中的人物形象作分析却是第一次。作品
内容多，晦涩难懂的字词多。彼时，我终于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考验。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我的分析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这不仅是我自身努力的结果，更是指导老师精心指导的的结果。当然，此前那些研究“三言”、“二拍”的学者也给我提供了不少可靠、有用的资料。在此，也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随着论文的结束，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即将告一段落。在大学四年里，学院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没有老师的谆谆教导，没有辅导员的唠唠叨叨，没有同学的关心支持，也许，我的大学生活将会是毫无生气的。然而，有了你们，我的大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每一天，每一刻，都变得有意义，与你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最后，再次向我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