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作者:郝中华

当代经济研究 2002年06期

  2001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严冬里“一枝独秀”,有良好的表现:经济增长率7.3%,经济总量95933亿元,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1%,完成固定资产总额36898亿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0.7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总额5098亿美元,同比增长7.5%;财政收入1637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976亿元,增长22.2%,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

  但是,在我们看到成绩的时候,也必须理性地看到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依然不振,虽然财政投资取得了良好的“乘数效应”,但仍然未改变政府作为“投资主角”的局面,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没有充分带动起来,财政投资主角有无“挤出效应”,还待观察;社会消费需求低迷,特别是今年1—2月份,主要城市的商业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只增长1.4%,而2000年同比增长了50%(注:中国经济时报[N].2002-04-08.),消费倾向有进一步回落的趋势,消费降温值得关注;商品出口趋紧,2001年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8%,而2000年增长31.5%;总水平较低,特别是1—2月份,价格总水平累计比上年同期下降0.5%,宏观经济由此将可能再次进入价格指数连续下降的通货紧缩状态;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如果考虑登记失业、下岗、隐形失业和潜在失业几种情况,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大概在15—20%左右;经济增长率下滑,2000年经济增长率是8%,而2001年则实现7.3%;结构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供求失衡态势并未改变。综合以上各种矛盾,都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的表现,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作调整,那么,通货紧缩就是我国“十五”计划期间的病态,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瓶颈”。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通货紧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所谓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尽管目前理论界对其认识有所不同,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通货紧缩表现为价格总水平持续的下降。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费品价格连续24个月的负增长,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通货紧缩。最近,美国经济学家格林沃尔德新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对通货紧缩作了这样的解释:通货紧缩是与货币和信贷供给紧缩相伴同时发生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个下降过程是同经济周期中的下降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导致价格总水平下降除了货币因素以外,还有非货币因素,如由于资本技术构成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且生产成本下降而导致价格下降,这是积极的因素,这种通货紧缩应是良性的。而恶性的通货紧缩一般就是经济危机。

  (一)我国目前依然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压力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经济波动此起彼伏。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价格指数达到了21.7%,消费品价格指数达到了24.1%,经济一片过热。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遏制了通货膨胀。在中期出现了经济奇迹,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是,这样好的光景持续的时间较短,紧接着在9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就是通货紧缩。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面对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

  1.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到1999年底,物价总水平已由21.7%下降至-2.8%左右。其中,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7个月负增长,消费品价格指数连续21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5个月负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32个月负增长。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这样多指数、长时间、大范围的价格下降,还是第一次。直到今年的1-2月份,价格总水平又有回落的趋势。

  2.商业供求关系发生迅速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面对的都是“短缺经济”、“卖方市场”,似乎很快这种局面就发生了迅速的改变。现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占83%,供求平衡的占17%。企业设备大量的闲置,商品积压了5000多亿元,市场约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3.银行信贷紧缩。到目前为止,全国商业银行的存差已达3.13万亿元,尽管已经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居民储蓄存款近几年仍以每年平均净增7000-8000亿元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01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达到了7.4万亿元,银行继续降息的空间越来越小。

  4.经济增长率下滑,就业压力相当大。从1992年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4.2%、13.5%、12.6%、10.5%、9.7%、8.8%、7.8%、7.1%,恰好下降了一半。2000年有了新的转机和出现了新的“拐点”,经济增长率上升为8%,但2001年又下降为7.3%。由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失业率开始上升,每年新增加就业岗位只有500——600万个左右,就业压力相当大。

  综上所述,我国从1998年开始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这次出现的通货紧缩,只是轻度的,它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衰退,而且还保持了经济一定的增长。同时,这次通货紧缩还带有对过去高价位进行矫正的明显特征,是正常价格的复归。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导致竞争,在竞争中必然价格下降,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角度分析,它带有一定的规律性。

  (二)我国通货紧缩趋势形成的原因

  1993年以来出现的这次通货紧缩,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方面的原因,又有国内方面的原因,是多年经济生活矛盾积累的表现。

  1.国际原因。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亚洲是我国出口及吸引外资的主要区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投资在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中占很大的比重。由于对亚洲的出口和亚洲对我国的投资大量下降,既加重了国内外贸企业的困难,又使国内的新上外资项目急剧减少。从更广泛的世界经济范围来看,通货紧缩正迅速向全球蔓延,世界有可能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通缩期。特别是世界经济的三大发动机——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下滑、欧盟经济增长乏力,而这三个经济体经济总量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5%左右。这种情况给我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而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大约占40%左右,这无疑对我国的需求不足雪上加霜。

  2.国内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上的某些偏差,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低水平的产品的相对过剩。首先是产业结构失衡。多年来,投资失控导致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严重趋同,不仅造成了无效供给过多,而且造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的闲置。其次是城乡收入结构失衡。城乡和农村由于长时间里形成的居民身份、教育、财政公共管理等两种不同的制度,农村比城市落后至少10年。农村货币购买力占有的份额少。比如,流通中现金M[,o]到2001年6月底余额为1.4万亿元,除社会集团持币以外,城市居民的持币结构为,占25%的城镇人口持有75%的份额,而75%的农村人口持币份额是25%左右。从这一资料出发,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额70%左右是在城镇实现的,而农村只占30%左右的份额。农村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但在城乡收入比重中占得太少,购买力极低。再次是地区结构失衡,特别是东西差距过大,出现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差距(胡鞍钢)。按官方汇率做的计算排位,高收入为“第一世界”,上中等为“第二世界”,下中等为“第三世界”,低收入为“第四世界”。贵州排在177位,贵州比上海相差132位,比北京相差113位,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情况。从整体上说,我们属于下中等收入,但我国还有近一半人口处在低收入阶段,有3000万左右农民和数以万计的城镇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居于“第四世界”。

  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经济越是发达,收入越均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持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1984年是0.30,1995年是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年是0.424,2000年为0.458,最高行业的收入为最低行业收入的2.63倍。这种畸型的社会分配结构,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导致经济疲软的最根本原因。马尔萨斯曾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总数与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越是富人,其收入消费的比例越低,所以从刺激生产的角度说,应该进行财富均等化的改革,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平均财富。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水平在降低,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4.6%,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目前,价格因素和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将逐渐减弱,如果没有重大措施出台,农民的收入可能再次下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九五”计划期间低于“八五”计划时期。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很多职工下岗,再就业率比较低,形成了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这部分群体的货币购买能力尤为低下。

  三是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滞后,预期消费动机增强,即期消费动机减弱。中国百姓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重生产、轻消费、重节俭、喜积蓄的传统观念,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高储蓄、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直接导致需求不足。当前,我国GDP中最终消费所占比重仍然偏低,80年代我国最终消费费率为65.1%,1991年至1998年降为58.2%,下降了6.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

  即期消费需求明显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预期消费和收入不确定性存有担忧心理。感觉到未来个人支出的预期在增加,如医疗、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需要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而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缺乏信心。

  四是缺乏良好的消费环境。政策环境不适应。有些政策对刺激或鼓励消费构成逆向调节,限制或制约了人们消费的积极性;生活环境不配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许多地方的生活消费环境不佳,因而限制了消费的增长。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比较差,很多商品不适合农村现有消费环境的需要,消费品生产和设计的城市倾向比较严重。城市家庭购买城郊住房和小汽车。但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不配套和交通不便行李难,又使这些潜在的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信贷环境不宽松。目前消费贷款数量少,贷款金额小,期限短,利率高,服务质量差,还远远没有形成有利于消费信贷的宽松环境;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信用缺失,假冒伪劣商品经常出现。因诚信问题,我国企业每年损失5855亿元。整个社会需要构筑诚信的良好风尚。

  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必须制定和调整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调控力度,解决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实施进一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1998年以来,根据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趋势,我国及时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这使我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鉴于我国通货紧缩的趋势又有所抬头,而且通货紧缩趋势将是未来几年的一种病态现象,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的余地不大,所以应选择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取向。

  1.积极财政政策扩张的余地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高进高出”,即税收收入逐年增加,同时又扩大了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数额不断增加,发行债务的数量迅速上升。但没有实行减税政策。笔者认为,从积极财政政策扩张的余地来看是非常有限的,原因是:

  (1)国债依存度过高。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是国债依存度,包括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大体在15-20%之间,中央财政在25-30%之间。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1999年为30.6%,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1998年就已达到了71.7%,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2)国债偿债率高。这是反映国家偿债能力的一个指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应在8-10%之间。而我国1998年国家财政的偿债率为23.8%,中央财政的偿债率为48.1%。

  (3)赤字占CDP的比重。一般应控制在3%左右。朱镕基总理在“两会”答中外记者会上说,今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数额是3098亿,占GDP的3%左右,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4)国债负担率,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目前,我国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马约》规定的这一比率为60%左右。是在公认的警戒线之内。但这只是明债,如果考虑一些暗债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资金、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欠发的工资等,我国的现实国债规模大约在4万亿元以上,按此计算,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也会达到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根据以上四项指标来分析,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扩张的余地已非常有限,有的指标实际上已达到或超过了警戒线和临界点,说明我国的财政随能力比较脆弱,继续实施下去,会进一步加大财政风险。

  2.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余地

  从1998年到2000年底,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松动的表现,比如,连续七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利率,鼓励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等。但是,到2000年第四季度时,物价指数开始回升,经济增长率开始上涨,经济形势开始出现了转机。理论界有人担心通货膨胀的反弹。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相当谨慎,使稳健的货币政策具有“保守”的味道。2001年货币供给增长率(M2)控制目标是13-14%。这样的货币供给率对应的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3%。2002年初,通货紧缩的趋势又有所抬头,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仍然要进一步培育和扩大内需,争取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2002年就应该使M2年增长率提高到18%左右,而不是停在13%左右。这样使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具有扩张的含义。

  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具有扩张性的含义,是因为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张余地较大:首先,我国目前的物价水平很低,价格总水平在1%左右,价格攀升的余地,即使控制在10%以下,仍有较大的空间。其次,我国商业银行吸收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银行的存差大幅度上升,银行信贷仍然紧缩。再次,目前社会闲置资源较多,商品库存大量积压,物流和货币流脱节。特别是劳动力资源过剩。最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日趋成熟,有足够的能力充分地驾驭市场,从中国经济曾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货紧缩的调控实践中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3.扩张性货币政策容易产生的问题

  把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没有直接表述为“扩张”,其本义还是没有松动银根,或者说不能完全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是有适度微紧的含义。笔者认为,这其中主要是担心通货膨胀的反弹,而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中,我们面临的是两难的选择,就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选择问题。按照菲利浦斯曲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反比例变化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是选择适度的通货膨胀,还是选择太多的失业?当然应该选择适度的通货膨胀,这有利于扩大就业,减少失业者承受的经济利益损失,维持人们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对通货膨胀不能谈虎色变,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当然要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好的调控,不是说越高越好,所谓适度最好在10%以下。

  (二)在培育内需上加大力度

   朱镕基总理在今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培育内需是这次“两会”关注的热点。如何培育内需?主要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购买能力。政府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持适度的发行债务的规模,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企业要增加货币购买力,一是要鼓励企业办理贴现业务,只要企业把产品销售出去,就可以用商业票据的流通和贴现解决资金的拖欠问题,拓宽企业融资的渠道。中央银行要把再贴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并促进商业银行贴现企业的票据,降低再贴现率。二是要在严格加强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允许企业发行债券,扩大企业直接融资的数量。增加居民个人的货币购买能力,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培育内需的关键。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千方百计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中国劳动资本比率低,工资的增长幅度还应适度提高,多增加收入才能促进消费,收入的预期改变了,人们才敢于花今天的钱,甚至可以花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消费才能逐步升温。因此,要从机制上改变长期以来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率入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三)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和结构

  税收政策要有利于缓解通货紧缩的趋势,适应于扩大内需的需要。几年来,税收政策已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情况,税收政策和税制结构还应进行迅速的调整。(1)为了鼓励企业和社会的投资,增值税应加速转型,由生产型的增值税改为消费型的增值税,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刺激企业和社会的投资。(2)减免农业税。“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必须优先解决,这一点已经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和共识。特别是解决农民增加收入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效果是不明显的。能否从当前和今后长远利益来考虑,对农业税实行几年的减免?几年免交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真正反哺,给农民几年修养生息的时间,也给农民入世以后面临的竞争创造一些条件。农业税占财政收入大约只有3%左右,一年400多亿元返给农民,这样会对农民形成很大的购买力能力,真正做到培育和扩大内需。(3)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按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本国居民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每月定额扣除800元,这个标准还是20年前的标准,显然不合理。应加快《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内外合并,提高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4)调整消费税。为了鼓励消费,有些税目和税率也应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当然,我们在减少税收负担的同时,也可对税种进行增加的结构调整。如增加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总体上进行税制结构有增有减的调整,但应使税收减少的数量大于税收增加的数量,着重提高企业和个人的购买能力。

作者介绍:郝中华 长春税务学院

作者:郝中华

当代经济研究 2002年06期

  2001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严冬里“一枝独秀”,有良好的表现:经济增长率7.3%,经济总量95933亿元,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1%,完成固定资产总额36898亿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0.7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总额5098亿美元,同比增长7.5%;财政收入1637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976亿元,增长22.2%,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

  但是,在我们看到成绩的时候,也必须理性地看到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依然不振,虽然财政投资取得了良好的“乘数效应”,但仍然未改变政府作为“投资主角”的局面,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没有充分带动起来,财政投资主角有无“挤出效应”,还待观察;社会消费需求低迷,特别是今年1—2月份,主要城市的商业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只增长1.4%,而2000年同比增长了50%(注:中国经济时报[N].2002-04-08.),消费倾向有进一步回落的趋势,消费降温值得关注;商品出口趋紧,2001年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8%,而2000年增长31.5%;总水平较低,特别是1—2月份,价格总水平累计比上年同期下降0.5%,宏观经济由此将可能再次进入价格指数连续下降的通货紧缩状态;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如果考虑登记失业、下岗、隐形失业和潜在失业几种情况,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大概在15—20%左右;经济增长率下滑,2000年经济增长率是8%,而2001年则实现7.3%;结构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供求失衡态势并未改变。综合以上各种矛盾,都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的表现,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作调整,那么,通货紧缩就是我国“十五”计划期间的病态,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瓶颈”。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通货紧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所谓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尽管目前理论界对其认识有所不同,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通货紧缩表现为价格总水平持续的下降。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费品价格连续24个月的负增长,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通货紧缩。最近,美国经济学家格林沃尔德新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对通货紧缩作了这样的解释:通货紧缩是与货币和信贷供给紧缩相伴同时发生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个下降过程是同经济周期中的下降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导致价格总水平下降除了货币因素以外,还有非货币因素,如由于资本技术构成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且生产成本下降而导致价格下降,这是积极的因素,这种通货紧缩应是良性的。而恶性的通货紧缩一般就是经济危机。

  (一)我国目前依然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压力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轨迹,经济波动此起彼伏。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价格指数达到了21.7%,消费品价格指数达到了24.1%,经济一片过热。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遏制了通货膨胀。在中期出现了经济奇迹,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是,这样好的光景持续的时间较短,紧接着在9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就是通货紧缩。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面对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

  1.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到1999年底,物价总水平已由21.7%下降至-2.8%左右。其中,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7个月负增长,消费品价格指数连续21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5个月负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32个月负增长。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这样多指数、长时间、大范围的价格下降,还是第一次。直到今年的1-2月份,价格总水平又有回落的趋势。

  2.商业供求关系发生迅速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面对的都是“短缺经济”、“卖方市场”,似乎很快这种局面就发生了迅速的改变。现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占83%,供求平衡的占17%。企业设备大量的闲置,商品积压了5000多亿元,市场约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3.银行信贷紧缩。到目前为止,全国商业银行的存差已达3.13万亿元,尽管已经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居民储蓄存款近几年仍以每年平均净增7000-8000亿元左右的速度增加,到2001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达到了7.4万亿元,银行继续降息的空间越来越小。

  4.经济增长率下滑,就业压力相当大。从1992年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4.2%、13.5%、12.6%、10.5%、9.7%、8.8%、7.8%、7.1%,恰好下降了一半。2000年有了新的转机和出现了新的“拐点”,经济增长率上升为8%,但2001年又下降为7.3%。由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失业率开始上升,每年新增加就业岗位只有500——600万个左右,就业压力相当大。

  综上所述,我国从1998年开始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这次出现的通货紧缩,只是轻度的,它没有引起中国经济的衰退,而且还保持了经济一定的增长。同时,这次通货紧缩还带有对过去高价位进行矫正的明显特征,是正常价格的复归。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导致竞争,在竞争中必然价格下降,从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角度分析,它带有一定的规律性。

  (二)我国通货紧缩趋势形成的原因

  1993年以来出现的这次通货紧缩,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方面的原因,又有国内方面的原因,是多年经济生活矛盾积累的表现。

  1.国际原因。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亚洲是我国出口及吸引外资的主要区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投资在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中占很大的比重。由于对亚洲的出口和亚洲对我国的投资大量下降,既加重了国内外贸企业的困难,又使国内的新上外资项目急剧减少。从更广泛的世界经济范围来看,通货紧缩正迅速向全球蔓延,世界有可能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通缩期。特别是世界经济的三大发动机——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下滑、欧盟经济增长乏力,而这三个经济体经济总量大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5%左右。这种情况给我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而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大约占40%左右,这无疑对我国的需求不足雪上加霜。

  2.国内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上的某些偏差,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低水平的产品的相对过剩。首先是产业结构失衡。多年来,投资失控导致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严重趋同,不仅造成了无效供给过多,而且造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的闲置。其次是城乡收入结构失衡。城乡和农村由于长时间里形成的居民身份、教育、财政公共管理等两种不同的制度,农村比城市落后至少10年。农村货币购买力占有的份额少。比如,流通中现金M[,o]到2001年6月底余额为1.4万亿元,除社会集团持币以外,城市居民的持币结构为,占25%的城镇人口持有75%的份额,而75%的农村人口持币份额是25%左右。从这一资料出发,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额70%左右是在城镇实现的,而农村只占30%左右的份额。农村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但在城乡收入比重中占得太少,购买力极低。再次是地区结构失衡,特别是东西差距过大,出现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差距(胡鞍钢)。按官方汇率做的计算排位,高收入为“第一世界”,上中等为“第二世界”,下中等为“第三世界”,低收入为“第四世界”。贵州排在177位,贵州比上海相差132位,比北京相差113位,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情况。从整体上说,我们属于下中等收入,但我国还有近一半人口处在低收入阶段,有3000万左右农民和数以万计的城镇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居于“第四世界”。

  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经济越是发达,收入越均等。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持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1984年是0.30,1995年是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年是0.424,2000年为0.458,最高行业的收入为最低行业收入的2.63倍。这种畸型的社会分配结构,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导致经济疲软的最根本原因。马尔萨斯曾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总数与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越是富人,其收入消费的比例越低,所以从刺激生产的角度说,应该进行财富均等化的改革,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平均财富。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水平在降低,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4.6%,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目前,价格因素和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将逐渐减弱,如果没有重大措施出台,农民的收入可能再次下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九五”计划期间低于“八五”计划时期。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很多职工下岗,再就业率比较低,形成了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这部分群体的货币购买能力尤为低下。

  三是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滞后,预期消费动机增强,即期消费动机减弱。中国百姓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重生产、轻消费、重节俭、喜积蓄的传统观念,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高储蓄、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直接导致需求不足。当前,我国GDP中最终消费所占比重仍然偏低,80年代我国最终消费费率为65.1%,1991年至1998年降为58.2%,下降了6.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

  即期消费需求明显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预期消费和收入不确定性存有担忧心理。感觉到未来个人支出的预期在增加,如医疗、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需要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而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缺乏信心。

  四是缺乏良好的消费环境。政策环境不适应。有些政策对刺激或鼓励消费构成逆向调节,限制或制约了人们消费的积极性;生活环境不配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许多地方的生活消费环境不佳,因而限制了消费的增长。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比较差,很多商品不适合农村现有消费环境的需要,消费品生产和设计的城市倾向比较严重。城市家庭购买城郊住房和小汽车。但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不配套和交通不便行李难,又使这些潜在的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信贷环境不宽松。目前消费贷款数量少,贷款金额小,期限短,利率高,服务质量差,还远远没有形成有利于消费信贷的宽松环境;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信用缺失,假冒伪劣商品经常出现。因诚信问题,我国企业每年损失5855亿元。整个社会需要构筑诚信的良好风尚。

  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必须制定和调整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调控力度,解决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实施进一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1998年以来,根据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趋势,我国及时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这使我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鉴于我国通货紧缩的趋势又有所抬头,而且通货紧缩趋势将是未来几年的一种病态现象,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的余地不大,所以应选择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取向。

  1.积极财政政策扩张的余地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高进高出”,即税收收入逐年增加,同时又扩大了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数额不断增加,发行债务的数量迅速上升。但没有实行减税政策。笔者认为,从积极财政政策扩张的余地来看是非常有限的,原因是:

  (1)国债依存度过高。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是国债依存度,包括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大体在15-20%之间,中央财政在25-30%之间。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1999年为30.6%,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1998年就已达到了71.7%,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2)国债偿债率高。这是反映国家偿债能力的一个指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应在8-10%之间。而我国1998年国家财政的偿债率为23.8%,中央财政的偿债率为48.1%。

  (3)赤字占CDP的比重。一般应控制在3%左右。朱镕基总理在“两会”答中外记者会上说,今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数额是3098亿,占GDP的3%左右,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4)国债负担率,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目前,我国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马约》规定的这一比率为60%左右。是在公认的警戒线之内。但这只是明债,如果考虑一些暗债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资金、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欠发的工资等,我国的现实国债规模大约在4万亿元以上,按此计算,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也会达到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根据以上四项指标来分析,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扩张的余地已非常有限,有的指标实际上已达到或超过了警戒线和临界点,说明我国的财政随能力比较脆弱,继续实施下去,会进一步加大财政风险。

  2.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余地

  从1998年到2000年底,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松动的表现,比如,连续七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利率,鼓励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等。但是,到2000年第四季度时,物价指数开始回升,经济增长率开始上涨,经济形势开始出现了转机。理论界有人担心通货膨胀的反弹。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相当谨慎,使稳健的货币政策具有“保守”的味道。2001年货币供给增长率(M2)控制目标是13-14%。这样的货币供给率对应的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3%。2002年初,通货紧缩的趋势又有所抬头,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仍然要进一步培育和扩大内需,争取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2002年就应该使M2年增长率提高到18%左右,而不是停在13%左右。这样使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具有扩张的含义。

  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具有扩张性的含义,是因为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张余地较大:首先,我国目前的物价水平很低,价格总水平在1%左右,价格攀升的余地,即使控制在10%以下,仍有较大的空间。其次,我国商业银行吸收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银行的存差大幅度上升,银行信贷仍然紧缩。再次,目前社会闲置资源较多,商品库存大量积压,物流和货币流脱节。特别是劳动力资源过剩。最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日趋成熟,有足够的能力充分地驾驭市场,从中国经济曾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货紧缩的调控实践中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3.扩张性货币政策容易产生的问题

  把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没有直接表述为“扩张”,其本义还是没有松动银根,或者说不能完全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是有适度微紧的含义。笔者认为,这其中主要是担心通货膨胀的反弹,而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中,我们面临的是两难的选择,就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选择问题。按照菲利浦斯曲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反比例变化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是选择适度的通货膨胀,还是选择太多的失业?当然应该选择适度的通货膨胀,这有利于扩大就业,减少失业者承受的经济利益损失,维持人们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对通货膨胀不能谈虎色变,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刺激经济的增长,当然要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好的调控,不是说越高越好,所谓适度最好在10%以下。

  (二)在培育内需上加大力度

   朱镕基总理在今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培育内需是这次“两会”关注的热点。如何培育内需?主要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购买能力。政府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持适度的发行债务的规模,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企业要增加货币购买力,一是要鼓励企业办理贴现业务,只要企业把产品销售出去,就可以用商业票据的流通和贴现解决资金的拖欠问题,拓宽企业融资的渠道。中央银行要把再贴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并促进商业银行贴现企业的票据,降低再贴现率。二是要在严格加强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允许企业发行债券,扩大企业直接融资的数量。增加居民个人的货币购买能力,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培育内需的关键。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千方百计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中国劳动资本比率低,工资的增长幅度还应适度提高,多增加收入才能促进消费,收入的预期改变了,人们才敢于花今天的钱,甚至可以花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消费才能逐步升温。因此,要从机制上改变长期以来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率入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

  (三)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和结构

  税收政策要有利于缓解通货紧缩的趋势,适应于扩大内需的需要。几年来,税收政策已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情况,税收政策和税制结构还应进行迅速的调整。(1)为了鼓励企业和社会的投资,增值税应加速转型,由生产型的增值税改为消费型的增值税,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刺激企业和社会的投资。(2)减免农业税。“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必须优先解决,这一点已经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和共识。特别是解决农民增加收入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效果是不明显的。能否从当前和今后长远利益来考虑,对农业税实行几年的减免?几年免交农业税,对农民进行真正反哺,给农民几年修养生息的时间,也给农民入世以后面临的竞争创造一些条件。农业税占财政收入大约只有3%左右,一年400多亿元返给农民,这样会对农民形成很大的购买力能力,真正做到培育和扩大内需。(3)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按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本国居民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每月定额扣除800元,这个标准还是20年前的标准,显然不合理。应加快《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内外合并,提高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4)调整消费税。为了鼓励消费,有些税目和税率也应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当然,我们在减少税收负担的同时,也可对税种进行增加的结构调整。如增加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总体上进行税制结构有增有减的调整,但应使税收减少的数量大于税收增加的数量,着重提高企业和个人的购买能力。

作者介绍:郝中华 长春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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