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年龄在30多岁的男子，看上去跟任何建筑工人一样，在街边一家小酒馆里喝着札幌啤酒。这种小酒馆在日本很普遍，是工薪阶层喝酒聚会的场所。其中一位顾客，牙掉了数颗，眼神凝重，好像武士电影里凶猛的队员。他叫楠木日辉，34岁，他身子前倾，向福岛地区惟一一名外国人发问。 “医生，我听说切尔诺贝利的工人们身体受到核辐射。我有没有危险？” “从受到辐射到罹患癌症，需要大概30或40年。”这位美国人平静而明确地说，“所以，如果切尔诺贝利的工人们现在患上癌症，那也许不是因为辐射。” “但我工作的地方，辐射真的很高。”30岁的石川雅也说，他戴着黑框眼镜，度数很深。“我每天工作两小时清理现场，身上就有1.67毫西弗特（millisievert）的辐射。”他从钱包里拿出一打白色小纸条，上面记录着他在福岛第一核电厂每日受到的辐射量。2011年3月，这座核电厂因遭遇地震和海啸而损毁。自那以后，他每天会接到这样一张纸条。“我知道癌症会在30或40年以后才出现，但会不会得其他疾病？我能接受的最大辐射量是多少？辐射量在什么水平时，白细胞开始下降？” “大约是1000毫西弗特。”罗伯特・盖尔说。盖尔医生是一名血液学、肿瘤学，以及骨髓移植专家，他认为人们对福岛地区核辐射的害怕过头了，这种立场引发了争议。 楠木再次向前探身，边喝着第四瓶啤酒，边对他这位新朋友说：“您在切尔诺贝利的时候，清理废料的工人们穿防护服了吗？我们应不应该穿？” “这要看你怎么想了。”盖尔医生答道，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温泉度假地磐城，现在，福岛第一核电厂周围12英里半径范围被划为“禁区”，磐城刚好在禁区之外。“开始时，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穿辐射防护服，但由于防护服太重了，穿上后我们工作得非常缓慢，结果反而接收了更多辐射。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迅速开展工作，比在有保护的情况下慢慢工作更好。所以，后来我们任何防护服都没有穿。” 石川表示，他来福岛帮助清理遭受破坏的核电厂，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1995年，他的家乡神户遭遇特大地震，超过6000人遇难。“虽然工资不错”，他说，“但我觉得，作为一名曾经的地震受害者，我更应该伸出援手。” 福岛1.8万名壮士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海啸，最终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六台核反应堆中有三台熔化，第四台起火。自从事件发生后，工人们继续在电厂进行清理，他们已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但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 当第四台反应堆起火时，“福岛50名壮士”留下来与大火顽抗的事迹感动了全世界。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壮士”的数量很快上升至1000人，到了2011年初秋，已有1.8万人来到电厂工作，在被认为是自杀的环境中清理着废料。这些工人默默无闻，从不露面。他们很少面对媒体，担心被炒鱿鱼。我们只能看见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面具、踩在废墟上的照片，这片10万人曾居住的地方现在空旷得可怖。今天，他们愿意透露一点他们的想法，因为消息传出，世界最著名的辐射专家之一来到当地，愿意和他们分享他对核辐射的理解。当盖尔医生走在这个距东京以北115英里的小城街道上时，不断有工人请求和他说话，因为他们无法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担心。在一次长夜谈话结束后，一名工人甚至给了盖尔一个“熊抱”，在内敛的日本，这种表达感激的举动非常稀有。 罗伯特・盖尔出现在这里是意料之中的。25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导致核污染向整个北半球扩散，盖尔就在第一线和苏联专家一道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1987年，两个捡破烂的人在巴西戈亚尼亚偶然打开一台被遗弃的治疗癌症的机器，导致危险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7外泄。盖尔很快出现在当地，为病人治疗。1999年，日本东海村发生核事故，大量浓缩铀混合着硝酸外泄，那是2011年3月之前日本发生的最糟糕的核事故，盖尔又一次很快出现在事故中心。 当福岛的反应堆开始熔化时，盖尔在几天之内就赶到日本，与他在东海村的同事们团聚。走访受灾地区后，他向媒体保证，喝几杯受过碘辐射污染的水没有危险。他还宣布，美国政府建议的50英里禁区夸大事实了。 自那以后，他不断告诫，辐射并没有那么可怕，辐射产生的恐慌和误解反而更可怕。66岁的盖尔医生带着灿烂的微笑，仪态有点害羞、紧张。一日早饭时，他坦言他昨晚没睡多长时间，因为他必须要在晚上10点到早上3点半之间参加五个电话会议。他是那种敢于冒险、知识渊博的人，到处都可见他的身影。生物制药公司Celgene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市，盖尔是该公司血液学和肿瘤学临床研究的执行主任，他还担任伦敦帝国学院的访问教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出诊，在以色列魏兹曼科学中心进行科学合作。他大部分时间绕着地球转，以惊人的速度写书、发表论文，就核辐射发表演讲。 盖尔决心与人们对核辐射的歇斯底里斗争到底。“切尔诺贝利以后，有超过25万例的堕胎发生”，行驶在磐城的路上时，他告诉我，“有些人远在波兰也去堕胎。”如果是因为惧怕辐射，这些堕胎都不应该发生，但太多的人偏听偏信。“无知可以导致生命不必要的丧失。如果你在纽约中央火车站测量辐射量，会发现那里的辐射量要高于呆在一家核电厂所接受的，因为那里全是大理石和花岗岩。”盖尔说，当他治疗白血病人时，像任何医生一样，他会在一或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给病人超过福岛工人所受辐射5000倍的量。 可福岛核反应堆熔化后，根据国际核安全辐射事件分级，福岛灾难级别由5级上升至7级，这是除切尔诺贝利以外，惟一一个被评为最高等级的事故。对住在该核电厂周围超过20英里远的居民，日本政府已经取消“撤离通知”，但同时，放射性的钚-238在距该厂30英里远的土壤里被发现。据《纽约时报》报道，2011年10月中，多家公民团体在东京市内和周边发现有超过20多处“热点区域”的铯含量已达到有害程度。 责无旁贷 当各路专家仍在对未知的危险进行讨论和猜测时，工人们继续从日本各地涌入福岛。他们投入数周，甚至数月，清理并检查损毁的工厂。电厂周围的地带现在已是废墟，除了起伏的山脉和冒烟的厂房。尽管如此，日本国家旅游组织的网站上仍赞美磐城“从过去的采煤区，转变为一个永远是夏天的天堂”。 一天晚上，在当地一家自动洗衣店里，来自长崎的建筑工人小山三雄和柴田安宏与盖尔医生聊了起来。这两位工人都在核电厂一处非常危险的地方工作，小山被告知要服用一种药，他问盖尔这种药有没有副作用。小山每天接收2毫西弗特的辐射，这意味着他只能工作10或12天，就达到他能接受的25毫西弗特的量了，到达这个量以后，他未来5年不能在核电厂工作。柴田则说：“我觉得我胳膊上和皮肤上能感到辐射，所以我很担心。我知道如何清洗、消除辐射。但如果辐射进入体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辐射进入体内”，盖尔医生说，“两个月后，一半的辐射会消失，两年后，辐射全部消失。当然，你还是要小心，但辐射不会永远存在于我们体内。”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带盖尔医生走到磐城后面的山上，那里有座寺庙，在那里他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他身上有3毫西弗特的辐射量，他很害怕。“每年在纽约，我都会接收同样的辐射量。”盖尔安慰这名工人说道。 几乎所有这些工人都亟需一份工作，尤其是日本经济经历多年的萧条后，刚刚开始有所起色，又遭遇海啸的重创。据说，有些工人的工资一天大概80美元，还有的工人在极危险的地点工作，一个小时500美元。 日本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赢得世人尊敬，但这些品质在日本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职责和顺从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美德。几乎所有日本神话说的都是某位英雄人物宁愿冒生命危险，也不让他的君主或他的组织失望。我碰巧遇到一位69岁来自东京的艺术家纳富信介，他来自一个高级武士之家。“许多人仍然遵守武士道”，他说，他指的是武士的法则，“感知越多，说话越少。你每天都应该为死亡做好准备。” 置身炼狱 一日，磐城夜幕降临，中田善丸坐在暮色中的火车站外，他把粗壮带疤的双腿放进大门口旁的迷你温泉池里，这是一个小方木池。上岁数的妇女们和谢顶的男人们来到这个魁梧、安静的男子旁边，他们都把裤腿挽至膝盖。磐城一直以它具有治疗性的温泉著称。 中田一边看着电视里骇人听闻的海啸画面回放，一边告诉盖尔，现在是团结一致、重返家园的时候，他曾在这里的一家煤炭加工厂工作多年。“一开始，我太太不想让我来这里”，他说，“她来自广岛。我没有告诉我父母，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反对。但现在是拯救国家的时刻。” 37岁的中田有种都市人的范儿，这在他的大多数工友中是见不到的。他递出的名片上用英文写着他的头衔，他是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有太多奇怪的测量方法了”，他抱怨道，“它们很难让人明白，只有专家才搞得懂。”他一边说着，豆大的汗珠出现在他的眉头，温泉的热度从双脚传遍周身。“政府不应该修建更多类似这样的核反应堆了”，他说道，“但不修又不现实。所以，如果政府想建更多的核电厂，就应确保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他摸出黑绿色包装的万宝路牌香烟，几乎这里所有的工人都抽烟，坐在他旁边的盖尔医生苦笑着说：“抽烟也是一种辐射。” 过了一会儿，盖尔继续说：“大部分人都撤离了现场，但你却往重灾区跑。你是想来帮忙，我也是。要么我们很勇敢，要么我们彻底疯了。” 中田发出一声深沉、赞同的笑声，他低下头，又吸了一口烟，说：“要么我们很聪明，要么我们真的很傻。” [译自美国《名利场》]
三个年龄在30多岁的男子，看上去跟任何建筑工人一样，在街边一家小酒馆里喝着札幌啤酒。这种小酒馆在日本很普遍，是工薪阶层喝酒聚会的场所。其中一位顾客，牙掉了数颗，眼神凝重，好像武士电影里凶猛的队员。他叫楠木日辉，34岁，他身子前倾，向福岛地区惟一一名外国人发问。 “医生，我听说切尔诺贝利的工人们身体受到核辐射。我有没有危险？” “从受到辐射到罹患癌症，需要大概30或40年。”这位美国人平静而明确地说，“所以，如果切尔诺贝利的工人们现在患上癌症，那也许不是因为辐射。” “但我工作的地方，辐射真的很高。”30岁的石川雅也说，他戴着黑框眼镜，度数很深。“我每天工作两小时清理现场，身上就有1.67毫西弗特（millisievert）的辐射。”他从钱包里拿出一打白色小纸条，上面记录着他在福岛第一核电厂每日受到的辐射量。2011年3月，这座核电厂因遭遇地震和海啸而损毁。自那以后，他每天会接到这样一张纸条。“我知道癌症会在30或40年以后才出现，但会不会得其他疾病？我能接受的最大辐射量是多少？辐射量在什么水平时，白细胞开始下降？” “大约是1000毫西弗特。”罗伯特・盖尔说。盖尔医生是一名血液学、肿瘤学，以及骨髓移植专家，他认为人们对福岛地区核辐射的害怕过头了，这种立场引发了争议。 楠木再次向前探身，边喝着第四瓶啤酒，边对他这位新朋友说：“您在切尔诺贝利的时候，清理废料的工人们穿防护服了吗？我们应不应该穿？” “这要看你怎么想了。”盖尔医生答道，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温泉度假地磐城，现在，福岛第一核电厂周围12英里半径范围被划为“禁区”，磐城刚好在禁区之外。“开始时，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穿辐射防护服，但由于防护服太重了，穿上后我们工作得非常缓慢，结果反而接收了更多辐射。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迅速开展工作，比在有保护的情况下慢慢工作更好。所以，后来我们任何防护服都没有穿。” 石川表示，他来福岛帮助清理遭受破坏的核电厂，部分原因是他还记得1995年，他的家乡神户遭遇特大地震，超过6000人遇难。“虽然工资不错”，他说，“但我觉得，作为一名曾经的地震受害者，我更应该伸出援手。” 福岛1.8万名壮士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海啸，最终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六台核反应堆中有三台熔化，第四台起火。自从事件发生后，工人们继续在电厂进行清理，他们已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但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 当第四台反应堆起火时，“福岛50名壮士”留下来与大火顽抗的事迹感动了全世界。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壮士”的数量很快上升至1000人，到了2011年初秋，已有1.8万人来到电厂工作，在被认为是自杀的环境中清理着废料。这些工人默默无闻，从不露面。他们很少面对媒体，担心被炒鱿鱼。我们只能看见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面具、踩在废墟上的照片，这片10万人曾居住的地方现在空旷得可怖。今天，他们愿意透露一点他们的想法，因为消息传出，世界最著名的辐射专家之一来到当地，愿意和他们分享他对核辐射的理解。当盖尔医生走在这个距东京以北115英里的小城街道上时，不断有工人请求和他说话，因为他们无法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担心。在一次长夜谈话结束后，一名工人甚至给了盖尔一个“熊抱”，在内敛的日本，这种表达感激的举动非常稀有。 罗伯特・盖尔出现在这里是意料之中的。25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导致核污染向整个北半球扩散，盖尔就在第一线和苏联专家一道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1987年，两个捡破烂的人在巴西戈亚尼亚偶然打开一台被遗弃的治疗癌症的机器，导致危险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7外泄。盖尔很快出现在当地，为病人治疗。1999年，日本东海村发生核事故，大量浓缩铀混合着硝酸外泄，那是2011年3月之前日本发生的最糟糕的核事故，盖尔又一次很快出现在事故中心。 当福岛的反应堆开始熔化时，盖尔在几天之内就赶到日本，与他在东海村的同事们团聚。走访受灾地区后，他向媒体保证，喝几杯受过碘辐射污染的水没有危险。他还宣布，美国政府建议的50英里禁区夸大事实了。 自那以后，他不断告诫，辐射并没有那么可怕，辐射产生的恐慌和误解反而更可怕。66岁的盖尔医生带着灿烂的微笑，仪态有点害羞、紧张。一日早饭时，他坦言他昨晚没睡多长时间，因为他必须要在晚上10点到早上3点半之间参加五个电话会议。他是那种敢于冒险、知识渊博的人，到处都可见他的身影。生物制药公司Celgene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市，盖尔是该公司血液学和肿瘤学临床研究的执行主任，他还担任伦敦帝国学院的访问教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出诊，在以色列魏兹曼科学中心进行科学合作。他大部分时间绕着地球转，以惊人的速度写书、发表论文，就核辐射发表演讲。 盖尔决心与人们对核辐射的歇斯底里斗争到底。“切尔诺贝利以后，有超过25万例的堕胎发生”，行驶在磐城的路上时，他告诉我，“有些人远在波兰也去堕胎。”如果是因为惧怕辐射，这些堕胎都不应该发生，但太多的人偏听偏信。“无知可以导致生命不必要的丧失。如果你在纽约中央火车站测量辐射量，会发现那里的辐射量要高于呆在一家核电厂所接受的，因为那里全是大理石和花岗岩。”盖尔说，当他治疗白血病人时，像任何医生一样，他会在一或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给病人超过福岛工人所受辐射5000倍的量。 可福岛核反应堆熔化后，根据国际核安全辐射事件分级，福岛灾难级别由5级上升至7级，这是除切尔诺贝利以外，惟一一个被评为最高等级的事故。对住在该核电厂周围超过20英里远的居民，日本政府已经取消“撤离通知”，但同时，放射性的钚-238在距该厂30英里远的土壤里被发现。据《纽约时报》报道，2011年10月中，多家公民团体在东京市内和周边发现有超过20多处“热点区域”的铯含量已达到有害程度。 责无旁贷 当各路专家仍在对未知的危险进行讨论和猜测时，工人们继续从日本各地涌入福岛。他们投入数周，甚至数月，清理并检查损毁的工厂。电厂周围的地带现在已是废墟，除了起伏的山脉和冒烟的厂房。尽管如此，日本国家旅游组织的网站上仍赞美磐城“从过去的采煤区，转变为一个永远是夏天的天堂”。 一天晚上，在当地一家自动洗衣店里，来自长崎的建筑工人小山三雄和柴田安宏与盖尔医生聊了起来。这两位工人都在核电厂一处非常危险的地方工作，小山被告知要服用一种药，他问盖尔这种药有没有副作用。小山每天接收2毫西弗特的辐射，这意味着他只能工作10或12天，就达到他能接受的25毫西弗特的量了，到达这个量以后，他未来5年不能在核电厂工作。柴田则说：“我觉得我胳膊上和皮肤上能感到辐射，所以我很担心。我知道如何清洗、消除辐射。但如果辐射进入体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辐射进入体内”，盖尔医生说，“两个月后，一半的辐射会消失，两年后，辐射全部消失。当然，你还是要小心，但辐射不会永远存在于我们体内。”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带盖尔医生走到磐城后面的山上，那里有座寺庙，在那里他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他身上有3毫西弗特的辐射量，他很害怕。“每年在纽约，我都会接收同样的辐射量。”盖尔安慰这名工人说道。 几乎所有这些工人都亟需一份工作，尤其是日本经济经历多年的萧条后，刚刚开始有所起色，又遭遇海啸的重创。据说，有些工人的工资一天大概80美元，还有的工人在极危险的地点工作，一个小时500美元。 日本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赢得世人尊敬，但这些品质在日本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职责和顺从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美德。几乎所有日本神话说的都是某位英雄人物宁愿冒生命危险，也不让他的君主或他的组织失望。我碰巧遇到一位69岁来自东京的艺术家纳富信介，他来自一个高级武士之家。“许多人仍然遵守武士道”，他说，他指的是武士的法则，“感知越多，说话越少。你每天都应该为死亡做好准备。” 置身炼狱 一日，磐城夜幕降临，中田善丸坐在暮色中的火车站外，他把粗壮带疤的双腿放进大门口旁的迷你温泉池里，这是一个小方木池。上岁数的妇女们和谢顶的男人们来到这个魁梧、安静的男子旁边，他们都把裤腿挽至膝盖。磐城一直以它具有治疗性的温泉著称。 中田一边看着电视里骇人听闻的海啸画面回放，一边告诉盖尔，现在是团结一致、重返家园的时候，他曾在这里的一家煤炭加工厂工作多年。“一开始，我太太不想让我来这里”，他说，“她来自广岛。我没有告诉我父母，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反对。但现在是拯救国家的时刻。” 37岁的中田有种都市人的范儿，这在他的大多数工友中是见不到的。他递出的名片上用英文写着他的头衔，他是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有太多奇怪的测量方法了”，他抱怨道，“它们很难让人明白，只有专家才搞得懂。”他一边说着，豆大的汗珠出现在他的眉头，温泉的热度从双脚传遍周身。“政府不应该修建更多类似这样的核反应堆了”，他说道，“但不修又不现实。所以，如果政府想建更多的核电厂，就应确保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他摸出黑绿色包装的万宝路牌香烟，几乎这里所有的工人都抽烟，坐在他旁边的盖尔医生苦笑着说：“抽烟也是一种辐射。” 过了一会儿，盖尔继续说：“大部分人都撤离了现场，但你却往重灾区跑。你是想来帮忙，我也是。要么我们很勇敢，要么我们彻底疯了。” 中田发出一声深沉、赞同的笑声，他低下头，又吸了一口烟，说：“要么我们很聪明，要么我们真的很傻。” [译自美国《名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