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排法移民、海盗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是跨国性。绝大多数非传统安全威胁并不是一个国家独自面临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国家受到安全压力的同时，对其他国家也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波及到整个地区或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
二是威胁来源不确定。多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体不是主权国家，而是一些组织或群体乃至个人行为。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
三是突发性强。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化快，流动性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人口快速大量流动的条件下，有些安全隐患一旦出现蔓延之势，控制的难度和风险就迅速增大。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四是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控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最终走向以传统军事手段解决的道路。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却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
军事手段在解决某些特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年来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为背景的国际联合军事演习日趋增多，成为国际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亚太地区来说，过去几年中，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出现了多个地区组织、多个平台、多种渠道的合作机制。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国家举行的此类联合军事演习每年近百次。这些演习活动，在背景设置、训练内容、作战地区选择等方面，都与以往的军事演习不同，大大超出了军事同盟的范围。
近年来，世界各国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海上力量运用更为频繁。通过这类演习，国际社会在摸索制定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关原则，努力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上也得做出调整。首先，在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产生
的，淡化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协作，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观念，建立防范和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新体系。再次，不能以单一军事手段或以军事手段为主，而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应对。国际社会应根据实际需要，必须从共同安全出发，积极对话，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切实推进和发展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排法移民、海盗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是跨国性。绝大多数非传统安全威胁并不是一个国家独自面临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国家受到安全压力的同时，对其他国家也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波及到整个地区或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
二是威胁来源不确定。多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体不是主权国家，而是一些组织或群体乃至个人行为。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
三是突发性强。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化快，流动性大。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人口快速大量流动的条件下，有些安全隐患一旦出现蔓延之势，控制的难度和风险就迅速增大。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四是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控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最终走向以传统军事手段解决的道路。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却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
军事手段在解决某些特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年来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为背景的国际联合军事演习日趋增多，成为国际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亚太地区来说，过去几年中，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出现了多个地区组织、多个平台、多种渠道的合作机制。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国家举行的此类联合军事演习每年近百次。这些演习活动，在背景设置、训练内容、作战地区选择等方面，都与以往的军事演习不同，大大超出了军事同盟的范围。
近年来，世界各国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海上力量运用更为频繁。通过这类演习，国际社会在摸索制定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关原则，努力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维护地区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上也得做出调整。首先，在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产生
的，淡化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协作，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观念，建立防范和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新体系。再次，不能以单一军事手段或以军事手段为主，而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应对。国际社会应根据实际需要，必须从共同安全出发，积极对话，采取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切实推进和发展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