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FLTRP CUP”结缘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伴随着比赛水平的提高，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渐渐地，我对议会制辩论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而深刻。纵观这几年的比赛，选手的水平总是停留在某个层次上无法拔高，总有些个瓶颈无法突破。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致。 合作VS拆台 孙中山先生曾感叹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说的是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中国疆域太广皇帝太远、利益集团太多；“大家庭”大到虚无缥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于是中国人自古以“家”为本，对再“大”一些的集体没有什么兴趣。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泡长大的中国人“天生缺乏合作精神”。 而西方的议会辩论的本质则是合作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很小，人口不多，有什么事大家一般聚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为了找到解决办法的最佳策略，这才有了辩论。所以简单地说，议会制辩论就是开会。会上大家固然各抒己见，但会前大家至少在议题和目的上要达成一致，否则这会就没法开了。会议上大家所持观点不同，但目标一致。开会的实质是合作。 当中国辩手遇上议会辩论，场面就难免有些不伦不类。很多国外的评委到现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辩手总喜欢在definition和criteria的问题上作无谓的纠缠，因为Definition和criteria简单地说就是会议的议题和目的。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接下来的会议才是建构的(constructive)、积极的，有意义的。可咱们的辩手不是来合作的，而是来拆台的。正方自然要寻思着玩弄文字游戏，在definition上做文章，把对手逼上绝路；而反方也总是在找机会challenge the definition，甚至提出新的criteria以此重新夺回话语权。于是双方各说各的，整场辩论就变成了话语权的争夺，到最后开会的初衷已经无所谓了。 说VS做 同样让很多外国评委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学生总喜欢讨论feasibility。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遇到很多辩题无话可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中国人做事的文化。 西方文化充满了冒险精神，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情值得做，或者应该做，他们就会去做，所以西方人在辩论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价值(value)问题，即“whether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国人比较聪明，心里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很多时候中国人选择不作为。明知道一件事该做，但中国人总是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犹豫不决。有风险的不做，有危险的不做，没有成功先例的事不做，有失败教训的不做；好容易喝了两碗酒壮足了胆下定了决心，醒过来发现机会早跑了。“明哲保身”四个字，把中国人害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所以各位外国友人不要奇怪，在中国文化里，feasibility可不是个小问题呢。 决策者的缺位 在议会制辩论的实质是正反双方向决策者(在比赛中就是adjudicator)“推销”自己的观点，所以每位辩手在发言时的话语受众应该是决策者而非对手(opponent)。但是我看到很多咱们的辩手在辩论时—直冲着对手说话，互相攻击，似乎在试图说服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而鲜有试图说服评委请评委定夺的倾向。有不少指导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训练时对辩手一再强调要“speak to adjudicators”，但这种习惯可不是短时间可以改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学生有话要说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可以主持公道的地方。决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直是缺位的。 从小父母的话就是圣旨；上学后老师的话就是权威；工作后我们开始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周围的人不跟你讲道理，只告诉你这是游戏规则；你要是不遵守游戏规则就只能出局。讲道理7你疯了吗? 几千年的专制压迫下，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沉默。自古以来能够为民请命的清官屈指可数，而且其中不少还落了个晚景凄凉。于是乎老百姓有什么话私下聊一聊泄泄愤就好了，说给上面听不但没用，还可能招来祸害。所以中国人到现在还不习惯告状，不习惯打官司，因为没有能够信得过的司法系统，没有信得过的法官。 写到这儿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因为一来从比赛中看到的还有很多，所以其实要说得还没说完，但目前能写清楚的就这几点了。二来，刻意写个结尾总结一下拔高一下升华一下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倒不妨在这儿先来个“暂停”，待到明年比赛也许自己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再给这篇文章来个了结吧。期待着明年与FLTRP的重聚……
和“FLTRP CUP”结缘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伴随着比赛水平的提高，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渐渐地，我对议会制辩论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而深刻。纵观这几年的比赛，选手的水平总是停留在某个层次上无法拔高，总有些个瓶颈无法突破。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致。 合作VS拆台 孙中山先生曾感叹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说的是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中国疆域太广皇帝太远、利益集团太多；“大家庭”大到虚无缥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于是中国人自古以“家”为本，对再“大”一些的集体没有什么兴趣。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泡长大的中国人“天生缺乏合作精神”。 而西方的议会辩论的本质则是合作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很小，人口不多，有什么事大家一般聚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为了找到解决办法的最佳策略，这才有了辩论。所以简单地说，议会制辩论就是开会。会上大家固然各抒己见，但会前大家至少在议题和目的上要达成一致，否则这会就没法开了。会议上大家所持观点不同，但目标一致。开会的实质是合作。 当中国辩手遇上议会辩论，场面就难免有些不伦不类。很多国外的评委到现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辩手总喜欢在definition和criteria的问题上作无谓的纠缠，因为Definition和criteria简单地说就是会议的议题和目的。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接下来的会议才是建构的(constructive)、积极的，有意义的。可咱们的辩手不是来合作的，而是来拆台的。正方自然要寻思着玩弄文字游戏，在definition上做文章，把对手逼上绝路；而反方也总是在找机会challenge the definition，甚至提出新的criteria以此重新夺回话语权。于是双方各说各的，整场辩论就变成了话语权的争夺，到最后开会的初衷已经无所谓了。 说VS做 同样让很多外国评委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学生总喜欢讨论feasibility。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遇到很多辩题无话可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于中国人做事的文化。 西方文化充满了冒险精神，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情值得做，或者应该做，他们就会去做，所以西方人在辩论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价值(value)问题，即“whether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国人比较聪明，心里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很多时候中国人选择不作为。明知道一件事该做，但中国人总是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犹豫不决。有风险的不做，有危险的不做，没有成功先例的事不做，有失败教训的不做；好容易喝了两碗酒壮足了胆下定了决心，醒过来发现机会早跑了。“明哲保身”四个字，把中国人害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所以各位外国友人不要奇怪，在中国文化里，feasibility可不是个小问题呢。 决策者的缺位 在议会制辩论的实质是正反双方向决策者(在比赛中就是adjudicator)“推销”自己的观点，所以每位辩手在发言时的话语受众应该是决策者而非对手(opponent)。但是我看到很多咱们的辩手在辩论时—直冲着对手说话，互相攻击，似乎在试图说服对手接受自己的观点，而鲜有试图说服评委请评委定夺的倾向。有不少指导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训练时对辩手一再强调要“speak to adjudicators”，但这种习惯可不是短时间可以改掉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学生有话要说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可以主持公道的地方。决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直是缺位的。 从小父母的话就是圣旨；上学后老师的话就是权威；工作后我们开始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周围的人不跟你讲道理，只告诉你这是游戏规则；你要是不遵守游戏规则就只能出局。讲道理7你疯了吗? 几千年的专制压迫下，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沉默。自古以来能够为民请命的清官屈指可数，而且其中不少还落了个晚景凄凉。于是乎老百姓有什么话私下聊一聊泄泄愤就好了，说给上面听不但没用，还可能招来祸害。所以中国人到现在还不习惯告状，不习惯打官司，因为没有能够信得过的司法系统，没有信得过的法官。 写到这儿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因为一来从比赛中看到的还有很多，所以其实要说得还没说完，但目前能写清楚的就这几点了。二来，刻意写个结尾总结一下拔高一下升华一下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倒不妨在这儿先来个“暂停”，待到明年比赛也许自己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再给这篇文章来个了结吧。期待着明年与FLTRP的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