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的主角
秦泉新
陕西辛亥革命首义，是指一九一一年辛亥年陕西新军在西安的起义。陕西新军在西安的起义，主要是钱鼎策划、发动、组织并与张凤翙共同指挥的起义。陕西新军首义成功后，井勿幕策动了渭北各县积极响应，数日之间，全省相继光复。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之一，是辛亥革命独立各省中坚持军事斗争时间最长的省份。陕西辛亥革命为北方各省起义树立了榜样，有力地支持了武昌首义，给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其历史地位和意义仅次于武昌首义。
在陕西辛亥首义中，钱鼎、张凤翙、井勿幕三人，无疑都是革命功臣。但是，在他们三人中，究竟谁是陕西辛亥首义中的主角呢？一百多年来,说井勿幕是主角似乎已成定论，但也不乏异议之声。
一九零五年冬季，井勿幕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回陕发展同盟会会员，在省内最早创建了同盟会组织，秘密开展反清革命活动。陕西辛亥首义的第四天，井勿幕在三原响应省城起义，陕西省军政府任命其为陕北安抚招讨使。反段（其瑞）倒陈（树藩）阶段，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井勿幕任总指挥。一九一八年井勿幕遇难，于右任含泪呈文上报广州大元帅府，经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勿幕生平事迹，宣付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中将衔，孙中山称井勿幕为“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著名学者章太炎撰写《井勿幕墓志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纪念井
勿幕遇难二十七周年，国民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专程来陕主持，将井勿幕灵柩由蒲城迁至西安革命公园内，举行公祭，同时在三原县举行“三原各界公祭井勿幕先生纪念大会”，会毕，移灵于西安南郊少陵原，并拨款购地十二亩，建立陵园，树立墓碑，举行隆重地安葬仪式，并在路口树立蒋介石题字的“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大型石牌坊。又经于右任提议、陕西省政府决定，将井勿幕居住过的西安四府街改名为“井上将街”，将四府街南端的小南门命名为“勿幕门”。王陆一主编并经于右任审定出版的《西北革命史征》一书的《人物纪传》中，井勿幕排在第一名，钱鼎排第二名，郭希仁排第三名，张凤翙排第四名。总之，井勿幕受尽各种殊荣，受到备极尊祟。 钱鼎、张凤翙、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首义的历史中究竟怎样定位呢？笔者认为，本着对历史的尊重和负责、对革命先驱的尊重和负责以及对井勿幕本人的尊重和负责的态度，必须把史实搞清楚，一切以史实为依据。我们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陕西辛亥革命史实的疑点多多，有关井勿幕史料的疑点也不少。特别是在一些研究、绍介和纪念的文章中，一些人尽罔顾历史，凭空编造一些虚假事实，添加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有的人不研究、不考证，不负责任的引用这些假材料，造成很坏的影响。笔者写这篇文章，就是想把戴在井勿幕头上一些不真实的称谓和虚假史实纠正过来，还陕西辛亥革命历史的真面目，还一个真实的井勿幕给世人。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三人在陕西辛亥首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做些探讨。
一、井勿幕与钱鼎
胡景通、严佐民在《井勿幕传略》中说：“一九零六年春，井勿幕在井崧生的帮助下，奔走渭北各地，秘密活动，数月间就发展了同盟会员吴宝三、张拜云、郭希仁------钱定三------等三十余人（张凤翙等军界人事，另行加入日知会），在三原北极宫召开同盟会人员全体会议，创建了同盟会陕西支部，奠定了同盟会在陕西活动的基础”。在这段文字中，说钱定三（即钱鼎）在一九零六年时，即被井勿幕发展成为同盟会员的，并且参加了陕西同盟会人员第一次全体会议。还说郭希仁也是零六年加入同盟会的，也参加了陕同盟会第一次会议。上述史实的来源没有说明，费尽周折也查不出史实的来源，使人难以相信。我们没有考证这三十余名同盟会会员是否一一属实，但钱鼎、郭希仁此时尚未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参加陕西第一次全体同盟会会员的会议，这是有第一手材料可资证明的事实，那么钱鼎、郭希仁加入同盟会的事就不能记在井勿幕业绩的名下。关于张凤翙是否加入日知会的事，更与井勿幕毫无关系，且一并记在井勿幕功绩的名下，有欠妥当。
钱鼎是在保定陆军学堂上学时加入同盟会的，这一史实有他的同学、同乡好友作证。张钫是钱鼎在西安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是一起参加陕西新军任初级军官的。张钫在《钱鼎、万炳南两副大统领之死》、《张凤翙事略》两文中都说钱鼎是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的。黄统是钱鼎的同乡好友 ，他在《感旧吟》中说：“河北郭瑞圃先生亦有助于陕同盟会。定三回陕与同盟会友人交识，
尚系郭为介绍。盖定三在保入同盟会识郭，郭来陕，先识仲三、希仁，故得其联络也”。张钫、黄统都是在保定加入同盟会的，他俩都证实钱鼎在保定加入同盟会，其证词应该是可靠的。又郭希仁在其《从戎纪略》中说：“己酉（1909年）入咨议局后，始由陈会亭、景梅九介绍入同盟会。”这是自证。又据刘允丞先生《郭希仁先生事略》一文说 ：希仁入同盟会的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年11月，陕西咨议局成立，郭被推为副议长。同年冬，郭由陈会亭、景梅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上述事实说明，钱鼎、郭希仁一九零六年春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议的事实并不属实，也就是说，钱鼎、郭希仁入同盟会与井勿幕无关。由此看出，胡景通、严佐民著《井勿幕传略》中，记述钱鼎、郭希仁在1906年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议严重失实。
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期间，钱鼎不仅加入了同盟会，还发起创建了陆军同学会、醒狮社、同胞社等组织，这几个组织的纲领与同盟会相仿。且钱鼎待人谦和，远见卓识，平时沉思少语，但论说国事，却说理透辟，常常令同仁折服，故而被同胞社成员选为社长，在同胞社的活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受到各省学员的推重。当时同胞社的活动影响很大，大多数成员都成为各省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在陆军同学会中，他和张钫分任陕西同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一九零九年春季，钱鼎和陕西同学会的学员在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全部回到陕西，在秋季被分配到陕西新军中担任初级军官，他们利用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之便，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联络哥老会，运动新军，
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王陆一在其主编的《西北革命史征》中说：“西北革命系统有三：一为陆军学会，一为同盟会陕支部，一为哥老会”。王陆一所说的陆军学会，就是以钱鼎、张钫为首的陕西陆军同学会，他和以井勿幕、郭希仁为首的同盟会陕支部、以万炳南、张云山为首的哥老会，是陕西辛亥革命中并列的三大革命组织。显而易见，陆军学会排在最显著的第一位。据此看，时陕西革命组织，并非只有井勿幕、郭希仁领导的同盟会陕支部一个组织，还有陕西陆军同学会、哥老会两个组织。特别是以钱鼎、张钫为首的、以各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为核心成员的陕西陆军同学会的全体会员，全担任着陕西新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他们在新军中，充分利用军官的身份，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联络哥老会， 团结进步军官，孤立反动军官，架空忠于满清的高级军官，很快掌握了新军，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钱鼎与井勿幕之间的关系，是两个革命组织领导之间的关系，他俩来往可能密切，但并非上下级关系。有些文章说：井勿幕“倚定三（钱鼎，字定三）为左右手。”这种措辞，有歪曲史实之嫌，和抬高井勿幕、压低钱鼎之故意。
胡景通、严佐民在《井勿幕传略》中还说：井勿幕在1906年12月由日本回国，“推钱定三、胡景翼（笠僧）为运动新军的中间干部。”其说法有欠妥当。前文据实述过，钱鼎是1909年春季从保定军校毕业，秋季才报到陕西新军的，钱鼎联络新军中哥老会的时间是在1910年春季，陕西常备军改编为陆军混成协是一九零九春季才完成的，此时才称为“新军”。据上情况，何来1906年底就有井勿幕推钱鼎“为
运动新军的中间干部”呢？陕西辛亥革命所有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均未提供井勿幕派钱鼎运动新军的第一手证据，况井、钱二人是两个革命组织的头头，并无统属关系，故而井勿幕1906年底，派钱鼎“运动新军”的说法不能成立。
钱鼎是从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后回陕的，没有领袖的派遣，遇难后也没有受到孙中山或蒋介石的褒扬和追赠的军阶，只是陕西省军政府举行了公祭大会，会后由钱氏家族草葬，国民政府没有正式安葬，更没有名人撰写碑文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又无后人祭奠，长期遭受冷遇，不少志士仁人心中感到不安、不甘和不平。解放以后，钱鼎这位民主革命的战士，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陕西省志、西安市志、安康和渭南地区志以及白河县志都为其立传，彪炳钱鼎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不朽功绩，全国各种版本的《通志》和《陕西通志》对钱鼎都作了重点记述和正式定论。辛亥百年纪念时，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还出版了《钱鼎与陕西辛亥革命》一书，富平县政府还为钱鼎的陵墓立碑保护，举行纪念大会，钱鼎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钱鼎烈士永垂不朽。
二、井勿幕与张凤翙
张凤翙，字翔初（亦作翔楚).在陕西武备学堂读书未毕业，即被陆军部选送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学习。在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据说，张凤翙不久就把会员证烧掉。一九零九年毕业回陕，被充新军混成协参军官兼代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在讲堂和操练时经常与全协官兵接觸，受到官兵的好评与爱戴。但他一直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张凤
翙、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爆发以前，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什么交往，没有见到任何依据。陕西举义的前一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经过钱鼎、张钫的动员，凤翙答应参加武装起义，第二天（即二十二日）上午，根据钱鼎的提议，被起义人员推举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钱鼎共同率先举起了义旗，领导和指挥了陕西新军的武装首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陕西举义。起义之前，张凤翙与井勿幕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资料的说明。起义之后，张凤翙是军政府的领导者，井勿幕是他治下的一个安抚招讨使，他俩共事合作中，逐渐产生龃龉甚至争权夺利，互相排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多于相互支持，起义军内部大多数人都知晓。
三、井勿幕与哥老会
陕西新军中哥老会成员占半数以上，陕西辛亥首义队伍中十之八九是哥老会成员，可以说，如果没有新军中哥老会的参加，陕西辛亥首义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联络沟通哥老会共同起义，意义十分重大。
据史料记载，一九零六年春，陕西同盟会在三原北极宫召开第一次同盟会员全体会议，高又明在《如是我见我知录》记载说，“惟时井君之意，在扩大范围，并联络有实力之三合会及刀客等，因此时一般同志，多系读书人，深恶彼会党中人之行为，不屑与为伍。众情反对之下，井君未再多言，乃分嘱各同志，如以力之所能做到处，极尽宣传曁筹款-------等事宜”。我们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井勿幕当时只计划联络“三合会”及刀客，并未看好哥老会，只字未提联络哥老
会事宜。
一九零七年重阳节公祭黄陵，被许多史料称为井勿幕联络会党的佐证之一，据高又明在《如是我见我知录》一文中记载，会党中仅有“三合会”首领吴虚白参加，并未有哥老会、刀客成员参加。 一九一零年春，井勿幕受孙中山密令由沪回陕，起义由西北入手。在柏氏花园开会二十余日，仿三合会做法，草拟会章、党人通讯方法，问答术语，确定联络军内哥老会问题。会后，除李仲三到朝邑联络刀客严飞龙、胡景翼到新军联络哥老会成员外，其他少有做联络工作的。井勿幕似对联络三合会、慕亲会更感兴趣，与俩会头目过从甚密。这时，新军中从保定陆军学堂回陕的同盟会员、同学会员，已经开始了联络发动新军中哥老会的工作。这件事正如朱叙五、党自新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中说：“钱鼎、张宝麟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哥老会哥弟，进行联系，当然更为便利，而且钱鼎是有革命热情而激进的人，经过多方面的宣传活动， 在两三个月时间中 ，就把各营队哥老会的头目人都说服了，愿意接受同盟会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并愿跟着党人们干。为了更好的巩固这个基础，决定（一九一零年）六月初三日在大雁塔举行联盟宣誓大集会，那一天共到三十余人，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和陆军中哥老会头目人都参加了会，即人所称道的‘三十六兄弟歃血联盟’”，从而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以上事实说明，在联络新军哥老会方面，陕同盟会做了一定工作，但起决定作用的工作是保定陆军学堂回陕的钱鼎、张宝麟。
又据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记载：一九一零年六月，“他（井勿幕）和邹子良、郭希仁、张云山、王荣鎭等人集会于小雁塔，商讨起义事宜”。经查未见到这次会议的史料。所谓会议参加者郭希仁在其《从戎纪略》一书中也未提及这次会议。《井勿幕传略》又载：“一九一一年五月，（井勿幕）与张云山、万炳南等密谋，准备大举”。此说来源，亦无证据。这两次与哥老会首领的密谋，如果属实，怎会没有与会者的只言片语呢？为啥查无实据呢？没有证据支撑的事实就不能承认其为事实。
有文章还说：一九一零年七月九（即农历六月初三）日，“井勿幕召集和主持了同盟会和哥老会在大雁塔的结盟会议”。井勿幕确实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会议，但他“召集和主持”一说，参加过此会人员的回忆文章中，无一有这种说法，只有“联盟宣誓是由哥老会资格较老的朱福胜主持”一说。从已查明参会名单的37人中，30名都是新军中的人，社会上只有7人。从代表的组织来看，陕新军中参加会议的同盟会员9人（除陈同外，其余又全系陆军同学会的会员），陕同盟会参会5人，同盟会参会共计14人，哥老会参加21人，还有两人身份未查明。大雁塔结盟只是在革命目标上取得一致，并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正如高又民在《我见我知录》一文中说：“但各方外表、形式，仍各不同，主义则一致反清也”。所谓大雁塔结盟建立了“以井勿幕为领导的三合会组织”是不存在的。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张奚若在西安与井勿幕邂逅，谈到对哥老会的不满，张预备外出到汉口，勿幕即叫奚若到武汉搬兵来陕镇压哥老
会。张的回忆文章说：“井勿幕希望我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时任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克强和黎元洪，张凤翙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给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带去。”当张奚若行至南阳时，被当地政府扣压几个月，偷偷将书信销毁，此事最后算不了了之。井勿幕后来又支持张凤翙剪除哥老会的行动，使万炳南及数百哥老会骨干成员惨遭屠杀。
上述史实说明，在秘密活动的前期，井勿幕就不主张联络哥老会，后来因孙中山、黄克强要求各地联络哥老会，回陕才安排联络哥老会。新军起义之后，井对哥老会的一些行动非常反感，对哥老会势力的强大深感惶恐不安，故派张奚若去湖北武汉商请派部队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井又支持张凤翙镇压万炳南及其部下哥老会骨干成员。 四、井勿幕与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
陕西新军即陕西陆军混成协（旅），是一九0九年春由常备军新改编的军队，故称新军。其初级军官统由军校毕业生担任。这时在初级军官中已有同盟会员四人， 即张作栋、朱彝铭（加入同盟会时间地点不详）、彭世安（留学日本军校时加入同盟会）、张光奎（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一九0九年秋，本省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二十三名学生回陕，分发各营队任初级军官，其中钱鼎、曹位康、党仲昭、张钫、张宝麟等五人都是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一九0九年，从日本军校加入同盟会的张益谦、张凤翙回陕分别担任新军二标教练官、协司令部参军官，并各兼任一个营的管带。此时，新军中同
盟会员人数增加到十多人。再加上在保定成立的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首的陕西陆军同学会三十多人都是初级军官，力量更强了。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没有成立同盟会组织，但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正如《西北革命史征》一书所说：他们“秘密运动军队，自成一派”（也可称为军校派）。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与陕西同盟会之间，互不统属，但会员之间却建立了不少良好的友朋关系，成了传递一些相关信息的渠道。一九一零年，井勿幕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以后，双方来往进入了相对正规的阶段。陕西新军起义的前两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钱鼎亲自将新军计划起义之事告知陕西同盟会会长郭希仁。起义当晚，郭希仁到起义指挥部参与工作。新军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就陆续接到郭希仁的通知，到起义司令部报到。成立军政府时，为数不少的陕西同盟会会员被安排到军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井勿幕也被军政府安排任陕北安抚招讨使职务。新军起义，井勿幕策动的渭北各地迅速积极响应，有力地支持了陕新军的起义，推动了全省各地起义的发展。
五、井勿幕其他史料的疑点
王民权先生在研究陕西辛亥革命史实中是比较重视实际的一位，他写的《史料中井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一文，对于陕西辛亥革命有关井勿幕史料的疑点，做了比较深入的考证，我比较赞同。在其考证的基础上，再谈一些具体看法。
A.陕同盟会负责人商议“起义”的决定问题
陈晨先生在“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一文中介绍了勿
幕的生平及其秘密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谈到辛亥革命时段，陈文依据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中的说法，做了如下叙述：“九月下旬，前往南方联络的张聚庭返回陕西，传达了总部命令，确定全国将在十月六日同时起义，而陕西同盟会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决定之后，井勿幕便赶赴渭北酝酿起义。”陈晨先生对于《井勿幕传略》中记述的事实，是否做过考证，有没有第一手来源依据，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从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得到证实，所谓“陕西同盟会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的会议是不存在的，它在时间段和地点上都是矛盾的。
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井勿幕从当年八月到十月二十七日两个多月的时间中，一直在北山（指同官以北）扎根据地，从未回过西安。九月下旬井勿幕仍在北山，岂有参加西安商议起义决定之事？郭希仁是同盟会陕西的会长，留西安主持机关，他当时只是听到陕新军的风声，谣传农历八月十五（即阳历十月六日）举事之说，并未听到张聚庭的传达，更不知道同盟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起义一事。何来陕同盟会负责人（包括井勿幕）做出起义的决定？这是没有一点史实依据的。
既然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而井不留西安，放弃前指，到远离西安的的渭北酝酿起义，这可能吗？这符合井勿幕的身份、品格和革命志向吗？
如有传达开会，商议起义之决定，同盟会会长郭希仁尚在西安，
怎么不知道呢？时井勿幕远在北山，郭希仁又不知道，可见陈晨在文章中记述的张聚庭在九月下旬从南方回来，传达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商议起义的决定是子虚乌有，胡乱编造的。
李仲三在《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中说：武昌起义以后，我“转至蒲城县与井崧生约一并进省。到三原县，未探到井勿幕、邹子良等消息。”“当九月初一日西安起义，井勿幕在北山里，也未赶到西安。”“到了十日之后（实际是西安起义后的第六日），井勿幕、焦子敬等方由渭北到省城来了。”
参加陕西辛亥起义人员的所有回忆文章中，找不到张聚庭九月下旬传达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起义一事的史实记载。此事再无其他佐证。
根据郭希仁的说法，当时听到新军方面的谣传：农历八月十五举事之说。可能的情况是张聚庭给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传达了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并不知情。这段时间，陕同盟会负责人并未开会研究决定起义之事。
B.井勿幕的“密嘱”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公葬井勿幕时，《西北文化日报》发行者兼社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李贻燕在其《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中说：武昌起义，先生（指井勿幕）在渭北部署，谋固革命根本，“乃密嘱在省同志主持，促其从速发难”，“钱鼎得信，才决定发动陕西新军起义的。”这份史料收录在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名义印行的《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中，影响巨大。李贻
燕的上述说法，遍阅陕西辛亥革命的所有史料，都未记载，属于“一家之言”，再无佐证。
张钫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发起人之一，他写的有关陕西辛亥首义的几篇文章（见作者《风雨漫漫四十年》），朱叙伍、党自新都是陕西辛亥首义自始至终的重要见证人，他俩写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他们三人的文章都未提及勿幕“密嘱在省同志，促期从速发难”，“钱鼎得信，才决定发动陕西新军起义”的説法。他们介绍的共同事实是：时四川抗路风潮愈演愈烈，武昌已反正，促使陕西新军内革命党人迅速主动策划举义，以策应武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新军中的钱鼎、张钫、万炳南、贺跋之等，在西安小雁塔召开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抓紧这一时机，迅速组织起义，初步决定十月二十九日举事。然而，川省保路，武昌反正，使清王朝极为震惊，他们害怕新军兵变，先将新军一标一营调汉中，后又突然下令将新军中革命力量最强的二标所属三个营分别调往宝鸡、凤翔和岐山，限时开拔，调虎离山。同时拟定了在新军中要逮捕的人员名单。时革命力量主要是新军，如达清政府目的，革命将前功尽弃。此时，形势非常严峻，原定起义日期已缓不济急，钱鼎提出应急对策，提前一个礼拜（即十月二十二日）举义，荐张凤翙为首领，获得通过，并亲到张营做工作，得凤翙应允。十月二十二清晨，陕西新军官佐及新军中哥老会头目数十人，在林家坟开会，推举张凤翙为起义总指挥，钱鼎为副，立即举义。当日，起义军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大部，经过第二天、第三天与旗兵的激烈战斗，攻克满城，取得首义的胜利。陕西辛亥首义，是
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陆军同学会、哥老会的联合行动，时井勿幕尚在北山，没有参加新军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因此，陕西辛亥举义完全是由钱鼎策划发动组织与张凤翙共同领导和指挥的。上述史实一直被大家公认，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和不同看法。
又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一九一一年八月间，“时勿幕亦拟与蔡体平、刘裕如诸党人赴北山，扎根据地。临行与余密约，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勿幕又贻余墨侠二字草书，以为符信”。勿幕对希仁的密约仅仅是“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的寥寥数语。如井勿幕在北山另有“密嘱”，他首先应该告知在西安“主持机关”的希仁，不可能钱鼎得信，希仁有不知的道理。希仁在《从戎纪略》一文中没有记载《密嘱》之事，实际就是没有《密嘱》一事。
陕同盟会会员、起义重要见证人李仲三写的《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也未提及勿幕“密嘱”之说。
上述史实说明，陕西新军举义根本没有井勿幕的“密嘱”和委托的影子。李贻燕的所谓井勿幕“密嘱”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史实依据，实属空穴来风。陕西新军十月二十二日的举义，完全是举义领导人钱鼎、张凤翙基于对当时严峻局势的准确判断，临机独立提出和决定发动的。时井勿幕不仅不在西安，还远在北山，等其回到三原，西安起义不仅打响并基本成功。那时通讯联络极为不便，而井是通过什么方法委托省中同志“从速发难”，而他自己却不参加呢？广州起义他都奋力前往，西安起义他能让其他同志“从速发难”而自己
不参加吗？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思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处长李贻燕，是出于何种目的和隐情精心地编造这一弥天大谎，扰乱视听，以欺骗国人呢？
C.对井勿幕的“拥戴”问题
著名学者、国民党元老章太炎写的《井勿幕墓志铭》一文中说：“清宣统三年九月，同志谋起西安，以应武汉，时勿幕在耀州，仓卒推张凤翙摄军事，阴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使人晓譬，言亟易主帅，徒自扰。乃推任陕北招抚使”。胡景通、严佐民合著的《井勿幕传略》一书也有相似说法：“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陕西革命军司令部举行会议，仓卒推张凤翙为军事首领，众人仍暗中拥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在耀州使人转告他们，临时换帅，只能是自己扰乱自己内部，制止了众人的企图，遂推定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定三、万炳南为副统领”。显然《传略》所写的相关内容是来自章太炎的《墓志铭》一文。 两文中“大都督”的提法，与当时的实际不相符，时“都督”一称不冠“大”，当时陕西军政府的首脑 称“大统领”，不称“都督”，更没有“大都督”的称谓。《墓志铭》、《传略》两文关于“拥戴”的说法，遍查陕西辛亥革命史料 ，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和线索，没有史料佐证支撑。陕西辛亥革命参加者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成立军政府时有关协商推荐军政府首脑的概况，会上会下斗争激烈，万炳南要当大统领，张云山竖起洪汉军的旗帜，与复汉军对抗，闹得险些形成分裂的局面 。陕西辛亥首义参加者基本上是陕西新军的官兵，据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在推荐协商起义
总指挥和军政府首脑时，根本无人举荐井勿幕。上述情况只能说明井勿幕在陕西新军起义军人当中，尚没有威望和地位。在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时陕同盟会内部亦有渭北派、咸长派之分，）陆续参加到起义司令部工作，参会者中也有陕同盟会的代表（多系咸长派），他们也没有人公开推选井勿幕担任大统领。在陕同盟会中（特别是渭北派），井勿幕的威望应该是很高的，我们假设陕同盟会中一些人暗地拥戴勿幕担任大统领是可能的，按勿幕的人品，他也是会那样表态的，《墓志铭》和《传略》中这段史实可能是记述了陕同盟会中一些人私下的意见。但按当时的通讯条件，“勿幕在耀州派人转告”制止的说法又难于成立。其“仓卒”一说，也欠妥当。
D.井勿幕提出的“革命方略”问题
李贻燕在《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一文中说：“而东出潼关，西守长武，亦先生（井勿幕）手定之革命方略也”。事实是这样的吗？有史料依据支撑吗？查遍所有史料，找不出任何依据。
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清廷大为震怒，即令河南陆军一协进攻潼关，还增派赵倜和周符麟部。 又命逃往甘肃的升允，带甘军张行志、陆洪涛两部和回军马安良部向陕进犯，从东、西两面夹击秦陇复汉军，欲将陕西军政府扼杀在摇篮里，这客观上决定了陕西军政府必须东、西两面迎敌。井勿幕在秦陇复汉军政府中没有担任主要职务，难道东、西御敌还需井勿幕“手定方略”吗？如果说到制定御敌“方略”，钱鼎是完全有资格有可能的。钱鼎在清军尚未行动之前，就未雨绸缪，
多次提出，要派兵驻守潼关，防止清军来犯。并坚定的说“若派出无人，我愿前往。”说明钱鼎早有先见之明，早在思考御敌计划。钱鼎遇难后，张钫代之东征御敌。升允带甘军来陕犯境，逼陕军政府派张云山、万炳南防守西线一带。张凤翙、钱鼎、张钫都是军校出身，在军事才能上不可能在勿幕之下。张云山、万炳南长期在部队上混，在军事上也不可能全是孬种。实际上正如张钫在《忆陕西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陕西新军起义后决定的作战计划，是东攻西守，东南联络武汉，西南打通川、滇，派川、甘、新三省学生回省活动。”如此说来，军政府是早有计划的。他在《辛亥秦陇豫复汉军东征记》一文又说：“当时认为渑崤、函谷为潼关之层层门户，若为敌所盘踞，则固守潼关颇为不易。”说东攻还有目的是“助豫省独立，为鄂军声援”。为此，还把“秦陇复汉军”改为“秦陇豫复汉军”。以上说明军政府早有作战计划，如此周密的战略部署，还需井勿幕“手定方略”吗？即使勿幕出计，还得张凤翙首肯或军政府同意才行。假设真是勿幕手定《革命方略》，就意味着军政府的统帅们无能，拿不出作战计划，而要勿幕越俎代庖，这可能吗?事实充分说明井勿幕先生“手定”之说，完全是人为编造的谎言。
E.升允“退却请和”问题
李贻燕在《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一文中说：“会清陕甘总督升允挟甘军东下，陷礼泉、乾州等县，三、淳告警，烽火已逼咸阳。张翔初在渭南整师，急促张伯英西返救咸阳，先生亦转旆而西，克服礼泉等县。张午原之役，所部团长胡笠僧特著战功，
别将吴华堂亦勇敢善战，升允魄为之夺，又闻我军东路事平，所有军队均会集西援，分驻兴平、岐山各地，而甘省革命亦起，乃退却请和”。 李贻燕的上述说法，与所有史实材料均不相符，不知他的史料来自何处。
朱叙五时任大统领卫队指挥官，党自新时任军政部长，他俩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潼关二次收复后，乾州又飞书告急，张凤翙亲率东路新回各军，并令粮饷都督马玉贵率所部谢彩臣的一标和炮卫队一营同时驰援乾州。北路招讨使井勿幕派标统胡景翼率兵两营由泾阳渡河前来助战。张凤翙于十一月十二日由省出发，十三日到礼泉，即与乾州张云山约期出动，分三路攻北原。张云山由乾州当西路，大统领当中路，马玉贵当东路。十五、十七日会攻两次，均以联络不周，不能协同一致，没收到效果”。又说：“十九日突接情报： 敌已出兵占我三水（旬邑），张凤翙于二十一日率陈殿卿、李昌兰、胡景翼等部约二千人前往夺取。这次敌军到三水、淳化一带的约一千余人，是马安良所部的回兵，军纪极坏，引起当地人民不满。二十三日张到土桥镇，知敌军据点为三水县城和张洪镇（张午原）一带，即派胡景翼取三水县城，敌军因人数不多，闻风北遁，退入甘境。二十六日又向张洪镇进攻，张率陈殿卿部在后接应，战况剧烈，延至下午，我军伏兵四起，向前猛冲，敌军溃退，逃回邠州。”张洪原一战，甘军只是暂时败退邠州，升允的作战计划并没有改变，更没有退却请和，而是用很大的兵力继续围攻乾州。当乾州久攻不下时，升允又重新部署，一面令马安良继续攻乾州，一面令陆洪涛率所部进犯占领了礼泉。
升允进驻礼泉后，即令陆洪涛部东取咸阳，咸阳告急，威胁省城，后来的战斗更为激烈。这哪儿是张洪原一战，升允“退却请和”呢！ 实际上，清帝退位，升允封锁消息，一意孤行，已引起部下不满，马安良部已下停战决心，彭英甲是一个老官僚，他以袁世凯马首是瞻，不经升允商量，直接与袁世凯通电联系，使升允陷入势穷力孤的地位。陕西军政府鉴于战祸蔓延，民不堪命，请关中名儒牛梦周、张晓山，往劝升允罢战息争，主动要求讲和。升允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只好对牛、张说几句光堂话亦作收场。说甘军被胡景翼打败，升允“退却请和”是不符实际的，是和史实相悖的。
朱叙五、党自新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毫无疑问，李贻燕的说法缺乏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六.结论
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前的秘密活动时期，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发展同盟会员，创建了陕西第一个同盟会组织，开展反清的革命活动，他是陕西同盟会最主要的创始人、领导者和先行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同盟会陕西支部的会员中，是一位颇具人望的革命领导者。在联络会党方面，开始阶段，井勿幕对三合会、慕亲会尤感兴趣，与其头目过往甚密。后来虽然通过联络哥老会、刀客的决定，但少有做扎实具体工作的。他所领导的陕西同盟会，大多数会员不愿意与会党为伍，所以缺少群众基础，只有笔杆子，缺少枪杆子，虽然多方设法搞枪支弹药，效果均不佳，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勿幕几次提出起义，一直无法起义，放些空炮，皆因没有革命武装队
伍而搁置。辛亥八月，勿幕决心创建根据地到渭北活动，组建起义革命武装队伍，做武装起义的进一步准备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形势急剧变化，关键时候，陕新军中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联合军中哥老会，果断决定，乘势主动发起了武装起义。陕西辛亥革命，主要是指陕西新军在省城西安成功发动的武装起义，并得到全省各地的响应，彻底摧毁了满清在陕西的统治。而这次革命，阴差阳错，井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没有参与陕西新军起义的策动和领导工作，起义后的第六天才赶回西安。成立军政府时，也无人推荐担任军政府首脑，说明勿幕在起义部队中的影响力并不大，还不是起义军人的偶像，起义军人追随的是张凤翙和钱鼎，就无人推荐勿幕担任军政府首脑，省军政府仅仅给了他一个好几路招讨使的北路安抚招讨使的职务。
陕新军起义后，勿幕策动了渭北各县响应，支持了省城首义，推动了全省起义。后在军政府统一安排下，与陈树藩一起东援三晋，取得成功。在西线乾州告急时，主动派出胡景翼部西出三水，与友邻部队一起，取得激战张午原的胜利。在陕西辛亥革命中，井勿幕确实有不朽的功勋，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一些绍介和纪念文章中，有的对井勿幕的评价有违客观历史事实，颇值得商榷。如杨鹤庆在《井勿幕先生殉国二十七周年公葬悼唁》中称“陕西无勿幕，则无辛亥九月初一之义举，无陕西九月初一日响应武昌，则中华民国之创造，未必如是其速也”又说“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片面绝对化，对勿幕
个人的历史作用太夸大了，在历史事实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清朝末年乱世，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势已经到来，抓住机会的人就可能成功，成功的人就是英雄。没有井勿幕，难道不可能有张勿幕、李勿幕站出来领导革命吗？陕西辛亥革命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恰恰是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则有钱鼎、张凤翙成功地领导了陕西新军的起义。杨鹤庆的说法，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陕西辛亥首义，“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一个没有参加辛亥首义的人，首功岂能记在他的名下，这个论断真是有些滑稽可笑。
王民权先生在其《若干疑点》一文，已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李贻燕等人编造虚假事实之说，并十分肯定地说：西安起义时“先生（指井勿幕）恰好不在西安，事情是由省中新军中的若干志士，如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发动和指挥，也是大家公认的史实，从来不见有任何不同的说法。”肯定这次起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主使，是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自主发动的。按王民权先生的上述认知，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首义中历史地位的推断，应该不会出错哇！可惜，仍然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王民权先生在《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中公然赞同“张凤翙是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的具体领导者，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说法。我们把王民权先生的《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与《史料中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两文放在一起研读，明显看出民权先生在认知上的矛盾，既否定勿幕的“密嘱”和委托之说，又肯定“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
神领袖。”张凤翙、钱鼎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主使，而是独立自主发动陕西辛亥首义的，反而只承认是“具体领导者”。所谓井勿幕“策动”之说，他策动的是谁，又是咋样策动的，没有提供史实依据，没有依据的定论是不能成立的。在林家坟会议和成立军政府的会议上，都无人举荐勿幕先生，说明他在陕西新军中没有追随者，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岂能称谓“精神领袖”吗？功劳归功劳，历史定位要恰当。“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历史定位难以服众。 王民权先生，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推断为啥出错呢？我们从民权先生《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一文，看出了原委。
其一是说，“勿幕先生前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确定了他的历史地位。王文说：“虽然西安起义的时候，先生（指井勿幕）不在西安，起义临时由张凤翙、钱鼎、张钫诸贤所发动，但是倘若没有先生前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这可能吗？即便发动了，它能成功吗？”这就是说：不管勿幕在陕西新军首义时在与不在、做没做工作，由于他前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就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首功都应归于勿幕。在起义以前，勿幕确实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其他革命组织及其代表人物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我们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认账，不能把其他组织的代表人物所做的工作，都记在井勿幕一个人的功劳薄上。这里，特别还要搞清楚的是：陕西辛亥首义，是陕西新军的起义。勿幕和陕西同盟会对于陕西新军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实际上，他们与陕西新军内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所做的工作相比较而言，远没有陆军同学会的工作那样深入，那
样全面，那样富有成效，特别是具有哥老会员、同盟会员双重身份的钱鼎、张宝麟两人的工作尤为突出。要知道，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是自成一派的，他们多是在各军校加入的，他们与井勿幕领导的陕同盟会并没有统属关系。钱鼎和张宝麟并不是井勿幕派在新军中的代表，他们自主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的功绩不能全记在陕同盟会和勿幕身上。陕西陆军同学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陕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同学会员担任，他们手中掌握一定的兵权，并与哥老会连成一气，起义就成功了。当时的革命组织有三家，不要认为只有陕同盟会一家是革命的，其他都不是。我们既要肯定勿幕在前期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而同时更要看到陕新军中以各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领导的陆军同学会，在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方面所取得的绝对功绩。陕同盟会对陕西新军是做了一定工作，但远没有新军中的同盟会员、陆军同学会员在联络哥老会和发动新军方面那样深入、全面、广泛和成功。陕新军起义的工作基本算是做到了水到渠成。张凤翙、钱鼎领导新军起义是通过林家坟会议公开正式推选决定的，而不是临时的决定，完全符合法理程序。王民权先生说：“起义临时由凤翙、钱鼎、张钫诸贤所发动。”那么“临时”之说是谁定的?我们从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没有看到“临时”一说，我没有找到“临时”说法的依据。那么，既然张凤翙、钱鼎、张钫是“临时”的，那个正式的应该早早上台，可是直到辛亥革命结束时，那个“正式”的还没有见上台。实际上“临时”之说仍然是“密嘱”和“委托”的翻版。要知道起义以前，钱鼎在新军内就已经被公
认为革命的领导人，张凤翙是钱鼎举荐经大会正式通过的。成立军政府时，也是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才正式确定下来的。“临时”之说是没有依据的。那个所谓“正式”的始终没有上台的经过什么正式合法选举了吗？
陈晨先生的“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一文，立论的最主要依据是并不存在的所谓张聚庭向陕同盟会负责人传达总部命令，做出起义决定一事。这个事实不存在了，就和民权先生一样，只有把勿幕在秘密运动时期所做的工作做为“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的论据了，这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是说，以当事人张凤翙对井勿幕的评价为依据。王文说：“1944年辛亥革命26周年纪念日，凤翙先生在接受著名记者梁益堂采访时讲：说道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俩先生。其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而他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是历史的真相，而不完全是这位前辈客气的谦词。如此重要的史实，如此难得的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言。”王文非常重视凤翙这段话的回忆和证言，有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言，似乎对于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首功的定位就没疑问了。我们还是要说，历史定位的结论还是要以史实为依据，离开史实，哪个说了都不能算数。王文只强调凤翙前面的话。可是张凤翙后面还说：“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咋样理解呢？我们可否这样理解：这句话是说：起义当天没有井勿幕参加，起义以前井勿幕的情况他不知道，起义以后井勿幕是在他领导下开展活动
的。不然，又该咋样解释？总之，张凤翙给井勿幕的历史评价的说法颇让人费解。井勿幕“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这句话是对的。“说到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俩先生。”与“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奥秘。所谓“大功应归于井勿幕”这句话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种证言岂能让人相信吗？
井勿幕不能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也不在中国，但他是中国人的偶像，在各条战线都有众多优秀的追随者，回国后，已独立的十七省代表，有十六省代表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佩称我国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陕西新军起义时，井勿幕已有两个多月不在西安，说：“井勿幕策动新军”的事实在哪里呢？推荐协商起义总指挥和军政府首脑时，就无人举荐勿幕，说明勿幕在新军起义人员中还不是偶像，还没有追随者，又咋能称他是这场革命的“精神领袖”呢？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他没有参加，又咋能称其为“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呢？又咋能说“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
总之，我们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井勿幕先生在陕西辛亥首义这场革命中没有占到主角地位。
井勿幕是君子型的人物，是不争名利、不争权位的革命家。历史不能造假，给井勿幕造假，既是井的耻辱，也是歪曲陕西辛亥革命历史，更是对井勿幕的大不敬。给井勿幕造假是在他死后的事，如果在生前给他造假，想必他会非常气愤和坚决反对的。去掉井勿幕身上的不实光环，并不影响井勿幕革命领导者的英雄形象，他仍然是一位对
陕西辛亥革命具有卓越贡献和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秘密运动时期，井勿幕为革命在思想和组织上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陕西新军起义时，井勿幕所领导的陕西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陆续参加到新军起义队伍中来；他策动渭北各地的独立，有力地支持了陕西新军的首义，推动了全省的光复；在领导援晋作战和参加西部保卫战上功勋显著等等，他仍然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既然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首义时不是主角，那么主角是谁呢？实际上历史文献早有答案。我们把看过的文献资料，不妨在这里重复登录再看一次。王陆一主编《西北革命史征》一书中说：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秘密运动军队，自成一派”。这就说明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与陕同盟会不存在隶属关系，他们自成一派 。《史征》又说“西北革命系统有三：一为陆军学会，一为同盟会陕支部，一为哥老会”。陆军学会即为钱鼎、张钫分别任会长、副会长的陕西陆军同学会，该学会与井勿幕、郭希仁为首的同盟会陕支部、以万炳南、张云山为首的哥老会是当时并列的三个革命组织。《西北革命史征》上述的两段话说明，新军中同盟会员的工作业绩和同学会员的工作业绩只能记在他们自己的名下，不可能记在井勿幕先生的名下。《史征》还说“哥老会党徒遍布下层社会与军伍中，势力尤强。鼎早年即入哥老会，后复加入同盟会，以故西北革命势力合流，事前沟通联络，鼎力居多，及武昌事起，陕军亟谋响应，开会定谋，恒视鼎一言为重。”这段话充分肯定钱鼎做哥老会工作的成绩和其在新军中的地位。朱叙五、党自新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军中活动最积极的
是钱鼎，他富有革命热情，不辞劳瘁，不怕危险，尤其在联合帮会方面努力最大，又兼有同盟会、哥老会两重身份，实际上他已自然形成为军中的领导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会长郭希仁在《从戎纪略》一书附《钱君定三传》中说：“盖九月初一日晚举事之议，系钱定三、仲仁等所划定，推翔初为首领，亦定三所倡。”又说：“共和告成，秦人追念原动力，谓鼎为秦军首谋。”我们从上述文献引文中，完全可以看出钱鼎在陕西辛亥革命画谋决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其应占的重要历史地位。钱鼎与井勿幕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谓钱鼎是井勿幕的左膀右臂的说法，其目的完全是想把钱鼎在陕西辛亥起义中所做的功绩记在井勿幕的功劳簿上。前文已把勿幕所谓“密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钱鼎为陕西辛亥革命奔波、呐喊，率先高举起义大旗，全是在保定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结果，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秘密嘱托。
“密嘱”本就子虚乌有，何来受某某人委托之事。
钱鼎为了“陕西举义”，做了大量的从组织策划到临机发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后又与张凤翙共同领导并成功指挥了陕西举义，乃至建立陕西军政府，钱鼎----这位民主革命战士，为辛亥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钱鼎遇难后，张凤翙又指挥了东西两线的艰苦战斗。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说，在陕西辛亥首义这段历史时期中，从群体来讲，钱鼎策划、发动的陕西新军是主角，从个体来讲，钱鼎、张凤翙无疑是亦先亦后的主角，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二0一六年十一月于西安
参考文献：
1.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 原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20——9）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2.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 第1——13页、56——58页、61——62页、93——106页、133——15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a.王陆一主编： 《西北革命史征》，411——435页，926——933页。
b.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360——410页 c.郭希仁：《从戎纪略》435——475页
4.郭希仁：《从戎纪略》附钱君定三传 原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03页
5.高又民：《如是我见我知录》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1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6.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 原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14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7.王民权：《井勿幕先生的历史地位》原载西安晚报2011年10月23日第10版
《史料中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2011年4月18日于介然斋，介然斋的博客
7.陈晨：《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 原载《各界》杂志2013（7） 2013年9月3日出版
8.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 原载《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 1945年11月西安版
9.章太炎：《井勿幕墓志铭》 原载《西北革命史征》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1944年5月出版
鸣谢：本文经过乐建民、赵玉栋、李天珮、邹正华、蔡金石、谢元培诸位老师和王德宽同志看过，他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特别是元培老师对全文做了认真细致的修改。我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深深的谢意。
究竟谁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的主角
秦泉新
陕西辛亥革命首义，是指一九一一年辛亥年陕西新军在西安的起义。陕西新军在西安的起义，主要是钱鼎策划、发动、组织并与张凤翙共同指挥的起义。陕西新军首义成功后，井勿幕策动了渭北各县积极响应，数日之间，全省相继光复。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之一，是辛亥革命独立各省中坚持军事斗争时间最长的省份。陕西辛亥革命为北方各省起义树立了榜样，有力地支持了武昌首义，给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其历史地位和意义仅次于武昌首义。
在陕西辛亥首义中，钱鼎、张凤翙、井勿幕三人，无疑都是革命功臣。但是，在他们三人中，究竟谁是陕西辛亥首义中的主角呢？一百多年来,说井勿幕是主角似乎已成定论，但也不乏异议之声。
一九零五年冬季，井勿幕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回陕发展同盟会会员，在省内最早创建了同盟会组织，秘密开展反清革命活动。陕西辛亥首义的第四天，井勿幕在三原响应省城起义，陕西省军政府任命其为陕北安抚招讨使。反段（其瑞）倒陈（树藩）阶段，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井勿幕任总指挥。一九一八年井勿幕遇难，于右任含泪呈文上报广州大元帅府，经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勿幕生平事迹，宣付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中将衔，孙中山称井勿幕为“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著名学者章太炎撰写《井勿幕墓志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纪念井
勿幕遇难二十七周年，国民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专程来陕主持，将井勿幕灵柩由蒲城迁至西安革命公园内，举行公祭，同时在三原县举行“三原各界公祭井勿幕先生纪念大会”，会毕，移灵于西安南郊少陵原，并拨款购地十二亩，建立陵园，树立墓碑，举行隆重地安葬仪式，并在路口树立蒋介石题字的“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大型石牌坊。又经于右任提议、陕西省政府决定，将井勿幕居住过的西安四府街改名为“井上将街”，将四府街南端的小南门命名为“勿幕门”。王陆一主编并经于右任审定出版的《西北革命史征》一书的《人物纪传》中，井勿幕排在第一名，钱鼎排第二名，郭希仁排第三名，张凤翙排第四名。总之，井勿幕受尽各种殊荣，受到备极尊祟。 钱鼎、张凤翙、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首义的历史中究竟怎样定位呢？笔者认为，本着对历史的尊重和负责、对革命先驱的尊重和负责以及对井勿幕本人的尊重和负责的态度，必须把史实搞清楚，一切以史实为依据。我们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陕西辛亥革命史实的疑点多多，有关井勿幕史料的疑点也不少。特别是在一些研究、绍介和纪念的文章中，一些人尽罔顾历史，凭空编造一些虚假事实，添加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有的人不研究、不考证，不负责任的引用这些假材料，造成很坏的影响。笔者写这篇文章，就是想把戴在井勿幕头上一些不真实的称谓和虚假史实纠正过来，还陕西辛亥革命历史的真面目，还一个真实的井勿幕给世人。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三人在陕西辛亥首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定位。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做些探讨。
一、井勿幕与钱鼎
胡景通、严佐民在《井勿幕传略》中说：“一九零六年春，井勿幕在井崧生的帮助下，奔走渭北各地，秘密活动，数月间就发展了同盟会员吴宝三、张拜云、郭希仁------钱定三------等三十余人（张凤翙等军界人事，另行加入日知会），在三原北极宫召开同盟会人员全体会议，创建了同盟会陕西支部，奠定了同盟会在陕西活动的基础”。在这段文字中，说钱定三（即钱鼎）在一九零六年时，即被井勿幕发展成为同盟会员的，并且参加了陕西同盟会人员第一次全体会议。还说郭希仁也是零六年加入同盟会的，也参加了陕同盟会第一次会议。上述史实的来源没有说明，费尽周折也查不出史实的来源，使人难以相信。我们没有考证这三十余名同盟会会员是否一一属实，但钱鼎、郭希仁此时尚未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参加陕西第一次全体同盟会会员的会议，这是有第一手材料可资证明的事实，那么钱鼎、郭希仁加入同盟会的事就不能记在井勿幕业绩的名下。关于张凤翙是否加入日知会的事，更与井勿幕毫无关系，且一并记在井勿幕功绩的名下，有欠妥当。
钱鼎是在保定陆军学堂上学时加入同盟会的，这一史实有他的同学、同乡好友作证。张钫是钱鼎在西安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是一起参加陕西新军任初级军官的。张钫在《钱鼎、万炳南两副大统领之死》、《张凤翙事略》两文中都说钱鼎是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的。黄统是钱鼎的同乡好友 ，他在《感旧吟》中说：“河北郭瑞圃先生亦有助于陕同盟会。定三回陕与同盟会友人交识，
尚系郭为介绍。盖定三在保入同盟会识郭，郭来陕，先识仲三、希仁，故得其联络也”。张钫、黄统都是在保定加入同盟会的，他俩都证实钱鼎在保定加入同盟会，其证词应该是可靠的。又郭希仁在其《从戎纪略》中说：“己酉（1909年）入咨议局后，始由陈会亭、景梅九介绍入同盟会。”这是自证。又据刘允丞先生《郭希仁先生事略》一文说 ：希仁入同盟会的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年11月，陕西咨议局成立，郭被推为副议长。同年冬，郭由陈会亭、景梅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上述事实说明，钱鼎、郭希仁一九零六年春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议的事实并不属实，也就是说，钱鼎、郭希仁入同盟会与井勿幕无关。由此看出，胡景通、严佐民著《井勿幕传略》中，记述钱鼎、郭希仁在1906年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议严重失实。
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期间，钱鼎不仅加入了同盟会，还发起创建了陆军同学会、醒狮社、同胞社等组织，这几个组织的纲领与同盟会相仿。且钱鼎待人谦和，远见卓识，平时沉思少语，但论说国事，却说理透辟，常常令同仁折服，故而被同胞社成员选为社长，在同胞社的活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受到各省学员的推重。当时同胞社的活动影响很大，大多数成员都成为各省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在陆军同学会中，他和张钫分任陕西同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一九零九年春季，钱鼎和陕西同学会的学员在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全部回到陕西，在秋季被分配到陕西新军中担任初级军官，他们利用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之便，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联络哥老会，运动新军，
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王陆一在其主编的《西北革命史征》中说：“西北革命系统有三：一为陆军学会，一为同盟会陕支部，一为哥老会”。王陆一所说的陆军学会，就是以钱鼎、张钫为首的陕西陆军同学会，他和以井勿幕、郭希仁为首的同盟会陕支部、以万炳南、张云山为首的哥老会，是陕西辛亥革命中并列的三大革命组织。显而易见，陆军学会排在最显著的第一位。据此看，时陕西革命组织，并非只有井勿幕、郭希仁领导的同盟会陕支部一个组织，还有陕西陆军同学会、哥老会两个组织。特别是以钱鼎、张钫为首的、以各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为核心成员的陕西陆军同学会的全体会员，全担任着陕西新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他们在新军中，充分利用军官的身份，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联络哥老会， 团结进步军官，孤立反动军官，架空忠于满清的高级军官，很快掌握了新军，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钱鼎与井勿幕之间的关系，是两个革命组织领导之间的关系，他俩来往可能密切，但并非上下级关系。有些文章说：井勿幕“倚定三（钱鼎，字定三）为左右手。”这种措辞，有歪曲史实之嫌，和抬高井勿幕、压低钱鼎之故意。
胡景通、严佐民在《井勿幕传略》中还说：井勿幕在1906年12月由日本回国，“推钱定三、胡景翼（笠僧）为运动新军的中间干部。”其说法有欠妥当。前文据实述过，钱鼎是1909年春季从保定军校毕业，秋季才报到陕西新军的，钱鼎联络新军中哥老会的时间是在1910年春季，陕西常备军改编为陆军混成协是一九零九春季才完成的，此时才称为“新军”。据上情况，何来1906年底就有井勿幕推钱鼎“为
运动新军的中间干部”呢？陕西辛亥革命所有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均未提供井勿幕派钱鼎运动新军的第一手证据，况井、钱二人是两个革命组织的头头，并无统属关系，故而井勿幕1906年底，派钱鼎“运动新军”的说法不能成立。
钱鼎是从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后回陕的，没有领袖的派遣，遇难后也没有受到孙中山或蒋介石的褒扬和追赠的军阶，只是陕西省军政府举行了公祭大会，会后由钱氏家族草葬，国民政府没有正式安葬，更没有名人撰写碑文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又无后人祭奠，长期遭受冷遇，不少志士仁人心中感到不安、不甘和不平。解放以后，钱鼎这位民主革命的战士，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陕西省志、西安市志、安康和渭南地区志以及白河县志都为其立传，彪炳钱鼎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不朽功绩，全国各种版本的《通志》和《陕西通志》对钱鼎都作了重点记述和正式定论。辛亥百年纪念时，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还出版了《钱鼎与陕西辛亥革命》一书，富平县政府还为钱鼎的陵墓立碑保护，举行纪念大会，钱鼎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钱鼎烈士永垂不朽。
二、井勿幕与张凤翙
张凤翙，字翔初（亦作翔楚).在陕西武备学堂读书未毕业，即被陆军部选送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学习。在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据说，张凤翙不久就把会员证烧掉。一九零九年毕业回陕，被充新军混成协参军官兼代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在讲堂和操练时经常与全协官兵接觸，受到官兵的好评与爱戴。但他一直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张凤
翙、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爆发以前，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什么交往，没有见到任何依据。陕西举义的前一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经过钱鼎、张钫的动员，凤翙答应参加武装起义，第二天（即二十二日）上午，根据钱鼎的提议，被起义人员推举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钱鼎共同率先举起了义旗，领导和指挥了陕西新军的武装首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陕西举义。起义之前，张凤翙与井勿幕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资料的说明。起义之后，张凤翙是军政府的领导者，井勿幕是他治下的一个安抚招讨使，他俩共事合作中，逐渐产生龃龉甚至争权夺利，互相排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多于相互支持，起义军内部大多数人都知晓。
三、井勿幕与哥老会
陕西新军中哥老会成员占半数以上，陕西辛亥首义队伍中十之八九是哥老会成员，可以说，如果没有新军中哥老会的参加，陕西辛亥首义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联络沟通哥老会共同起义，意义十分重大。
据史料记载，一九零六年春，陕西同盟会在三原北极宫召开第一次同盟会员全体会议，高又明在《如是我见我知录》记载说，“惟时井君之意，在扩大范围，并联络有实力之三合会及刀客等，因此时一般同志，多系读书人，深恶彼会党中人之行为，不屑与为伍。众情反对之下，井君未再多言，乃分嘱各同志，如以力之所能做到处，极尽宣传曁筹款-------等事宜”。我们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井勿幕当时只计划联络“三合会”及刀客，并未看好哥老会，只字未提联络哥老
会事宜。
一九零七年重阳节公祭黄陵，被许多史料称为井勿幕联络会党的佐证之一，据高又明在《如是我见我知录》一文中记载，会党中仅有“三合会”首领吴虚白参加，并未有哥老会、刀客成员参加。 一九一零年春，井勿幕受孙中山密令由沪回陕，起义由西北入手。在柏氏花园开会二十余日，仿三合会做法，草拟会章、党人通讯方法，问答术语，确定联络军内哥老会问题。会后，除李仲三到朝邑联络刀客严飞龙、胡景翼到新军联络哥老会成员外，其他少有做联络工作的。井勿幕似对联络三合会、慕亲会更感兴趣，与俩会头目过从甚密。这时，新军中从保定陆军学堂回陕的同盟会员、同学会员，已经开始了联络发动新军中哥老会的工作。这件事正如朱叙五、党自新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中说：“钱鼎、张宝麟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哥老会哥弟，进行联系，当然更为便利，而且钱鼎是有革命热情而激进的人，经过多方面的宣传活动， 在两三个月时间中 ，就把各营队哥老会的头目人都说服了，愿意接受同盟会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并愿跟着党人们干。为了更好的巩固这个基础，决定（一九一零年）六月初三日在大雁塔举行联盟宣誓大集会，那一天共到三十余人，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和陆军中哥老会头目人都参加了会，即人所称道的‘三十六兄弟歃血联盟’”，从而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以上事实说明，在联络新军哥老会方面，陕同盟会做了一定工作，但起决定作用的工作是保定陆军学堂回陕的钱鼎、张宝麟。
又据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记载：一九一零年六月，“他（井勿幕）和邹子良、郭希仁、张云山、王荣鎭等人集会于小雁塔，商讨起义事宜”。经查未见到这次会议的史料。所谓会议参加者郭希仁在其《从戎纪略》一书中也未提及这次会议。《井勿幕传略》又载：“一九一一年五月，（井勿幕）与张云山、万炳南等密谋，准备大举”。此说来源，亦无证据。这两次与哥老会首领的密谋，如果属实，怎会没有与会者的只言片语呢？为啥查无实据呢？没有证据支撑的事实就不能承认其为事实。
有文章还说：一九一零年七月九（即农历六月初三）日，“井勿幕召集和主持了同盟会和哥老会在大雁塔的结盟会议”。井勿幕确实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会议，但他“召集和主持”一说，参加过此会人员的回忆文章中，无一有这种说法，只有“联盟宣誓是由哥老会资格较老的朱福胜主持”一说。从已查明参会名单的37人中，30名都是新军中的人，社会上只有7人。从代表的组织来看，陕新军中参加会议的同盟会员9人（除陈同外，其余又全系陆军同学会的会员），陕同盟会参会5人，同盟会参会共计14人，哥老会参加21人，还有两人身份未查明。大雁塔结盟只是在革命目标上取得一致，并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正如高又民在《我见我知录》一文中说：“但各方外表、形式，仍各不同，主义则一致反清也”。所谓大雁塔结盟建立了“以井勿幕为领导的三合会组织”是不存在的。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张奚若在西安与井勿幕邂逅，谈到对哥老会的不满，张预备外出到汉口，勿幕即叫奚若到武汉搬兵来陕镇压哥老
会。张的回忆文章说：“井勿幕希望我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时任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克强和黎元洪，张凤翙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给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带去。”当张奚若行至南阳时，被当地政府扣压几个月，偷偷将书信销毁，此事最后算不了了之。井勿幕后来又支持张凤翙剪除哥老会的行动，使万炳南及数百哥老会骨干成员惨遭屠杀。
上述史实说明，在秘密活动的前期，井勿幕就不主张联络哥老会，后来因孙中山、黄克强要求各地联络哥老会，回陕才安排联络哥老会。新军起义之后，井对哥老会的一些行动非常反感，对哥老会势力的强大深感惶恐不安，故派张奚若去湖北武汉商请派部队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井又支持张凤翙镇压万炳南及其部下哥老会骨干成员。 四、井勿幕与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
陕西新军即陕西陆军混成协（旅），是一九0九年春由常备军新改编的军队，故称新军。其初级军官统由军校毕业生担任。这时在初级军官中已有同盟会员四人， 即张作栋、朱彝铭（加入同盟会时间地点不详）、彭世安（留学日本军校时加入同盟会）、张光奎（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一九0九年秋，本省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二十三名学生回陕，分发各营队任初级军官，其中钱鼎、曹位康、党仲昭、张钫、张宝麟等五人都是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一九0九年，从日本军校加入同盟会的张益谦、张凤翙回陕分别担任新军二标教练官、协司令部参军官，并各兼任一个营的管带。此时，新军中同
盟会员人数增加到十多人。再加上在保定成立的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首的陕西陆军同学会三十多人都是初级军官，力量更强了。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没有成立同盟会组织，但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正如《西北革命史征》一书所说：他们“秘密运动军队，自成一派”（也可称为军校派）。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与陕西同盟会之间，互不统属，但会员之间却建立了不少良好的友朋关系，成了传递一些相关信息的渠道。一九一零年，井勿幕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以后，双方来往进入了相对正规的阶段。陕西新军起义的前两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钱鼎亲自将新军计划起义之事告知陕西同盟会会长郭希仁。起义当晚，郭希仁到起义指挥部参与工作。新军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就陆续接到郭希仁的通知，到起义司令部报到。成立军政府时，为数不少的陕西同盟会会员被安排到军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井勿幕也被军政府安排任陕北安抚招讨使职务。新军起义，井勿幕策动的渭北各地迅速积极响应，有力地支持了陕新军的起义，推动了全省各地起义的发展。
五、井勿幕其他史料的疑点
王民权先生在研究陕西辛亥革命史实中是比较重视实际的一位，他写的《史料中井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一文，对于陕西辛亥革命有关井勿幕史料的疑点，做了比较深入的考证，我比较赞同。在其考证的基础上，再谈一些具体看法。
A.陕同盟会负责人商议“起义”的决定问题
陈晨先生在“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一文中介绍了勿
幕的生平及其秘密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谈到辛亥革命时段，陈文依据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中的说法，做了如下叙述：“九月下旬，前往南方联络的张聚庭返回陕西，传达了总部命令，确定全国将在十月六日同时起义，而陕西同盟会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决定之后，井勿幕便赶赴渭北酝酿起义。”陈晨先生对于《井勿幕传略》中记述的事实，是否做过考证，有没有第一手来源依据，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从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得到证实，所谓“陕西同盟会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的会议是不存在的，它在时间段和地点上都是矛盾的。
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井勿幕从当年八月到十月二十七日两个多月的时间中，一直在北山（指同官以北）扎根据地，从未回过西安。九月下旬井勿幕仍在北山，岂有参加西安商议起义决定之事？郭希仁是同盟会陕西的会长，留西安主持机关，他当时只是听到陕新军的风声，谣传农历八月十五（即阳历十月六日）举事之说，并未听到张聚庭的传达，更不知道同盟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起义一事。何来陕同盟会负责人（包括井勿幕）做出起义的决定？这是没有一点史实依据的。
既然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而井不留西安，放弃前指，到远离西安的的渭北酝酿起义，这可能吗？这符合井勿幕的身份、品格和革命志向吗？
如有传达开会，商议起义之决定，同盟会会长郭希仁尚在西安，
怎么不知道呢？时井勿幕远在北山，郭希仁又不知道，可见陈晨在文章中记述的张聚庭在九月下旬从南方回来，传达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商议起义的决定是子虚乌有，胡乱编造的。
李仲三在《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中说：武昌起义以后，我“转至蒲城县与井崧生约一并进省。到三原县，未探到井勿幕、邹子良等消息。”“当九月初一日西安起义，井勿幕在北山里，也未赶到西安。”“到了十日之后（实际是西安起义后的第六日），井勿幕、焦子敬等方由渭北到省城来了。”
参加陕西辛亥起义人员的所有回忆文章中，找不到张聚庭九月下旬传达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起义一事的史实记载。此事再无其他佐证。
根据郭希仁的说法，当时听到新军方面的谣传：农历八月十五举事之说。可能的情况是张聚庭给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传达了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并不知情。这段时间，陕同盟会负责人并未开会研究决定起义之事。
B.井勿幕的“密嘱”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公葬井勿幕时，《西北文化日报》发行者兼社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李贻燕在其《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中说：武昌起义，先生（指井勿幕）在渭北部署，谋固革命根本，“乃密嘱在省同志主持，促其从速发难”，“钱鼎得信，才决定发动陕西新军起义的。”这份史料收录在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名义印行的《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中，影响巨大。李贻
燕的上述说法，遍阅陕西辛亥革命的所有史料，都未记载，属于“一家之言”，再无佐证。
张钫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发起人之一，他写的有关陕西辛亥首义的几篇文章（见作者《风雨漫漫四十年》），朱叙伍、党自新都是陕西辛亥首义自始至终的重要见证人，他俩写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他们三人的文章都未提及勿幕“密嘱在省同志，促期从速发难”，“钱鼎得信，才决定发动陕西新军起义”的説法。他们介绍的共同事实是：时四川抗路风潮愈演愈烈，武昌已反正，促使陕西新军内革命党人迅速主动策划举义，以策应武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新军中的钱鼎、张钫、万炳南、贺跋之等，在西安小雁塔召开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抓紧这一时机，迅速组织起义，初步决定十月二十九日举事。然而，川省保路，武昌反正，使清王朝极为震惊，他们害怕新军兵变，先将新军一标一营调汉中，后又突然下令将新军中革命力量最强的二标所属三个营分别调往宝鸡、凤翔和岐山，限时开拔，调虎离山。同时拟定了在新军中要逮捕的人员名单。时革命力量主要是新军，如达清政府目的，革命将前功尽弃。此时，形势非常严峻，原定起义日期已缓不济急，钱鼎提出应急对策，提前一个礼拜（即十月二十二日）举义，荐张凤翙为首领，获得通过，并亲到张营做工作，得凤翙应允。十月二十二清晨，陕西新军官佐及新军中哥老会头目数十人，在林家坟开会，推举张凤翙为起义总指挥，钱鼎为副，立即举义。当日，起义军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大部，经过第二天、第三天与旗兵的激烈战斗，攻克满城，取得首义的胜利。陕西辛亥首义，是
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陆军同学会、哥老会的联合行动，时井勿幕尚在北山，没有参加新军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因此，陕西辛亥举义完全是由钱鼎策划发动组织与张凤翙共同领导和指挥的。上述史实一直被大家公认，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和不同看法。
又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一九一一年八月间，“时勿幕亦拟与蔡体平、刘裕如诸党人赴北山，扎根据地。临行与余密约，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勿幕又贻余墨侠二字草书，以为符信”。勿幕对希仁的密约仅仅是“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的寥寥数语。如井勿幕在北山另有“密嘱”，他首先应该告知在西安“主持机关”的希仁，不可能钱鼎得信，希仁有不知的道理。希仁在《从戎纪略》一文中没有记载《密嘱》之事，实际就是没有《密嘱》一事。
陕同盟会会员、起义重要见证人李仲三写的《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也未提及勿幕“密嘱”之说。
上述史实说明，陕西新军举义根本没有井勿幕的“密嘱”和委托的影子。李贻燕的所谓井勿幕“密嘱”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史实依据，实属空穴来风。陕西新军十月二十二日的举义，完全是举义领导人钱鼎、张凤翙基于对当时严峻局势的准确判断，临机独立提出和决定发动的。时井勿幕不仅不在西安，还远在北山，等其回到三原，西安起义不仅打响并基本成功。那时通讯联络极为不便，而井是通过什么方法委托省中同志“从速发难”，而他自己却不参加呢？广州起义他都奋力前往，西安起义他能让其他同志“从速发难”而自己
不参加吗？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思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处长李贻燕，是出于何种目的和隐情精心地编造这一弥天大谎，扰乱视听，以欺骗国人呢？
C.对井勿幕的“拥戴”问题
著名学者、国民党元老章太炎写的《井勿幕墓志铭》一文中说：“清宣统三年九月，同志谋起西安，以应武汉，时勿幕在耀州，仓卒推张凤翙摄军事，阴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使人晓譬，言亟易主帅，徒自扰。乃推任陕北招抚使”。胡景通、严佐民合著的《井勿幕传略》一书也有相似说法：“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陕西革命军司令部举行会议，仓卒推张凤翙为军事首领，众人仍暗中拥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在耀州使人转告他们，临时换帅，只能是自己扰乱自己内部，制止了众人的企图，遂推定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定三、万炳南为副统领”。显然《传略》所写的相关内容是来自章太炎的《墓志铭》一文。 两文中“大都督”的提法，与当时的实际不相符，时“都督”一称不冠“大”，当时陕西军政府的首脑 称“大统领”，不称“都督”，更没有“大都督”的称谓。《墓志铭》、《传略》两文关于“拥戴”的说法，遍查陕西辛亥革命史料 ，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和线索，没有史料佐证支撑。陕西辛亥革命参加者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成立军政府时有关协商推荐军政府首脑的概况，会上会下斗争激烈，万炳南要当大统领，张云山竖起洪汉军的旗帜，与复汉军对抗，闹得险些形成分裂的局面 。陕西辛亥首义参加者基本上是陕西新军的官兵，据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在推荐协商起义
总指挥和军政府首脑时，根本无人举荐井勿幕。上述情况只能说明井勿幕在陕西新军起义军人当中，尚没有威望和地位。在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时陕同盟会内部亦有渭北派、咸长派之分，）陆续参加到起义司令部工作，参会者中也有陕同盟会的代表（多系咸长派），他们也没有人公开推选井勿幕担任大统领。在陕同盟会中（特别是渭北派），井勿幕的威望应该是很高的，我们假设陕同盟会中一些人暗地拥戴勿幕担任大统领是可能的，按勿幕的人品，他也是会那样表态的，《墓志铭》和《传略》中这段史实可能是记述了陕同盟会中一些人私下的意见。但按当时的通讯条件，“勿幕在耀州派人转告”制止的说法又难于成立。其“仓卒”一说，也欠妥当。
D.井勿幕提出的“革命方略”问题
李贻燕在《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一文中说：“而东出潼关，西守长武，亦先生（井勿幕）手定之革命方略也”。事实是这样的吗？有史料依据支撑吗？查遍所有史料，找不出任何依据。
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清廷大为震怒，即令河南陆军一协进攻潼关，还增派赵倜和周符麟部。 又命逃往甘肃的升允，带甘军张行志、陆洪涛两部和回军马安良部向陕进犯，从东、西两面夹击秦陇复汉军，欲将陕西军政府扼杀在摇篮里，这客观上决定了陕西军政府必须东、西两面迎敌。井勿幕在秦陇复汉军政府中没有担任主要职务，难道东、西御敌还需井勿幕“手定方略”吗？如果说到制定御敌“方略”，钱鼎是完全有资格有可能的。钱鼎在清军尚未行动之前，就未雨绸缪，
多次提出，要派兵驻守潼关，防止清军来犯。并坚定的说“若派出无人，我愿前往。”说明钱鼎早有先见之明，早在思考御敌计划。钱鼎遇难后，张钫代之东征御敌。升允带甘军来陕犯境，逼陕军政府派张云山、万炳南防守西线一带。张凤翙、钱鼎、张钫都是军校出身，在军事才能上不可能在勿幕之下。张云山、万炳南长期在部队上混，在军事上也不可能全是孬种。实际上正如张钫在《忆陕西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陕西新军起义后决定的作战计划，是东攻西守，东南联络武汉，西南打通川、滇，派川、甘、新三省学生回省活动。”如此说来，军政府是早有计划的。他在《辛亥秦陇豫复汉军东征记》一文又说：“当时认为渑崤、函谷为潼关之层层门户，若为敌所盘踞，则固守潼关颇为不易。”说东攻还有目的是“助豫省独立，为鄂军声援”。为此，还把“秦陇复汉军”改为“秦陇豫复汉军”。以上说明军政府早有作战计划，如此周密的战略部署，还需井勿幕“手定方略”吗？即使勿幕出计，还得张凤翙首肯或军政府同意才行。假设真是勿幕手定《革命方略》，就意味着军政府的统帅们无能，拿不出作战计划，而要勿幕越俎代庖，这可能吗?事实充分说明井勿幕先生“手定”之说，完全是人为编造的谎言。
E.升允“退却请和”问题
李贻燕在《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一文中说：“会清陕甘总督升允挟甘军东下，陷礼泉、乾州等县，三、淳告警，烽火已逼咸阳。张翔初在渭南整师，急促张伯英西返救咸阳，先生亦转旆而西，克服礼泉等县。张午原之役，所部团长胡笠僧特著战功，
别将吴华堂亦勇敢善战，升允魄为之夺，又闻我军东路事平，所有军队均会集西援，分驻兴平、岐山各地，而甘省革命亦起，乃退却请和”。 李贻燕的上述说法，与所有史实材料均不相符，不知他的史料来自何处。
朱叙五时任大统领卫队指挥官，党自新时任军政部长，他俩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潼关二次收复后，乾州又飞书告急，张凤翙亲率东路新回各军，并令粮饷都督马玉贵率所部谢彩臣的一标和炮卫队一营同时驰援乾州。北路招讨使井勿幕派标统胡景翼率兵两营由泾阳渡河前来助战。张凤翙于十一月十二日由省出发，十三日到礼泉，即与乾州张云山约期出动，分三路攻北原。张云山由乾州当西路，大统领当中路，马玉贵当东路。十五、十七日会攻两次，均以联络不周，不能协同一致，没收到效果”。又说：“十九日突接情报： 敌已出兵占我三水（旬邑），张凤翙于二十一日率陈殿卿、李昌兰、胡景翼等部约二千人前往夺取。这次敌军到三水、淳化一带的约一千余人，是马安良所部的回兵，军纪极坏，引起当地人民不满。二十三日张到土桥镇，知敌军据点为三水县城和张洪镇（张午原）一带，即派胡景翼取三水县城，敌军因人数不多，闻风北遁，退入甘境。二十六日又向张洪镇进攻，张率陈殿卿部在后接应，战况剧烈，延至下午，我军伏兵四起，向前猛冲，敌军溃退，逃回邠州。”张洪原一战，甘军只是暂时败退邠州，升允的作战计划并没有改变，更没有退却请和，而是用很大的兵力继续围攻乾州。当乾州久攻不下时，升允又重新部署，一面令马安良继续攻乾州，一面令陆洪涛率所部进犯占领了礼泉。
升允进驻礼泉后，即令陆洪涛部东取咸阳，咸阳告急，威胁省城，后来的战斗更为激烈。这哪儿是张洪原一战，升允“退却请和”呢！ 实际上，清帝退位，升允封锁消息，一意孤行，已引起部下不满，马安良部已下停战决心，彭英甲是一个老官僚，他以袁世凯马首是瞻，不经升允商量，直接与袁世凯通电联系，使升允陷入势穷力孤的地位。陕西军政府鉴于战祸蔓延，民不堪命，请关中名儒牛梦周、张晓山，往劝升允罢战息争，主动要求讲和。升允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只好对牛、张说几句光堂话亦作收场。说甘军被胡景翼打败，升允“退却请和”是不符实际的，是和史实相悖的。
朱叙五、党自新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毫无疑问，李贻燕的说法缺乏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六.结论
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前的秘密活动时期，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发展同盟会员，创建了陕西第一个同盟会组织，开展反清的革命活动，他是陕西同盟会最主要的创始人、领导者和先行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同盟会陕西支部的会员中，是一位颇具人望的革命领导者。在联络会党方面，开始阶段，井勿幕对三合会、慕亲会尤感兴趣，与其头目过往甚密。后来虽然通过联络哥老会、刀客的决定，但少有做扎实具体工作的。他所领导的陕西同盟会，大多数会员不愿意与会党为伍，所以缺少群众基础，只有笔杆子，缺少枪杆子，虽然多方设法搞枪支弹药，效果均不佳，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勿幕几次提出起义，一直无法起义，放些空炮，皆因没有革命武装队
伍而搁置。辛亥八月，勿幕决心创建根据地到渭北活动，组建起义革命武装队伍，做武装起义的进一步准备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形势急剧变化，关键时候，陕新军中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联合军中哥老会，果断决定，乘势主动发起了武装起义。陕西辛亥革命，主要是指陕西新军在省城西安成功发动的武装起义，并得到全省各地的响应，彻底摧毁了满清在陕西的统治。而这次革命，阴差阳错，井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没有参与陕西新军起义的策动和领导工作，起义后的第六天才赶回西安。成立军政府时，也无人推荐担任军政府首脑，说明勿幕在起义部队中的影响力并不大，还不是起义军人的偶像，起义军人追随的是张凤翙和钱鼎，就无人推荐勿幕担任军政府首脑，省军政府仅仅给了他一个好几路招讨使的北路安抚招讨使的职务。
陕新军起义后，勿幕策动了渭北各县响应，支持了省城首义，推动了全省起义。后在军政府统一安排下，与陈树藩一起东援三晋，取得成功。在西线乾州告急时，主动派出胡景翼部西出三水，与友邻部队一起，取得激战张午原的胜利。在陕西辛亥革命中，井勿幕确实有不朽的功勋，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一些绍介和纪念文章中，有的对井勿幕的评价有违客观历史事实，颇值得商榷。如杨鹤庆在《井勿幕先生殉国二十七周年公葬悼唁》中称“陕西无勿幕，则无辛亥九月初一之义举，无陕西九月初一日响应武昌，则中华民国之创造，未必如是其速也”又说“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片面绝对化，对勿幕
个人的历史作用太夸大了，在历史事实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清朝末年乱世，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势已经到来，抓住机会的人就可能成功，成功的人就是英雄。没有井勿幕，难道不可能有张勿幕、李勿幕站出来领导革命吗？陕西辛亥革命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恰恰是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则有钱鼎、张凤翙成功地领导了陕西新军的起义。杨鹤庆的说法，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陕西辛亥首义，“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一个没有参加辛亥首义的人，首功岂能记在他的名下，这个论断真是有些滑稽可笑。
王民权先生在其《若干疑点》一文，已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李贻燕等人编造虚假事实之说，并十分肯定地说：西安起义时“先生（指井勿幕）恰好不在西安，事情是由省中新军中的若干志士，如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发动和指挥，也是大家公认的史实，从来不见有任何不同的说法。”肯定这次起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主使，是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自主发动的。按王民权先生的上述认知，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首义中历史地位的推断，应该不会出错哇！可惜，仍然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王民权先生在《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中公然赞同“张凤翙是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的具体领导者，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说法。我们把王民权先生的《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与《史料中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两文放在一起研读，明显看出民权先生在认知上的矛盾，既否定勿幕的“密嘱”和委托之说，又肯定“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
神领袖。”张凤翙、钱鼎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主使，而是独立自主发动陕西辛亥首义的，反而只承认是“具体领导者”。所谓井勿幕“策动”之说，他策动的是谁，又是咋样策动的，没有提供史实依据，没有依据的定论是不能成立的。在林家坟会议和成立军政府的会议上，都无人举荐勿幕先生，说明他在陕西新军中没有追随者，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岂能称谓“精神领袖”吗？功劳归功劳，历史定位要恰当。“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历史定位难以服众。 王民权先生，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推断为啥出错呢？我们从民权先生《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一文，看出了原委。
其一是说，“勿幕先生前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确定了他的历史地位。王文说：“虽然西安起义的时候，先生（指井勿幕）不在西安，起义临时由张凤翙、钱鼎、张钫诸贤所发动，但是倘若没有先生前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这可能吗？即便发动了，它能成功吗？”这就是说：不管勿幕在陕西新军首义时在与不在、做没做工作，由于他前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就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首功都应归于勿幕。在起义以前，勿幕确实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其他革命组织及其代表人物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我们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认账，不能把其他组织的代表人物所做的工作，都记在井勿幕一个人的功劳薄上。这里，特别还要搞清楚的是：陕西辛亥首义，是陕西新军的起义。勿幕和陕西同盟会对于陕西新军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实际上，他们与陕西新军内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所做的工作相比较而言，远没有陆军同学会的工作那样深入，那
样全面，那样富有成效，特别是具有哥老会员、同盟会员双重身份的钱鼎、张宝麟两人的工作尤为突出。要知道，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是自成一派的，他们多是在各军校加入的，他们与井勿幕领导的陕同盟会并没有统属关系。钱鼎和张宝麟并不是井勿幕派在新军中的代表，他们自主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的功绩不能全记在陕同盟会和勿幕身上。陕西陆军同学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陕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同学会员担任，他们手中掌握一定的兵权，并与哥老会连成一气，起义就成功了。当时的革命组织有三家，不要认为只有陕同盟会一家是革命的，其他都不是。我们既要肯定勿幕在前期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而同时更要看到陕新军中以各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领导的陆军同学会，在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方面所取得的绝对功绩。陕同盟会对陕西新军是做了一定工作，但远没有新军中的同盟会员、陆军同学会员在联络哥老会和发动新军方面那样深入、全面、广泛和成功。陕新军起义的工作基本算是做到了水到渠成。张凤翙、钱鼎领导新军起义是通过林家坟会议公开正式推选决定的，而不是临时的决定，完全符合法理程序。王民权先生说：“起义临时由凤翙、钱鼎、张钫诸贤所发动。”那么“临时”之说是谁定的?我们从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没有看到“临时”一说，我没有找到“临时”说法的依据。那么，既然张凤翙、钱鼎、张钫是“临时”的，那个正式的应该早早上台，可是直到辛亥革命结束时，那个“正式”的还没有见上台。实际上“临时”之说仍然是“密嘱”和“委托”的翻版。要知道起义以前，钱鼎在新军内就已经被公
认为革命的领导人，张凤翙是钱鼎举荐经大会正式通过的。成立军政府时，也是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才正式确定下来的。“临时”之说是没有依据的。那个所谓“正式”的始终没有上台的经过什么正式合法选举了吗？
陈晨先生的“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一文，立论的最主要依据是并不存在的所谓张聚庭向陕同盟会负责人传达总部命令，做出起义决定一事。这个事实不存在了，就和民权先生一样，只有把勿幕在秘密运动时期所做的工作做为“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的论据了，这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是说，以当事人张凤翙对井勿幕的评价为依据。王文说：“1944年辛亥革命26周年纪念日，凤翙先生在接受著名记者梁益堂采访时讲：说道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俩先生。其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而他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是历史的真相，而不完全是这位前辈客气的谦词。如此重要的史实，如此难得的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言。”王文非常重视凤翙这段话的回忆和证言，有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言，似乎对于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首功的定位就没疑问了。我们还是要说，历史定位的结论还是要以史实为依据，离开史实，哪个说了都不能算数。王文只强调凤翙前面的话。可是张凤翙后面还说：“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咋样理解呢？我们可否这样理解：这句话是说：起义当天没有井勿幕参加，起义以前井勿幕的情况他不知道，起义以后井勿幕是在他领导下开展活动
的。不然，又该咋样解释？总之，张凤翙给井勿幕的历史评价的说法颇让人费解。井勿幕“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这句话是对的。“说到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俩先生。”与“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奥秘。所谓“大功应归于井勿幕”这句话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种证言岂能让人相信吗？
井勿幕不能与孙中山相提并论，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也不在中国，但他是中国人的偶像，在各条战线都有众多优秀的追随者，回国后，已独立的十七省代表，有十六省代表推举其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佩称我国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陕西新军起义时，井勿幕已有两个多月不在西安，说：“井勿幕策动新军”的事实在哪里呢？推荐协商起义总指挥和军政府首脑时，就无人举荐勿幕，说明勿幕在新军起义人员中还不是偶像，还没有追随者，又咋能称他是这场革命的“精神领袖”呢？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他没有参加，又咋能称其为“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呢？又咋能说“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
总之，我们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井勿幕先生在陕西辛亥首义这场革命中没有占到主角地位。
井勿幕是君子型的人物，是不争名利、不争权位的革命家。历史不能造假，给井勿幕造假，既是井的耻辱，也是歪曲陕西辛亥革命历史，更是对井勿幕的大不敬。给井勿幕造假是在他死后的事，如果在生前给他造假，想必他会非常气愤和坚决反对的。去掉井勿幕身上的不实光环，并不影响井勿幕革命领导者的英雄形象，他仍然是一位对
陕西辛亥革命具有卓越贡献和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秘密运动时期，井勿幕为革命在思想和组织上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陕西新军起义时，井勿幕所领导的陕西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陆续参加到新军起义队伍中来；他策动渭北各地的独立，有力地支持了陕西新军的首义，推动了全省的光复；在领导援晋作战和参加西部保卫战上功勋显著等等，他仍然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既然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首义时不是主角，那么主角是谁呢？实际上历史文献早有答案。我们把看过的文献资料，不妨在这里重复登录再看一次。王陆一主编《西北革命史征》一书中说：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秘密运动军队，自成一派”。这就说明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与陕同盟会不存在隶属关系，他们自成一派 。《史征》又说“西北革命系统有三：一为陆军学会，一为同盟会陕支部，一为哥老会”。陆军学会即为钱鼎、张钫分别任会长、副会长的陕西陆军同学会，该学会与井勿幕、郭希仁为首的同盟会陕支部、以万炳南、张云山为首的哥老会是当时并列的三个革命组织。《西北革命史征》上述的两段话说明，新军中同盟会员的工作业绩和同学会员的工作业绩只能记在他们自己的名下，不可能记在井勿幕先生的名下。《史征》还说“哥老会党徒遍布下层社会与军伍中，势力尤强。鼎早年即入哥老会，后复加入同盟会，以故西北革命势力合流，事前沟通联络，鼎力居多，及武昌事起，陕军亟谋响应，开会定谋，恒视鼎一言为重。”这段话充分肯定钱鼎做哥老会工作的成绩和其在新军中的地位。朱叙五、党自新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军中活动最积极的
是钱鼎，他富有革命热情，不辞劳瘁，不怕危险，尤其在联合帮会方面努力最大，又兼有同盟会、哥老会两重身份，实际上他已自然形成为军中的领导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会长郭希仁在《从戎纪略》一书附《钱君定三传》中说：“盖九月初一日晚举事之议，系钱定三、仲仁等所划定，推翔初为首领，亦定三所倡。”又说：“共和告成，秦人追念原动力，谓鼎为秦军首谋。”我们从上述文献引文中，完全可以看出钱鼎在陕西辛亥革命画谋决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其应占的重要历史地位。钱鼎与井勿幕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谓钱鼎是井勿幕的左膀右臂的说法，其目的完全是想把钱鼎在陕西辛亥起义中所做的功绩记在井勿幕的功劳簿上。前文已把勿幕所谓“密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钱鼎为陕西辛亥革命奔波、呐喊，率先高举起义大旗，全是在保定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结果，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秘密嘱托。
“密嘱”本就子虚乌有，何来受某某人委托之事。
钱鼎为了“陕西举义”，做了大量的从组织策划到临机发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后又与张凤翙共同领导并成功指挥了陕西举义，乃至建立陕西军政府，钱鼎----这位民主革命战士，为辛亥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钱鼎遇难后，张凤翙又指挥了东西两线的艰苦战斗。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说，在陕西辛亥首义这段历史时期中，从群体来讲，钱鼎策划、发动的陕西新军是主角，从个体来讲，钱鼎、张凤翙无疑是亦先亦后的主角，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二0一六年十一月于西安
参考文献：
1.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 原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20——9）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2.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 第1——13页、56——58页、61——62页、93——106页、133——15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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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360——410页 c.郭希仁：《从戎纪略》435——475页
4.郭希仁：《从戎纪略》附钱君定三传 原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03页
5.高又民：《如是我见我知录》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1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6.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 原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14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
7.王民权：《井勿幕先生的历史地位》原载西安晚报2011年10月23日第10版
《史料中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2011年4月18日于介然斋，介然斋的博客
7.陈晨：《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 原载《各界》杂志2013（7） 2013年9月3日出版
8.李贻燕：《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 原载《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 1945年11月西安版
9.章太炎：《井勿幕墓志铭》 原载《西北革命史征》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1944年5月出版
鸣谢：本文经过乐建民、赵玉栋、李天珮、邹正华、蔡金石、谢元培诸位老师和王德宽同志看过，他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特别是元培老师对全文做了认真细致的修改。我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