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08日 07:20
来源:资治文摘 作者:吴晓波
核心提示:2003年1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出后的第15年,幸运者在杭州聚会。人们发现,这二十人到此时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
本文摘自:《资治文摘》2007年第3期,作者:吴晓波,原题为:《最早的“全国优秀企业家”今何在?》
1988年4月,当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这个称谓还十分陌生。此前一年,彼得·德鲁克发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他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那些愿意把变革视为机遇,并努力开拓的人”。从这个定义出发,这20位入选者都当之无愧。他们是当时承包制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杰出者,他们领导的企业在之前都死气沉沉,而在改革后则焕然一新。
2003年1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出后的第15年,幸运者在杭州聚会。人们发现,这二十人到此时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企业家岗位上工作的,只有杭州青春宝的冯根生、青岛双星的汪海以及烟台港务局的朱毅3位。
年过70的冯根生仍然在岗,是因为他在1993年把国营企业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当时媒体的报道是“换上洋衣,买个机制”,据称正大对冯的承诺是,“可以干到不愿意干了为止”。
二十人中最年轻的朱毅则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烟台港务局在1998年后就陷入低迷,2003年,拥有8000员工、20多个子公司的港务局只有100万元利润。朱毅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他的部下说,“已经过去十多年,大家的境遇和心态都不一样了,朱局长现在不想再说什么。”
汪海则是一个“异数”。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决断,像一只碰不得的老虎,在他的经略下,双星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1989年宏观调控,根据上级规定,国营企业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请客只能四菜一汤。汪海就用大盆盛菜,每个盆里有四个菜碟,纪委为此前来叱问,他说,“你们也没有规定盛菜的时候不准用盆盛。”汪海还在双星给自己封了一个职务——“终身总裁”。这当然不符合国资委的管理条例,但是他要这么干,也没有人敢改变。2005年,汪海请北京一家资产评估所评估双星和他个人的无形资产价值,结果,企业评到了492亿元,他个人评到321亿元。不过,他对此不太满意,在他看来,个人的无形资产应该比企业的还要高,他对电视专访节目《财富中国》的主持人说,“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符合现实。为什么说呢?应该是有企业家才有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双星有了汪海才有了双星。”
二十人中,有3位后来成了官员,当得最大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陈清泰,他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属副部级官员。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尚海涛在1995年被调任煤炭部总工程师,之前,他尝试在企业实行股份制,并试图在香港上市,但都一一地搁浅落空,对他来说,升迁是一种无奈,他对记者抱怨说,“我不愿做官。做官受约束更多,不如做企业实在。那时候,两种因素促使我同意上来。其一,我在企业,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想干事不能干。我感到在企业再没有用处,在那呆也没太大意思。第二,当时他非要提拔,你去这儿吧,你去那儿吧,非要我去不行。不去也得去,说到这一步了。我并不想出来当官,想当官我早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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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1941年 1933年 1918年
2013年08月08日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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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03年1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出后的第15年,幸运者在杭州聚会。人们发现,这二十人到此时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
本文摘自:《资治文摘》2007年第3期,作者:吴晓波,原题为:《最早的“全国优秀企业家”今何在?》
1988年4月,当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出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这个称谓还十分陌生。此前一年,彼得·德鲁克发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他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企业家是那些愿意把变革视为机遇,并努力开拓的人”。从这个定义出发,这20位入选者都当之无愧。他们是当时承包制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杰出者,他们领导的企业在之前都死气沉沉,而在改革后则焕然一新。
2003年1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出后的第15年,幸运者在杭州聚会。人们发现,这二十人到此时是“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企业家岗位上工作的,只有杭州青春宝的冯根生、青岛双星的汪海以及烟台港务局的朱毅3位。
年过70的冯根生仍然在岗,是因为他在1993年把国营企业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当时媒体的报道是“换上洋衣,买个机制”,据称正大对冯的承诺是,“可以干到不愿意干了为止”。
二十人中最年轻的朱毅则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烟台港务局在1998年后就陷入低迷,2003年,拥有8000员工、20多个子公司的港务局只有100万元利润。朱毅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他的部下说,“已经过去十多年,大家的境遇和心态都不一样了,朱局长现在不想再说什么。”
汪海则是一个“异数”。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决断,像一只碰不得的老虎,在他的经略下,双星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1989年宏观调控,根据上级规定,国营企业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请客只能四菜一汤。汪海就用大盆盛菜,每个盆里有四个菜碟,纪委为此前来叱问,他说,“你们也没有规定盛菜的时候不准用盆盛。”汪海还在双星给自己封了一个职务——“终身总裁”。这当然不符合国资委的管理条例,但是他要这么干,也没有人敢改变。2005年,汪海请北京一家资产评估所评估双星和他个人的无形资产价值,结果,企业评到了492亿元,他个人评到321亿元。不过,他对此不太满意,在他看来,个人的无形资产应该比企业的还要高,他对电视专访节目《财富中国》的主持人说,“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符合现实。为什么说呢?应该是有企业家才有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双星有了汪海才有了双星。”
二十人中,有3位后来成了官员,当得最大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陈清泰,他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属副部级官员。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尚海涛在1995年被调任煤炭部总工程师,之前,他尝试在企业实行股份制,并试图在香港上市,但都一一地搁浅落空,对他来说,升迁是一种无奈,他对记者抱怨说,“我不愿做官。做官受约束更多,不如做企业实在。那时候,两种因素促使我同意上来。其一,我在企业,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想干事不能干。我感到在企业再没有用处,在那呆也没太大意思。第二,当时他非要提拔,你去这儿吧,你去那儿吧,非要我去不行。不去也得去,说到这一步了。我并不想出来当官,想当官我早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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