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拉美国家发展停滞“病灶”剖
析
《参考消息》4月11日报道 拉美经济在经历本世纪“黄金十年”之后，近年进入下行通道。据世界银行报告，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015年经济收缩0.9%，2016年将陷入停滞。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的拉美国家，已长达几十年“扎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专家分析认为，拉美的主要“病灶”，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对教育重视不够，创新能力匮乏；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失衡，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尖锐。
过度依赖资源，“奇迹”不可持续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1982年至今的新型出口导向三个阶段。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5.6%。1980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2288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这一阶段的发展被国际社会称作“拉美奇迹”。
但由于大部分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无法使制成品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工业生产成本过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到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以“举债增长”方式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债台高筑，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循环。以“债务危机”为标志性事件，拉美各国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拉美国家随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把矿产资源和国民经济命脉产业都实行私有化，全面彻底放开金融和经济管制。新自由主义模式促成了拉美国家由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模式转变，并最终造成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被过度削弱、社会冲突加剧等诸多不良后果。上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增长则是-0.9%；90年代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2%、1.4%。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拉美两个“失去的十年”。
进入21世纪以来，即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由于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进口的旺盛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拉美国家再度迎来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受到市场利好因素刺激，巴西、阿根廷、智利、
秘鲁等初级产品出口大国通过一系列产业刺激政策，加大对采掘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力度。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下称联合国拉加经委会）的统计数据，2001年至2011年，拉美初级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的比重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200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为41.1%，而到2011年，这一比重猛增至60.7%。
与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相比，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27.8%跌至2009年的15.3%。拉美开发银行行长加西亚认为，拉美“去工业化”与当时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长期维持高位有关，使资本过度向能源资源类产业集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张晓晶分析认为，拉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在民粹主义。一是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片面强调自给自足；二是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靠运用外汇扩大进口和实行赤字融资，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导致清偿能力不足，陷入债务危机；三是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包括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
教育质量低下，创新能力不足
拉美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产业结构单一，难以摆脱“荷兰病”（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的困扰。专家分析指出，技术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通道，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的根本动力。而拉美国家技术创新长期乏力，导致生产率持续低下。
早在1965年，拉美就召开全球第一个地区性科技大会，提出至少要使研发投入占GDP的1%。到2014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研发投入占全地区的92%，其中巴西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1.2%，而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别为0.64%和0.45%。研发投入长期偏低致使科技水平明显落后，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这是拉美经济发展一直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根源，也是经济互补性差、区域经济一体化高开低走的根源。日前，美国彭博社发布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50的国家中拉美地区只有阿根廷排名第49位。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说，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多重汇率、高关税壁垒以及严厉的进口管制，为国内企业提供了过度保护。本国企业由此缺乏在良性竞争市场中自主创新的压力
和动力。而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使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缺少推动力。
据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2015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拉美国家的信息科技运用指数排名绝大多数在60名之后。报告指出，拉美地区仍未能有效运用信息科技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在信息科技的普及性及运用上都明显不足。而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症结之一在于教育体系的贫弱，使得大多数学生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训练，从而导致社会缺乏运用新科技的能力。
拉美国家富人选择质量有保证的私营教育，穷人的孩子虽然都有可能接受10年至12年的免费教育，但公立教育一方面教学质量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学生辍学率高。联合国拉加经委会社会发展处官员达尼埃拉·特鲁科说，最近10年拉美初级教育的覆盖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只有5%的儿童没有上小学。但同时中学教育情况恶化。中学的入学率虽然达到75%～78%，很多学生却没能毕业。有的学校80%的学生能够完成学业，有的学校只有25%的学生毕业。在墨西哥，只有40%的农村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力在初中阶段就辍学。
拉美事务专家安德斯指出，拉美国家传统上对于教育缺乏重视。拉美地区很少有公立中学的全学年上
课日数超过180天，这就比亚洲国家少了四分之一；此外，拉美国家的公立初级及中级教育一向重人文而轻数理，造成学生科技素养低下，也削弱了日后对于新科技的适应能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拉美开发银行等组织联合发布的《2015年拉美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拉美地区中学教育与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低使拉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技能短缺与技能不匹配问题，严重影响拉美公司的竞争力。相较全球其他地区，拉美企业在寻找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在寻找过程中遇到阻碍的概率是南亚类似公司的3倍，也是亚太类似公司的13倍。该现象尤其集中在关键领域，如汽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据世界银行调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劳动力素质，而且还影响其工资收入。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与最穷的30%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墨西哥、巴西、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等国相差8年至9年。
科技教育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拉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合组织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把生产效率低下列为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阻力之一。据专家测算，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美洲开发银行报告中称，拉美的生
产率水平依然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所倒退。
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
拉美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2015年拉美地区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分配差距较发达国家高65%，比亚洲地区国家高36%，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18%。在经济发展还算比较稳定的墨西哥，目前仍有近一半的人口深陷贫困，另有四分之一存在返贫风险。
拉美分配不公问题除财产性收入极不均衡外，还体现在工资档次上，管理人员或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与普通员工拉得很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拉美城市化率从53.8%升至77.2%只用了不到38年时间，而且与工业化水平严重脱节，造成城市人口膨胀，就业严重不足，城市贫困加剧。许多农民只能在城市从事各种“自谋生计”的服务性工作，即所谓“非正规就业”。在拉美城市马路上，几乎随处可见强擦车窗、兜售各种小食品的年轻人在车流间穿梭。经合组织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拉美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分散在非正规部门工作，这使得失业风险加大，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教授胡安·卡洛斯·莫雷诺说：
“当一个国家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时候，这个国家消除贫困就无从谈起。”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
拉美国家涉及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政策基本有两类。一是从法律上确立劳动者应享受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的社会保障及其他社会福利。在实践中，这些福利只局限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基本上没有扩展到广阔的非正规部门和农村地区。二是实施一些面向社会中下阶层的社会救助性质的措施。拉美在本世纪头十年，借助大宗商品出口旺盛的机遇，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使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1.7%下降到25.3%。但伴随着政府更替或者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一些保障政策难以持续。
目前，拉美国家政府仍然缺乏改善收入分配和实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据联合国拉加经委会提供的数据，拉美20%的低收入者仅占有该地区总收入的5%，而20%最富有的人群占有47%的财富，在巴西甚至达到55%。巴西经济学家林斯指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实现了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专家埃里克·维特
鲁普称：“目前拉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应对城市化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在不断削弱拉美各国内部的凝聚力。贫富严重不均，中间收入阶层随着经济的起落而萎缩，引发了街头政治、保护主义及排外、反精英情绪。巴西近年因经济衰退，不少民众生活困难，去年以来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此起彼伏，陷入经济社会双动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不平等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损害工人的效率和总体经济，甚至会破坏人们对法治的信任。
同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拉美国家普遍住房紧张、治安恶化、社会矛盾突出。据统计，拉美城市贫民窟人口总数达1亿人以上，约占地区总人口四分之一。里约热内卢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一生活在城区的1000多个贫民窟中。贫民窟成为犯罪猖獗之地，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活动层出不穷。
未来五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明确阐明了设想和路径。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给我国提供了有益镜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说，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让经济基于
创新，增长要有质量。墨西哥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阿莉西亚认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有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倾向，因为这个亚洲巨人正在改变其旧有发展模式，更加关注推动国内消费和建立知识创新型经济。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的教授赫苏斯·巴尔德斯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国民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应吸取拉美的教训，制订和实行长期可持续的公共政策，找到经济开放和国内市场繁荣发展的平衡点，同时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并对弱势群体提供稳定的法律和制度保护。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拉美国家发展停滞“病灶”剖
析
《参考消息》4月11日报道 拉美经济在经历本世纪“黄金十年”之后，近年进入下行通道。据世界银行报告，拉美及加勒比地区2015年经济收缩0.9%，2016年将陷入停滞。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的拉美国家，已长达几十年“扎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专家分析认为，拉美的主要“病灶”，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对教育重视不够，创新能力匮乏；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失衡，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尖锐。
过度依赖资源，“奇迹”不可持续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1982年至今的新型出口导向三个阶段。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5.6%。1980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2288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这一阶段的发展被国际社会称作“拉美奇迹”。
但由于大部分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无法使制成品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工业生产成本过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到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以“举债增长”方式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难以为继，政府债台高筑，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循环。以“债务危机”为标志性事件，拉美各国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拉美国家随之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把矿产资源和国民经济命脉产业都实行私有化，全面彻底放开金融和经济管制。新自由主义模式促成了拉美国家由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模式转变，并最终造成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被过度削弱、社会冲突加剧等诸多不良后果。上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增长则是-0.9%；90年代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2%、1.4%。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拉美两个“失去的十年”。
进入21世纪以来，即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由于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进口的旺盛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拉美国家再度迎来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受到市场利好因素刺激，巴西、阿根廷、智利、
秘鲁等初级产品出口大国通过一系列产业刺激政策，加大对采掘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力度。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下称联合国拉加经委会）的统计数据，2001年至2011年，拉美初级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的比重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200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为41.1%，而到2011年，这一比重猛增至60.7%。
与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相比，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27.8%跌至2009年的15.3%。拉美开发银行行长加西亚认为，拉美“去工业化”与当时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长期维持高位有关，使资本过度向能源资源类产业集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研究员张晓晶分析认为，拉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在民粹主义。一是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片面强调自给自足；二是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靠运用外汇扩大进口和实行赤字融资，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导致清偿能力不足，陷入债务危机；三是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包括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
教育质量低下，创新能力不足
拉美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产业结构单一，难以摆脱“荷兰病”（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的困扰。专家分析指出，技术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通道，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的根本动力。而拉美国家技术创新长期乏力，导致生产率持续低下。
早在1965年，拉美就召开全球第一个地区性科技大会，提出至少要使研发投入占GDP的1%。到2014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研发投入占全地区的92%，其中巴西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1.2%，而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别为0.64%和0.45%。研发投入长期偏低致使科技水平明显落后，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这是拉美经济发展一直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根源，也是经济互补性差、区域经济一体化高开低走的根源。日前，美国彭博社发布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50的国家中拉美地区只有阿根廷排名第49位。
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说，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多重汇率、高关税壁垒以及严厉的进口管制，为国内企业提供了过度保护。本国企业由此缺乏在良性竞争市场中自主创新的压力
和动力。而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使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缺少推动力。
据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2015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拉美国家的信息科技运用指数排名绝大多数在60名之后。报告指出，拉美地区仍未能有效运用信息科技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在信息科技的普及性及运用上都明显不足。而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症结之一在于教育体系的贫弱，使得大多数学生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训练，从而导致社会缺乏运用新科技的能力。
拉美国家富人选择质量有保证的私营教育，穷人的孩子虽然都有可能接受10年至12年的免费教育，但公立教育一方面教学质量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学生辍学率高。联合国拉加经委会社会发展处官员达尼埃拉·特鲁科说，最近10年拉美初级教育的覆盖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只有5%的儿童没有上小学。但同时中学教育情况恶化。中学的入学率虽然达到75%～78%，很多学生却没能毕业。有的学校80%的学生能够完成学业，有的学校只有25%的学生毕业。在墨西哥，只有40%的农村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力在初中阶段就辍学。
拉美事务专家安德斯指出，拉美国家传统上对于教育缺乏重视。拉美地区很少有公立中学的全学年上
课日数超过180天，这就比亚洲国家少了四分之一；此外，拉美国家的公立初级及中级教育一向重人文而轻数理，造成学生科技素养低下，也削弱了日后对于新科技的适应能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拉美开发银行等组织联合发布的《2015年拉美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拉美地区中学教育与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教育质量低使拉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技能短缺与技能不匹配问题，严重影响拉美公司的竞争力。相较全球其他地区，拉美企业在寻找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在寻找过程中遇到阻碍的概率是南亚类似公司的3倍，也是亚太类似公司的13倍。该现象尤其集中在关键领域，如汽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据世界银行调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劳动力素质，而且还影响其工资收入。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与最穷的30%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墨西哥、巴西、巴拿马和萨尔瓦多等国相差8年至9年。
科技教育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拉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合组织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把生产效率低下列为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阻力之一。据专家测算，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美洲开发银行报告中称，拉美的生
产率水平依然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所倒退。
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
拉美地区是世界上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2015年拉美地区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分配差距较发达国家高65%，比亚洲地区国家高36%，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18%。在经济发展还算比较稳定的墨西哥，目前仍有近一半的人口深陷贫困，另有四分之一存在返贫风险。
拉美分配不公问题除财产性收入极不均衡外，还体现在工资档次上，管理人员或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与普通员工拉得很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拉美城市化率从53.8%升至77.2%只用了不到38年时间，而且与工业化水平严重脱节，造成城市人口膨胀，就业严重不足，城市贫困加剧。许多农民只能在城市从事各种“自谋生计”的服务性工作，即所谓“非正规就业”。在拉美城市马路上，几乎随处可见强擦车窗、兜售各种小食品的年轻人在车流间穿梭。经合组织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拉美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分散在非正规部门工作，这使得失业风险加大，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教授胡安·卡洛斯·莫雷诺说：
“当一个国家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时候，这个国家消除贫困就无从谈起。”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
拉美国家涉及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政策基本有两类。一是从法律上确立劳动者应享受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的社会保障及其他社会福利。在实践中，这些福利只局限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基本上没有扩展到广阔的非正规部门和农村地区。二是实施一些面向社会中下阶层的社会救助性质的措施。拉美在本世纪头十年，借助大宗商品出口旺盛的机遇，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使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1.7%下降到25.3%。但伴随着政府更替或者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一些保障政策难以持续。
目前，拉美国家政府仍然缺乏改善收入分配和实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据联合国拉加经委会提供的数据，拉美20%的低收入者仅占有该地区总收入的5%，而20%最富有的人群占有47%的财富，在巴西甚至达到55%。巴西经济学家林斯指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实现了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专家埃里克·维特
鲁普称：“目前拉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应对城市化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在不断削弱拉美各国内部的凝聚力。贫富严重不均，中间收入阶层随着经济的起落而萎缩，引发了街头政治、保护主义及排外、反精英情绪。巴西近年因经济衰退，不少民众生活困难，去年以来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此起彼伏，陷入经济社会双动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不平等会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损害工人的效率和总体经济，甚至会破坏人们对法治的信任。
同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拉美国家普遍住房紧张、治安恶化、社会矛盾突出。据统计，拉美城市贫民窟人口总数达1亿人以上，约占地区总人口四分之一。里约热内卢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一生活在城区的1000多个贫民窟中。贫民窟成为犯罪猖獗之地，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活动层出不穷。
未来五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明确阐明了设想和路径。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给我国提供了有益镜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说，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让经济基于
创新，增长要有质量。墨西哥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阿莉西亚认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有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倾向，因为这个亚洲巨人正在改变其旧有发展模式，更加关注推动国内消费和建立知识创新型经济。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的教授赫苏斯·巴尔德斯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国民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应吸取拉美的教训，制订和实行长期可持续的公共政策，找到经济开放和国内市场繁荣发展的平衡点，同时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并对弱势群体提供稳定的法律和制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