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自形成以来,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名医辈出,受到人们的爱戴与传颂。远的不说,就拿十九世纪来说,这时西医在中国只是依传教士而零星存在,中医在人们治病疗病上还是关键的主力军。在三、四十年代,京城盛传“四大名医”,既是: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和汪逢春。他们以其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在当时就享誉华夏。他们不仅因为妙手回春的医术成为政界名流的座上客,而且因为普救含灵的仁心成为贫苦患者的救命人。
萧龙友,在“北京四大名医”中居首位:
萧龙友像(截图)
萧氏于1960年以88岁的高龄谢世。萧氏为学问家,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萧于46岁时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他是由仕途转向医学的,对于中医的理论有很深的造诣。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也是由仕途转为医学的。
施今墨画像(蒋兆和作)
施今墨祖籍是浙江萧山县,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69年。其祖父在云南贵州做过官,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于1917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让孤儿们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某些官太太的骄横,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因此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时年他已40岁,并自己更名“今墨”,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门前经常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中医界的进步人士,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北京四大名医”的第三位是孔伯华:
孔伯华像(截图)
在当年国民党作出激起全国民众极大公愤的“取缔中医”案时,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名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严辞地提出: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话,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
汪精卫同意做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病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后来,汪精卫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这里治疗,再试试治疗效果,最后发现果然相当满意。这样,汪精卫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昔日,孔老在北京西单北白庙胡同,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办学15年,为祖国培养了数百位杰出的中医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
汪逢春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汪逢春像(截图)
汪氏江苏苏州人,生于1884年,卒于1941年。汪氏可以称为一代儒医,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氏的处方很有特点,立法严谨,颇具匠心。汪氏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汪氏不但极重医德,而且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
汪氏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医书,打坐。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
“北京四大名医”称谓来源也是有考究的。
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北京的四大名医都是学者型的儒医,他们都是精究医术,博览群书。
比他们过后一代的北京中医大夫,时人也有“北京四小名医”之俗称,这四小名医文化不高,但是在医术上很是精堪,实际诊治经验很丰富,疗效卓著,因此在治疗专长上更是被人们所称颂。他们是:
皮科大夫赵炳南;正骨大夫夏琪武;内科大夫李景泉;针灸大夫王乐亭。
他们比“四大名医”晚了一辈,活跃在四、五十年代,彼此年纪相当。“北京四小名医”虽然各自都有专长,由于这四位大夫之住地都在南城内外,赵炳南、夏錫武住和平门内;李景泉住家及诊所在和平门外前铁厂;王乐亭住家及诊所在宣武门外小六条,如此使他们交流起来很是方便,当时他们定有交流聚会,即每月由一人请客去饭馆聚会恳谈心得,解放前从无间断。解放后由于都参加了医院工作,赵炳南、夏琪武、王乐亭参加了宽街的北京中医医院,李景泉参加了北大医院,各忙各的便不太聚会了,只是个别来往。
如今,这些中医界的先人都已作古,他们精湛的认病治病、遣方布药的好的经验也不知留下多少。但愿他们的经验得以很好地传承下来。
中医自形成以来,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名医辈出,受到人们的爱戴与传颂。远的不说,就拿十九世纪来说,这时西医在中国只是依传教士而零星存在,中医在人们治病疗病上还是关键的主力军。在三、四十年代,京城盛传“四大名医”,既是: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和汪逢春。他们以其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在当时就享誉华夏。他们不仅因为妙手回春的医术成为政界名流的座上客,而且因为普救含灵的仁心成为贫苦患者的救命人。
萧龙友,在“北京四大名医”中居首位:
萧龙友像(截图)
萧氏于1960年以88岁的高龄谢世。萧氏为学问家,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萧于46岁时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他是由仕途转向医学的,对于中医的理论有很深的造诣。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也是由仕途转为医学的。
施今墨画像(蒋兆和作)
施今墨祖籍是浙江萧山县,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69年。其祖父在云南贵州做过官,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于1917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让孤儿们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某些官太太的骄横,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因此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时年他已40岁,并自己更名“今墨”,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门前经常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中医界的进步人士,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北京四大名医”的第三位是孔伯华:
孔伯华像(截图)
在当年国民党作出激起全国民众极大公愤的“取缔中医”案时,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名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严辞地提出: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话,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
汪精卫同意做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病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后来,汪精卫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这里治疗,再试试治疗效果,最后发现果然相当满意。这样,汪精卫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昔日,孔老在北京西单北白庙胡同,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办学15年,为祖国培养了数百位杰出的中医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
汪逢春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汪逢春像(截图)
汪氏江苏苏州人,生于1884年,卒于1941年。汪氏可以称为一代儒医,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氏的处方很有特点,立法严谨,颇具匠心。汪氏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汪氏不但极重医德,而且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
汪氏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医书,打坐。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
“北京四大名医”称谓来源也是有考究的。
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北京的四大名医都是学者型的儒医,他们都是精究医术,博览群书。
比他们过后一代的北京中医大夫,时人也有“北京四小名医”之俗称,这四小名医文化不高,但是在医术上很是精堪,实际诊治经验很丰富,疗效卓著,因此在治疗专长上更是被人们所称颂。他们是:
皮科大夫赵炳南;正骨大夫夏琪武;内科大夫李景泉;针灸大夫王乐亭。
他们比“四大名医”晚了一辈,活跃在四、五十年代,彼此年纪相当。“北京四小名医”虽然各自都有专长,由于这四位大夫之住地都在南城内外,赵炳南、夏錫武住和平门内;李景泉住家及诊所在和平门外前铁厂;王乐亭住家及诊所在宣武门外小六条,如此使他们交流起来很是方便,当时他们定有交流聚会,即每月由一人请客去饭馆聚会恳谈心得,解放前从无间断。解放后由于都参加了医院工作,赵炳南、夏琪武、王乐亭参加了宽街的北京中医医院,李景泉参加了北大医院,各忙各的便不太聚会了,只是个别来往。
如今,这些中医界的先人都已作古,他们精湛的认病治病、遣方布药的好的经验也不知留下多少。但愿他们的经验得以很好地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