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办报的历史意义
维新派虽不是我过历史上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但却是第一个具备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它在中国思想启蒙的进程中有不可抹灭的历史地位，特别是维新派开始以报纸为宣传武器来向封建守旧思想作斗争。
维新派办报是在王韬、郑观应等办报思想的一种延续，但更是一种发展。首先，他们认为报刊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是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利武器，他们直言不讳报刊的资产阶级党派性质。其次，他们对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有比较系统科学的认识。他们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的作用；对报刊在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供知识、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也有深刻认识。再次，他们看准了报刊在形成社会舆论，传播政治主张中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因此他们的办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维新派的新闻思想，是他们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是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仍没有突破封建思想忠君的藩篱。
维新派除了在办报思想上有所突外也做了大量的实践，提起维新派办报的历史有一个人是不可以不提的，他就是被称为“舆论界之娇子”的梁启超。梁启超维新运动领袖，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广东新会人。1895年参加共车上书，并积极参与办报活动。《中外纪闻》是他主编的第一个报刊，后来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政论文章，鼓吹维新变法。他的报刊思想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中，核心是以报纸为“去塞求通”的工具。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自成一格，被称为“时务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内容切中时弊，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有感而发；文体自由，打破传统戒律，不守桐城派的章法、义法，自成一家；力求平易畅达，以浅显文言文为主，杂以新名词、民间口语入文；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时务文体风靡戊戌前后，并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有很大影响。戈振公先生评价他：“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作为维新派办报的代表人物，他的办报理念主要反映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这与早期的王韬等办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维新派是一个政治派别，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
那个阶级的支持。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意”。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为我们的新闻记者们开创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典范，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 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认为，政府，是受公众的委托办理团体事务的地方，是公众事务的全权代表，所以权力很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不免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进行舆论监督。但是舆论又是无形的，而报纸却能够代表舆论并且发表舆论，同时，报纸又是属于社会机构，能够与政府平起平坐，代表公众发言是报纸的责任。关于国民向导，梁启超认为，报纸可以通过客观地报道政府、人民最近发生的事件，客观地报道本国、外国最近的现象，来使国民在比较、观察中增长智慧、获得新知。而报纸中主观的评论，又因为它是公开的，因此可以为不同想法的人互相讨论，相互辩论，这样自然就会得出真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梁启超就抛出了此等“石破天惊”的理论，为中国的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维新派办报对当时的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冲破封建言禁，为报刊赢得了实际上的合法地位。维新派上书光绪帝，要求设报馆，广开言路。光绪帝发布“上谕”，准许报刊“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对办报给予“免税”奖励。（二）开中国报业史上政治家办报的先河。维新运动前，办报者多为落魄文人，轻狂学子，报刊内容大多低级无聊。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领导报业潮流，一扫以往报刊的陈腐气息，利用报刊宣传政治主张，开拓革命局面，从而形成了我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三）重视政论，创造了新型的报刊政论文体——时务文体。维新运动以前，报刊上流行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相结合的混合文体。后来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代表的时务文体，打破旧文体的清规戒律，风靡戊戌前后，并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有很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维新派办报在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为以后我国的报业发展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政治家办报是以宣传政治主张为主，必然是代表的一个特定的阶级的利益的，发出的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无论是解放前的国统区的官方报纸还是解放后我国的党报都难以摆脱政治的严格控制。这就难免会因为阶级利益而出现虚假新闻，因为政治家办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是作为宣传的一种工具。例如，《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
然后就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这样的新闻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很是可笑。这些都是政党报纸在一味地强调它的宣传功能的后果。在新闻事业长期的发展中新闻工作者就逐渐发现，我们不能否认新闻的阶级性，但是，新闻最本质的属性并不在于它的阶级性，而是在于真实性，不真实的新闻是没有生命的。不真实，也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新闻事业是一种事业，是社会公器。维新派把报纸从一家之言发展成了一个阶级的声音，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要把报纸变成整个社会的喉舌。
维新派办报对我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有些许的瑕疵也掩不住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出耀眼的光辉。
维新派办报的历史意义
维新派虽不是我过历史上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但却是第一个具备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它在中国思想启蒙的进程中有不可抹灭的历史地位，特别是维新派开始以报纸为宣传武器来向封建守旧思想作斗争。
维新派办报是在王韬、郑观应等办报思想的一种延续，但更是一种发展。首先，他们认为报刊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是宣传政治主张的有利武器，他们直言不讳报刊的资产阶级党派性质。其次，他们对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有比较系统科学的认识。他们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的作用；对报刊在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供知识、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也有深刻认识。再次，他们看准了报刊在形成社会舆论，传播政治主张中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因此他们的办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维新派的新闻思想，是他们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是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仍没有突破封建思想忠君的藩篱。
维新派除了在办报思想上有所突外也做了大量的实践，提起维新派办报的历史有一个人是不可以不提的，他就是被称为“舆论界之娇子”的梁启超。梁启超维新运动领袖，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广东新会人。1895年参加共车上书，并积极参与办报活动。《中外纪闻》是他主编的第一个报刊，后来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政论文章，鼓吹维新变法。他的报刊思想主要集中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中，核心是以报纸为“去塞求通”的工具。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自成一格，被称为“时务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内容切中时弊，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有感而发；文体自由，打破传统戒律，不守桐城派的章法、义法，自成一家；力求平易畅达，以浅显文言文为主，杂以新名词、民间口语入文；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时务文体风靡戊戌前后，并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有很大影响。戈振公先生评价他：“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
作为维新派办报的代表人物，他的办报理念主要反映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这与早期的王韬等办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维新派是一个政治派别，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
那个阶级的支持。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意”。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为我们的新闻记者们开创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典范，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 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认为，政府，是受公众的委托办理团体事务的地方，是公众事务的全权代表，所以权力很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不免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进行舆论监督。但是舆论又是无形的，而报纸却能够代表舆论并且发表舆论，同时，报纸又是属于社会机构，能够与政府平起平坐，代表公众发言是报纸的责任。关于国民向导，梁启超认为，报纸可以通过客观地报道政府、人民最近发生的事件，客观地报道本国、外国最近的现象，来使国民在比较、观察中增长智慧、获得新知。而报纸中主观的评论，又因为它是公开的，因此可以为不同想法的人互相讨论，相互辩论，这样自然就会得出真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梁启超就抛出了此等“石破天惊”的理论，为中国的报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维新派办报对当时的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冲破封建言禁，为报刊赢得了实际上的合法地位。维新派上书光绪帝，要求设报馆，广开言路。光绪帝发布“上谕”，准许报刊“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对办报给予“免税”奖励。（二）开中国报业史上政治家办报的先河。维新运动前，办报者多为落魄文人，轻狂学子，报刊内容大多低级无聊。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领导报业潮流，一扫以往报刊的陈腐气息，利用报刊宣传政治主张，开拓革命局面，从而形成了我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三）重视政论，创造了新型的报刊政论文体——时务文体。维新运动以前，报刊上流行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相结合的混合文体。后来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代表的时务文体，打破旧文体的清规戒律，风靡戊戌前后，并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有很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维新派办报在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为以后我国的报业发展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政治家办报是以宣传政治主张为主，必然是代表的一个特定的阶级的利益的，发出的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无论是解放前的国统区的官方报纸还是解放后我国的党报都难以摆脱政治的严格控制。这就难免会因为阶级利益而出现虚假新闻，因为政治家办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是作为宣传的一种工具。例如，《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
然后就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这样的新闻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很是可笑。这些都是政党报纸在一味地强调它的宣传功能的后果。在新闻事业长期的发展中新闻工作者就逐渐发现，我们不能否认新闻的阶级性，但是，新闻最本质的属性并不在于它的阶级性，而是在于真实性，不真实的新闻是没有生命的。不真实，也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新闻事业是一种事业，是社会公器。维新派把报纸从一家之言发展成了一个阶级的声音，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要把报纸变成整个社会的喉舌。
维新派办报对我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有些许的瑕疵也掩不住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出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