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知识】清朝历代皇帝
·清朝简介
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到1912年中国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代统治全国共268年。
包括入关前的两帝，努尔哈赤，皇太极；入关后10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慈禧虽非皇帝，却独断朝纲，也被列入。
清朝是由女真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自此之后，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盛衰隆替，风云变换。它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12为皇帝，自然是有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也有平庸之君，堕落之帝。
·清朝皇帝的死因
——据清宫档案透露
自清军入关，多尔衮摄政，定都北京到清朝灭亡。大多数皇帝早夭，使人们引起各种猜测，众说不一，那么，这些皇帝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 福临帝（顺治）
顺治帝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紫禁城的太和门举行登极大典。从此清王朝统治中国近270年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顺治帝本来就身体羸弱，经常心悸失眠，他常叹自己“骨瘦如柴，寿命难过卅。”顺治十四年，皇贵妃董鄂氏所生皇四子夭折，对其是沉重打击，顺治十七年宠妃董鄂氏又逝，使顺治万念俱灰，声称要出家为僧，终日郁郁寡欢，
精神不振，每况愈下，不到半年又染上了天花，于初七日半夜死在养心殿，时年24岁。
玄烨帝（康熙）
玄烨政绩非常突出，但立储，几立几废，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开始患病，从他数次发病情况看，他患的可能是高血压、心脏病。当时他“伤心不已”，“渐觉虚弱”，“胸中有结”“日日不能释然于怀”。到五十一年再废太子时，就已“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六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玄烨去南苑行围，时值天寒地冻，他已近七十高龄，体弱多病，于十一月初七“偶冒风寒”，当日回到畅春园，传旨“整日即出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但这次患病，来势较猛。病中派皇四子胤 代行祭天大礼有五子允祺前往孝东陵典祭，实际是支走其子，便于向隆科多口授遗嘱，致使心力憔瘁，气力不支，于十三日丑时病情突然恶化，遂将其八个皇太子召至御榻前宣布四子胤 即位，戌时，耗尽心血的玄烨结束了生命，终年69岁。
胤禛帝（雍正）
胤禛继位时年四十五岁，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他的身体状况虽非羸弱多病但也非骁悍强健。即位以后，面临着允棋等人的分裂活动他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政务中去，日久天长，健康必受影响。
雍正四年即承认精力不足，疲劳衰弱，一下病倒拖了一年，失于调治。雍正八年三月，间日时发寒热，饮食大减，夜不能寐，历时两年有余。五月间一度好转，九月再度加重，直到十月才度过险关。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几乎送了胤禛的命，一个53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似疟疾），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死于圆明园。
对于他的死因，缺乏史料，只能从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上谕中分析。
乾隆在胤 死后的三天内，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三十八件要事，三分之二与葬礼直接相关。其中一件是传谕给宫中的道士的。言：“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且深知甚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
实际上，胤禛生前曾谕几路总督、巡抚为其寻找道士，甚至不顾夏日炎炎，在宫内、宫外辟静之处用万斤灰炭炼丹。年老体弱的胤禛豢养道人，为治病强身这个目的显而易见，道士推拿炼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但盲目迷信却走向反面，从胤禛对道士的重视态度与乾隆果断的驱道行动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感到胤禛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引起重金属中毒有关。 弘历帝（乾隆）
弘历在几个兄弟当中，不论在才华或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胤禛死时他年方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统治知识和几年参与军事机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掌握了政权。
弘历天资聪慧，青年时代受到精心培养。从雍正十三年九月（1735年10月）弘历登极至做太上皇以后的嘉庆四年正月（1799年2月）共63年多，基业稳定，政绩卓著，其前提条件是其寿命长，政策当。他个人对绘画、文玩、音乐、体育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是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刻在养心殿断气，才被人抬着离开了宝位，享年89岁。在他的一生中注重锻炼，反对进补，常自称为“长寿老人”，看来他一生都很健康，只是老死而已。
顒琰帝（嘉庆）
顒琰六岁就傅，十三岁即通五经，文章“援笔立就，动成典则”。十五岁大婚后仍日居书室，寒暑罔闻。 琰经过从建储到即位加训政的二十多年里，更
臻于成熟。为后来从政奠定了牢固基础。度过了曲折而不平安的二十五年。 宫廷内部的斗争，八卦教、捻子军的造反，同母弟庆亲的去世，不能不使顒琰的内心忧郁，负担加重。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甘四日到避暑山庄，准备去木兰围猎，在去山庄的路上“偶感喝暑”，到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至二十六日傍晚，疾大渐。戌刻，崩于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
旻宁帝（道光）
旻宁，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寅时生于大内撷芳殿，为顒琰的第二子，六岁就傅，十五岁与钮祜禄氏成婚，嘉庆十三年正月钮病死，十二月又与佟佳氏成婚。一共有后妃20人。
他即位顺利，崇尚节俭，但清已处未落时期。晚年，圣躬不豫，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三日，病于圆明园慎德堂，召见部分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密议传位大事，次日卯刻病危，又急召宗令和御前大臣等十人，明示皇前朱谕，立皇四子奕 为皇太子，并将另一个宠儿封为亲王。
关于旻宁死于何疾，因无原始资料故难以推断。
奕詝帝（咸丰）
咸丰执政，多事之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定都给咸丰以沉重的打击，他所患的肺病愈来愈重，热河行宫不断传出他病危的消息，咳嗽带血益发严重，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久患虚劳的咸丰终于死在避暑山庄内的“烟波致爽”殿寝宫，终年31岁。 载淳帝（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在太和殿举行了载淳的登极大典，改号为同治，实际上是慈禧一人总揽大权，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统治。
载淳于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七岁时举行了大婚典礼。
两宫皇太后于第二年正月廿六日正式卷帘归政了，但慈禧极不放心，还常常插手干预，使年轻自负的载淳皇帝不甘忍受，不到两年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尽管清代宫庭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据《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五日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 《国史旧闻》）濮兰德、巴克斯著《慈德外记》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至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天花之喜，„„’”。《四朝佚闻》中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这些著述除了记载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还特意说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并且把这件事与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联系在一起。说明由于西太后专权，同治忧郁不快之情，但是，在慈禧监视之下，仅有几个太监夜间常出没于宫禁森严的大内，至整夜不归，竟达次晨来不及召见军机大臣或醉语胡言的程度似难出现。
其实。同治皇帝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载淳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
这是详实可靠的。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有关专家教授，对同治皇帝的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讨，大家的结论仍认为同治皇帝死于天花是无疑的。
载湉帝（光绪）
载湉亲政典礼于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在太和殿举行，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了大婚典礼。这时慈禧才“交权”并移居到颐和园，但是斗争仍在激烈的进行，最后终于导致了戊戌宫廷政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载湉被囚瀛台。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苦闷，使本来就患有多种疾病的载 身体越发不支，成为一个被慈禧抛弃的傀儡，加上久病缠身，使他再也无力奋起抗争。
载湉于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宣武门内迤西太平湖醇亲王府的槐荫斋，四岁入宫，在慈禧太后苛刻管制下成人，与慈禧斗争了十几年，最后落了个傀儡皇帝，这一切都是造成从小多病而且越来越重的真正原因。他从小体弱，感冒发烧，胃病时作，大婚前经常遗精而使“肾经亏损太甚”，接着脑鸣、肩背腰腿酸沉，逐年加重。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上的打击使病情突然加重。到了三十四年（1908）入春以后更为严重，宫中御医已束手无策，不得已召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到了四月份仍无起色。五月初八日，慈禧通过军机处向各地发出电文：“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名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这次保送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周景涛、杜仲骏、施焕、张鹏年等人。其中江苏名医（浙江候补知县）杜仲骏对吏部尚书陆润痒说：“„„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搏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此证明光绪病情
之严重使诸臣失掉了信心。进入十月，光绪皇帝的病情又加重了。慈禧73岁生日，皇上勉强来到殿上哭着对大臣说：太后“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大臣们也陪着落泪。慈禧见他非常可怜，马上命太监扶轿送回瀛台。十月廿一日，“帝鼻煽动，胃中隆起”“上疾剧增”，再次向全国发布上谕，急调名医来京，可是在这道上谕没有完全发出去之前，于酉正二刻三分，就崩于瀛台涵元殿，享年38岁，死于肺病。
溥仪（宣统）
作为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一生的经历可算是坎坷而丰富了。关于他的一生，大量的书籍、影视剧已使人们对他并不陌生了。1967年溥仪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 5 2、康熙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6 3、雍正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7 4、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TAN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8 5、嘉庆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
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9 6、道光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10 7、咸丰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
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11 8、同治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贴子相关图片:
12 9、光绪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13 10、宣统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
14 11、努尔哈赤（入关前的皇帝）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15 12、皇太极（入关前的第二位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16 13、慈禧（垂帘听政）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28日），其父惠征。慈禧年二十二时，生下载淳，母以子贵，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在宫中地位日显。 咸丰帝死后，慈禧发动政变，诛杀肃顺，终于实现了“垂帘听政”。在这以后的近50年里，她独断朝纲，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改良，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利欲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缓，为了一己私利，她可以施展阴谋，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终于酿成了她死后3年的清王朝的国破家亡。不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鲁迅名言集粹
(1)「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
起来，也还不是「仍旧贯的老调子。」《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2)「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3)「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似人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4)「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
(5)「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6)「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7)「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
(8)「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
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9)「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甚么『汉代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谈》一九二五年
(10)「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11)「甚么叫『国粹』？照字面来看，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换一句话来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随感录十五》一九一八年
(12)「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13)「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14)「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甚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一九二九年
(15)「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16)「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17)「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份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份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十四年的读经》一九二五年
(18)「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填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19)「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20)「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学界的三魂》一九二六年
(21)「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徭是我们的前辈。」《再谈香港》一九二七年
(22)「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论秦理斋夫人事》一九三四年
(23)「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2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随感录四十一》一九一八年
(25)「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26)「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27)「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
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28)「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29)「维持现状，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天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从「别字」说开去》一九三五年
(30)「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一八年
(31)「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一九三三年
(32)「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报「奇哉所谓„„」》一九二五年
(33)「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
(34)「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35)「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
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36)「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37)「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证据，再露骨的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杂忆》一九二五年
(38)「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立此存照》一九三六年
(39)「„„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一九三三年
(40)「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一九三二年
(41)「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
『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九二六年
(42)「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补白》一九二六年
(43)「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杂感》一九二五年
(44)「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两地书．九三》一九三二年
(45)「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送灶日漫笔》一九二六年
(46)「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甚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在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47)「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致萧军．萧红》一九三五年
(48)「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和平，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可，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将它塞起来。」《致曹聚仁》
(49)「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50)「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51)「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隔膜》一九三四年
(52)「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一九三四年
(53)「„„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来的，现在只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吏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偶成》一九三三年
(54)「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
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洋服的没落》一九三四
(55)「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死地》一九二六年
(56)「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现在的屠杀者》一九一九年
(57)「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题未定』草（一至三）》一九三五年
(58)「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二六年
(59)「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一九三四年
(60)「„„读书人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61)「经验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经验》一九三三年
(62)「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63)「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64)「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一九三二年
(65)「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66)「„„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十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一九二七年
(67)「中国开一个运动会，每每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甚么南北，甚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支，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
恐怖。」《「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一九一九年
(68)「胡涂主义，唯无是非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 ，坚持甚么，例如在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难得胡涂》一九三三年
(69)「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0)「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71)「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72)「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73)「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电的利弊》一九三三年
(7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ú sù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
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5)「中国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而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随感录三十八》一九一八年
(76)「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77)「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78)「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一九一九年
(79)「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补白》一九二五年
(80)「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81)「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撗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
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则全败，则又「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处之泰然，但又无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纠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一九二五年
(82)「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以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为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3)「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州，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4)「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甚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5)「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为翻译辩护》一九三三年
(86)「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
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观斗》一九三三年
(87)「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一九一三年
(88)「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89)「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90)「我懂得衰亡民族的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91)「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一九二六年
(92)「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麟》一九三五年
(93)「我看中国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真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
(94)「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们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廿五》一九一八年
(95)「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
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96)「愈是无聊赖，没出色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97)「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难的，而况保古。」《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98)「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忽然想到（六）》一九二五年》
(99)「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共和国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100)「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101)「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谈所谓「大内档案」》一九二七年 (102)「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103)如果你还不相信中国在过去近一世纪在许多方面的发展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往后倒退，你便非要看看鲁迅的作品不可了。你会看到，许多鲁迅当年所痛诋的，与今天中国（特别是大陆）的情况实在吻合得使人沮丧。
1 【历史知识】清朝历代皇帝
·清朝简介
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到1912年中国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代统治全国共268年。
包括入关前的两帝，努尔哈赤，皇太极；入关后10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慈禧虽非皇帝，却独断朝纲，也被列入。
清朝是由女真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自此之后，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盛衰隆替，风云变换。它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12为皇帝，自然是有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也有平庸之君，堕落之帝。
·清朝皇帝的死因
——据清宫档案透露
自清军入关，多尔衮摄政，定都北京到清朝灭亡。大多数皇帝早夭，使人们引起各种猜测，众说不一，那么，这些皇帝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 福临帝（顺治）
顺治帝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紫禁城的太和门举行登极大典。从此清王朝统治中国近270年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顺治帝本来就身体羸弱，经常心悸失眠，他常叹自己“骨瘦如柴，寿命难过卅。”顺治十四年，皇贵妃董鄂氏所生皇四子夭折，对其是沉重打击，顺治十七年宠妃董鄂氏又逝，使顺治万念俱灰，声称要出家为僧，终日郁郁寡欢，
精神不振，每况愈下，不到半年又染上了天花，于初七日半夜死在养心殿，时年24岁。
玄烨帝（康熙）
玄烨政绩非常突出，但立储，几立几废，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开始患病，从他数次发病情况看，他患的可能是高血压、心脏病。当时他“伤心不已”，“渐觉虚弱”，“胸中有结”“日日不能释然于怀”。到五十一年再废太子时，就已“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六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玄烨去南苑行围，时值天寒地冻，他已近七十高龄，体弱多病，于十一月初七“偶冒风寒”，当日回到畅春园，传旨“整日即出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但这次患病，来势较猛。病中派皇四子胤 代行祭天大礼有五子允祺前往孝东陵典祭，实际是支走其子，便于向隆科多口授遗嘱，致使心力憔瘁，气力不支，于十三日丑时病情突然恶化，遂将其八个皇太子召至御榻前宣布四子胤 即位，戌时，耗尽心血的玄烨结束了生命，终年69岁。
胤禛帝（雍正）
胤禛继位时年四十五岁，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他的身体状况虽非羸弱多病但也非骁悍强健。即位以后，面临着允棋等人的分裂活动他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政务中去，日久天长，健康必受影响。
雍正四年即承认精力不足，疲劳衰弱，一下病倒拖了一年，失于调治。雍正八年三月，间日时发寒热，饮食大减，夜不能寐，历时两年有余。五月间一度好转，九月再度加重，直到十月才度过险关。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几乎送了胤禛的命，一个53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似疟疾），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死于圆明园。
对于他的死因，缺乏史料，只能从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上谕中分析。
乾隆在胤 死后的三天内，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三十八件要事，三分之二与葬礼直接相关。其中一件是传谕给宫中的道士的。言：“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且深知甚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
实际上，胤禛生前曾谕几路总督、巡抚为其寻找道士，甚至不顾夏日炎炎，在宫内、宫外辟静之处用万斤灰炭炼丹。年老体弱的胤禛豢养道人，为治病强身这个目的显而易见，道士推拿炼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但盲目迷信却走向反面，从胤禛对道士的重视态度与乾隆果断的驱道行动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感到胤禛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引起重金属中毒有关。 弘历帝（乾隆）
弘历在几个兄弟当中，不论在才华或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胤禛死时他年方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统治知识和几年参与军事机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掌握了政权。
弘历天资聪慧，青年时代受到精心培养。从雍正十三年九月（1735年10月）弘历登极至做太上皇以后的嘉庆四年正月（1799年2月）共63年多，基业稳定，政绩卓著，其前提条件是其寿命长，政策当。他个人对绘画、文玩、音乐、体育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是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刻在养心殿断气，才被人抬着离开了宝位，享年89岁。在他的一生中注重锻炼，反对进补，常自称为“长寿老人”，看来他一生都很健康，只是老死而已。
顒琰帝（嘉庆）
顒琰六岁就傅，十三岁即通五经，文章“援笔立就，动成典则”。十五岁大婚后仍日居书室，寒暑罔闻。 琰经过从建储到即位加训政的二十多年里，更
臻于成熟。为后来从政奠定了牢固基础。度过了曲折而不平安的二十五年。 宫廷内部的斗争，八卦教、捻子军的造反，同母弟庆亲的去世，不能不使顒琰的内心忧郁，负担加重。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甘四日到避暑山庄，准备去木兰围猎，在去山庄的路上“偶感喝暑”，到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至二十六日傍晚，疾大渐。戌刻，崩于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
旻宁帝（道光）
旻宁，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寅时生于大内撷芳殿，为顒琰的第二子，六岁就傅，十五岁与钮祜禄氏成婚，嘉庆十三年正月钮病死，十二月又与佟佳氏成婚。一共有后妃20人。
他即位顺利，崇尚节俭，但清已处未落时期。晚年，圣躬不豫，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三日，病于圆明园慎德堂，召见部分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密议传位大事，次日卯刻病危，又急召宗令和御前大臣等十人，明示皇前朱谕，立皇四子奕 为皇太子，并将另一个宠儿封为亲王。
关于旻宁死于何疾，因无原始资料故难以推断。
奕詝帝（咸丰）
咸丰执政，多事之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定都给咸丰以沉重的打击，他所患的肺病愈来愈重，热河行宫不断传出他病危的消息，咳嗽带血益发严重，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久患虚劳的咸丰终于死在避暑山庄内的“烟波致爽”殿寝宫，终年31岁。 载淳帝（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在太和殿举行了载淳的登极大典，改号为同治，实际上是慈禧一人总揽大权，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统治。
载淳于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七岁时举行了大婚典礼。
两宫皇太后于第二年正月廿六日正式卷帘归政了，但慈禧极不放心，还常常插手干预，使年轻自负的载淳皇帝不甘忍受，不到两年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尽管清代宫庭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据《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五日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 《国史旧闻》）濮兰德、巴克斯著《慈德外记》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至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天花之喜，„„’”。《四朝佚闻》中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这些著述除了记载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还特意说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并且把这件事与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联系在一起。说明由于西太后专权，同治忧郁不快之情，但是，在慈禧监视之下，仅有几个太监夜间常出没于宫禁森严的大内，至整夜不归，竟达次晨来不及召见军机大臣或醉语胡言的程度似难出现。
其实。同治皇帝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载淳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
这是详实可靠的。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有关专家教授，对同治皇帝的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讨，大家的结论仍认为同治皇帝死于天花是无疑的。
载湉帝（光绪）
载湉亲政典礼于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在太和殿举行，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了大婚典礼。这时慈禧才“交权”并移居到颐和园，但是斗争仍在激烈的进行，最后终于导致了戊戌宫廷政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载湉被囚瀛台。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苦闷，使本来就患有多种疾病的载 身体越发不支，成为一个被慈禧抛弃的傀儡，加上久病缠身，使他再也无力奋起抗争。
载湉于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宣武门内迤西太平湖醇亲王府的槐荫斋，四岁入宫，在慈禧太后苛刻管制下成人，与慈禧斗争了十几年，最后落了个傀儡皇帝，这一切都是造成从小多病而且越来越重的真正原因。他从小体弱，感冒发烧，胃病时作，大婚前经常遗精而使“肾经亏损太甚”，接着脑鸣、肩背腰腿酸沉，逐年加重。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上的打击使病情突然加重。到了三十四年（1908）入春以后更为严重，宫中御医已束手无策，不得已召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到了四月份仍无起色。五月初八日，慈禧通过军机处向各地发出电文：“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名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这次保送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周景涛、杜仲骏、施焕、张鹏年等人。其中江苏名医（浙江候补知县）杜仲骏对吏部尚书陆润痒说：“„„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搏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此证明光绪病情
之严重使诸臣失掉了信心。进入十月，光绪皇帝的病情又加重了。慈禧73岁生日，皇上勉强来到殿上哭着对大臣说：太后“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大臣们也陪着落泪。慈禧见他非常可怜，马上命太监扶轿送回瀛台。十月廿一日，“帝鼻煽动，胃中隆起”“上疾剧增”，再次向全国发布上谕，急调名医来京，可是在这道上谕没有完全发出去之前，于酉正二刻三分，就崩于瀛台涵元殿，享年38岁，死于肺病。
溥仪（宣统）
作为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一生的经历可算是坎坷而丰富了。关于他的一生，大量的书籍、影视剧已使人们对他并不陌生了。1967年溥仪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 5 2、康熙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6 3、雍正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7 4、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TAN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8 5、嘉庆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
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9 6、道光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10 7、咸丰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
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11 8、同治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贴子相关图片:
12 9、光绪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13 10、宣统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
14 11、努尔哈赤（入关前的皇帝）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15 12、皇太极（入关前的第二位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16 13、慈禧（垂帘听政）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28日），其父惠征。慈禧年二十二时，生下载淳，母以子贵，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在宫中地位日显。 咸丰帝死后，慈禧发动政变，诛杀肃顺，终于实现了“垂帘听政”。在这以后的近50年里，她独断朝纲，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改良，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利欲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缓，为了一己私利，她可以施展阴谋，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终于酿成了她死后3年的清王朝的国破家亡。不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鲁迅名言集粹
(1)「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
起来，也还不是「仍旧贯的老调子。」《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2)「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3)「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似人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4)「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
(5)「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6)「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7)「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
(8)「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
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9)「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甚么『汉代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谈》一九二五年
(10)「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11)「甚么叫『国粹』？照字面来看，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换一句话来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随感录十五》一九一八年
(12)「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13)「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14)「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甚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一九二九年
(15)「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16)「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17)「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份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份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十四年的读经》一九二五年
(18)「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填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19)「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20)「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学界的三魂》一九二六年
(21)「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徭是我们的前辈。」《再谈香港》一九二七年
(22)「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论秦理斋夫人事》一九三四年
(23)「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2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随感录四十一》一九一八年
(25)「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26)「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27)「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
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28)「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29)「维持现状，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天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从「别字」说开去》一九三五年
(30)「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一八年
(31)「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一九三三年
(32)「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报「奇哉所谓„„」》一九二五年
(33)「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
(34)「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35)「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
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36)「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37)「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证据，再露骨的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杂忆》一九二五年
(38)「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立此存照》一九三六年
(39)「„„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一九三三年
(40)「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一九三二年
(41)「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
『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九二六年
(42)「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补白》一九二六年
(43)「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杂感》一九二五年
(44)「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两地书．九三》一九三二年
(45)「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送灶日漫笔》一九二六年
(46)「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甚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在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47)「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致萧军．萧红》一九三五年
(48)「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和平，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可，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将它塞起来。」《致曹聚仁》
(49)「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50)「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51)「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隔膜》一九三四年
(52)「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一九三四年
(53)「„„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来的，现在只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吏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偶成》一九三三年
(54)「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
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洋服的没落》一九三四
(55)「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死地》一九二六年
(56)「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现在的屠杀者》一九一九年
(57)「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题未定』草（一至三）》一九三五年
(58)「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二六年
(59)「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一九三四年
(60)「„„读书人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61)「经验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经验》一九三三年
(62)「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63)「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64)「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一九三二年
(65)「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66)「„„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十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一九二七年
(67)「中国开一个运动会，每每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甚么南北，甚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支，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
恐怖。」《「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一九一九年
(68)「胡涂主义，唯无是非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 ，坚持甚么，例如在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难得胡涂》一九三三年
(69)「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0)「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71)「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72)「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73)「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电的利弊》一九三三年
(7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ú sù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
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5)「中国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而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随感录三十八》一九一八年
(76)「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77)「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78)「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一九一九年
(79)「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补白》一九二五年
(80)「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81)「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撗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
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则全败，则又「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处之泰然，但又无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纠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一九二五年
(82)「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以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为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3)「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州，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4)「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甚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5)「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为翻译辩护》一九三三年
(86)「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
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观斗》一九三三年
(87)「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一九一三年
(88)「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89)「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90)「我懂得衰亡民族的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91)「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一九二六年
(92)「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麟》一九三五年
(93)「我看中国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真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
(94)「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们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廿五》一九一八年
(95)「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
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96)「愈是无聊赖，没出色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97)「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难的，而况保古。」《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98)「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忽然想到（六）》一九二五年》
(99)「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共和国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100)「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101)「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谈所谓「大内档案」》一九二七年 (102)「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103)如果你还不相信中国在过去近一世纪在许多方面的发展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往后倒退，你便非要看看鲁迅的作品不可了。你会看到，许多鲁迅当年所痛诋的，与今天中国（特别是大陆）的情况实在吻合得使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