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
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和事务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延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亨廷顿教授是研究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专家，“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则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该文及其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学都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已见于近年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刊杂志的政治理论和评论中。因此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20和21世纪末仍直现在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之一。
一、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
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引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
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的主要论据：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亨廷顿认为：一般说来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经历了几种重大形式。在《和约》之后的150年间，首先是王子之间、皇帝之间、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所争斗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还有企图扩大自已的官僚机构、军队、重商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实力等等。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在冲突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国家。其后，是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这种19世纪的冲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再后，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对这场革命的反对，使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概括起来，以上发生在王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仅仅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无论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早期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战争，还是占据几十年历史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集中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西方殖民主
义的目标，而是加入到西方、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造者，这就构成了最新形式文明冲突的背景。
在亨廷顿看来，由于世界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一）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不同级别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孰先孰后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样，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看法也不同；加之这些差异是多少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逝。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
（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强，这就强化了对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和自身的文明意识。在强化人们意识的同时，反过来加剧了历史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
（三）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使人们摆脱地域认同的同时，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因而，也提供了文明的冲突的可能。
（四）西方的发展所造成的双重点作用和后果，强化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顶峰；另一方面，西方的强大又使得非西方文明中产生寻根现象，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趋向。
（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的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轻易地化解和冲淡。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能够选择他站在哪一方或改变他站在哪一方。而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的东西。文化和宗教使人们之间的分离变得泾渭分明，并具有相当的顽固性。
（六）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强化了文明的冲突。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日益增大。欧共体建立在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共有的基础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依赖于正在融和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文化。
在亨廷顿看来，以上六个方面的文明冲突，将以微观和宏观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微观层面上，文明断层的相邻的集团通常将以武力方式相互争斗，以控制土地和对方，这可以说是一种“硬”的冲突形式；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将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手段，争夺以国际组织和第三者的控制权，竞向推崇自己独有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这可以说是一种“软”的冲突形式。亨廷顿预计，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与所有非西文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力和价值的反作用。
二、“文明冲突论”的发展
亨廷顿认为，在对抗西方文明的联合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经出现的儒教与伊斯兰教向西方利益、价值、强力提出挑战。因为，儒教、伊斯兰教与拉丁美洲、东欧、前苏联不一样，最难加入到西方的文明中去。作为西方文明的辩护者，美国的捍卫者，亨廷顿为西方面临这场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付措施。但他认为，长远地看，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文化上的战略性措施。当时他认为，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文明，但是又不是西方的文明。因而，他在原则上提出了几条应付非西方文明挑战的措施。
（一）西方将与起来越近西方价值和利益、同时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会相处。这就是要求西方拥有维护自己与保护这些利益必然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二）与此同时，还要求西方学会更深刻地理解作为这些文明基础基本宗教和哲学前提，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看待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
（三）需要尽力去辩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因素。因为在看得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个诸多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这些思路，他在几的后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亨廷顿
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对付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挑战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关注的则是西方文明本身应当怎么自重自强。用一名话来概括，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以及西方文明应当怎样自强以应付日益剧烈的文明冲突。在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基础上，可以说亨廷顿后来的观点是一种“文明自省论”或者“文明忧患论”，即对自身文明的特性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战略。其基本观点是：
（一）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这一点，是亨廷顿观点的最大发展。亨廷顿认为，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以西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在冷战结束后的迅猛发展，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亨廷顿批评了流行的现代化观念，即那种认为现代化出现在西方并遍及全球，就认为西化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观点。他认为把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的文明比现代出现得早，其特点早就形成了。
（二）西方文明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特性。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而
西方文明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正是在于它是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是不可照搬的。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简单抄袭和照搬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成为丧失其文化认同的“四不像”的国家。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寻求现代化的同时，抵制西方化。佛教没有使中国“印度化”，反而是中国使佛教“中国化”。
（三）世界将出现全面的文化反弹。西方文化将由全面扩张变得受到全面的抵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西化，反而使人们关注本国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无论是西方的精神文化——基督教，还是它的世俗文化，都成为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对立面。东亚人把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不是归于西方文化，而是归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归于仍然保留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亨廷顿认为，从根本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然而更不西方化。在此境况下，美国想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在全球推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向其他文明强行地推行自身的文化和价值，本身就是同西方文明中自决和民主的价值相背离的。在东亚和穆斯林世界开始把它们的价值作为一种普遍价值的时候，西方更应当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四）西方应当团结与自强。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正是西方放弃原来那种成为文明的幻想，而使自己成为在诸多文明中最有实力、凝聚力和活力的文明的时候了。在当今这个多极化和多重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就是确保自己的利益，西方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团结。西方的团结又依赖于美国发生的事件。美国正在被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方向的力量拉扯着。而价值观、制度、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最重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和则存、离则亡。西方经历了欧洲阶段、美国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即欧美阶段，这就是美国为领导，欧洲为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对策。
文化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刻，同经济政治和社会一样，越来越成为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世纪之交的国家冲突，日益表现为由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冲突。这是一个新颖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民族国家的概念的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较为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情况也并不乐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几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深蒂
固的“文明和文化的忧虑和忧患”意识。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正在经济和社会日益赶超上来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人士感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强国和大国地位的更丧失，尤其是东方在经济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强烈地感到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深层的不安。人们担心的就是某个种族和文化可能会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没。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身的种族集团，西方人为这种偏执和愚蠢的观点，会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现在由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可能会出新的代价。正是在这个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提出了冷战后的“文明的战略”，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的启示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
忧虑。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如以我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文明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对策。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强调对中东及东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再思考。在国际政治中简单地强调“国家利益决定论或经济利益决定论”是不够的。况且，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利益；而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很难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在不少时候，不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决定着“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东西方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今天，在“民主”、“人权”等等问题上却很难找到共识。可见，对国家利益本身的思索，也存在着文明的冲突。
（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在目前，我们国家最紧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回应西方文明及文化的战略措施。西方文明及文化，在当今及今后很长时期，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文化和文明。我们怎样在借鉴、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华，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侵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否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在一场文明与文化冲突中“无影无踪”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现代化最终也被拖向西方化。因此，应当总结文明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经验，注重文明和文化冲突的特点，制定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战略。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
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
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和事务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1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延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亨廷顿教授是研究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专家，“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则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该文及其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学都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已见于近年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刊杂志的政治理论和评论中。因此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20和21世纪末仍直现在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之一。
一、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
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引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
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的主要论据：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亨廷顿认为：一般说来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经历了几种重大形式。在《和约》之后的150年间，首先是王子之间、皇帝之间、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所争斗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还有企图扩大自已的官僚机构、军队、重商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实力等等。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在冲突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国家。其后，是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这种19世纪的冲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再后，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对这场革命的反对，使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概括起来，以上发生在王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仅仅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无论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早期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战争，还是占据几十年历史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集中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西方殖民主
义的目标，而是加入到西方、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造者，这就构成了最新形式文明冲突的背景。
在亨廷顿看来，由于世界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原因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一）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不同级别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的孰先孰后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样，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看法也不同；加之这些差异是多少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逝。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
（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增强，这就强化了对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和自身的文明意识。在强化人们意识的同时，反过来加剧了历史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
（三）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使人们摆脱地域认同的同时，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因而，也提供了文明的冲突的可能。
（四）西方的发展所造成的双重点作用和后果，强化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是力量的顶峰；另一方面，西方的强大又使得非西方文明中产生寻根现象，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趋向。
（五）文化的特性和差异的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轻易地化解和冲淡。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能够选择他站在哪一方或改变他站在哪一方。而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的东西。文化和宗教使人们之间的分离变得泾渭分明，并具有相当的顽固性。
（六）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强化了文明的冲突。区域经济集团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日益增大。欧共体建立在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共有的基础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依赖于正在融和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文化。
在亨廷顿看来，以上六个方面的文明冲突，将以微观和宏观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微观层面上，文明断层的相邻的集团通常将以武力方式相互争斗，以控制土地和对方，这可以说是一种“硬”的冲突形式；在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将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手段，争夺以国际组织和第三者的控制权，竞向推崇自己独有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这可以说是一种“软”的冲突形式。亨廷顿预计，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与所有非西文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力和价值的反作用。
二、“文明冲突论”的发展
亨廷顿认为，在对抗西方文明的联合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经出现的儒教与伊斯兰教向西方利益、价值、强力提出挑战。因为，儒教、伊斯兰教与拉丁美洲、东欧、前苏联不一样，最难加入到西方的文明中去。作为西方文明的辩护者，美国的捍卫者，亨廷顿为西方面临这场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付措施。但他认为，长远地看，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文化上的战略性措施。当时他认为，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文明，但是又不是西方的文明。因而，他在原则上提出了几条应付非西方文明挑战的措施。
（一）西方将与起来越近西方价值和利益、同时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会相处。这就是要求西方拥有维护自己与保护这些利益必然相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二）与此同时，还要求西方学会更深刻地理解作为这些文明基础基本宗教和哲学前提，以及这些文明中的人们看待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式。
（三）需要尽力去辩认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性因素。因为在看得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普遍一致的文明，而只有一个诸多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不得不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
这些思路，他在几的后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亨廷顿
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对付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挑战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关注的则是西方文明本身应当怎么自重自强。用一名话来概括，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以及西方文明应当怎样自强以应付日益剧烈的文明冲突。在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基础上，可以说亨廷顿后来的观点是一种“文明自省论”或者“文明忧患论”，即对自身文明的特性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战略。其基本观点是：
（一）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这一点，是亨廷顿观点的最大发展。亨廷顿认为，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以西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在冷战结束后的迅猛发展，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亨廷顿批评了流行的现代化观念，即那种认为现代化出现在西方并遍及全球，就认为西化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观点。他认为把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的文明比现代出现得早，其特点早就形成了。
（二）西方文明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特性。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而
西方文明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正是在于它是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是不可照搬的。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简单抄袭和照搬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成为丧失其文化认同的“四不像”的国家。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寻求现代化的同时，抵制西方化。佛教没有使中国“印度化”，反而是中国使佛教“中国化”。
（三）世界将出现全面的文化反弹。西方文化将由全面扩张变得受到全面的抵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西化，反而使人们关注本国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无论是西方的精神文化——基督教，还是它的世俗文化，都成为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对立面。东亚人把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不是归于西方文化，而是归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归于仍然保留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亨廷顿认为，从根本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然而更不西方化。在此境况下，美国想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在全球推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向其他文明强行地推行自身的文化和价值，本身就是同西方文明中自决和民主的价值相背离的。在东亚和穆斯林世界开始把它们的价值作为一种普遍价值的时候，西方更应当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四）西方应当团结与自强。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正是西方放弃原来那种成为文明的幻想，而使自己成为在诸多文明中最有实力、凝聚力和活力的文明的时候了。在当今这个多极化和多重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就是确保自己的利益，西方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团结。西方的团结又依赖于美国发生的事件。美国正在被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方向的力量拉扯着。而价值观、制度、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最重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和则存、离则亡。西方经历了欧洲阶段、美国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即欧美阶段，这就是美国为领导，欧洲为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对策。
文化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刻，同经济政治和社会一样，越来越成为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世纪之交的国家冲突，日益表现为由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冲突。这是一个新颖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民族国家的概念的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较为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情况也并不乐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几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深蒂
固的“文明和文化的忧虑和忧患”意识。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正在经济和社会日益赶超上来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人士感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强国和大国地位的更丧失，尤其是东方在经济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强烈地感到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深层的不安。人们担心的就是某个种族和文化可能会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没。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身的种族集团，西方人为这种偏执和愚蠢的观点，会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现在由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可能会出新的代价。正是在这个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提出了冷战后的“文明的战略”，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的启示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
忧虑。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如以我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文明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对策。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强调对中东及东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再思考。在国际政治中简单地强调“国家利益决定论或经济利益决定论”是不够的。况且，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利益；而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很难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在不少时候，不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决定着“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东西方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的今天，在“民主”、“人权”等等问题上却很难找到共识。可见，对国家利益本身的思索，也存在着文明的冲突。
（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在目前，我们国家最紧要的是要有一整套回应西方文明及文化的战略措施。西方文明及文化，在当今及今后很长时期，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文化和文明。我们怎样在借鉴、吸取、消化西方文明和文化中积极、健康部分的同时，保存住自身文明和文化的精华，而不受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侵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否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在一场文明与文化冲突中“无影无踪”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现代化最终也被拖向西方化。因此，应当总结文明和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经验，注重文明和文化冲突的特点，制定有自己文明特色又同非自身文明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和文明战略。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
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