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高扬的主体性精神内藏着气势磅礴的思维暴力,王小波看到了文化启蒙者只沉迷于言说的快感而无视倾听与对话的诉求。在国内文坛还未兴起主体间性美学思考之前,王小波就以小说文本情节的交错式反复叙述和古今之间的对话体叙述风格实践着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主体性 主体间性 20世纪80年代,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急切地探寻着新的思想解放道路:如何摆脱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如何恢复被压抑与规训的人性与欲望……正是在这种种需求的呼声中,学界迎来了“主体性”的大论争。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作为这场论争的导火线,不仅瓦解了反映论文学理论所形成的长期统治地位,还高扬了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主体性精神。这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不在其中叫嚣着人性的复苏与自由。然而,权利在获得无限满足的同时却践踏了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主客的分立再次给人类带来了迷失。面对这样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在对80年代形成的主体性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虽然当前主体间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社会学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但本文所涉及的主体间性当指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意指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由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①实际上,这种主体间的自由、超越因为世俗的过多限制而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唯有进入审美世界(这里将只涉及文学创作),才能借助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对话、交流达到对人的理解、对生存意义的领悟,才能真正地实现主体间的平等。 对旧式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天平的另一端并不是思想、情感,而是道德,知识宛然成为了道德的从属。对他们而言,知识分子必然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而后才是知识的存在。一旦这种观念投射在文学上就会理所当然地塑造一个全知全能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自以为占有了真理,因此在创作中对作品里的人物指手画脚,时不时地跃出作品,成为控制话语空间的独裁者。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文坛所制造的唯理主义意识形态神话比比皆是。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完全无视其他主体的存在,毫无疑问,这是有悖于主体间性所一贯主张的“我—你”关系的。 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扮演意识形态的思想鹦鹉角色,不再采取话语霸权、思想暴力的方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对人物进行价值评判,而是采用主体间性的思维形式,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倾听作品人物的声音。这种平等对话的心态摆脱了“我—他”之间非本真的主客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过去形而上学独断论的遮蔽性。本文所讨论的王小波,在中国文坛还未兴起主体间性热潮之时,就以一种主体间性的思维贯穿作品的创作,这或许也是他去世后(1997年过世)获得显赫声名的原因之一。 一、情节的交错式反复叙述 由于王小波没有将自己当做笔下人物的主宰,因此他在文本创作中选择与笔下人物之间的对话来了解他们的思想意识。这种平等、民主的沟通精神集中体现在叙述方式上的多种叙述视角的转换。 《黄金时代》是一部为王小波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其中王二与陈清扬第一次在后山幽会的场景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在以王二的视角叙述完这一事件后,陈清扬又以她的视角叙述相同的事件。而这种情节的交错式反复叙述同样出现在《万寿寺》这部小说中:叙述人从王二、薛嵩转移到红线、老妓女、小妓女等。在这里,王小波并不是因为元叙述实验的挑战(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格非、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派就是出于纯粹的元叙述实验而故意打乱文本中的叙述层次)而有意将这种叙述人的身份不断地转换,而是出于对人物的尊重、对故事本身的尊重、对自由创作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让小说中的每一位成员(无论他在文本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真实地反映各自的主体意识。读者也可以从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叙述的差异中看到人物的性格,而这种自然的体悟正是读者所追求的。 此外,王小波的小说经常还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但是这个“我”却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也就是说,王小波在部分作品里既通过“我” (叙述者)来叙述“我”所了解、经历的事情——“我”就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又通过“我”(创作者)来不断地改编那些已经叙述的事情——在故事之外,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读者跟随作家游走于这两种不同叙述角色的“我”,乍读之下会有些分不清,但是这也让小说的结构更加多姿、动感。例如《白银时代》里的王二作为叙述者,他不断地讲述一个师生恋的故事,而作为创作者,他又以写作公司的作家身份出现,他告诉读者,写一部叫做《师生恋》的小说只是自己的工作。而《未来世界》里也有两层叙述,一位叫王二的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遭际、对自己所叙述故事的看法;王二的舅舅的传记人生。这种连环扣式的叙述方式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相反,读者会发现文本中叙述者的故事与创作者的故事有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故事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将更好地揭示作家的叙述主题。《未来世界》中,那位叫王二的历史学家所经历的“被重新安置、送到学习班改造思想”与王二(“我”,王小波小说文本中的“我”经常被命名为“王二”)所叙述的舅舅的故事有很大的相似性。两种叙述层面之间的交流、汇合既深化了两层故事主体的独立性,也很好地揭示了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被规训的命运。在这里,不仅有故事人物之间的交流,王小波还将这种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扩展到书中人物与作家自己。在王小波的作品里,《万寿寺》更为明显地体现了作家与书中人物之间的交流,甚至于当作家的叙述与书中人物的叙述不相符时,作家受到了书中人物这样的指责:“我是这样的吗?”“你瞎说什么呀!”可以说,王小波正是通过对这种种可能性的不断尝试达到了自由精神的艺术表现。 二、古今之间的对话体叙述 古今之间的对话体叙述主要针对王小波的历史题材类小说,以《青铜时代》的三个中长篇《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为代表。虽然这三个故事都取材于唐传奇,但王小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从容地游走于古代传奇之中,却用他狂想式的想象消解、重构着历史故事,在将读者带入一个传奇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地返归当下生存境域(叙述者“王二”)。他摒弃了客观还原式的历史解读,而依托主体的想象,以冷静的经验理性和生命体验,以诗意的审美艺术态度,以象征的修辞方式,探究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可能性,从而达到与历史、现实、读者对话的目的。
摘 要:20世纪80年代高扬的主体性精神内藏着气势磅礴的思维暴力,王小波看到了文化启蒙者只沉迷于言说的快感而无视倾听与对话的诉求。在国内文坛还未兴起主体间性美学思考之前,王小波就以小说文本情节的交错式反复叙述和古今之间的对话体叙述风格实践着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主体性 主体间性 20世纪80年代,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急切地探寻着新的思想解放道路:如何摆脱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如何恢复被压抑与规训的人性与欲望……正是在这种种需求的呼声中,学界迎来了“主体性”的大论争。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作为这场论争的导火线,不仅瓦解了反映论文学理论所形成的长期统治地位,还高扬了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主体性精神。这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不在其中叫嚣着人性的复苏与自由。然而,权利在获得无限满足的同时却践踏了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主客的分立再次给人类带来了迷失。面对这样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在对80年代形成的主体性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虽然当前主体间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社会学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但本文所涉及的主体间性当指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意指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由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①实际上,这种主体间的自由、超越因为世俗的过多限制而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唯有进入审美世界(这里将只涉及文学创作),才能借助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对话、交流达到对人的理解、对生存意义的领悟,才能真正地实现主体间的平等。 对旧式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天平的另一端并不是思想、情感,而是道德,知识宛然成为了道德的从属。对他们而言,知识分子必然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而后才是知识的存在。一旦这种观念投射在文学上就会理所当然地塑造一个全知全能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自以为占有了真理,因此在创作中对作品里的人物指手画脚,时不时地跃出作品,成为控制话语空间的独裁者。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文坛所制造的唯理主义意识形态神话比比皆是。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完全无视其他主体的存在,毫无疑问,这是有悖于主体间性所一贯主张的“我—你”关系的。 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扮演意识形态的思想鹦鹉角色,不再采取话语霸权、思想暴力的方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对人物进行价值评判,而是采用主体间性的思维形式,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倾听作品人物的声音。这种平等对话的心态摆脱了“我—他”之间非本真的主客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过去形而上学独断论的遮蔽性。本文所讨论的王小波,在中国文坛还未兴起主体间性热潮之时,就以一种主体间性的思维贯穿作品的创作,这或许也是他去世后(1997年过世)获得显赫声名的原因之一。 一、情节的交错式反复叙述 由于王小波没有将自己当做笔下人物的主宰,因此他在文本创作中选择与笔下人物之间的对话来了解他们的思想意识。这种平等、民主的沟通精神集中体现在叙述方式上的多种叙述视角的转换。 《黄金时代》是一部为王小波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其中王二与陈清扬第一次在后山幽会的场景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在以王二的视角叙述完这一事件后,陈清扬又以她的视角叙述相同的事件。而这种情节的交错式反复叙述同样出现在《万寿寺》这部小说中:叙述人从王二、薛嵩转移到红线、老妓女、小妓女等。在这里,王小波并不是因为元叙述实验的挑战(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格非、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派就是出于纯粹的元叙述实验而故意打乱文本中的叙述层次)而有意将这种叙述人的身份不断地转换,而是出于对人物的尊重、对故事本身的尊重、对自由创作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让小说中的每一位成员(无论他在文本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真实地反映各自的主体意识。读者也可以从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叙述的差异中看到人物的性格,而这种自然的体悟正是读者所追求的。 此外,王小波的小说经常还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但是这个“我”却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也就是说,王小波在部分作品里既通过“我” (叙述者)来叙述“我”所了解、经历的事情——“我”就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又通过“我”(创作者)来不断地改编那些已经叙述的事情——在故事之外,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读者跟随作家游走于这两种不同叙述角色的“我”,乍读之下会有些分不清,但是这也让小说的结构更加多姿、动感。例如《白银时代》里的王二作为叙述者,他不断地讲述一个师生恋的故事,而作为创作者,他又以写作公司的作家身份出现,他告诉读者,写一部叫做《师生恋》的小说只是自己的工作。而《未来世界》里也有两层叙述,一位叫王二的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遭际、对自己所叙述故事的看法;王二的舅舅的传记人生。这种连环扣式的叙述方式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相反,读者会发现文本中叙述者的故事与创作者的故事有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故事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将更好地揭示作家的叙述主题。《未来世界》中,那位叫王二的历史学家所经历的“被重新安置、送到学习班改造思想”与王二(“我”,王小波小说文本中的“我”经常被命名为“王二”)所叙述的舅舅的故事有很大的相似性。两种叙述层面之间的交流、汇合既深化了两层故事主体的独立性,也很好地揭示了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被规训的命运。在这里,不仅有故事人物之间的交流,王小波还将这种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扩展到书中人物与作家自己。在王小波的作品里,《万寿寺》更为明显地体现了作家与书中人物之间的交流,甚至于当作家的叙述与书中人物的叙述不相符时,作家受到了书中人物这样的指责:“我是这样的吗?”“你瞎说什么呀!”可以说,王小波正是通过对这种种可能性的不断尝试达到了自由精神的艺术表现。 二、古今之间的对话体叙述 古今之间的对话体叙述主要针对王小波的历史题材类小说,以《青铜时代》的三个中长篇《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为代表。虽然这三个故事都取材于唐传奇,但王小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从容地游走于古代传奇之中,却用他狂想式的想象消解、重构着历史故事,在将读者带入一个传奇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地返归当下生存境域(叙述者“王二”)。他摒弃了客观还原式的历史解读,而依托主体的想象,以冷静的经验理性和生命体验,以诗意的审美艺术态度,以象征的修辞方式,探究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可能性,从而达到与历史、现实、读者对话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