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光辉《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02日 18 版）
3月17日，北京市教委通报了北京高中课改后的新高考实施方案。加之湖南、黑龙江、吉林和陕西，2010年高考又有五省市开始新课改启动以后的首次高考。至此，全国实施新课改高考已达15个省市。
北京新课改高考《考试说明》强调，语文科由以往“考查学生掌握和应用语文基础知识的能力、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改为从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角度“考查考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
高考语文阅卷标准的变化，再度引起人们对语文教学改革及语文教材的关注。我们以此为契机，来梳理一下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现状。
—— 编 者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小学低年级一篇叫做《画》的课文。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早的关于哲理和思辨的启蒙。
课文就像是旧照片，总能勾起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绪。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最难忘的课文是时隔最远的中小学时代的课文。那些最早进入孩子幼小心灵的文字，无论多么浅显，都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最值得珍藏的财富。
在我国，语文不仅是一门工具，而且承载着文学、文化和文明。语文教材改革映衬时代特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不管是金庸武侠，还是网络语言，它们都以鲜活的形式，记录着中国社会行进的某段轨迹。
语文教材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面对行进中的开放与创新，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从“一统天下”
到“群雄并举”
语文课本走入“红杏枝头闹”的春天
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换”《阿Q正传》，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取代”《陈焕生进城》，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赶跑”《孔雀东南飞》……最新版北京中学语文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出现了很多新面孔。
北京此轮教改始于2007年，《药》、《纪念刘和珍君》、《雷雨》等长驻篇目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秦腔》等当代作品。网络语言悄然跻身语文课本。“:-)”、“:(”等网络符号也顺利入主北京新版语文教科书。
“语文”的革命，其实早就悄悄兴起。
2004年，深圳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青春读书课》大举收录“民间作品”。崔健歌曲《一无所有》、王小波笔下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入选篇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广州新教材中，新课文占据半壁江山。其中“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茅于轼的札记。关于航天飞船“神五”的两则通讯；讲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事迹等一批时代气息浓郁的新闻报道，正式成为范文供学生诵读。
除人教版外，北师大版、苏教版还有各地方版本……各色新面孔纷纷亮相，语文课本走入一个“红杏枝头闹”的春天。如今的教材“群雄并举”，仅小学课本就多达12个版本。
而在数十年前，语文教材却是另一番景象。1950年12月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当时唯一一家以研究、编写、出版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出版社。自那时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人教版教材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各学科基本只有一本大纲，一套教材，由国家统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共同使用。其间，仅有极少数地区推出过实验性教材。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课程改革形势的发展，基础教育开始进入“一纲多本”的“审定制”时代，即全国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由教育部组织专家制订并颁布实施，各出版单位均可以申请立项并组织编写、出版各学科教材，最终由教育部组织专家审查通过，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使用。教材编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人教社教材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强调工具性
到人性的追问
语文课本映衬时代前进的步伐
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跨过栅栏远去的背影，曾经不但让作者“一阵心酸”，也令不少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和父亲的心贴得更近。
如今的语文教材，依然能看到这些课文。在不少中小学课文里，都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课文里的寓言或者故事，打下了人生懂事明理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回顾语文课本的变迁，不得不提一位老人——为新中国语文教育起到奠基作用的叶圣陶。他第一个提出将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认为，开放意识、人文精神应该成为编写语文教材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文教材背离了“语文”的真正含义，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教材所选用的内容过于单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语文教材的内容选用逐渐增加了许多过去不被接受的作家作品。人教版语文教材选用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被许多人以惊喜来形容。“梁实秋名字的出现，可以被视为语文教材改革的一次突破性信号，语文教材的选用视野更宽阔了，意识更开放了，更多具有语言性、文学性的作品入选正统教材，学生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样更高水准的文本。”
“语文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文及汉语工具。学生们学习语文，是培养表达、阅读、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是在培养人文精神、对爱与美的感知能力。”已逾古稀之年的北京四中语文特级教师顾德希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选文的范围也日趋多元。只要文章“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就有充分的理由被选入教材。金庸、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纷纷跃然纸上，除此以外，还增加了一些外国美文。据统计，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同时，一些老语文教材一直沿用的作品也渐渐退出了课本。
语文教材的改革是一个前行的过程，从强调工具性思想性，到如今的感动人性，都蕴涵着教材编者对教材逐步形成共识，同时也映衬着祖国前进的步伐，彰显了教育的本质——以学生为本，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整个身心的和谐发展。北京市基础教育处处长李奕表示，当前的新课程改革也正是回归了这样的本义。
让过去的课文
焕发出新鲜感
语文教材的改革，要连通传统和现代
“草原，是民族之间友情的纽带，我们要保护利用好草原。”
曾给我们深深印记的老舍《草原》在人教版课标教材中编排在“走近西部”单元，阅读提示为不仅要开发西部，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西部的环境。
以前反映战争题材的课文《小英雄雨来》《夜莺的歌声》，现在的阅读提示是培养孩子的生命意识，思考在战争中如何生存下来……
“同一篇课文，因为不同的编排方式产生了与时俱进的含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主任陈先云研究员这样介绍了人教社对教材的创新，他曾先后参与并组织4套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编写。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李奕认为，语文教材的改革需要创新精神。我们更需关注的是语文教材将如何打通传统与现代间的连通，找到一种符合民众心理与汉语发展的中国模式。
当前，不断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已经成为语文教改的风向标。在台湾高中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论语》《孟子》等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教材不回避古今冲突，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眼光审视古典，汲取精华。
“传统，有机地契入到现代的土壤。”陈先云表示，一本教材的容量有限，如何在留住经典身影与跟上时代步伐之间，找到一个符合国情的对接点，才是语文教材改革现实所求。
过多把目光集结在教改本身，其实并无多少现实意义。语文教材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它正映衬着文化在走向包容与个性。
本报记者 倪光辉《 人民日报 》（ 2010年04月02日 18 版）
3月17日，北京市教委通报了北京高中课改后的新高考实施方案。加之湖南、黑龙江、吉林和陕西，2010年高考又有五省市开始新课改启动以后的首次高考。至此，全国实施新课改高考已达15个省市。
北京新课改高考《考试说明》强调，语文科由以往“考查学生掌握和应用语文基础知识的能力、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改为从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角度“考查考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
高考语文阅卷标准的变化，再度引起人们对语文教学改革及语文教材的关注。我们以此为契机，来梳理一下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现状。
—— 编 者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小学低年级一篇叫做《画》的课文。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早的关于哲理和思辨的启蒙。
课文就像是旧照片，总能勾起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绪。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最难忘的课文是时隔最远的中小学时代的课文。那些最早进入孩子幼小心灵的文字，无论多么浅显，都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最值得珍藏的财富。
在我国，语文不仅是一门工具，而且承载着文学、文化和文明。语文教材改革映衬时代特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不管是金庸武侠，还是网络语言，它们都以鲜活的形式，记录着中国社会行进的某段轨迹。
语文教材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面对行进中的开放与创新，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从“一统天下”
到“群雄并举”
语文课本走入“红杏枝头闹”的春天
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换”《阿Q正传》，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取代”《陈焕生进城》，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赶跑”《孔雀东南飞》……最新版北京中学语文课本及教学参考书出现了很多新面孔。
北京此轮教改始于2007年，《药》、《纪念刘和珍君》、《雷雨》等长驻篇目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秦腔》等当代作品。网络语言悄然跻身语文课本。“:-)”、“:(”等网络符号也顺利入主北京新版语文教科书。
“语文”的革命，其实早就悄悄兴起。
2004年，深圳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青春读书课》大举收录“民间作品”。崔健歌曲《一无所有》、王小波笔下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入选篇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广州新教材中，新课文占据半壁江山。其中“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茅于轼的札记。关于航天飞船“神五”的两则通讯；讲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事迹等一批时代气息浓郁的新闻报道，正式成为范文供学生诵读。
除人教版外，北师大版、苏教版还有各地方版本……各色新面孔纷纷亮相，语文课本走入一个“红杏枝头闹”的春天。如今的教材“群雄并举”，仅小学课本就多达12个版本。
而在数十年前，语文教材却是另一番景象。1950年12月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当时唯一一家以研究、编写、出版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出版社。自那时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人教版教材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各学科基本只有一本大纲，一套教材，由国家统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共同使用。其间，仅有极少数地区推出过实验性教材。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课程改革形势的发展，基础教育开始进入“一纲多本”的“审定制”时代，即全国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由教育部组织专家制订并颁布实施，各出版单位均可以申请立项并组织编写、出版各学科教材，最终由教育部组织专家审查通过，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使用。教材编写主体的多元化，打破了人教社教材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强调工具性
到人性的追问
语文课本映衬时代前进的步伐
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跨过栅栏远去的背影，曾经不但让作者“一阵心酸”，也令不少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和父亲的心贴得更近。
如今的语文教材，依然能看到这些课文。在不少中小学课文里，都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课文里的寓言或者故事，打下了人生懂事明理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回顾语文课本的变迁，不得不提一位老人——为新中国语文教育起到奠基作用的叶圣陶。他第一个提出将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认为，开放意识、人文精神应该成为编写语文教材的基本出发点。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文教材背离了“语文”的真正含义，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教材所选用的内容过于单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语文教材的内容选用逐渐增加了许多过去不被接受的作家作品。人教版语文教材选用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被许多人以惊喜来形容。“梁实秋名字的出现，可以被视为语文教材改革的一次突破性信号，语文教材的选用视野更宽阔了，意识更开放了，更多具有语言性、文学性的作品入选正统教材，学生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样更高水准的文本。”
“语文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文及汉语工具。学生们学习语文，是培养表达、阅读、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是在培养人文精神、对爱与美的感知能力。”已逾古稀之年的北京四中语文特级教师顾德希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选文的范围也日趋多元。只要文章“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就有充分的理由被选入教材。金庸、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纷纷跃然纸上，除此以外，还增加了一些外国美文。据统计，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同时，一些老语文教材一直沿用的作品也渐渐退出了课本。
语文教材的改革是一个前行的过程，从强调工具性思想性，到如今的感动人性，都蕴涵着教材编者对教材逐步形成共识，同时也映衬着祖国前进的步伐，彰显了教育的本质——以学生为本，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整个身心的和谐发展。北京市基础教育处处长李奕表示，当前的新课程改革也正是回归了这样的本义。
让过去的课文
焕发出新鲜感
语文教材的改革，要连通传统和现代
“草原，是民族之间友情的纽带，我们要保护利用好草原。”
曾给我们深深印记的老舍《草原》在人教版课标教材中编排在“走近西部”单元，阅读提示为不仅要开发西部，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西部的环境。
以前反映战争题材的课文《小英雄雨来》《夜莺的歌声》，现在的阅读提示是培养孩子的生命意识，思考在战争中如何生存下来……
“同一篇课文，因为不同的编排方式产生了与时俱进的含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主任陈先云研究员这样介绍了人教社对教材的创新，他曾先后参与并组织4套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编写。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李奕认为，语文教材的改革需要创新精神。我们更需关注的是语文教材将如何打通传统与现代间的连通，找到一种符合民众心理与汉语发展的中国模式。
当前，不断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已经成为语文教改的风向标。在台湾高中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论语》《孟子》等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教材不回避古今冲突，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眼光审视古典，汲取精华。
“传统，有机地契入到现代的土壤。”陈先云表示，一本教材的容量有限，如何在留住经典身影与跟上时代步伐之间，找到一个符合国情的对接点，才是语文教材改革现实所求。
过多把目光集结在教改本身，其实并无多少现实意义。语文教材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它正映衬着文化在走向包容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