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距离2005年春晚不到一个月，董卿接到了时任春晚总导演郎昆的电话，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当年春晚主持人。董卿曾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回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她刚搬新家，正在扫地，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谢谢郎导。”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她开始拿着扫帚在屋里转圈。“已经累瘫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搬一次家。”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那一年，董卿搭档李咏，周涛搭档朱军，组成了春晚新的主持阵容；董卿一身红色礼服，第一个开口说话。她记得那年他们四个人是站在升降台上，“哗的一下，升上来了，哗的一下，走到台前了。”如今董卿回忆，她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我来了。”
这是董卿调到央视文艺频道的第二年，来央视的第四年。董卿是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的，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陪朋友考试，自己却意外被录取。带着新人的热情和新鲜感，她又做主持又做编导，她形容这是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了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郎昆和董卿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那个时候。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去上海东方电视台出差，董卿还是一个小女孩，去电视台门口接他。八年之后，2004年，央视开办音乐频道，举办了一个直播音乐会，董卿是那场音乐会的主持人。郎昆也是在那个时候觉得董卿可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年恰逢倪萍退出春晚，“必须有人接上去，而且这个人不是临时接一两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如今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当年选董卿，是有一点冒险，但又充满期待，“就觉得董卿行。”
也是这个时候，董卿找到了主持人的职业满足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优点会被无限放大，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我特别清晰地知道了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谁，我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还可以拓宽我的边界。”
她主持《欢乐中国行》，在一个城市只待一天，其实哪儿也去不了，但她需要在台上做到“口吐莲花”，让观众感觉到她哪儿都去了。从入住酒店开始，她先是翻酒店的旅游小册子，然后看当地提供给她的素材，再加上上网查资料。“哎呀，你对我们这儿真的太了解了。”听到当地人这样的回馈，董卿觉得她完成了她的工作。
“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观众开始习惯了晚会中的董卿，就如同她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
到了2012年，在董卿来央视整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卿姐，我们有台晚会，你来主持一下。” 周围的事情还在良性运转，提到晚会，大家顺理成章就想到了董卿。可董卿发现自己没那么期待这样的舞台了。她形容自己以前上台跟打鸡血一样，无论台下发生什么，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只要让她拿起麦克风，对着镜头，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她就会兴奋到忘记所有事情。
2012年开始，她很难再有那样的兴奋感了，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徘徊。
2013年，她主持谈话节目《我上春晚了》，录到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她和嘉宾都感到疲惫，她感觉到节目状态不理想。回到家是已经是晚上12点了，她坐在沙发旁的地毯上，把刚刚的节目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我要是换种问法，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一句话，会不会好一些呢？”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你可以去睡了，下次会更好的。”她对自己说。
困惑还在持续。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再回来的时候，她开始了《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她的父母。父母的出发点很单纯，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觉得女儿没必要在40多岁的年龄再去做一件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我心里挺难过的，我从浙江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他们从未有过半句的怀疑或阻拦。”董卿说。
“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这样告诉周围的人，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
董卿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如今，父亲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当年的同窗，不少新闻从业者。《朗读者》播出之后，董卿经常会在父亲的朋友圈看到鼓励她的留言。
董卿泪点很低。有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她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四点睡觉，第二天录制，九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
“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打动情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她审片的时候这样跟大家说。在《朗读者》的舞台上，徐静蕾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徐静蕾在台上哭了，董卿在台下也听哭了。
这是一个反感煽情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人们似乎对于这些动情的段落很认同。“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我们不能说，哎呦，哭了，节目就成了。”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采访麦家时，麦家说了很多他跟父亲的故事，“那个裂度特别大，一个孩子几十年不跟他的父亲说话，之后他每年都要坐在父亲的坟前跟父亲讲话，把十几年没对父亲说的话对着泥土说出来。”而经过后期剪辑，最终节目中呈现出的“催泪点”只是录制当天的百分之三十。董卿很清楚，在感性之外，她是电视制作人，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她需要从参与者的角色切换到局外人的角色。
演员赵文瑄录制《朗读者》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得，就哽咽了。”他跟《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勾引’我谈及伤感话题，我从来没有就范过啊。”他说自己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自愿打开了自己的情感阀门。
《朗读者》的音乐总监姚谦留意到了董卿在《朗读者》中细微的眼神变化，“喜欢文艺的人很容易在与别人交流时流露真性情。”姚谦跟董卿接触后，发现她跟春晚上得体大气的形象有点出入。“她对文字很敏感。”姚谦说。
《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田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私底下开玩笑说，董卿对面的那把椅子有神奇的魔力，坐在上面的人，总会敞开心扉去讲述。在郎昆看来，嘉宾之所以愿意对董卿打开心扉，源于董卿对他们的尊重。“她把对事业的尊重平移到了对嘉宾的尊重。”郎昆说，“ 董卿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做不到的，现在为什么能，年代感已经到了。”
跟嘉宾聊天时，董卿总是习惯性地身子往前倾。为了让她的脸看起来更好看一些，通常这个时候，灯光老师就会举起大纸板，上面写着“坐回去”。 “有时候说得好不好听，比脸好不好看更重要。”董卿心想。
郎昆看《朗读者》，看董卿采访徐静蕾，当时提到奶奶，徐静蕾说不下去了。看到这儿，郎昆有点紧张，他特别怕董卿继续追问。董卿当时什么也没说，徐静蕾缓了一下接着讲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多余，都没心没肺。”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这一幕让他自然联想到了倪萍。当年他把倪萍从青岛带到中央电视台，就是看中了倪萍“和嘉宾同步喜怒哀乐愁惊恐忧”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董卿和倪萍极其相似。
董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访谈节目会是她的终极舞台。她希望跟人们有心灵的交互。“如果你没办法体会他人，体会自己，没办法认知他人，认知自己，那么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2004年底，距离2005年春晚不到一个月，董卿接到了时任春晚总导演郎昆的电话，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当年春晚主持人。董卿曾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回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她刚搬新家，正在扫地，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谢谢郎导。”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她开始拿着扫帚在屋里转圈。“已经累瘫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搬一次家。”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那一年，董卿搭档李咏，周涛搭档朱军，组成了春晚新的主持阵容；董卿一身红色礼服，第一个开口说话。她记得那年他们四个人是站在升降台上，“哗的一下，升上来了，哗的一下，走到台前了。”如今董卿回忆，她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我来了。”
这是董卿调到央视文艺频道的第二年，来央视的第四年。董卿是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的，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陪朋友考试，自己却意外被录取。带着新人的热情和新鲜感，她又做主持又做编导，她形容这是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了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郎昆和董卿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那个时候。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去上海东方电视台出差，董卿还是一个小女孩，去电视台门口接他。八年之后，2004年，央视开办音乐频道，举办了一个直播音乐会，董卿是那场音乐会的主持人。郎昆也是在那个时候觉得董卿可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年恰逢倪萍退出春晚，“必须有人接上去，而且这个人不是临时接一两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如今郎昆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当年选董卿，是有一点冒险，但又充满期待，“就觉得董卿行。”
也是这个时候，董卿找到了主持人的职业满足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优点会被无限放大，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我特别清晰地知道了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谁，我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还可以拓宽我的边界。”
她主持《欢乐中国行》，在一个城市只待一天，其实哪儿也去不了，但她需要在台上做到“口吐莲花”，让观众感觉到她哪儿都去了。从入住酒店开始，她先是翻酒店的旅游小册子，然后看当地提供给她的素材，再加上上网查资料。“哎呀，你对我们这儿真的太了解了。”听到当地人这样的回馈，董卿觉得她完成了她的工作。
“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观众开始习惯了晚会中的董卿，就如同她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
到了2012年，在董卿来央视整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卿姐，我们有台晚会，你来主持一下。” 周围的事情还在良性运转，提到晚会，大家顺理成章就想到了董卿。可董卿发现自己没那么期待这样的舞台了。她形容自己以前上台跟打鸡血一样，无论台下发生什么，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只要让她拿起麦克风，对着镜头，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她就会兴奋到忘记所有事情。
2012年开始，她很难再有那样的兴奋感了，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徘徊。
2013年，她主持谈话节目《我上春晚了》，录到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她和嘉宾都感到疲惫，她感觉到节目状态不理想。回到家是已经是晚上12点了，她坐在沙发旁的地毯上，把刚刚的节目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我要是换种问法，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一句话，会不会好一些呢？”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你可以去睡了，下次会更好的。”她对自己说。
困惑还在持续。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再回来的时候，她开始了《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她的父母。父母的出发点很单纯，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觉得女儿没必要在40多岁的年龄再去做一件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我心里挺难过的，我从浙江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他们从未有过半句的怀疑或阻拦。”董卿说。
“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这样告诉周围的人，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
董卿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如今，父亲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当年的同窗，不少新闻从业者。《朗读者》播出之后，董卿经常会在父亲的朋友圈看到鼓励她的留言。
董卿泪点很低。有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她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四点睡觉，第二天录制，九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
“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打动情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她审片的时候这样跟大家说。在《朗读者》的舞台上，徐静蕾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徐静蕾在台上哭了，董卿在台下也听哭了。
这是一个反感煽情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人们似乎对于这些动情的段落很认同。“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我们不能说，哎呦，哭了，节目就成了。”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采访麦家时，麦家说了很多他跟父亲的故事，“那个裂度特别大，一个孩子几十年不跟他的父亲说话，之后他每年都要坐在父亲的坟前跟父亲讲话，把十几年没对父亲说的话对着泥土说出来。”而经过后期剪辑，最终节目中呈现出的“催泪点”只是录制当天的百分之三十。董卿很清楚，在感性之外，她是电视制作人，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她需要从参与者的角色切换到局外人的角色。
演员赵文瑄录制《朗读者》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得，就哽咽了。”他跟《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勾引’我谈及伤感话题，我从来没有就范过啊。”他说自己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自愿打开了自己的情感阀门。
《朗读者》的音乐总监姚谦留意到了董卿在《朗读者》中细微的眼神变化，“喜欢文艺的人很容易在与别人交流时流露真性情。”姚谦跟董卿接触后，发现她跟春晚上得体大气的形象有点出入。“她对文字很敏感。”姚谦说。
《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田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私底下开玩笑说，董卿对面的那把椅子有神奇的魔力，坐在上面的人，总会敞开心扉去讲述。在郎昆看来，嘉宾之所以愿意对董卿打开心扉，源于董卿对他们的尊重。“她把对事业的尊重平移到了对嘉宾的尊重。”郎昆说，“ 董卿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做不到的，现在为什么能，年代感已经到了。”
跟嘉宾聊天时，董卿总是习惯性地身子往前倾。为了让她的脸看起来更好看一些，通常这个时候，灯光老师就会举起大纸板，上面写着“坐回去”。 “有时候说得好不好听，比脸好不好看更重要。”董卿心想。
郎昆看《朗读者》，看董卿采访徐静蕾，当时提到奶奶，徐静蕾说不下去了。看到这儿，郎昆有点紧张，他特别怕董卿继续追问。董卿当时什么也没说，徐静蕾缓了一下接着讲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多余，都没心没肺。”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这一幕让他自然联想到了倪萍。当年他把倪萍从青岛带到中央电视台，就是看中了倪萍“和嘉宾同步喜怒哀乐愁惊恐忧”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董卿和倪萍极其相似。
董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访谈节目会是她的终极舞台。她希望跟人们有心灵的交互。“如果你没办法体会他人，体会自己，没办法认知他人，认知自己，那么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