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文章，摘抄，与君共赏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进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或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绝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在军旅之中生活很久，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并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段时间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但萧红南去了。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未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作出的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脱险回国的朋友，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危险。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最喜欢的文章，摘抄，与君共赏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进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或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绝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在军旅之中生活很久，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并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段时间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但萧红南去了。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未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作出的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脱险回国的朋友，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危险。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