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第一节 对国家安全的界定

第二节 国家安全从“传统安全”到“综合安全”

第三节 “综合安全”中的文化安全

第四节 对文化安全的界定

第五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现状

第二章 我国的文化安全

第一节 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第二节 社会转型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第三节 文化转型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第三章 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 客观的看待文化安全的现状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课题,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文化广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文化是社会进步 的综合标志,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文化有两种形态: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文化的物质形态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成果和体现,其本质仍是人类精神的物化。而对一个国家影响最大的是精神形态,文化的精神形态一般包括经验和知识、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等。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文化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既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又是长远的深刻的,保护本国家的文化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冲突中的一个方面。文化安全也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文明是广义上的文化,文化安全包含在文明冲突之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的文化互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是积极的、正确的,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是有理性和选择能力的,好的东西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对能够为全球人民谋福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媒介和平台,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优势有意无意的侵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单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一般情况下文化安全主要是从第二个方面说的。有的学者说:“文化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则者某种不容选择的线形进步的结果。”西方国家特别是是美国,自身的优势很容易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从而认为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放逐四海皆行,美国希望将世界改造成为美国的样子,那世界将会变成美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美国显的是那么的一相情愿。

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设施的建立,使国际文化交流的能力、强度、总量、速度都大大的增强了。文化产业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经营活动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对信息资源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就导致了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面出现道路明显的强势和弱势之分从而造成文化传播的单向性和侵入性。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导致文化安全问题面临的主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文化的互动必然会侵蚀维系国家存

在和发展的传统的社会认同,比如某些国家向别的国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妄图以本国的模式改造别的国家,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但是对待文化安全问题,我们要辨证、客观正确的对待,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诚然文化安全问题与发达国家有意识的将文化问题政治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事物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一种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另一个国家以及在它进入的国家以何种方式存在对一个国家的文化造成多大的冲击力和侵蚀程度要根据被侵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与全球化并存的一个概念是本土化,无论是麦当劳,还是肯得基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汁原味了,要正确对待文化安全问题不但要正视全球化,还要正视本土化的反作用力。

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融入这个大潮中,那么我们就会被边缘化,所以我们不可能避开全球化,探讨文化安全这个课题时全球化这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全球化面前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创新、进步的态度,我们所能改变的是这其中可操作的人为性因素,同时清醒的认识到我国的文化本身也存在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那些文化是需要传承和继续发扬光大的,而那些是不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需要被时代淘汰的糟粕。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主张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文化的民族性,防止民族文化丧失自我特性的。我们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把自己国家的主张和价值观强加在别的国家身上,但是基于文化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文我们不能像维护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等具体有形的安全那样去维护文化安全,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内化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它只能靠人们内心的安全意识和自我约束。

国家文化安全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战略形态。就它是主体意义而言是国家对于本国文化所处的一种危机状态的一种当下的判断及其所运用的整体性对策的结果。但是就其形态发生的整体意义而言,却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国家危机和挑战是不同的,国家战略的内容就是不一样的,是随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变动而变动的,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

全球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态势,它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不是单一的统合现象,而是过程和活动的综合化,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体和总体化进程,它深刻的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方式和国际力量重组从而导致了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对战争的代价的考虑使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是说大国之间不存在利益或者战略等方面的冲突,那么冲突积压久了总需要爆发的渠道,因为不会轻易诉诸军事领域,那么必然会转向其他领域。文化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国家战略的一种存在方式,作为“软权力”的文化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文化有了战略意义和价值,文化安全也成为了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战略的文化形态。

加拿大学者谢弗指出:“世界正经历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变革时期,文化日益成为社区、以及地区、国家以及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力量。”谢弗:《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2期。发达国家内部也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推行的文化贸易自由化政策看作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个性的一种威胁,因而提出“文化例外”的战略主张,以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且使之成为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国家文化主权,各民族国家都给予了文化安全以高度的重视,制定相应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来确保本国文化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营造一个有利于维系民族凝聚力和

民族认同的文化氛围,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1、文化之所以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体制市场化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往来极为频繁,经济交往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世界更像一个“地球村”;贸易自由化和体制市场化则使市场一体化成为可能,边境变得模糊,除了国防的意义,边境更像虚拟的一条线。正如一个文化研究专家所指出的,“在一个军事挑战相对于非军事的民间的危险要小一些的世界里,对比文化生活和武装力量两种状况,前者在现阶段对我们的决策显得更为重要。”[2]

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安全。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安全涉及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世界观与价值观、语言的纯洁性、文物保护等,与出版关系密切。

2、文化力量会影响人们的工作成就感,进而影响工作热诚与效率;文化力量会影响伦理道德,进而影响资源分配公平与否等的问题;文化力量同时会影响社会规范,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阶级和谐等问题。事实上,在不同的经济体中,文化因素都可以影响经济的成长或衰退。例如日本的文化,已明显的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的内部管理、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以致产品的外观、设计与推销策略,都有日本的特色。

文化亦会影响消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达,在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之外,现代人对消费产品的需求已是诉诸一种欲望、情怀及特有经验,文化产品正能响应这种需求。文化产品可以说是由消费者的[欲望]驱动(精神消费晶),而非由实质需要带动(物质消费品)。这类产品通常是消费者[想要的]、而不一定是[需要的]东西。然而,[欲望]是可以培养的,深系于当地民情与民风,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左右,媒体和市场推广策略亦能推波助澜,促进欲望消费。因此,越来越多入视文化产品为下一个经济增长范畴。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百五十个国家齐集斯德哥摩尔(Stocldaolm),举行“政府间文化发展政策会议”(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共同协议把文化政策列为优先发展的策略。一九九九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亦作出声名,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文化能使一个国家从本身的文化知识与生产中创造所得,脱离贫困(文化脱贫);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及物质资源又能够促进地区层级的发展:藉由更新市中心、保存具有社会意义的自然资产等化资产,能创造永续的观光收益;文化资本能巩固社会资本,提升穷人自尊,并强化对多样性的尊重,以从经济发展中得益。 文化影响经济成果,综合的文化力量,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综合的经济力量。

二、文化与价值观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趋势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下,社会的文化质素和公民的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发展文化文明,既响应了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又响应全球化的威胁和知识经济的来临。

一九七八年我国的第一次转型,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成绩。第二次转型,追求的已扩大至社会公义、公共服务、劳工利益、内资利益及生态环境利益等文化有关的课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代表],包括[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文化及政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二○○四年三月五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一个国家的身份。文化是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是我们溯本追源的地方。透过文化,我们知道自己的特性,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共通点。阅读我们的文化史,像是在阅读一本家族的族谱,告诉我们,祖先的种种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的今天是怎样演变来的。有了这种根底,回顾今天种种,我们才能把自己定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3、文化的纵切面,是文化传统;文化的横切面,是文化的全球化及区域化。

4、有的学者提出要建立文化预警机制,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十分复杂的文化环境里,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始终把握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文化应有的国际形象。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制度。

所谓文化安全预警制度,就是指启动相应的国家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进行鉴定和识别,及时而准确地作出预先性和警示性的反应。之所以要强调这一方面,目的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全球化”,加强我们的文化安全意识,从思想上重视抵御西方的文化渗透活动,认识到文化渗透的危害。但是这只是对有形的文化资源的控制,比如对文化产品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对于无形的价值观等属于精神层次的无法靠强制力量进行控制,国家所能够做的只是形成一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压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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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人士大肆宣称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①。虽然这种论调过分夸大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且有其政治目的,是错误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国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

面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态势,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着极大优势的西方世界尚且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民族文化的问题,那么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有效措施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安全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了。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投资合作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更加普遍与突出。他们以经济实力开路,将经济投资、对外援助与对象国人权状况挂钩,不但强行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战略,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公然干涉别国的经济主权与政治、文化主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而是以更为露骨的方式不断加强宣传与输出西方意识形

态和政治观念,或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不断对一些转轨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渗透、诱导与输出,企图达到资本主义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更为隐蔽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一些人更是扬言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宣称所有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会越来越相似,世界文化将会同世界市场一样趋向一致化,从而达到西方的“普遍的消费文化”形式。②它们利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与巨变,大肆丑化与污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极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它们在国内极力想办法应付内部的文化冲突,想办法挽回过度的物欲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颓势的同时,却大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过度的消费主义文化,以便从心灵上控制其人民,为扩张其经济利益等各种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克林顿政府更是继承美国在国外宣扬与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的一贯立场,明确把所谓“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而取得的价值观的安全”。③由此可见,美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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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129—133、370—372页。②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243页。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9、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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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安全”,重视通过扩张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张美国的利益。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因冷战的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而不断强化的态势面前,面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西方世界的文化扩张与干涉主义倾向,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如何在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维护好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是一个日趋紧迫的重大现实课题。

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西方国家推动开启的,现在它们仍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是以西方文明价值观为背景建立的,并在西方国家的掌握与控制中发挥着日益扩大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冷战结束后的有利形势,利用它们的巨大经济科技军事“硬权力”,试图将全球各主权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既有的为西方国家所主导与控制的国际框架内,以此来规范、约束与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成为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斗争的几大重要领域。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合计搞了70多个国别决议,几乎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反映出西方国家改换面孔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行径仍然相当突出,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它们总是将西方的人权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借人权问题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把人权仅仅限于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忽视人权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内涵,忽视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权利与经济权利;并且在现实中基于西方国家利益片面强调人权问题的国际干预,主张人权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法管辖范围。甚至宣称主权对于人权是过时的概念,公开为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杜撰理论根据和制造舆论。不但如此,它们还以经济投资、经济制裁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与内部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但要维护自己文化中关于人权的价值观体系的安全,而且实质上更是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免遭西方国家的干

涉与侵犯。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来自西方文化更大的压力,不但表现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而且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这种趋势使文化更直接地与主权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①,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权观是如此,捍卫其宗教观、民族观也是如此。对宗教自由的片面宣传与鼓吹,对民族分离主义有区别有目的的合理化解释、宣传甚至支持,都是西方国家在“捍卫世界人权”的旗帜掩护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的侵蚀,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干涉。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宗教、民族问题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报道、诋毁、污蔑与干涉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文化价值观念的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双重斗争任务。这种情况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冷战结束后,在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北非、中东、南亚等热点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特别突出,一些国家的安全往往成为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维护民族团结抵制领土分裂的任务相当艰巨。有的国家虽然现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宗教与民族分离主义行动,但是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相当大的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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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

一个国家的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其生存与发展能力与其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物质“硬权力”的强弱息息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一般比较落后,没有足够的财力与投资去进行文化建设。这就造成它们在经济、技术、军事等物质“硬权力”与文化“软权力”两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与文化扩张攻势面前,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处在劣势与被动地位。西方国家凭借其“硬权力”优势,不断在文化“软权力”上追加新的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增加了其比较优势。特别是发达国家巨额的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在经济发达与技术先进的基础上更增添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扩张力、诱导力与吸引力。这种情况在传统的广播、电视、电影等文化事业上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其几乎覆盖全世界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网络,不间断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时尚、风俗习惯„„在有形无形中都在用西方文明特别是消费主义文化改造非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据悉,仅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就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75%,美国的通俗音乐、时尚、生活方式在全球各个角落传播,美国的科学与文化期刊数量与影响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它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50万外国留学生,美国的语言(英语)是全球普适性的影响力最大的语种,世界各国学习英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传播过程,美国每年在文化方面的投资额远非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投资规模所可比拟,创造的收入也非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可同日而语„„例如,仅电影《泰坦尼克号》就在世界各地赚取了18亿美元。目前,美国好莱坞收入50%左右来自海外。总之,美国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有着几乎绝对的优势。不仅如此,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在全球的应用与发展,更强化了美国的文化影响,更加扩大了美国世界信息生产与传播中心的优势地位。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正通过各种渠道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地扩张与蔓延。 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这种全球扩张趋势,也构成了对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一种最危险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内部,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呈日趋泛滥之势,道德沦落、文化自绝、精神空虚、吸毒与暴力犯罪盛行等等现象十分突出。亨廷顿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①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精神特性却改头换面地取代了伦理标准”,“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与目标”,导致这些社会“道德败坏”、“文化堕落”、“精神空虚”现象严重滋生

与蔓延,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安全与吸引力,而且“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②他还直指欧洲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文化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其“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从而可能对欧洲“造成致命的损害”。③不但如此,西方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还影响着全球,从电视电影、时尚、通俗音乐到因特网信息流,西方文化正越来越决定性地“促使全世界范围里的人都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和及时满足道德上不受抑制的个人欲望„„结果是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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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0—360页。②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9页。③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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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①虽然这种论调对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危害及其全球影响可能有些过份夸张,但不管怎样,其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价值观体系安全已经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危害,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难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对信息进行必要的控制、限制、选择取舍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扩张与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又有了新的武器与手段———“信息霸权主义”,通过占据信息技术领域的控制权与领先地位,西方国家更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控制。只要有利益需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或文化的),他们便可以通过有蓄谋的信息输出,制造与散布假信息,对有关国家进行广泛的社会情绪动员,放大人们对西方世界的崇拜,放大人们对自身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进行政治动员,煽起动乱,或为现有的动乱推波助澜、火上加油,严重时还可颠覆别国政权。对于苏联与东欧的巨变,西方一些人士坦承:“信息革命在显然未能跟上西方的共产党社会的崩溃中起了关键作用。”②据预测,2000年使用互联网者将达2.5亿人,信息的传播与扩张对于世界文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都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广泛影响。对于经济、科技等“硬权力”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信息扩张与“信息霸权主义”的客观形势,将不得不面临更加严峻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甚至国家政治安全的艰巨任务。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有个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例如,面对美国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冲击,法国提出“要保护法语”。1998年6月,加拿大在渥太华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有关联手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会议。③参加会议的有包括法国、英国、巴西、墨西哥在内的19个国家,但是美国被排除在外。会上讨论了把文化产品排除在降低贸易壁垒的有关协定之外的方法,其根据是自由贸易威胁各国自己的文化。看起来,已不只是法国、加拿大等个别国家要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更多的美国西方盟友已经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来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行径。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与深度上的不断发展,文化的传播更加容易与频繁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已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更趋日常化与隐蔽化,“经济霸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特别是“信息霸权主义”)的联手使用更加频繁,发展中国家面临维护与发展国家经济利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繁重任务。如何在开放的世界中,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广泛借鉴与吸取别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成果,并有效地抵制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腐蚀,

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消极文化因素的侵蚀与影响,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特性与民族精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摆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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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63—64页。②保罗·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③《文化大战》,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9月12日。

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

族之根,是国家之魂。一个没有文化传统、文化底蕴、文化特色的国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难以自立于世界的。从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体现国家的“软

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文化

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安全必须包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

第一节 对国家安全的界定

第二节 国家安全从“传统安全”到“综合安全”

第三节 “综合安全”中的文化安全

第四节 对文化安全的界定

第五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现状

第二章 我国的文化安全

第一节 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第二节 社会转型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第三节 文化转型对文化安全的影响

第三章 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 客观的看待文化安全的现状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安全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课题,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文化广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文化是社会进步 的综合标志,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文化有两种形态: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文化的物质形态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成果和体现,其本质仍是人类精神的物化。而对一个国家影响最大的是精神形态,文化的精神形态一般包括经验和知识、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等。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文化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既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又是长远的深刻的,保护本国家的文化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冲突中的一个方面。文化安全也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文明是广义上的文化,文化安全包含在文明冲突之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的文化互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是积极的、正确的,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是有理性和选择能力的,好的东西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对能够为全球人民谋福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媒介和平台,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优势有意无意的侵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单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一般情况下文化安全主要是从第二个方面说的。有的学者说:“文化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则者某种不容选择的线形进步的结果。”西方国家特别是是美国,自身的优势很容易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从而认为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放逐四海皆行,美国希望将世界改造成为美国的样子,那世界将会变成美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美国显的是那么的一相情愿。

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设施的建立,使国际文化交流的能力、强度、总量、速度都大大的增强了。文化产业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经营活动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对信息资源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就导致了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面出现道路明显的强势和弱势之分从而造成文化传播的单向性和侵入性。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导致文化安全问题面临的主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文化的互动必然会侵蚀维系国家存

在和发展的传统的社会认同,比如某些国家向别的国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妄图以本国的模式改造别的国家,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但是对待文化安全问题,我们要辨证、客观正确的对待,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诚然文化安全问题与发达国家有意识的将文化问题政治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事物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一种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另一个国家以及在它进入的国家以何种方式存在对一个国家的文化造成多大的冲击力和侵蚀程度要根据被侵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与全球化并存的一个概念是本土化,无论是麦当劳,还是肯得基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汁原味了,要正确对待文化安全问题不但要正视全球化,还要正视本土化的反作用力。

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能融入这个大潮中,那么我们就会被边缘化,所以我们不可能避开全球化,探讨文化安全这个课题时全球化这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全球化面前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创新、进步的态度,我们所能改变的是这其中可操作的人为性因素,同时清醒的认识到我国的文化本身也存在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那些文化是需要传承和继续发扬光大的,而那些是不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需要被时代淘汰的糟粕。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主张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文化的民族性,防止民族文化丧失自我特性的。我们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把自己国家的主张和价值观强加在别的国家身上,但是基于文化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文我们不能像维护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等具体有形的安全那样去维护文化安全,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内化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它只能靠人们内心的安全意识和自我约束。

国家文化安全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战略形态。就它是主体意义而言是国家对于本国文化所处的一种危机状态的一种当下的判断及其所运用的整体性对策的结果。但是就其形态发生的整体意义而言,却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国家危机和挑战是不同的,国家战略的内容就是不一样的,是随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变动而变动的,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

全球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态势,它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不是单一的统合现象,而是过程和活动的综合化,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体和总体化进程,它深刻的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方式和国际力量重组从而导致了了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对战争的代价的考虑使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是说大国之间不存在利益或者战略等方面的冲突,那么冲突积压久了总需要爆发的渠道,因为不会轻易诉诸军事领域,那么必然会转向其他领域。文化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国家战略的一种存在方式,作为“软权力”的文化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文化有了战略意义和价值,文化安全也成为了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战略的文化形态。

加拿大学者谢弗指出:“世界正经历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变革时期,文化日益成为社区、以及地区、国家以及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力量。”谢弗:《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2期。发达国家内部也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推行的文化贸易自由化政策看作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个性的一种威胁,因而提出“文化例外”的战略主张,以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且使之成为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国家文化主权,各民族国家都给予了文化安全以高度的重视,制定相应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来确保本国文化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营造一个有利于维系民族凝聚力和

民族认同的文化氛围,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1、文化之所以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体制市场化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往来极为频繁,经济交往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世界更像一个“地球村”;贸易自由化和体制市场化则使市场一体化成为可能,边境变得模糊,除了国防的意义,边境更像虚拟的一条线。正如一个文化研究专家所指出的,“在一个军事挑战相对于非军事的民间的危险要小一些的世界里,对比文化生活和武装力量两种状况,前者在现阶段对我们的决策显得更为重要。”[2]

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安全。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安全涉及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世界观与价值观、语言的纯洁性、文物保护等,与出版关系密切。

2、文化力量会影响人们的工作成就感,进而影响工作热诚与效率;文化力量会影响伦理道德,进而影响资源分配公平与否等的问题;文化力量同时会影响社会规范,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阶级和谐等问题。事实上,在不同的经济体中,文化因素都可以影响经济的成长或衰退。例如日本的文化,已明显的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的内部管理、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以致产品的外观、设计与推销策略,都有日本的特色。

文化亦会影响消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达,在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之外,现代人对消费产品的需求已是诉诸一种欲望、情怀及特有经验,文化产品正能响应这种需求。文化产品可以说是由消费者的[欲望]驱动(精神消费晶),而非由实质需要带动(物质消费品)。这类产品通常是消费者[想要的]、而不一定是[需要的]东西。然而,[欲望]是可以培养的,深系于当地民情与民风,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左右,媒体和市场推广策略亦能推波助澜,促进欲望消费。因此,越来越多入视文化产品为下一个经济增长范畴。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百五十个国家齐集斯德哥摩尔(Stocldaolm),举行“政府间文化发展政策会议”(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共同协议把文化政策列为优先发展的策略。一九九九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亦作出声名,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文化能使一个国家从本身的文化知识与生产中创造所得,脱离贫困(文化脱贫);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及物质资源又能够促进地区层级的发展:藉由更新市中心、保存具有社会意义的自然资产等化资产,能创造永续的观光收益;文化资本能巩固社会资本,提升穷人自尊,并强化对多样性的尊重,以从经济发展中得益。 文化影响经济成果,综合的文化力量,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综合的经济力量。

二、文化与价值观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趋势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下,社会的文化质素和公民的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发展文化文明,既响应了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又响应全球化的威胁和知识经济的来临。

一九七八年我国的第一次转型,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成绩。第二次转型,追求的已扩大至社会公义、公共服务、劳工利益、内资利益及生态环境利益等文化有关的课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代表],包括[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文化及政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二○○四年三月五日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一个国家的身份。文化是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是我们溯本追源的地方。透过文化,我们知道自己的特性,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共通点。阅读我们的文化史,像是在阅读一本家族的族谱,告诉我们,祖先的种种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的今天是怎样演变来的。有了这种根底,回顾今天种种,我们才能把自己定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3、文化的纵切面,是文化传统;文化的横切面,是文化的全球化及区域化。

4、有的学者提出要建立文化预警机制,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十分复杂的文化环境里,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始终把握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文化应有的国际形象。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制度。

所谓文化安全预警制度,就是指启动相应的国家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进行鉴定和识别,及时而准确地作出预先性和警示性的反应。之所以要强调这一方面,目的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全球化”,加强我们的文化安全意识,从思想上重视抵御西方的文化渗透活动,认识到文化渗透的危害。但是这只是对有形的文化资源的控制,比如对文化产品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对于无形的价值观等属于精神层次的无法靠强制力量进行控制,国家所能够做的只是形成一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压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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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人士大肆宣称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①。虽然这种论调过分夸大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且有其政治目的,是错误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国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

面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态势,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着极大优势的西方世界尚且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民族文化的问题,那么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有效措施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安全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了。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投资合作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更加普遍与突出。他们以经济实力开路,将经济投资、对外援助与对象国人权状况挂钩,不但强行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战略,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公然干涉别国的经济主权与政治、文化主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而是以更为露骨的方式不断加强宣传与输出西方意识形

态和政治观念,或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不断对一些转轨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渗透、诱导与输出,企图达到资本主义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更为隐蔽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一些人更是扬言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宣称所有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会越来越相似,世界文化将会同世界市场一样趋向一致化,从而达到西方的“普遍的消费文化”形式。②它们利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与巨变,大肆丑化与污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极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它们在国内极力想办法应付内部的文化冲突,想办法挽回过度的物欲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颓势的同时,却大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过度的消费主义文化,以便从心灵上控制其人民,为扩张其经济利益等各种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克林顿政府更是继承美国在国外宣扬与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的一贯立场,明确把所谓“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而取得的价值观的安全”。③由此可见,美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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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129—133、370—372页。②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243页。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9、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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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安全”,重视通过扩张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张美国的利益。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因冷战的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而不断强化的态势面前,面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西方世界的文化扩张与干涉主义倾向,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如何在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维护好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是一个日趋紧迫的重大现实课题。

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西方国家推动开启的,现在它们仍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是以西方文明价值观为背景建立的,并在西方国家的掌握与控制中发挥着日益扩大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冷战结束后的有利形势,利用它们的巨大经济科技军事“硬权力”,试图将全球各主权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既有的为西方国家所主导与控制的国际框架内,以此来规范、约束与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成为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斗争的几大重要领域。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合计搞了70多个国别决议,几乎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反映出西方国家改换面孔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行径仍然相当突出,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它们总是将西方的人权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借人权问题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把人权仅仅限于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忽视人权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内涵,忽视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权利与经济权利;并且在现实中基于西方国家利益片面强调人权问题的国际干预,主张人权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法管辖范围。甚至宣称主权对于人权是过时的概念,公开为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杜撰理论根据和制造舆论。不但如此,它们还以经济投资、经济制裁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与内部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但要维护自己文化中关于人权的价值观体系的安全,而且实质上更是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免遭西方国家的干

涉与侵犯。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来自西方文化更大的压力,不但表现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而且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这种趋势使文化更直接地与主权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①,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权观是如此,捍卫其宗教观、民族观也是如此。对宗教自由的片面宣传与鼓吹,对民族分离主义有区别有目的的合理化解释、宣传甚至支持,都是西方国家在“捍卫世界人权”的旗帜掩护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的侵蚀,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干涉。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宗教、民族问题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报道、诋毁、污蔑与干涉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文化价值观念的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双重斗争任务。这种情况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冷战结束后,在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北非、中东、南亚等热点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特别突出,一些国家的安全往往成为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维护民族团结抵制领土分裂的任务相当艰巨。有的国家虽然现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宗教与民族分离主义行动,但是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相当大的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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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

一个国家的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其生存与发展能力与其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物质“硬权力”的强弱息息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一般比较落后,没有足够的财力与投资去进行文化建设。这就造成它们在经济、技术、军事等物质“硬权力”与文化“软权力”两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与文化扩张攻势面前,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处在劣势与被动地位。西方国家凭借其“硬权力”优势,不断在文化“软权力”上追加新的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增加了其比较优势。特别是发达国家巨额的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在经济发达与技术先进的基础上更增添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扩张力、诱导力与吸引力。这种情况在传统的广播、电视、电影等文化事业上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其几乎覆盖全世界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网络,不间断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时尚、风俗习惯„„在有形无形中都在用西方文明特别是消费主义文化改造非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据悉,仅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就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75%,美国的通俗音乐、时尚、生活方式在全球各个角落传播,美国的科学与文化期刊数量与影响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它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50万外国留学生,美国的语言(英语)是全球普适性的影响力最大的语种,世界各国学习英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传播过程,美国每年在文化方面的投资额远非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投资规模所可比拟,创造的收入也非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可同日而语„„例如,仅电影《泰坦尼克号》就在世界各地赚取了18亿美元。目前,美国好莱坞收入50%左右来自海外。总之,美国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有着几乎绝对的优势。不仅如此,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在全球的应用与发展,更强化了美国的文化影响,更加扩大了美国世界信息生产与传播中心的优势地位。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正通过各种渠道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地扩张与蔓延。 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这种全球扩张趋势,也构成了对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一种最危险的挑战。在西方国家内部,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呈日趋泛滥之势,道德沦落、文化自绝、精神空虚、吸毒与暴力犯罪盛行等等现象十分突出。亨廷顿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①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精神特性却改头换面地取代了伦理标准”,“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与目标”,导致这些社会“道德败坏”、“文化堕落”、“精神空虚”现象严重滋生

与蔓延,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安全与吸引力,而且“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②他还直指欧洲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文化安全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其“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从而可能对欧洲“造成致命的损害”。③不但如此,西方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还影响着全球,从电视电影、时尚、通俗音乐到因特网信息流,西方文化正越来越决定性地“促使全世界范围里的人都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和及时满足道德上不受抑制的个人欲望„„结果是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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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0—360页。②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9页。③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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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①虽然这种论调对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危害及其全球影响可能有些过份夸张,但不管怎样,其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价值观体系安全已经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危害,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难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对信息进行必要的控制、限制、选择取舍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扩张与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又有了新的武器与手段———“信息霸权主义”,通过占据信息技术领域的控制权与领先地位,西方国家更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控制。只要有利益需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或文化的),他们便可以通过有蓄谋的信息输出,制造与散布假信息,对有关国家进行广泛的社会情绪动员,放大人们对西方世界的崇拜,放大人们对自身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进行政治动员,煽起动乱,或为现有的动乱推波助澜、火上加油,严重时还可颠覆别国政权。对于苏联与东欧的巨变,西方一些人士坦承:“信息革命在显然未能跟上西方的共产党社会的崩溃中起了关键作用。”②据预测,2000年使用互联网者将达2.5亿人,信息的传播与扩张对于世界文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都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广泛影响。对于经济、科技等“硬权力”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信息扩张与“信息霸权主义”的客观形势,将不得不面临更加严峻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甚至国家政治安全的艰巨任务。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有个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例如,面对美国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冲击,法国提出“要保护法语”。1998年6月,加拿大在渥太华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有关联手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会议。③参加会议的有包括法国、英国、巴西、墨西哥在内的19个国家,但是美国被排除在外。会上讨论了把文化产品排除在降低贸易壁垒的有关协定之外的方法,其根据是自由贸易威胁各国自己的文化。看起来,已不只是法国、加拿大等个别国家要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更多的美国西方盟友已经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有组织的行动来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行径。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与深度上的不断发展,文化的传播更加容易与频繁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已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更趋日常化与隐蔽化,“经济霸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特别是“信息霸权主义”)的联手使用更加频繁,发展中国家面临维护与发展国家经济利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繁重任务。如何在开放的世界中,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广泛借鉴与吸取别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成果,并有效地抵制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腐蚀,

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消极文化因素的侵蚀与影响,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特性与民族精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摆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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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63—64页。②保罗·肯尼迪:《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③《文化大战》,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9月12日。

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

族之根,是国家之魂。一个没有文化传统、文化底蕴、文化特色的国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难以自立于世界的。从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体现国家的“软

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文化

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安全必须包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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