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报人，一生主办过多家报纸，其文章著述影响巨大。本文旨在分别总结梁启超戊戌变法前后的报刊功能观，并通过将这两个时期的功能观进行对比，探究这些变化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戊戌变法；梁启超；报刊功能观；变化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 对于报刊功能的认识，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有详细论述，大概可概括为两点。首先，报刊可以“去塞求通”。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指出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通”，即“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上下、内外不通则国必不能强……”。这是说，报馆是沟通内外、沟通上下的主要途径，报刊可以使民众参与政事，从而使国家强大。其次，报刊有“耳目喉舌”作用，即“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梁启超认为，报刊可以作为向统治者反映民众疾苦的传声器，可以监测社会环境。从以上两点看出，梁启超认识到应充分运用报刊“耳目喉舌”的作用，使报纸成为沟通上下的工具，在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主要看重报刊传达信息方面的作用。 （二）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 在1902年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下称《敬告》）中，梁启超宣称：“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报馆应当独立于政府，并且享有与政府同等地位。梁启超也在《敬告》中重新定位了报馆的两大功能，即“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即报馆的职能为：一是为避免政府滥用权力，必须通过报刊活动对政府进行监督。二是报馆有引导人民追求先进思想的作用。报馆监督政府设想的提出，是对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颠覆性冲击，此设想创造性地跳脱传统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玄学政治理念，“政府本善”“好人政府”的传统认知基模被抛到九霄云外，梁启超以无比冷静的视角找寻到避免政府暴政的结构性办法与稳定的外部监督力量――报纸。“向导国民”也超越了变法之前的“通上”“达下”的信息传播层面，更加注重报刊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更加注重信息内容的渗透力与影响力。政变前后梁启超对报刊功能认识之变化，集中体现在《清议报》的办报实践中。 纵观《清议报》一百册，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攻击清政府。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二十六册，发表《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一文，指出清政府如枯木一般，不能开花结果，像雄鸡不能育卵，像蒸沙不能成饭一样。梁启超把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指责为“伪政府”。在清议报第三十九册上的《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西太后：“西后于祖宗之法也，其便于己者则守之，其碍于己者则变之。吾于是不能不叹其用心之悍，而操术之狡矣。”梁启超认为，西太后主张遵从祖宗之法是为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她这样做是在自己毁灭自己的统治，自作自受，但可怜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前途与命运也一并栽在了这个昏庸统治者的手里。从《清议报》上梁启超这段慷慨激昂的陈辞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清政府毫无畏惧，从事件是非曲直本身出发，履行着监督政府之职责。 第二，提倡破坏主义，力倡民权自由。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册发表《自由书・破坏主义》一文，他在文中说：“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譬如，要在满地瓦砾的地方建房子，必须先将瓦砾铲除，才能施工。又如医治患有痞疳病的人，在进补之前，必须给予大黄、芒硝等重泻之药，然后才吃人参、茯苓等补药，才能奏效，否则，只能加速其死亡。近代各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没有不经过破坏阶段的，而这个阶段是无法逃避的。若对旧东西有所顾恋、有所爱惜，则最终无法成功。人的本能是容易恋旧的，而正是这种恋旧的心态才是阻塞进步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刀阔斧，用快刀断乱麻的办法，进行革命，然后引导人们走上进步的道路，才能获得成功。梁启超把破坏比作药，有病吃药则药的功用很大；同理，社会出现问题时，破坏也成为医治社会的良方。“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若不把病治好，则一切调摄滋补都不起作用，因此破坏这种药便成为今日的第一要件，成为今日的第一美德，“欲布新而不欲除旧，未见其能济者也”。 可见，在《清议报》的办报实践中，梁启超已经有意识批判时政，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三）梁启超报刊功能观变化原因浅析 从“去塞求通”“耳目喉舌”到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明显深化。“去塞求通”与“耳目喉舌”的报刊功能观，是梁启超针对近代中国信息不畅达、政府与民众愚昧的现实情况而有针对性的提出的。在这里，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带有强烈现实性，这与维新派在变法时期与政治权力的接近有很大关系。梁启超的“去塞求通”与“耳目喉舌”，更强调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而政变之后，“报馆与政府地位平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主张以现代新闻眼光看来实质上强调的是报纸的舆论监督、舆论引导与教育作用。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政变前后，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并非相互替代，而是一个累加、深化之过程。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不意味着报纸就无需承担去塞求通与耳目喉舌之作用这个变化受了多元因素的影响，笔者主要从其东渡日本的经历与东渡后的学术著作及报刊活动中寻求原因。 首先，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中国国力的孱弱，绝非仅仅是由信息不畅达与专制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而是清政府的反动、人民不敢反对反动政府有关。因而，报刊必须与政府独立平等，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与此同时，报刊必须有意识地对国民进行教育，引导国民形成政治参与意识、发挥国民的政治力量。在政变之前，梁启超主持《时务报》工作，其办报宗旨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况”，但《时务报》之所以拥有同时期其他报纸无法企及的销售量与影响力，主要依靠的是梁启超的政论。 其次，报纸地位与政府平等，并履行监督政府之职能，是他受民权思想影响的体现。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于现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了总结，涉及六个方面问题：“第一，四民平等问题，凡一国之中，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是贫民对于贵族所争得自由也。第二，参与一国之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自由也。第三，属地自治问题……人民自殖与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第四，信仰问题……悉由自择……第五，民族建国问题……第六，工群问题……”梁启超说：“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惟第二之参政议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他认为，中国人民有权参与政事，有权从政府那里争取自由权利。而报刊作为耳目喉舌，作为“通上”“达下”之代表，必然要站在国民立场上，对政府进行权利掣肘以避免政府专权。民权思想作为一把钥匙，打开了束缚梁启超的枷锁，他放开手脚，不再对清政府客气，而《清议报》作为他宣传自己新思想的阵地的同时，又是他“以报纸监督政府”设想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2] 钟珍为、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M].海南：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3]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 徐刚.《梁启超传》[Z].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 [5] 马雨桐.《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中西舆论观差异对比》[J].《东南传播》，2010年第五期，98. [6] 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N].《新民丛报》1号，1902年2月.
摘 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报人，一生主办过多家报纸，其文章著述影响巨大。本文旨在分别总结梁启超戊戌变法前后的报刊功能观，并通过将这两个时期的功能观进行对比，探究这些变化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戊戌变法；梁启超；报刊功能观；变化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 对于报刊功能的认识，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有详细论述，大概可概括为两点。首先，报刊可以“去塞求通”。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指出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通”，即“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上下、内外不通则国必不能强……”。这是说，报馆是沟通内外、沟通上下的主要途径，报刊可以使民众参与政事，从而使国家强大。其次，报刊有“耳目喉舌”作用，即“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梁启超认为，报刊可以作为向统治者反映民众疾苦的传声器，可以监测社会环境。从以上两点看出，梁启超认识到应充分运用报刊“耳目喉舌”的作用，使报纸成为沟通上下的工具，在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主要看重报刊传达信息方面的作用。 （二）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 在1902年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下称《敬告》）中，梁启超宣称：“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报馆应当独立于政府，并且享有与政府同等地位。梁启超也在《敬告》中重新定位了报馆的两大功能，即“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即报馆的职能为：一是为避免政府滥用权力，必须通过报刊活动对政府进行监督。二是报馆有引导人民追求先进思想的作用。报馆监督政府设想的提出，是对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颠覆性冲击，此设想创造性地跳脱传统中国人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玄学政治理念，“政府本善”“好人政府”的传统认知基模被抛到九霄云外，梁启超以无比冷静的视角找寻到避免政府暴政的结构性办法与稳定的外部监督力量――报纸。“向导国民”也超越了变法之前的“通上”“达下”的信息传播层面，更加注重报刊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更加注重信息内容的渗透力与影响力。政变前后梁启超对报刊功能认识之变化，集中体现在《清议报》的办报实践中。 纵观《清议报》一百册，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攻击清政府。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二十六册，发表《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一文，指出清政府如枯木一般，不能开花结果，像雄鸡不能育卵，像蒸沙不能成饭一样。梁启超把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指责为“伪政府”。在清议报第三十九册上的《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西太后：“西后于祖宗之法也，其便于己者则守之，其碍于己者则变之。吾于是不能不叹其用心之悍，而操术之狡矣。”梁启超认为，西太后主张遵从祖宗之法是为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她这样做是在自己毁灭自己的统治，自作自受，但可怜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前途与命运也一并栽在了这个昏庸统治者的手里。从《清议报》上梁启超这段慷慨激昂的陈辞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清政府毫无畏惧，从事件是非曲直本身出发，履行着监督政府之职责。 第二，提倡破坏主义，力倡民权自由。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册发表《自由书・破坏主义》一文，他在文中说：“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譬如，要在满地瓦砾的地方建房子，必须先将瓦砾铲除，才能施工。又如医治患有痞疳病的人，在进补之前，必须给予大黄、芒硝等重泻之药，然后才吃人参、茯苓等补药，才能奏效，否则，只能加速其死亡。近代各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没有不经过破坏阶段的，而这个阶段是无法逃避的。若对旧东西有所顾恋、有所爱惜，则最终无法成功。人的本能是容易恋旧的，而正是这种恋旧的心态才是阻塞进步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刀阔斧，用快刀断乱麻的办法，进行革命，然后引导人们走上进步的道路，才能获得成功。梁启超把破坏比作药，有病吃药则药的功用很大；同理，社会出现问题时，破坏也成为医治社会的良方。“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若不把病治好，则一切调摄滋补都不起作用，因此破坏这种药便成为今日的第一要件，成为今日的第一美德，“欲布新而不欲除旧，未见其能济者也”。 可见，在《清议报》的办报实践中，梁启超已经有意识批判时政，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三）梁启超报刊功能观变化原因浅析 从“去塞求通”“耳目喉舌”到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明显深化。“去塞求通”与“耳目喉舌”的报刊功能观，是梁启超针对近代中国信息不畅达、政府与民众愚昧的现实情况而有针对性的提出的。在这里，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带有强烈现实性，这与维新派在变法时期与政治权力的接近有很大关系。梁启超的“去塞求通”与“耳目喉舌”，更强调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而政变之后，“报馆与政府地位平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主张以现代新闻眼光看来实质上强调的是报纸的舆论监督、舆论引导与教育作用。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政变前后，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并非相互替代，而是一个累加、深化之过程。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不意味着报纸就无需承担去塞求通与耳目喉舌之作用这个变化受了多元因素的影响，笔者主要从其东渡日本的经历与东渡后的学术著作及报刊活动中寻求原因。 首先，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中国国力的孱弱，绝非仅仅是由信息不畅达与专制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而是清政府的反动、人民不敢反对反动政府有关。因而，报刊必须与政府独立平等，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与此同时，报刊必须有意识地对国民进行教育，引导国民形成政治参与意识、发挥国民的政治力量。在政变之前，梁启超主持《时务报》工作，其办报宗旨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况”，但《时务报》之所以拥有同时期其他报纸无法企及的销售量与影响力，主要依靠的是梁启超的政论。 其次，报纸地位与政府平等，并履行监督政府之职能，是他受民权思想影响的体现。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于现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了总结，涉及六个方面问题：“第一，四民平等问题，凡一国之中，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是贫民对于贵族所争得自由也。第二，参与一国之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自由也。第三，属地自治问题……人民自殖与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第四，信仰问题……悉由自择……第五，民族建国问题……第六，工群问题……”梁启超说：“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惟第二之参政议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他认为，中国人民有权参与政事，有权从政府那里争取自由权利。而报刊作为耳目喉舌，作为“通上”“达下”之代表，必然要站在国民立场上，对政府进行权利掣肘以避免政府专权。民权思想作为一把钥匙，打开了束缚梁启超的枷锁，他放开手脚，不再对清政府客气，而《清议报》作为他宣传自己新思想的阵地的同时，又是他“以报纸监督政府”设想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36. [2] 钟珍为、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M].海南：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3]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 徐刚.《梁启超传》[Z].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 [5] 马雨桐.《梁启超和李普曼的中西舆论观差异对比》[J].《东南传播》，2010年第五期，98. [6] 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N].《新民丛报》1号，19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