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伏心周春平
江海学刊 2004年02期
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一）道德缺失增加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
由Heritage Foundation和Wall Street Journal联合发表的《2002年经济自由指数》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中等”到“大量”的仿冒商品和盗版知识产权。据统计，2001年，全国共查处私营企业违法违章行为13.19万户次，罚款5.02万户次，罚款金额1.34亿元，没收非法所得2927户次，没收非法所得金额1584万元，停业整顿2083户，吊销营业执照72790户。由此可见，在我国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秩序仍然普遍缺失，道德秩序作用的范围还很小。
市场主体道德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削弱了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甚至还修改了人们的道德标准。
当道德秩序普遍缺失时，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便会产生损害别人的动机，形成所谓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缺乏道德秩序必然会影响市场交易，产权的保护费用也会增加，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影响经济的持久繁荣。
（二）传统文化与私营企业的发展
1.家文化、家族制度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十分悠久的国度，家族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在传统家文化影响下，特别是在法治和社会信誉作为一种资源仍比较稀缺情况下，中国私营企业也就更注重血缘、亲属等初级伦理规范在企业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放弃所有权，也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进入企业的管理层。
毫无疑问，在一定条件下，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作为一种资源，能够节约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便于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
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有限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导致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时，私营企业应审时度势，摈弃或淡化任人唯亲的家族制度，逐步建立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2.“官本位”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一方面，官本位崇拜不利于私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在官本位制下，一些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目的多是“商而优则仕”。
另一方面，官本位最终导致政企不分，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活动虽然增加了其机会成本，但是，进入仕途后，他们可以利用政治资源为自己服务。不仅如此，这些“企业家官员”也会利用管制和许可证，也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权力干预经济和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3.“小富即安”、“贪大求全”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一些企业家仍固守“小富即安”和“占地为王”的观念，企业之间缺少分工与合作，很难走重组和兼并壮大之路。由此可见，在我国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着积累机制有余而资本集中机制不足的问题，私营企业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
一些私营企业往往涉足许多关联度不大的领域，盲目走多元化经营之路，最终走向衰落。这种盲目多元化经营，其根源在于“好大喜功”和“贪大求全”观念。
（三）计划体制的惯性、政府职能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不在于传统体制内的正式制度安排，而是植根于传统体制人们所形成的思维、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政府至今仍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政府官员的观念和行为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由此导致，属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政府职能至今未能彻底转变，增加了私营企业的交易成本。
一方面，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在这种行政控制经济下，社会信息的规范度和透明度比较低下，交易信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且是模糊的、人格化的和非竞争性的。
另一方面，与政府“越位”不同的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缺位”，也导致了私营企业运行中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
（四）对企业文化的忽视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企业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但是，目前我国多数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往往忽视企业文化建设。由于缺乏现代企业文化理念和相适应的文化氛围，私营企业很难形成自己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
（一）非正式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演化机制
1.非正式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内涵于整个制度体系之中，正式制度要得到有效实施，离不开契合的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制度结构，两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原理同时也表明，外部的制度移植以及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必须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容性。从外部借鉴的正式规则以及体内强制变革的正式规则，如果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产生冲突，其结果是，正式制度的移植和变革可能既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
2.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机制。
从制度的形成路径及其演进方式来看，正式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则比较缓慢。相应地，就制度的可移植性来说，外部制度在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情况下，便可以迅速地引入，从而降低正式制度的创新成本。但是，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可移植性就比较差。
因而，非正式制度的演进并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迅速地移植。非正式规则的移植更多的是通过人们的学习和模仿而获得，它是人们在交易中重复博弈和不断试错的结果。
（二）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
促进我国私营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的型构，首先必须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完善正式制度安排。从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束缚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已基本消除；一些私营企业主已经意识到家族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企业制度开始向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传统文化在体制转型中正逐步演化，一些私营企业主已经意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官本位意识、“小富即安”观念、计划体制的惯性等非正式安排也在淡化，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诚信和道德秩序正逐步形成。
对外开放和国内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私营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不仅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正式制度安排，而且还可以学习先进的文化，从而形成有利于发展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结语
强调非正式制度对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否定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的制度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正式制度，但非正式制度的非均衡性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功能。因此，对发展我国私营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产权制度、融资制度、政府职能等正式制度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非正式规则对私营企业的制约，要通过正式制度的建构以及人们的学习和仿效机制来促进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的型构。
作者：蒋伏心周春平
江海学刊 2004年02期
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一）道德缺失增加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
由Heritage Foundation和Wall Street Journal联合发表的《2002年经济自由指数》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中等”到“大量”的仿冒商品和盗版知识产权。据统计，2001年，全国共查处私营企业违法违章行为13.19万户次，罚款5.02万户次，罚款金额1.34亿元，没收非法所得2927户次，没收非法所得金额1584万元，停业整顿2083户，吊销营业执照72790户。由此可见，在我国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秩序仍然普遍缺失，道德秩序作用的范围还很小。
市场主体道德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削弱了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甚至还修改了人们的道德标准。
当道德秩序普遍缺失时，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便会产生损害别人的动机，形成所谓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缺乏道德秩序必然会影响市场交易，产权的保护费用也会增加，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影响经济的持久繁荣。
（二）传统文化与私营企业的发展
1.家文化、家族制度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十分悠久的国度，家族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在传统家文化影响下，特别是在法治和社会信誉作为一种资源仍比较稀缺情况下，中国私营企业也就更注重血缘、亲属等初级伦理规范在企业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放弃所有权，也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进入企业的管理层。
毫无疑问，在一定条件下，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作为一种资源，能够节约企业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便于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
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有限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导致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时，私营企业应审时度势，摈弃或淡化任人唯亲的家族制度，逐步建立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2.“官本位”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一方面，官本位崇拜不利于私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在官本位制下，一些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目的多是“商而优则仕”。
另一方面，官本位最终导致政企不分，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活动虽然增加了其机会成本，但是，进入仕途后，他们可以利用政治资源为自己服务。不仅如此，这些“企业家官员”也会利用管制和许可证，也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权力干预经济和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3.“小富即安”、“贪大求全”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一些企业家仍固守“小富即安”和“占地为王”的观念，企业之间缺少分工与合作，很难走重组和兼并壮大之路。由此可见，在我国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着积累机制有余而资本集中机制不足的问题，私营企业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
一些私营企业往往涉足许多关联度不大的领域，盲目走多元化经营之路，最终走向衰落。这种盲目多元化经营，其根源在于“好大喜功”和“贪大求全”观念。
（三）计划体制的惯性、政府职能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不在于传统体制内的正式制度安排，而是植根于传统体制人们所形成的思维、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政府至今仍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政府官员的观念和行为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由此导致，属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政府职能至今未能彻底转变，增加了私营企业的交易成本。
一方面，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在这种行政控制经济下，社会信息的规范度和透明度比较低下，交易信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且是模糊的、人格化的和非竞争性的。
另一方面，与政府“越位”不同的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缺位”，也导致了私营企业运行中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
（四）对企业文化的忽视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企业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但是，目前我国多数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往往忽视企业文化建设。由于缺乏现代企业文化理念和相适应的文化氛围，私营企业很难形成自己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
（一）非正式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演化机制
1.非正式制度在制度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内涵于整个制度体系之中，正式制度要得到有效实施，离不开契合的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制度结构，两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原理同时也表明，外部的制度移植以及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必须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容性。从外部借鉴的正式规则以及体内强制变革的正式规则，如果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产生冲突，其结果是，正式制度的移植和变革可能既无法实施，也难以奏效。
2.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机制。
从制度的形成路径及其演进方式来看，正式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则比较缓慢。相应地，就制度的可移植性来说，外部制度在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情况下，便可以迅速地引入，从而降低正式制度的创新成本。但是，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可移植性就比较差。
因而，非正式制度的演进并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迅速地移植。非正式规则的移植更多的是通过人们的学习和模仿而获得，它是人们在交易中重复博弈和不断试错的结果。
（二）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
促进我国私营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的型构，首先必须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完善正式制度安排。从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束缚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已基本消除；一些私营企业主已经意识到家族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企业制度开始向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传统文化在体制转型中正逐步演化，一些私营企业主已经意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官本位意识、“小富即安”观念、计划体制的惯性等非正式安排也在淡化，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诚信和道德秩序正逐步形成。
对外开放和国内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也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私营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不仅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正式制度安排，而且还可以学习先进的文化，从而形成有利于发展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结语
强调非正式制度对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否定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的制度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正式制度，但非正式制度的非均衡性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功能。因此，对发展我国私营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产权制度、融资制度、政府职能等正式制度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非正式规则对私营企业的制约，要通过正式制度的建构以及人们的学习和仿效机制来促进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的型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