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 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并没有盲目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 而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并在此过程中常常扬弃和矫正自己以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对列宁的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他领导苏联人民, 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进攻, 奠定了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 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完成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
赫鲁晓夫执掌国家大权时推行的改革是假共产主义, 他所追逐的是个人利益, 而不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脑际里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 那就是如何胜出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是对历史的一整套虚构、歪曲和篡改。
安德罗波夫时期正式开始了改革工作, 但由于他和继任者较早地去世, 使改革被戈尔巴乔夫
等领导人引向了歧途。在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和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的“500天计划”的共同作用下, 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失败, 为苏联解体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 赫鲁晓夫的改革带有浓重的唯意志论色彩, 他没有考虑改革必须制定的通盘计划和具体步骤。自从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开始真正的改革后, 苏联政府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定经济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但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使党发挥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 而且让导致苏共下台的势力钻了空子。因为“民主派”很清楚,
为了改变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 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 因为那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苏共没有按正确的方向实现改革,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就让反对派从萌芽状态一下子发展起来, 而其中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了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
苏联共产党后期脱离人民群众, 领导能力削弱, 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意识形态方面,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提出所谓“公开性”, 推行所谓“全面民主化”, 越来越多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揭露过去的阴暗面, 成为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 并很快成为破坏国家未来的武器。在推行“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 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的疾病, 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不懂得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分析, 不能认真研究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这使群众对改革、对党乃至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产生了失望情绪, 从而加强了对手的地位。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 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然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在民族关系方面, 苏联时期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典范。遗憾的是, 当“自由民主派”在俄罗斯当权之后, 这个强大的国家就开始分裂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民族主义忽然肆虐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等等, 统统被瓦解了。
西方反动势力对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用, 但这一作用也是通过苏联国内的“第五纵队”奏效的。早在1945年, 杜勒斯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标、任务和手段。40多年后, 这一切果然应验了, 消灭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目标完全实现了
党的领导能力的衰弱, 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家的解体。苏共经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的折腾, 使党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至此, 能够抵抗国家离心力的凝聚力量已丧失殆尽。
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并长期以此为出发点确定自己的对外战略。为了完成这一战略目标，苏共长期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增强军备上，强调大力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军事工业) ，保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维护国家的稳定与意志的统一，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苏联外交具有两重性，也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关系，而外部环境的紧张，又制约着苏联国内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使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的军事化得到强化，促使苏联走向衰落，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对人民的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速了苏
联剧变的进程。
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的战略目标是进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以解决苏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转入和平时期后，列宁从世界革命转向和平共处，从世界共同的经济联系出发，确定了苏俄要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成就来影响世界革命的战略，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国内战略转向发展民用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大规模削减军队。当然，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转变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其长远战略目标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斯大林当政后，并没有发展列宁的正确思想，反而把世界革命这一战略目标与保障苏联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从20年代末开始，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建立备战体制: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重工业(军事工业) 为重心的国家工业化、大规模发展武装力量。这固然与法西斯上台后，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有关，也与苏联重新确立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有关。 这一时期，苏联取得了很大成就，也有一些明显的失算。
论述了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的对外战略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防建设战略。战后初期，斯大林不顾苏联人民要求休养生息、改变备战体制、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把国家引向了与美国进行竞争之路，并开始了核军备竞赛。赫鲁晓夫当政后，在对外战略上，他虽然为和平共处增添了现实内容，但并未放弃世界革命战略，也没有改变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只是强调通过和平竞赛，而不是战争战胜资本主义; 在经济发展上，他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仍强调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在军事战略上，赫鲁晓夫强调大力发展作为威慑力量的核武器，确立了依靠以核武器为中心的高水平的临战状态以遏制战争的战略。结果，苏联的经济仍在军事化方向上向前滑行，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
社会主义大家庭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的对外战略、军事战略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苏联在60年代末实现了与美国战略力量的平衡，苏联领导人把这作为实行进攻性对外战略的资本，加大了推行世界革命的力度，甚至直接动用武力帮助别国建立和维持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 军事战略与对外战略密切配合、相互影响，苏联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国防力量以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的军事影响真正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苏联的国内发展战略为外交和国防服务的倾向更加突出，经济结构更加畸型，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称的现象更加让苏联人民难以接受，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难题。作者认为，苏联在军事力量上的兴盛正是苏联衰落的开始，苏联在加强外交与军事上进攻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却转入了守势，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明显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
戈尔巴乔夫实行根本改革时期苏联的对外战略理论和对外政策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裁军和军转民等现象。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许多对外战略理论，修正了苏联长期宣传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不再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戈尔巴乔夫过分强调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忽视了仍存在强权政治这一国际背景下的苏联的利益，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在对西方作出让步的同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明显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有失有得:改善了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为国内改革创造了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对东欧的政策上，由于其弯子转得过急过快，给苏联国内的改革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后一时期则受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制约，戈尔巴乔夫乱了手脚，奉行的是“乞讨外交”，完全丧失了一个大国的独立自强立场，主动接受别国对其内政的干涉，对苏联的剧变起了催化作用。
教训
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国际的、国内的、历史的、个人的种种复杂原因, 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挫折, 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和弱点, 完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正常的进程。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语), 只要善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改正缺点与错误, 克服弊端与不足, 就一定会在改革和变化中继续胜利前进。但是在苏联, 由安德罗波夫开始的改革,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年代却改变了方向, 推行一条“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路线, 适应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 短短六年的时间, 竟然在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出现了前所未有、非同寻常的巨变:一个具有93年悠久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 一个走过74年历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了
苏联演变的原因, 时下仍然流行着一些观点, 如认为主要是经济没有搞上去; 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结果; 是斯大林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非主要原因）
苏联东欧的变化, 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 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外因内因, 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 但是归根到底, 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错误的方针和政策, 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 还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 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 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 全盘否定斯大林,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 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 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
下了种种危机。
●前苏联的乱, 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 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 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东欧演变、苏联解体, 说到底, 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 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我党领导人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曾经多次明确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模式的特点、弊端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
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30年代中期, 苏共领导层中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有过两种思路的交锋与交替:起先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走直接过渡之路;1921年后改变为实行新经济政策, 走迂回过渡之路; 从1929年起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 又复活“战时共产主义”。苏共通过政策大转变、思想大批判、经济大跃进和政治大清洗, 一举消灭资本主义, 超高速实现国家工业化, 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指令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化, 于1936年宣布建成极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形成的, 自然也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模式。
关于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 作者概括为6点: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公有制体制, 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集权经济决策体制, 全部经济生活无所不包的单纯计划体制, 由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 以实现赶超为目标的非平衡和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 由国家垄断的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联系。这样概括是较为全面的。作者还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样一句话来指明苏联经济模式的最基本特征。
苏联政治模式的特点, 作者归结为三点。其一是苏联共产党过分集权, 突出表现为:党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 以党代政(党既代替了苏维埃, 又代替了政府); 党的机关过分集中了属于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 具体体现在党的机关的委托代替了人民的选举, 党政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代替了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党的领袖个人集权和决策的体制, 突出表现为从列宁时期的集体领导制逐步演变为斯大林时期的个人集权制。20年代后期斯大林已经开始不经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讨论就决定重大问题, 到1934
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 到1941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 进而由党内个人集权发展到对党和国家生活的全面个人集权, 同时还盛行个人崇拜, 在地方上也是搞层层个人集权。其三是党和个人过分集权体制主导下的联邦制。苏联采取联邦制本来是为了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促进各民族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可是由于党和个人过分集权, 致使联邦制逐步变形, 即联邦成员的主权原则让位于联盟中央的集中统一原则, 联盟成员一律平等的原则被俄罗斯处于中心地位和享有特权所破坏。本书对苏联政治模式特点的归纳也是较为全面的。更加深刻的是作者指明了并且阐述了苏联的个人集权制之所以得以形成又能够长期巩固下来, 是由于有两大政治支撑力量, 即20~30年代在新政权内部日渐壮大的官僚特权集团和由斯大林个人控制且权力愈益膨胀的国家政治保卫机关。个人集权制有了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组织多方面的坚实基础, 不仅牢不可破, 固若金汤, 而且难以进行改革。整个苏联政治模式的最基本特征, 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过度集权的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党主政治或官主政治(即党为民作主或官为民作主) 。 由于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立性, 忽视文化的人类性和继承性, 形成了狭隘的文化观;
同时又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化, 急于消灭旧文化,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过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再加上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对思想文化问题的教条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 所以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特点, 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决策和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中统一, 二是组织保障和具体执行上的高度行政化。从20年代末起, 苏共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以至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都由斯大林一个人或者中央政治局几个人来决策,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中都设立负责领导宣传、报刊和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庞大机构, 强行贯彻中央的决策。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各个问题, 凡是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有错误者都要采取行政处分措施, 或取缔、逮捕, 或撤职和开除公职等。甚至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首诗歌、一支乐曲, 都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定是非。连建筑、雕塑和绘画也要追求风格上的统一、外表上的富丽堂皇和表情上的庄严冰冷等。我认为, 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最基本特征可以用“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这是苏联过度集权的带有官有制色彩的计划经济和过度集权的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党主政治在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体现。
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矛盾和僵化。矛盾表现为这种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既在非常条件下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例如使俄国从只有木犁走到拥有核武器), 又存在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弊端和缺陷, 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健康发展, 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许多难以治愈的疾患。更为严重的是苏联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斯大林晚期, 不但没有进行改革, 而且在“左”的实践和理论中凝固化。斯大林还曾经设想1960年就要在苏联一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他还推行大党大国主义, 硬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二战后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各国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继续僵化和步入困境。所谓后斯大林时期主要是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赫鲁晓夫肤浅和忙乱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继续试验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冻结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指出苏联模式僵化的“左”的思想渊源是斯大林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错误, 具体表现在他在农民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以及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途径问题上都复活并强化了 苏联对外关系的模式：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别模式, 必然包涵对内对外两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过度集权的最基本特征既表现在内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方面, 也凸显在外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三方面。苏联对外关系模式的特点似
乎可以说是:对发达国家封闭、对峙、以至对抗, 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渗透和武装入侵, 支持、指导甚至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 大力推动其民族解决斗争, 独立后扶植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苏联道路;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要求一边倒、抱成一团, 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照搬苏联对内模式苏联对外模式, 一言以蔽之, 可以说是以苏联为中心, 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我认为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概括苏联模式才更为全面。
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苏联模式的弊病可以透视出, 苏联自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并非如斯大林所说, 不存在任何矛盾, “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而是深藏着三大矛盾, 即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以及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由于苏共领导人长期无视也无
力解决这三大矛盾, 才导致矛盾激化、苏共覆亡。如果能够从苏联模式的弊病再上升到社会矛盾的激化, 当能更加深刻地揭示苏联模式的本质。
第三, 关于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 应该广视角、多层次、全方位进行考察。从思想感情来看, 革命家易患急性病。尤其是在取得政权后, 更急于要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使普天下劳苦大众都彻底解放, 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时常感情用事, 不顾客观落后的国情, 夸大领袖和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 急于求成。因此列宁犯过夸大“战时共产主义”的冒进主义错误, 后来斯大林又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某些方面复活并且强化了“战时共产主义”。从思想认识来看, 党的领导人犯了严重教条主义的错误, 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照搬到不发达的俄国, 不认识也不去探索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顾俄国还存在大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现实, 跳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 急于实现过度集权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从思想方法来看, 理论宣传上大讲辩证唯物论, 实际上唯心主义猖獗, 形而上学盛行: 不从客观实际出发, 不是循序渐进, 而是主观主义, 违背客观规律蛮干冒进。从思想作风来看, 浮夸急躁, 粗枝大叶, 爱听虚假夸张汇报, 不亲自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严重, 夸大自上而下集权领导和行政命令的威力。从思想意识来看, 十月革命取胜后又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 恢复了国民经济, 开始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内又战胜、清除了各种反对派, 节节胜利使党的领导人骄傲自满, 自命不凡, 个人英雄主义膨胀, 更加独揽大权, 好大喜功。从思想观念来看, 深受沙俄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和官僚制、等级制、特权制、家长制、思想文化专制的影响, 让各种封建。专制主义观念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俄罗斯民族传统中还富有普济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军事扩张主义、民粹主义(急于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憎恨资本主义) 。我以为上述冒进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主义, 都是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文化传统在一个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有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渗透性、滞后性的。
第四, 苏联模式是在19世纪末掀起的由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电气化带动的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大浪潮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列宁预计俄国工农大众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后, 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依靠计划经济, 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优势, 加
快实现全国电气化, 追赶先进的英、法、德、美诸国。所以他在1921年曾经发出豪言壮语:“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同时他还非常赞赏这种说法:“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 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 在20~50年代, 苏联在实现电气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苏联固步自封, 不对过度集权的模式适时进行改革, 又与资本主义世界冷战对峙, 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能够及时改革体制, 调整政策, 从60年代起掀起以电子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把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又推进到新高度、新阶段, 使得苏联模式的弊病更加暴露无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能够在1957年首先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但是却无法带头掀起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 也无力应对西方信息化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实现信息化, 那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该如何追赶信息化? 未来该实现什么化? 这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书中未能从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和现代化、全球化新浪潮的强大冲击波这样的国际背景来观察苏联模式的衰
败, 这也是一个缺陷。
苏联经济模式的理论出自斯大林, 可以概括为: (1)所有制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2)经济结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3)经济形式模式:消费品是商品,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4)个人消费品分配模式:按劳分配;(5) 经济管理体制模式:中央集权型, 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 只承认计划调节, 否认市场调节。这些原则曾经是一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现在分别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所照搬的斯大林所有制模式中, 所有制形式过分集中与单一, 堵塞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途径, 影响了企业的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武装, 改革开放才迈出大的步伐, 迎来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
农轻重的方针成了一句空话, 多年来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 重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 造成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我国农村改革后，农副产品价格不断调整, 农民收入增加, 农民生产积极
性日益提高。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在增强基础产业、瓶颈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轻纺、食品以及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微机等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消费品市场已经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市场繁荣,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时间上看，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开端的，形成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以推进；
从内涵来看，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所谓“苏联模式”，一般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其基本内涵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部宪法和苏共纲领就提出和确认了这些主要原则：确立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宣布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制的原则、国民经济计划化、即“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等。这里要特别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修改了苏联宪法，背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宣布和传统的苏联模式决裂。他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说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为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①；苏共二十八大决议在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上也正好与前述那些文章一致，提出改革的涵义就是对苏联旧的“社会形态实行根本性的转折”，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②所以“苏联模式”从历史跨度上看显然不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又充分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曾经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或曰苏联模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这是继承和扬弃。邓小平曾经说：“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③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待苏联模式的辩证态度，
即便在经济领域，原苏联模式中一些主要的经济制度，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我们仍然需要加以借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
了坚持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如此，我党领导人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曾经多次明确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绘制的。 苏联模式在政治方面的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以暴力手段压制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在经济上排斥市场经济规律，强化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等方面存在严重弊端，
而且著文高度评价针对苏联模式的历次改革，更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帮助我们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而取得辉煌成绩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我们与那些文章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必须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苏联模式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和因循教条，坚持不断创新，把我国融入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大潮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际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所有这些，构成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打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是领导全党从体制模式层次上进行改革的，一步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原则区别，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原
则区别。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一个巨大突破。
其次，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原则区别。
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
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斯大林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邓小平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的另一原则区别。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
苏联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
上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
苏联上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50—60年代有过切身经历和体会，也因
此吃过苦头。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地科学发展。这样，便以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这
种以民本、民生、民需为指归，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唯意志论”的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尤其是对斯大林那种国家至上、忽视民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实践，这一理论体系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苏联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逐渐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 也就是人们称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下简称“苏联模式”) 。当初, 它既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建立的, 又是作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工业化道路而选择的。苏联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其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的特点, 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并快速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并运用行政手段推进农业集体化; 同时, 这一体制由于具有资源、人力和政治上的巨大动员能力, 因而它既不怕外部的封锁、对抗和战争, 又便于“输出革命”对外扩张和进行军备竞赛, 这就是说, 这种模式既能增强国力, 又能消耗国力; 这一体制, 由于其本能地排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管理, 因而很容易僵化, 很容易造成经济效益低下及容易培植和维护官僚特权利益。
一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民族关系的冲击
二 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严重变形
苏联模式, 亦称斯大林模式, 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模式确立后, 虽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定程度的改革, 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反而日益凝固、僵化。总的来说, 苏联模式的根本特征就
是高度集权,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先,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 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完全排斥非公有经济成分或混合所有制形式。在苏联, 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两种基本形式, 即全民所有制(实质是国家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而前者被认为是高级形式, 后者是低级形式, 前者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据1936年统计, 在苏联工业产值中, 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占97.3%,集体所有制占2.6%;在农业产值中, 国家所有制也占到76%,集体所有制占20.3%。[1]
其次, 在管理体制方面, 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
国家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国家(政府) 是经济生活的主体, 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 集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于一身, 直接管理经济, 组织、协调全国的物质生产、分配和流通。政府在具体的经济管理中以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为主, 中央政府按专业细致地划分为许多经以上是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 与此密切联系的还有苏联经济发展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以“赶超”为目标取向, 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 造成经济结构畸形等。由于篇幅所限, 在此不再细述。
第二,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首先是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在政党关系方面, 斯大林明确宣布:在苏联“没有几
个政党存在的基础”, “只有一个党, 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2]在苏共自身的领导体制方面, 民主集中制被严重扭曲, 党的领导体制呈金字塔型, 即全体党员和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总书记, 权力从下而上一步步集中到最高领袖一人手中。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 其次是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 斯大林极端强调党的领导, 他认为, “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 没有党的指示, 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3],“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执行。”[4]在斯
大林眼中, 苏维埃已经沦入群众组织的行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苏联的党政关系变成了领导机关与执行机关的关系, 以党代政现象成为必然, 本来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实际上成了党的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 再次是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在国家权力的纵向结构上, 苏联历次宪法都规定其为联邦制国家, 各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但在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由于党的纽带作用, 苏联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 而且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的党、政、经、文等所有大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 地方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 过于强调专政, “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民主和法制, 人治色彩浓厚等也是苏联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
第三, 高度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首先是思想高度垄断。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系和严格的社会舆论控制, 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都高度统一于苏共中央, 最后统一于党的最高领袖。以《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为例。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教程》出版后, 联共(布) 中央曾专门作出决议, 要求全国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 凡是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 一律以该书为准, 严禁与该书不符的解释。
其次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苏联, 学术上的是非标准, 由领袖言论来决定, 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的取舍, 均受官方意志裁定。官方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学术和思想问题进行干预、管理, 为此, 大搞学术批判运动。凡是和领袖观点不一致的专家学者, 都会被扣上一堆政治帽子加以批判, 甚至是肉体上的打击。据统计, 经过几场大规模的学术批判, 到20世纪30年代末, 苏联95.5%的人文社科团体、92.9%的文艺团体、69%的文教团体和48%的科学技术学会停止了活动[5],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直接管理的统一的文化和学术团体。
再次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党的最高领袖就是真理的化身, 反对领袖就是反对真理; 领袖的指示就是法律, 反对领袖的指示就是犯法。这种情况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尤为明显,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简直已经成为宗教狂热。赫鲁晓夫执政后虽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但并没有铲除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个人集权制, 所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 个人崇拜现象仍然存在, 只不过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明显。
第四, 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首先是对公民生活的全方位控制。在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下, 国家掌握着一切资源, 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 公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逃脱不了国家的严控。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和各项福利保障
等, 都离不开国家(具体通过“单位”实施), 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国家(单位), 简直无法生存。
其次是对社会团体的严格控制。苏共主要通过赋予社会团体及其干部官方性质和行政级别, 将社会团体纳入体制内, 实现对社会团体的严格控制。因此, 党和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党和国家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而社会团体只不过是党和国家的附属机构罢了。在苏联, “任何一个不受党控制的组织不但没有言论自由, 甚至没有生存权。”[6]
二
苏联模式, 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 苏联模式从它形成之日起, 就包含有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
后来, 随着苏联模式的日益僵化, 这些矛盾积重难返, 弊端日益严重,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更为严重的是, 苏联模式还被推广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也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召开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 逐渐挣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毅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路线,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又一个近30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起来。从现实内容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否定、根本否定。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根本否定。在经济体制上, 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 坚持改革开放,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与苏联的封闭的、赶超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苏联政治模式的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扩大人民民主,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通过发展基层民主, 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通过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通过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通过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通过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保证人们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些方面都是与苏联政治模式根本不同的。
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苏联思想文化
模式的根本否定。与苏联思想文化的专制、僵化体制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方面,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另一方面,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苏联社会模式的根本否定。在社会体制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和谐社会建设, 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 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这与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同。
从历史和现实任何一个角度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否定和根本否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之所以完全正确, 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今天, 我们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首要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十七大精神。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 并在汲取苏联模式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独立自主地开辟的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必须旗帜鲜明地与苏联模式划清界限。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 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并没有盲目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 而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并在此过程中常常扬弃和矫正自己以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对列宁的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他领导苏联人民, 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进攻, 奠定了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 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完成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
赫鲁晓夫执掌国家大权时推行的改革是假共产主义, 他所追逐的是个人利益, 而不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脑际里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 那就是如何胜出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是对历史的一整套虚构、歪曲和篡改。
安德罗波夫时期正式开始了改革工作, 但由于他和继任者较早地去世, 使改革被戈尔巴乔夫
等领导人引向了歧途。在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和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的“500天计划”的共同作用下, 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失败, 为苏联解体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 赫鲁晓夫的改革带有浓重的唯意志论色彩, 他没有考虑改革必须制定的通盘计划和具体步骤。自从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开始真正的改革后, 苏联政府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定经济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但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使党发挥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 而且让导致苏共下台的势力钻了空子。因为“民主派”很清楚,
为了改变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 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 因为那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苏共没有按正确的方向实现改革,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就让反对派从萌芽状态一下子发展起来, 而其中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了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
苏联共产党后期脱离人民群众, 领导能力削弱, 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意识形态方面,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提出所谓“公开性”, 推行所谓“全面民主化”, 越来越多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揭露过去的阴暗面, 成为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 并很快成为破坏国家未来的武器。在推行“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 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的疾病, 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不懂得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分析, 不能认真研究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这使群众对改革、对党乃至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产生了失望情绪, 从而加强了对手的地位。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 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然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在民族关系方面, 苏联时期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典范。遗憾的是, 当“自由民主派”在俄罗斯当权之后, 这个强大的国家就开始分裂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民族主义忽然肆虐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等等, 统统被瓦解了。
西方反动势力对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用, 但这一作用也是通过苏联国内的“第五纵队”奏效的。早在1945年, 杜勒斯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标、任务和手段。40多年后, 这一切果然应验了, 消灭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目标完全实现了
党的领导能力的衰弱, 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家的解体。苏共经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的折腾, 使党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至此, 能够抵抗国家离心力的凝聚力量已丧失殆尽。
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并长期以此为出发点确定自己的对外战略。为了完成这一战略目标，苏共长期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增强军备上，强调大力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军事工业) ，保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维护国家的稳定与意志的统一，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苏联外交具有两重性，也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关系，而外部环境的紧张，又制约着苏联国内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使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的军事化得到强化，促使苏联走向衰落，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对人民的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速了苏
联剧变的进程。
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的战略目标是进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以解决苏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转入和平时期后，列宁从世界革命转向和平共处，从世界共同的经济联系出发，确定了苏俄要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成就来影响世界革命的战略，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国内战略转向发展民用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大规模削减军队。当然，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转变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其长远战略目标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斯大林当政后，并没有发展列宁的正确思想，反而把世界革命这一战略目标与保障苏联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从20年代末开始，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建立备战体制: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重工业(军事工业) 为重心的国家工业化、大规模发展武装力量。这固然与法西斯上台后，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有关，也与苏联重新确立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有关。 这一时期，苏联取得了很大成就，也有一些明显的失算。
论述了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的对外战略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防建设战略。战后初期，斯大林不顾苏联人民要求休养生息、改变备战体制、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把国家引向了与美国进行竞争之路，并开始了核军备竞赛。赫鲁晓夫当政后，在对外战略上，他虽然为和平共处增添了现实内容，但并未放弃世界革命战略，也没有改变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只是强调通过和平竞赛，而不是战争战胜资本主义; 在经济发展上，他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仍强调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在军事战略上，赫鲁晓夫强调大力发展作为威慑力量的核武器，确立了依靠以核武器为中心的高水平的临战状态以遏制战争的战略。结果，苏联的经济仍在军事化方向上向前滑行，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
社会主义大家庭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的对外战略、军事战略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苏联在60年代末实现了与美国战略力量的平衡，苏联领导人把这作为实行进攻性对外战略的资本，加大了推行世界革命的力度，甚至直接动用武力帮助别国建立和维持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 军事战略与对外战略密切配合、相互影响，苏联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国防力量以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的军事影响真正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苏联的国内发展战略为外交和国防服务的倾向更加突出，经济结构更加畸型，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称的现象更加让苏联人民难以接受，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难题。作者认为，苏联在军事力量上的兴盛正是苏联衰落的开始，苏联在加强外交与军事上进攻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却转入了守势，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明显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
戈尔巴乔夫实行根本改革时期苏联的对外战略理论和对外政策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裁军和军转民等现象。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许多对外战略理论，修正了苏联长期宣传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不再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戈尔巴乔夫过分强调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忽视了仍存在强权政治这一国际背景下的苏联的利益，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在对西方作出让步的同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明显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有失有得:改善了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为国内改革创造了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对东欧的政策上，由于其弯子转得过急过快，给苏联国内的改革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后一时期则受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制约，戈尔巴乔夫乱了手脚，奉行的是“乞讨外交”，完全丧失了一个大国的独立自强立场，主动接受别国对其内政的干涉，对苏联的剧变起了催化作用。
教训
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国际的、国内的、历史的、个人的种种复杂原因, 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挫折, 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和弱点, 完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正常的进程。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语), 只要善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改正缺点与错误, 克服弊端与不足, 就一定会在改革和变化中继续胜利前进。但是在苏联, 由安德罗波夫开始的改革,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年代却改变了方向, 推行一条“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路线, 适应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 短短六年的时间, 竟然在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出现了前所未有、非同寻常的巨变:一个具有93年悠久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 一个走过74年历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了
苏联演变的原因, 时下仍然流行着一些观点, 如认为主要是经济没有搞上去; 主要是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结果; 是斯大林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非主要原因）
苏联东欧的变化, 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 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外因内因, 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 但是归根到底, 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错误的方针和政策, 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 还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 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 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 全盘否定斯大林,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 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 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
下了种种危机。
●前苏联的乱, 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 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 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东欧演变、苏联解体, 说到底, 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 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我党领导人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曾经多次明确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模式的特点、弊端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
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到30年代中期, 苏共领导层中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有过两种思路的交锋与交替:起先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走直接过渡之路;1921年后改变为实行新经济政策, 走迂回过渡之路; 从1929年起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 又复活“战时共产主义”。苏共通过政策大转变、思想大批判、经济大跃进和政治大清洗, 一举消灭资本主义, 超高速实现国家工业化, 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指令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化, 于1936年宣布建成极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形成的, 自然也可以称之为斯大林模式。
关于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 作者概括为6点: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公有制体制, 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集权经济决策体制, 全部经济生活无所不包的单纯计划体制, 由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 以实现赶超为目标的非平衡和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 由国家垄断的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联系。这样概括是较为全面的。作者还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样一句话来指明苏联经济模式的最基本特征。
苏联政治模式的特点, 作者归结为三点。其一是苏联共产党过分集权, 突出表现为:党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 以党代政(党既代替了苏维埃, 又代替了政府); 党的机关过分集中了属于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 具体体现在党的机关的委托代替了人民的选举, 党政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代替了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党的领袖个人集权和决策的体制, 突出表现为从列宁时期的集体领导制逐步演变为斯大林时期的个人集权制。20年代后期斯大林已经开始不经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讨论就决定重大问题, 到1934
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 到1941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 进而由党内个人集权发展到对党和国家生活的全面个人集权, 同时还盛行个人崇拜, 在地方上也是搞层层个人集权。其三是党和个人过分集权体制主导下的联邦制。苏联采取联邦制本来是为了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促进各民族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可是由于党和个人过分集权, 致使联邦制逐步变形, 即联邦成员的主权原则让位于联盟中央的集中统一原则, 联盟成员一律平等的原则被俄罗斯处于中心地位和享有特权所破坏。本书对苏联政治模式特点的归纳也是较为全面的。更加深刻的是作者指明了并且阐述了苏联的个人集权制之所以得以形成又能够长期巩固下来, 是由于有两大政治支撑力量, 即20~30年代在新政权内部日渐壮大的官僚特权集团和由斯大林个人控制且权力愈益膨胀的国家政治保卫机关。个人集权制有了这种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组织多方面的坚实基础, 不仅牢不可破, 固若金汤, 而且难以进行改革。整个苏联政治模式的最基本特征, 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过度集权的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党主政治或官主政治(即党为民作主或官为民作主) 。 由于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立性, 忽视文化的人类性和继承性, 形成了狭隘的文化观;
同时又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简单化, 急于消灭旧文化,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过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再加上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对思想文化问题的教条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 所以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特点, 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决策和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中统一, 二是组织保障和具体执行上的高度行政化。从20年代末起, 苏共对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以至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都由斯大林一个人或者中央政治局几个人来决策,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中都设立负责领导宣传、报刊和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庞大机构, 强行贯彻中央的决策。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各个问题, 凡是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有错误者都要采取行政处分措施, 或取缔、逮捕, 或撤职和开除公职等。甚至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首诗歌、一支乐曲, 都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定是非。连建筑、雕塑和绘画也要追求风格上的统一、外表上的富丽堂皇和表情上的庄严冰冷等。我认为, 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最基本特征可以用“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这是苏联过度集权的带有官有制色彩的计划经济和过度集权的带有君主制色彩的党主政治在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体现。
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矛盾和僵化。矛盾表现为这种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既在非常条件下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例如使俄国从只有木犁走到拥有核武器), 又存在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弊端和缺陷, 阻碍了苏联社会的健康发展, 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许多难以治愈的疾患。更为严重的是苏联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斯大林晚期, 不但没有进行改革, 而且在“左”的实践和理论中凝固化。斯大林还曾经设想1960年就要在苏联一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他还推行大党大国主义, 硬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二战后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各国
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继续僵化和步入困境。所谓后斯大林时期主要是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赫鲁晓夫肤浅和忙乱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继续试验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冻结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指出苏联模式僵化的“左”的思想渊源是斯大林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错误, 具体表现在他在农民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以及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途径问题上都复活并强化了 苏联对外关系的模式：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别模式, 必然包涵对内对外两方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过度集权的最基本特征既表现在内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方面, 也凸显在外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三方面。苏联对外关系模式的特点似
乎可以说是:对发达国家封闭、对峙、以至对抗, 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渗透和武装入侵, 支持、指导甚至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 大力推动其民族解决斗争, 独立后扶植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苏联道路;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要求一边倒、抱成一团, 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照搬苏联对内模式苏联对外模式, 一言以蔽之, 可以说是以苏联为中心, 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我认为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概括苏联模式才更为全面。
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苏联模式的弊病可以透视出, 苏联自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并非如斯大林所说, 不存在任何矛盾, “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而是深藏着三大矛盾, 即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以及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由于苏共领导人长期无视也无
力解决这三大矛盾, 才导致矛盾激化、苏共覆亡。如果能够从苏联模式的弊病再上升到社会矛盾的激化, 当能更加深刻地揭示苏联模式的本质。
第三, 关于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 应该广视角、多层次、全方位进行考察。从思想感情来看, 革命家易患急性病。尤其是在取得政权后, 更急于要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使普天下劳苦大众都彻底解放, 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时常感情用事, 不顾客观落后的国情, 夸大领袖和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 急于求成。因此列宁犯过夸大“战时共产主义”的冒进主义错误, 后来斯大林又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某些方面复活并且强化了“战时共产主义”。从思想认识来看, 党的领导人犯了严重教条主义的错误, 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照搬到不发达的俄国, 不认识也不去探索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不顾俄国还存在大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现实, 跳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 急于实现过度集权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从思想方法来看, 理论宣传上大讲辩证唯物论, 实际上唯心主义猖獗, 形而上学盛行: 不从客观实际出发, 不是循序渐进, 而是主观主义, 违背客观规律蛮干冒进。从思想作风来看, 浮夸急躁, 粗枝大叶, 爱听虚假夸张汇报, 不亲自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严重, 夸大自上而下集权领导和行政命令的威力。从思想意识来看, 十月革命取胜后又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 恢复了国民经济, 开始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内又战胜、清除了各种反对派, 节节胜利使党的领导人骄傲自满, 自命不凡, 个人英雄主义膨胀, 更加独揽大权, 好大喜功。从思想观念来看, 深受沙俄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和官僚制、等级制、特权制、家长制、思想文化专制的影响, 让各种封建。专制主义观念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俄罗斯民族传统中还富有普济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军事扩张主义、民粹主义(急于以农业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憎恨资本主义) 。我以为上述冒进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主义, 都是苏联模式的思想渊源。文化传统在一个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有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渗透性、滞后性的。
第四, 苏联模式是在19世纪末掀起的由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电气化带动的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大浪潮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列宁预计俄国工农大众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后, 能够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依靠计划经济, 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优势, 加
快实现全国电气化, 追赶先进的英、法、德、美诸国。所以他在1921年曾经发出豪言壮语:“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同时他还非常赞赏这种说法:“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 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 在20~50年代, 苏联在实现电气化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苏联固步自封, 不对过度集权的模式适时进行改革, 又与资本主义世界冷战对峙, 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能够及时改革体制, 调整政策, 从60年代起掀起以电子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把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又推进到新高度、新阶段, 使得苏联模式的弊病更加暴露无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能够在1957年首先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但是却无法带头掀起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 也无力应对西方信息化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实现信息化, 那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该如何追赶信息化? 未来该实现什么化? 这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书中未能从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和现代化、全球化新浪潮的强大冲击波这样的国际背景来观察苏联模式的衰
败, 这也是一个缺陷。
苏联经济模式的理论出自斯大林, 可以概括为: (1)所有制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2)经济结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3)经济形式模式:消费品是商品,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4)个人消费品分配模式:按劳分配;(5) 经济管理体制模式:中央集权型, 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 只承认计划调节, 否认市场调节。这些原则曾经是一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现在分别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所照搬的斯大林所有制模式中, 所有制形式过分集中与单一, 堵塞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途径, 影响了企业的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武装, 改革开放才迈出大的步伐, 迎来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
农轻重的方针成了一句空话, 多年来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 重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 造成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我国农村改革后，农副产品价格不断调整, 农民收入增加, 农民生产积极
性日益提高。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在增强基础产业、瓶颈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轻纺、食品以及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微机等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消费品市场已经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市场繁荣,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时间上看，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开端的，形成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以推进；
从内涵来看，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所谓“苏联模式”，一般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其基本内涵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部宪法和苏共纲领就提出和确认了这些主要原则：确立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宣布土地、森林、矿山等资源为全民财产、经济管理体制集中制的原则、国民经济计划化、即“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等。这里要特别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修改了苏联宪法，背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宣布和传统的苏联模式决裂。他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说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为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①；苏共二十八大决议在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上也正好与前述那些文章一致，提出改革的涵义就是对苏联旧的“社会形态实行根本性的转折”，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②所以“苏联模式”从历史跨度上看显然不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又充分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曾经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或曰苏联模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这是继承和扬弃。邓小平曾经说：“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③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待苏联模式的辩证态度，
即便在经济领域，原苏联模式中一些主要的经济制度，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我们仍然需要加以借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
了坚持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仅如此，我党领导人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曾经多次明确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绘制的。 苏联模式在政治方面的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以暴力手段压制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在经济上排斥市场经济规律，强化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等方面存在严重弊端，
而且著文高度评价针对苏联模式的历次改革，更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帮助我们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而取得辉煌成绩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我们与那些文章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必须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苏联模式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和因循教条，坚持不断创新，把我国融入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大潮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际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所有这些，构成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打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是领导全党从体制模式层次上进行改革的，一步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原则区别，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原
则区别。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一个巨大突破。
其次，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原则区别。
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
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斯大林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邓小平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的另一原则区别。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
苏联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
上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
苏联上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50—60年代有过切身经历和体会，也因
此吃过苦头。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地科学发展。这样，便以科学发展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这
种以民本、民生、民需为指归，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疑是对苏联国民经济片面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唯意志论”的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尤其是对斯大林那种国家至上、忽视民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实践，这一理论体系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苏联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逐渐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 也就是人们称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下简称“苏联模式”) 。当初, 它既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建立的, 又是作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工业化道路而选择的。苏联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其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的特点, 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并快速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并运用行政手段推进农业集体化; 同时, 这一体制由于具有资源、人力和政治上的巨大动员能力, 因而它既不怕外部的封锁、对抗和战争, 又便于“输出革命”对外扩张和进行军备竞赛, 这就是说, 这种模式既能增强国力, 又能消耗国力; 这一体制, 由于其本能地排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管理, 因而很容易僵化, 很容易造成经济效益低下及容易培植和维护官僚特权利益。
一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民族关系的冲击
二 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和个人集权的政治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严重变形
苏联模式, 亦称斯大林模式, 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模式确立后, 虽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定程度的改革, 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反而日益凝固、僵化。总的来说, 苏联模式的根本特征就
是高度集权,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先,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 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完全排斥非公有经济成分或混合所有制形式。在苏联, 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两种基本形式, 即全民所有制(实质是国家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而前者被认为是高级形式, 后者是低级形式, 前者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据1936年统计, 在苏联工业产值中, 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占97.3%,集体所有制占2.6%;在农业产值中, 国家所有制也占到76%,集体所有制占20.3%。[1]
其次, 在管理体制方面, 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
国家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国家(政府) 是经济生活的主体, 国家(主要是中央政府) 集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于一身, 直接管理经济, 组织、协调全国的物质生产、分配和流通。政府在具体的经济管理中以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为主, 中央政府按专业细致地划分为许多经以上是苏联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 与此密切联系的还有苏联经济发展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以“赶超”为目标取向, 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 造成经济结构畸形等。由于篇幅所限, 在此不再细述。
第二,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首先是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在政党关系方面, 斯大林明确宣布:在苏联“没有几
个政党存在的基础”, “只有一个党, 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2]在苏共自身的领导体制方面, 民主集中制被严重扭曲, 党的领导体制呈金字塔型, 即全体党员和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总书记, 权力从下而上一步步集中到最高领袖一人手中。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 其次是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 斯大林极端强调党的领导, 他认为, “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 没有党的指示, 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3],“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执行。”[4]在斯
大林眼中, 苏维埃已经沦入群众组织的行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苏联的党政关系变成了领导机关与执行机关的关系, 以党代政现象成为必然, 本来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实际上成了党的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 再次是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在国家权力的纵向结构上, 苏联历次宪法都规定其为联邦制国家, 各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但在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由于党的纽带作用, 苏联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 而且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的党、政、经、文等所有大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 地方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 过于强调专政, “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民主和法制, 人治色彩浓厚等也是苏联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
第三, 高度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首先是思想高度垄断。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系和严格的社会舆论控制, 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都高度统一于苏共中央, 最后统一于党的最高领袖。以《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为例。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教程》出版后, 联共(布) 中央曾专门作出决议, 要求全国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 凡是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 一律以该书为准, 严禁与该书不符的解释。
其次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苏联, 学术上的是非标准, 由领袖言论来决定, 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的取舍, 均受官方意志裁定。官方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学术和思想问题进行干预、管理, 为此, 大搞学术批判运动。凡是和领袖观点不一致的专家学者, 都会被扣上一堆政治帽子加以批判, 甚至是肉体上的打击。据统计, 经过几场大规模的学术批判, 到20世纪30年代末, 苏联95.5%的人文社科团体、92.9%的文艺团体、69%的文教团体和48%的科学技术学会停止了活动[5],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直接管理的统一的文化和学术团体。
再次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党的最高领袖就是真理的化身, 反对领袖就是反对真理; 领袖的指示就是法律, 反对领袖的指示就是犯法。这种情况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尤为明显,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简直已经成为宗教狂热。赫鲁晓夫执政后虽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但并没有铲除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个人集权制, 所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 个人崇拜现象仍然存在, 只不过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明显。
第四, 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首先是对公民生活的全方位控制。在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下, 国家掌握着一切资源, 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 公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逃脱不了国家的严控。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和各项福利保障
等, 都离不开国家(具体通过“单位”实施), 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国家(单位), 简直无法生存。
其次是对社会团体的严格控制。苏共主要通过赋予社会团体及其干部官方性质和行政级别, 将社会团体纳入体制内, 实现对社会团体的严格控制。因此, 党和国家与社会团体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党和国家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而社会团体只不过是党和国家的附属机构罢了。在苏联, “任何一个不受党控制的组织不但没有言论自由, 甚至没有生存权。”[6]
二
苏联模式, 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 苏联模式从它形成之日起, 就包含有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
后来, 随着苏联模式的日益僵化, 这些矛盾积重难返, 弊端日益严重,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更为严重的是, 苏联模式还被推广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去,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也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召开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 逐渐挣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毅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路线,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又一个近30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起来。从现实内容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否定、根本否定。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根本否定。在经济体制上, 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 坚持改革开放, 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与苏联的封闭的、赶超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苏联政治模式的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扩大人民民主,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通过发展基层民主, 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通过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通过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通过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通过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保证人们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些方面都是与苏联政治模式根本不同的。
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苏联思想文化
模式的根本否定。与苏联思想文化的专制、僵化体制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方面,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另一方面,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苏联社会模式的根本否定。在社会体制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和谐社会建设, 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 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这与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同。
从历史和现实任何一个角度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否定和根本否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之所以完全正确, 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今天, 我们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首要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十七大精神。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 并在汲取苏联模式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独立自主地开辟的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必须旗帜鲜明地与苏联模式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