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问天到王莽哭天
屈原怄了一肚子酸气，到远方去流浪。中国的第一个精神流亡者上路了。这样的流亡，一开始就是决绝的，也是尴尬的。决绝是他宁可放逐，也不同流合污，尴尬是他对故国的深情眷恋、对君王不舍的忠诚。一路上他回想起自己高贵的血统和家世渊源，眷顾着那个雍容华贵即将被强秦蹂躏的王城，他索性不走了，仗剑独立于暮天荒野之中，仰望着冥冥上苍，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是对精神本根的追问，他渴望重新获得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也表达出他力图超越其存在界限与天沟通的渴望。
王莽费了那么多心机，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谁知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大臣们也与他貌合神离。眼看这江山在龙腚下摇晃，生生地把他弄得吃不下饭，每天仅能喝一点酒、吃一点鱼。好在大司空崔发是个忠臣，向他献上一个妙计：《周礼》、《春秋》上都记载着，国家有了大灾难，可以用恸哭向上苍哀求，《易》称“先号啕而笑”。王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亲自撰了一篇《告天策文》，然后率领文武百官来到长安南郊，大声痛哭告天求救……
屈原欲哭无泪，所以不哭，只问，他要通过自己的追问打通凡俗思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屈原爱国，爱的是楚怀王的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屈原哀民，哀的是楚怀王的民。他愿把自己的身心作为牺牲，让楚怀王献祭给上苍，可楚怀王嫌他不干不净。屈原在沧浪之水里反复濯洗，心是平常安静的，如此方可上得祭坛。可楚怀王已经先上了祭坛，成了强秦的祭品。迷途的屈子，只得自祭于泪罗江了。他埋怨老天爷不公平，却又虔诚地相信天是真的存在，因此，他要通过一条干干净净的通天之路，去找天公问过明白。他走进了汨罗江，心是平常安静的，不期望他的追问再有回答。江水很清。
王莽泪如雨下，直到哭得昏死过去。王莽爱国，爱的是自己的国。为了坐上龙椅，他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连老婆也因此而发了疯。他既然是天的儿子，天难道不照顾他么?“皇天呀，你既然命我做皇帝。为何不把盗贼们殄灭了?如果你认为我王莽有错，就用雷霆把我击死吧!”光他一个人哭，还不够。王莽又命老百姓都去哭，谁去哭就给谁稀粥喝，哭得最凄惨而且还能够念诵《告天策文》的，一律提拔为郎官。想必中国的老百姓都有恸哭的天赋，有五千多人因恸哭而被授予郎官。但天还是没有翻过来，王莽身穿皇帝袍服，手持虞帝匕首，席地而坐，脑袋却被人割走了。
屈原很愚蠢，他的追问，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当所有的追问都得不到回答时，竟然斥责天道不公，却把一腔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的热血寄托在君王的人格力量和良心发现上。流亡者屈原最终没有在流亡中解救自己，也就只有以死尽忠了。是为愚忠。王莽很聪明，连老天爷也想欺骗，一遍遍地叙说自己如何的爱民、怎样的勤政，即便篡汉，也是“天告帝符”，天命他做皇帝，他不得不做，可见自己的心肠有多好。是为伪善。
正直者的愚忠和权力者的伪善，或轮番上演，或互为依持，勾画出了一部血腥的中国王朝史。
镇国之宝和传国玉玺
中国最早的镇国之宝是鼎。夏禹定九州，铸九鼎，具有象征国家政权的含义。九鼎一词。既指九座鼎，又指鼎分九等，以九为最高，是标志地位最高的国君。《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周王说，“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昏乱，虽大必轻。”说得很妙，赋予了鼎一种形而上的意义。
夏鼎传商、周两代，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忽然不见了。《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人天池。”据说，秦始皇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孙氏《应瑞图》上说：“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吸自满，中生五味。五者兴则出，衰则去。”这样传奇的描写，恐怕是想当然的小说家言了。
汉武帝时，汾阴人得到了一只宝鼎，有人说是周鼎，有人说不是。九鼎的下落，唯妹期世书论》提供了一条比较可信的下落：宝鼎落入泗水之中，落时发出哭泣声。一九三九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武宫发掘出的司母戌大铜鼎，是世界青铜文化中仅见的最大铜鼎。一九七六年，在殷墟出土的司母辛大铜鼎，小多了，但也是世界第二了。这两座庞然大物，不知是不是夏禹所铸的九鼎之一，史学界迄今无定论。
秦始皇没有得到神鼎，倒是把那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和氏璧弄到了手里，雕琢成天子之印，由丞相李斯书写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谓之传国之玺。秦以前的君王不用玉玺，皆以金银为方寸玺。刘邦入咸阳，秦王子婴将传国玺献给了他。汉高祖传之于后世的，除了传国玉玺，还有一把剑，据《酉阳杂俎》载，“剑上皆以七彩珠九华玉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雪。”这把十二年才磨一次的剑，据说就是汉高祖昔斩白蛇之剑。这把剑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得―由彳艮神奇。高祖之父有一次出行，途中遇到一个“野人”，将这把剑送给了他，是殷商时期的灵物。刘邦死后，将此剑交吕后保管，藏于宝库之中。卫士常看见一道白气如云自库房中冲出，状如龙蛇。吕后掌权时，灵气却没有了。
晋惠帝元康三年，京都武器库房失火，烧掉了汉高祖斩白蛇的宝剑和一双孔子穿过的鞋子。在场的人都看到浓烟滚滚之中，宝剑穿过屋顶冲向天空，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至于传国玺，史书上有如下记载一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时，派人去王太后处取传国玺。太后大发脾气：“我是汉朝还没死的老寡妇，玉玺要留给我陪葬!”王莽没有传国玺，似乎少了一些正统的意味，授意别人伪造了一份《赤帝行玺刘邦传予皇帝金策书》，才蒙混过关。此后的战乱中，玉玺落在了刘盆子手里。刘盆子后来投降了刘秀，将传国玺献给了刘秀，刘秀就名正言顺地当了皇帝。传十二帝，近二百年，到了三国时期。据《吴书》记载，黄门张让等人作乱时，宫中一片混乱，掌管传国玺的人将它投在井里了。
这传国玺后来被孙坚找到了。孙坚驻军洛阳城南时，在水井里寻到了传国玺，方形，每边长四寸，上方印成五龙相交形状，缺一角。这让孙坚萌生了当皇帝的野心。凡天子登基，都为合法性而伤脑筋。有了合法性也就是正统的政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的是正统，刘备以皇叔自命，为的也是正统，而孙坚有了传国玺，虽缺一角，也似有了合法的授权。
虞喜撰著的《志林》说，天子共有六玺，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各有各的用场。还有的说，六玺并非传国玺，六玺加上秦皇的传国玺，共有七枚呢。孙坚是否得到过传国玺，后世各有说法，《汉献帝起居》上说：“天子从河匕还，得六玺之阁上。”西晋太康初年，吴主孙皓投降，曾献六枚国玺，纯金铸就，没有玉雕的。看来，是孙权当皇帝时，自己铸了六玺，故意制造舆论，说其兄长孙坚得到了传国玺，借以愚弄天下百姓。
汉献帝禅位于魏，魏禅位于晋，玉玺辗转传
递。晋永安元年(304年)，晋惠帝司马衷在八王之乱中，丢失了六枚玉玺。究竟何人拾去了，不得而知。前秦皇符坚为西秦所灭时，西秦姚景茂曾迫令他交出传国玺。符坚瞪眼斥道：“传国玺也能给你这样的人吗?已经送交东晋了。”符坚手里的传国玺，不知是不是秦汉传下来的。符坚后来被勒死了，那真的或假的传国玺，究竟交出来没有，难说。
其实，一个人想当皇帝，又有能力当上皇帝，有没有传国玺也无所谓，找一块好玉再刻几枚，不就行了?后世的列朝列代，皇帝没有秦始皇这个劳什子，也不同样坐了龙庭?
对待这些所谓国宝，我倒是很欣赏战国时代齐威王的看法。威王与魏王在田猎中邂逅，魏王问：“你有宝贝吗?”威王说没有。魏王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国，有十枚直径一寸以上的大珍珠，能光照前后十二辆车呢。齐是万乘之国，怎会没有宝贝呢?”威王说：“我的大臣檀子，为我守南城，楚人便不敢犯我边境；我的大臣盼子，替我守高唐，赵人不敢东出黄河捕鱼；我的大臣黔夫替我治理徐州，燕赵两国百姓纷纷来投奔他；我的大臣种首负责全国治安，国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的这些宝贝，能够光照千里，岂止区区十二乘!”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镇国之宝和传国玉玺吧。
大周选官杂录
武氏临朝，使青一色的中国帝王史多了几分姿色。中国人向来讲求正统，崇拜权威，对武则天总是抱有一种敬畏的复杂心理。《旧唐书》对她“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所嘉许，《新唐书》则没有说她一句好话，整个一个彻肉彻骨的坏女人。近读几本女权主义者写的则天女皇传，据说运用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七、四六或对半开。窃以为，生命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何况武氏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人一到武则天这样的境界，最实在的办法就是不予置评。武则天给自己留下的也是―块无字碑。
大周的官制，大抵循唐旧例，加官进爵之途，文倚科举，武凭战功。而科举与历朝不同者，除时务策之外，自武则天实握国柄起，加试杂文，后益重诗赋。除以上文武之道，武则天常有心血来潮的大手笔，譬如她提拔薛怀义就是一例。薛怀义，本名冯小宝，是洛阳城内的一名流浪汉，个子高大擅长同女人淫乱，先是同千金公主(李渊的女儿)勾搭上了，公主便推荐给武则天。春风一度，果然身手不凡。为掩人耳目，便于出入宫庭，武氏命他剃度，入主白马寺，又让他与太平公主(武氏女)的丈夫薛绍联宗，命女儿女婿执父子礼。这样三弄五弄，流浪汉冯小宝一下子变得血统高贵了，成了皇亲国戚，贵为当朝驸马爷的父亲。这如今日之伪造、篡改档案，如出一辙。这样的作伪，为流浪汉冯小宝提供了那个时代的完备的任何程序和规则。不久，由冯小宝变成的薛怀义被授予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永昌元年五元(689年)，武则天任命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带兵去打突厥。也不知道薛怀义真有些本事，还是武则天太瞧不起突厥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俱承辟阳之宠”，易之封司卫少卿，昌宗拜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加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兄弟俩的老娘，封太夫人，武氏命尚书李迥秀同她通奸。你瞧武氏多么懂得人生之乐，连太夫人的鱼水交欢之事也安排得如此周到备至。
生逢了空前绝后的一位千古女帝，幸世也，幸事也，天下男儿徒呼奈何，自叹自怜没有张氏兄弟那样的好身体、大本钱。别急，还有一条道可走：举报。武则天一向重视信访工作，她诏告天下，凡是到京城告发谋逆一类案件者，各地应提供一切方便，谁也不准阻挡。凡举报属实者，武则天从不吝惜爵位俸禄。侯思止原本是一个卖大饼的，和武大郎是同行，也不知举报了一件什么事，武则天立即封他为五品侍御史。侯思止嫌官太小，要当御史。武则天说，你不识字啊。侯思止也真会说话，獬豸不识字，为了国家，却能用角去顶那些罪人。武氏倒也慷慨，还真的封他为御史。卖饼郎的突然发迹，使那些想做獬豸的人大受鼓舞，“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
可是，哪里有这么多的反贼可以告发呢?―代“情报天才”来俊臣就横空出世了。他编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洋洋数千言，预先有系统按内容分列成细目，指使同党依照条目去告发，稍有不顺眼的即被列入黑名单。不知康生读过这部经典著作没有，他的手段也很了得，信手就能牵出一长串叛徒、特务来。更可怕的是，来俊臣等不但是举报告密者，而且是审讯者，而一切的审讯就是为了证明某个虚假的谎言是真实的，这一求证的工具就是刑具。因这些刑具太残酷了，笔者不忍一一列出。它能够让周公孔子承认自己杀了人，伯夷叔齐也会招供自己犯了抢劫罪(“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语出《朝野佥载》)。自己认罪了还不行，还必须供出同党，“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无间春夏，诛斩^不绝”。大臣们上朝时，“与其家诀日：不知重相见否”。
武氏知道这些真情吗?历代史家争议不一，有的说她是真正的元凶，故意制造出一种高压、恐怖的气氛，来骇阻那些不听话的文武百官。有的则说是“主上蒙尘”，让人举报，政策是好政策，只是一个好的政策被来俊臣这样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是耶?非耶?
此外，进奉祥瑞也可得官。雍州人唐同泰在洛水捡到一块瑞石，上面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其实是武承嗣伪造的)献给武则天。武氏果然十分欢喜，擢受唐同泰为游击将军。
至于武氏重用族人执掌要害部门，历朝历世都有，就不费笔墨了。耐人寻味的是，她掌国五十载(临朝称帝十六年)，虽然选官芜杂，滥杀忠良，另一方面又“务取实才真贤”，也确实任用了不少好官。如大将娄师德，德行崇高，身为将相长达三十年，却能保全首领。秋官尚书狄仁杰也曾深陷囵圄，武氏却保住了他一条f生命，外放汝南为官。
这正是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她是暴君，但不是昏君，知道江山社稷完全由着薛怀义一伙胡闹还不行，还得有娄师德、狄仁杰来把这个摊子守住、收拾好。一次，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美政，想知道当初是准诬陷你吗?仁杰谢日：“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诬告)者之名。”
世人皆以此言称道狄仁杰的宽容仁厚，我却以为这正是徒招来俊臣之流攻击的一个弱点。对这种人，我更认同鲁迅先生的那一种偏执：一个也不饶恕。
帝王修行录
佛法自何时渐入东土，史家说法不一。汉武帝时，在昆明湖底得到了黑灰，问东方朔是何物，东方朔说可以询问西域的佛教徒。看来汉初国人就知道西土有佛了。东汉时明帝梦见有金人飞到面前，通事傅毅释之说，听说西域有一位大神，名字叫佛，想必就是这个金人。明帝便遣使至印度。这个使者，如果真的到了印度，那就比唐玄宗早了数百年，可惜，史无详载。不久天竺高僧摩腾和法兰便来到汉邦传教。有人问起几百年前汉武帝见到的黑灰究竟是什么，法兰说在世界的尽头被劫火烧穿了，这黑灰便是烧穿处的灰烬。
为了安置两位天竺圣僧，明帝命人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招提寺，这是国中的第一座佛寺。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信，常有人毁坏寺庙。忽一日有人报，“夜有一白马绕塔嘶鸣”，明帝听说了，改招提寺为白马寺，并严禁民众毁坏。明帝本人对佛法信仰多深，史载不多，因而不敢妄言。《高僧传》中说他让画师摹写了释迦牟尼佛像，安置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不要小看了这几张绘像，苏辙说：“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益，知三世可吞，无疑也。”关于汉明帝，《后汉书》对他的评价还不错，说他作风踏实，不尚虚浮，尤其是在批准囚犯的判决时非常审慎，常在半夜里忽然掀被而起，改正判决，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不知这是否与他信佛有关。杀为五戒之首!作为―个皇帝，手操生杀予夺之权，不杀人是不可能的，像明帝刘庄这样，能做到不滥杀无辜，把生命看得如此珍贵，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的。
三国时，吴主孙权对佛法很不了解。西域和尚僧会至江东传教，孙权把他当成了道人，并问他所行之道有何灵验。僧会说，如来迁迹已过千年，但其遗骨舍利永远光照无极。孙权以为这是夸饰之辞，命僧会炼出舍利子，否则杀头。僧会炼了三七二十一天。果然得到了舍利。孙权大为叹服，同意在东吴建寺，名建初寺。至孙皓继位，又要烧佛经、毁佛寺。卫兵们在地下挖到了一尊金佛，说是大佛显圣了。孙皓还是不信，命人把金佛扔进厕所里，与大臣们一起又嬉笑取乐。顷刻之间，他忽然全身肿痛，连忙让宫女迎取金身佛像，用香水冲洗了数十遍，供于殿堂之上，然后烧香忏悔，从此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我对孙皓的虔心向佛大感怀疑，就凭(俣书》里记载的那些滥事，也看不出他有半点菩萨心肠。他粗暴骄奢，酗酒好色，太后朱氏虽不是他的生母，却是让他继位的恩人，他却恩将仇报，杀朱氏并其二子。孙皓的爱妾派人到市场上去劫夺百姓的财物，中郎将陈声进了几句忠言，孙皓竟用烧红的锯子割断了陈声的脑袋。时会稽郡闹饥荒，太守车浚请求朝廷赈济，孙皓不允，反诬车浚谎报饥荒是为了“树私恩”讨好老百姓，将其活活打死，死后“体无完肤”。可见孙皓之信佛并非真信，而是怕遭报应，他信的是那尊被他扔进了茅坑里的小金佛，而非佛法真义。
武则天早年曾在感业寺做过尼姑，按说与佛是有些因缘的。她当皇帝后，见了神秀和尚也要跪拜，且将他迎至宫中奉养，并令两个皇子坐在他的膝下聆教，又将面首薛怀恩剃度为僧，奉神秀为“两京法王，三帝国师”。武氏的这一番举措，足见其对佛法的虔诚矣，可她却荒淫无度，极其凶残，手下养的一班酷史，大搞杀人比赛。《新唐书》说，“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真是太便宜她了。
孙皓和武氏对佛的这一种信奉，也并非作出的一种姿态，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他们置佛法于不顾，试图和佛本身建立一种私人友谊，把佛当做一个法力无边、权势无比的保护者，以大修寺庙、大做佛事、顶礼膜拜等诸般方式来取悦于佛，祈求佛保佑他们的恶行，生时平平安安，死后不被追究。这一种世俗的信奉，在民间也是极其普遍的。而一些和尚、尼姑，也正是利用了这一世俗心理，来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有人想要儿子了，就有了送子观音。有人想要发财了，就有了财神菩萨(它不知怎么也混进了佛的队伍)。许多人原本不信佛，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久治无效，这时才想到佛了，送去三牲祭礼、香火钱，求佛保佑，并且还会许下宏愿，如果病好了之后就会捐金修庙，或为菩萨重塑金身。
一些高僧，为了迎合世俗的需要，便于操作，也采取了一些形而下的手段，把佛法变成了肉眼能看见的具体事物，几近于方术了。晋怀帝永嘉四年。西域僧人澄图来到洛阳，他把麻油的烟灰涂在手掌上，能从掌中看见千里之外的事物。那时正是多事之秋，北赵皇帝石勒(胡人)随意杀害无辜，佛门弟子也有许多遇害。澄图悯念苍生，想以佛法感化石勒。石勒问佛法有什么灵验。澄图当场拿来一个容器，盛上水，念念有词，一支水灵灵的莲花慢慢从水中凭空生出，鲜艳夺目。石勒因此而接受了佛法。这种方式后来也成为佛门的一种传统，它以灵异而不是以纯粹的信仰招徕信徒，然后教化以高深的佛理。石勒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帝王，后来也确实有不少善行，史官对胡人入主中原一直有所偏见，但《晋书》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唐武宗朝，佛教在中国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大迫害。此前，韩愈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谏迎佛骨疏》，又在《原道》一文中指责佛教是蛮夷的邪说，高呼“人其火!火其书!庐其居!”唐武宗果真这么干了，下令裁撤天下佛寺。据统计，共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尤此可见佛教在当时的鼎盛。武宗李炎的这一疯狂行动，“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年中受到摧残最甚的一个史实”(胡适语)。但佛教在中国遭到迫害，也并非是因为韩愈先生的偏见所致，他本是一介大儒，倡导尊儒学而抑佛法，而李炎却是被几位变了态的道士说动了心，尊道术而抑佛法。这实际上是一次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思想界的交锋，最后以权力加暴力的方式消灭了一种信仰。但真正的信仰是很难消灭的。大迫害时，有一高僧被迫还俗，他即“裹首为民，唯恐出蚩蚩之辈”。大迫害之后，他又复出弘扬佛法，弟子建议他把留起的须发剃掉，他微笑着说：“你以须发为僧耶?”这是一位大禅师对于信仰的真悟，庙堂拆毁了，须发蓄起来了，但佛在心中。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但也有另一种僧侣，却从另一个方面吸取了教训，认为佛教的兴盛，取决于权力，从而加强了与朝廷的合作，使佛从此沦落为一个穿着袈裟的婢女，神圣的佛法也变成了皇帝政策的另一种解释和传播方式。
佛教与权力的合作，在元朝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元朝廷的历代君主大都热衷于崇佛，不少人曾从佛教国师受戒。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江南六路饥荒，“死者甚众，饥户四十六万有余”，武宗海山却不设法解救饥民，反而“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并派高僧赴江南宣讲因果报应之说。元亡，至明，明太祖朱元璋本是皇觉寺的和尚出身，位列九五之尊后却并未太尊崇佛教，也许是有些忌讳吧，他的忌讳原本是很多的。直到武宗朱厚照，突然又大倡佛教，仅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就剃度(官方同意让普通平民离俗出家做和尚或道士)僧道四万人，朱厚照自号大庆法王，既当世俗皇帝又当宗教领袖。元明两朝礼佛，与孙皓、武氏的尊佛又有所不同，元武宗和明武宗皆是极凶残之人，其时民怨沸腾，义军纷起，他们礼佛并非祈求保佑自己，而是以因果报应之说教化天下百姓，让他们认命，今生今世受苦受难只为修来世。也就是所谓把佛教当成了国教。这也是在政权无力提供统治之后的一种更阴险的方式，欲为天下百姓由“身奴”变成“心奴”。
历代皇帝，真正的虔心修佛者，是极为罕见的。我以为是南朝梁武帝肖衍可算一个。佛有三大法门：戒、定、慧。戒有五种：杀、盗、淫、妄、酒。肖衍身为乱世之帝，却并不用重典，刑律宽松，在杀人方面和汉明帝―样，总要再三再四地审核，务必做
到宽严适当，万不可赦者，往往是流着眼泪批准死刑判决。至于盗，即便说大盗盗国家，也实在与肖衍挂不上钩。他与南齐帝王都是西汉肖何的后裔，同宗同族，说穿了也是自己家里的事，因此，齐和帝肖宝融禅位于他，与汉献帝之禅位于曹丕，高贵乡公曹奂之禅位于司马炎是不同的。淫，也是没有的事，五十岁后他就不与女人同房。妄，更不用说了，肖衍是一个极踏实而又谦虚的人，性格方正，待人严肃端庄，“不正容止，不与人相见”，对臣僚佣人也待之以宾客。酒，从来不喝。看来，这五戒他大抵是做到了。别说是―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难做到啊。那么，再来看看他能否进入第二法门――定。
所谓“定”，就是禅。法演大师曾用这样―个故事来说禅。有一个老贼，―个小贼，系父子。儿子见父亲老了，就让老贼传授偷盗和秘诀。老贼便带着小贼在一家富户的墙上挖了一个洞，潜入，用万能钥匙打开柜门，让小贼进去，又把柜子锁上，大呼：有贼，有贼!他便走了。那家主人听见有贼，起来搜查，遍搜屋内都不见贼，也不见丢了东西，复又睡。小贼思谋着怎样出来，便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家主婆听见，打发丫环来看衣服，刚一开柜门，小贼一跃出去，打倒丫环，吹灭灯，竟逃走了。富人派人直追，小贼把一块石头扔进河里，却绕道儿走了。到了家里，小贼逼问老贼为何要把自己锁进柜子里，老贼却只问他怎样出来的。小贼说了经过，老贼便捻髯微笑道：“你以后不愁没饭吃了。”法演大师说，这就是禅。
肖衍曾多次到寺庙里舍身去做和尚，史官由此埋怨他“外弛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致使侯景作乱。肖衍被侯景挟持，口渴发苦，想喝一点蜜汁，被侯景拒绝，活活被干死，死时喉咙里嗬嗬之声不绝。由此可见，他是连那个小贼也不如的。
佛法所谓的“慧”，大致也就是当今文人说得很时髦的一个诃――大智慧。它是为“定”起辅助作用的。胡适先生说“慧”就是了解，用知识去了解。禅包括定、慧两部分。这是很长的文章，我是不敢作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获得的“无止正觉”，是“四谛”，也就是四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吧。“苦谛”鼓吹人生一切皆苦，教人厌弃身世。帝王是天之子，怎么会厌弃自己的身世呢?“集谛”把人生之苦的根源归咎于人的自我意识，即欲望。这与道家之说有些近似。“灭谛”为人们虚构了一个理想境界――涅�，这是给人们死后进^佛国的许诺。元武宗和唐武宗正是用这一种许诺来哄骗民众。“道谛”指出了达到了涅�的途径，即通过精神上的自我净化、自我修行，克服和消灭痛苦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梁太祖肖衍确实是很努力了一把的，但他却死得很痛苦，倒不如像武则天那样做一个暴君，能够在床上安详地死去。但愿他能够进^佛国。据说清顺治皇帝也到达了很深的佛境，但官史不载，我也没有找到更多的民间史料，不敢妄言。
信仰并没有错，关键看你是否虔诚。李蔚在谏唐懿宗奉佛疏中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他不信佛，但很理解佛教的真谛。他又说，作为一个帝王，“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这是真正的大智慧。难以理喻的蔡子英
在中国王朝更迭史上，常会出现一身不事二主的所谓忠臣，有如一女不嫁二夫的贞妇烈女。如宋亡之后的文天祥，不管忽必烈怎么劝降、招安，他都表示决不变节以事二姓，唯求一死。又如明亡之际的史可法，传说他母亲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他后来果然成了文天祥在另一个朝代的化身，宁死不降满清。无疑，这都是令我们尊敬的真正的民族英雄。
但是，我对蔡子英的行为却实在难以理喻。他是血统纯正的汉人，在元朝末年至正年间中进士，官至行省参政，官阶不高，地位也并不显要。在元政权灭亡后，他却死心塌地追随元顺帝(一位荒淫无耻的暴君)，拒作明臣。明太祖朱元璋以礼相待，要授予他官职，他像文天祥、史可法一样誓死不降，每至夜晚即啼哭不止。人问其故，答日：“无他，唯思君耳。”如果他是一个蒙古人，哪怕有一点儿蒙古血统，他的这一种气节我们或可理解。如果朱元璋是另一个入侵中原的外族君主，我们也可理解。而当时蒙古人人主中原方九十年，视汉人、南人为最劣等的种族，因而，一般汉人都是打着驱逐外夷的爱国主义旗号而造反的，朱元璋无论怎么不济，也是汉人光复了天下吧，元臣投明，与宋臣降元、明臣降清，绝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弃暗投明，后者是无可争议的汉奸。
朱元璋对待蔡子英的态度也耐人寻味。这位和尚天子的毒辣，是尽人皆知的。与陈友谅争天下时，他就血洗了湖广，一经得了天下，又大杀功臣，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得天下，有如汉肖何之辅刘邦，朱元璋却杀了他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而蔡子英不过是―个死心塌地的元臣而已，无可恃之功，无匡世之才，朱元璋却对他优渥有加，“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官爵”，见他实在不肯归顺，又派人送他出塞。让他仍去跟随逃亡在和林的元顺帝。朱元璋看中了他什么?无非―个“忠”字，管他什么鞑虏、暴君，只要一个“忠”字就够了。
蔡子英就这样被树为了一个忠臣不二的榜样!
昔者，周武王割下商纣的脑袋，悬在大白旗下，伯夷、叔齐逃到首阳山，誓死不食周粟，忠得可爱。楚汉相争时，项羽的大将丁公率军追赶叛逃的刘邦，刘邦回头对丁公说：两贤相斗，就应该卡住脖子，不松手吗?丁公于是放了刘邦一马。待到刘邦得了天下，丁公自以为对刘邦有恩，去投奔他。刘邦把他押到军队里示众，说他为项王臣而不忠，使项王失掉天下的就是他!命人将丁公斩首，以为后世警戒。魏晋时，司马昭命太子舍人成济杀了魏主曹髦，也要摆出一副忠君的姿态来，又下令杀了成济，并夷三族。
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一个英主，也把一个“忠”字看得贵比千金，他说：“君虽然不像个君，臣却不可以不像个臣。”裴虔通原是隋炀帝身边的近臣，带领部下“起义”，投诚了李唐王朝。也算立了大功，李世民却将他除名削爵，流放邓州，另外几个叛隋归唐的大臣也均削爵的削爵。流放的流放。历代帝王的心理由此可见一斑，两雄相争时，希望对方之臣皆叛，屁股一旦坐稳了，又埋怨叛臣们不忠，其对旧主子不忠，又会对新主子尽忠么?试想，如果蔡子英自觉地叛元投明，朱元璋还会对他如此器重?不砍了他的脑壳才怪呢。
看来，蔡子英不当民族英雄，却愿意当一个忠臣，并非是抱残守缺的愚顽之举，是对历史确有非凡的洞察。爱国不如忠君，所谓民族大义，从来就是忠君的把戏。明亡之后。王夫之、顾炎武等国中大儒皆不与清朝政权合作，也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不剃发，不易服，誓死不作二臣。但若细察。就可以看出这两位大明帝国的忠臣有多清醒。王夫子的儿子王敌在清朝为官，顾炎武的外甥是顺治状元，王夫子、顾炎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是尽忠与事君的“隔代”。王、顾生是明臣，死是明臣，至死不食清禄，谓之大义。而其子、其甥生是清人，死是清人，为满清尽忠、事君，理所当然。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王、顾二人岂能看不清楚?
满清人关，多少仁人志士拼却了性命，要反清复明，等到清帝逊位，连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人士，也寻死觅活地要留住脑后的一根辫子。日本人统治台湾才五十年，李登辉就自称是日本人，为台湾列入了新日美防卫体系而奔走呼号。
由是可见，汉人，历来是把某种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置于民族情感之上的。因此，蔡子英的行为也就找到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王茂荫，以及大清帝国的国情
王茂荫，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是―个级别不高的中下级官员，正六品。但官小衙门大，户部是管理全国财政、户役之机关，其职能囊括了今天的财税、民政、公安等数个中央直属部门的职能，可谓庞大的政府机器运转的核心。
如果说嘉庆年间还有一丝康乾盛时残留的辉煌，那么在道光皇帝即位之后，这个铁桶一般的帝国已呈现了日益崩溃的本相。这是一种宿命，它更早的还在乾隆统治时代似乎就被曹雪芹的一部《红楼梦》预言了。道光皇帝三十八岁登基，应该说已有成熟的心智，他也确实不乏统治智慧，而且还颇有临危不惧临阵不乱的大将风度。嘉庆十八年九月，天理教教主李文成起事，派教徒潜入北京并在九十多个信教的内廷下层太监接应下攻入皇宫。适逢嘉庆皇帝外出，这场叛乱就是由皇子曼宁(道光皇帝)带人平定的，他身先士卒于乱军中手刃两名叛贼头领，可见其神勇。
这样的壮举后来被我们今天伪造历史的作家们改头换面地写进了电视剧《康熙王朝》，给康熙皇帝脸上贴了金。中国的文^对待历史从来就有严肃的态度。他们对所谓的明主给予神化，又把一些走下坡路的帝王丑化得不成样子，比如说电影《鸦片战争》中的那个道光皇帝，差不多就是一个卖国贼。真实的道光虽是个性情温和的皇帝，但也颇想能有一番作为，他曾下令各省复办书院、清查保甲、兴修水利，以求挽救帝国的颓势而成为一个中兴之主。他手下也不乏林则徐和邓廷桢这样的按察使和巡抚。
但道光没有在平息天理教之后直到回民张格尔起事的这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里缓解最根本的社会危机，那就是吏治的腐败和底层人民愈来愈深重的苦难。他有限的改革没有抓住牛鼻子，抓的是牛尾巴。他只求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和动乱是互为因果的，道光显然被暂时稳定的假象欺骗了，他没有意识到飘散着黄沙的干涸的土地已不是林则徐奉命疏浚的几条江河可以浇灌的。
张格尔起事只是一个信号，另一场酝酿了两千多年的风暴正汹涌着向清王朝这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扑来。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已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极权专制的世外桃源。就在平定张格尔叛乱时，英格兰的鸦片船在兵舰的护卫下已经完成了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登陆的准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在动乱中度过一生的道光皇帝带着他振兴大清天下的梦想，悲愤地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外战和一场波澜壮阔的内战之间病死了，正所谓“长歌之叹哀于痛哭”。
大约是在咸丰三年(1854年)王茂荫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所谓钱法堂，是负责颁布钱钞规格、式样的机构，户、工二部各设有一个，一管定制，一管铸造。从王茂荫授户部主事到当上户部侍郎，整整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还算血气方刚的脸上早已被岁月的刀斧雕刻出了无限的沧桑，对中国的现状自然也有了更多独特的感受。他可能是在内忧外患的刀光剑影中第一个嗅到世界性经济新浪潮气息的中国人。
清廷那时设置了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宝钞处发行纸币，推行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五种。同年十二月又发行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定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官票、宝钞与大钱、制钱并行。官钱总局则是清廷兑换银钱、调节钱价、铸造银锭、发行纸币的中央金融机构。王茂荫在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上书朝廷，认为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货币混乱，户部和内务府同时发钞，经办人又趁机营私，货币贬值后，势必造成官票、宝钞等新币种流通不畅。这番建言触犯了金融界的利益，一些主管金融的大臣纷纷在咸丰帝前进谗言，诬称王茂荫居心不良，破坏朝廷的金融政策。
从货币管理、货币制造到货币发行一体化，是现代国家通行的金融政策。王茂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能不说他很有超前意识甚至已经有了接近于现代金融管理的意识。不然，马克思也不会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里，对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经济学家给予那样高的赞誉。《清史稿》对王茂荫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疏言时事皆验”。王茂荫的确是那个时代罕见的预言家。
然而这些事后的评价，对当时的现实却毫无意义。咸丰活了三十一岁，在位十一年，他当皇帝的历史就是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作战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签订屈辱条约的历史。现在已经无法假设，如果他能够采纳王茂荫的新金融政策，清王朝的惨淡局面会不会好一些。现在谁也无法以一个虚假的答案去回答一个虚假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咸丰时期的金融状况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几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财政吃紧人不敷出的情况下，朝廷只得靠滥发纸币和大钱来支撑，而少数主管财政金融的大臣，又利用政策漏洞大肆侵吞国家的财产，有如雪上加霜，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咸丰帝当着满朝文武和王茂荫的那场辩论引起后世多少感慨。咸丰帝问，官票大钱好不好?王茂荫梗着脖子直言：不好。怒不可遏的皇帝竟不顾君臣礼节，从龙椅上直冲到他面前，问：到底好不好?王茂荫大声说：不好!咸丰见帝王之威都压服不了一个小小的朝臣，就骂他瞎了眼，要抉了他的眼珠子。王茂荫瞪大双眼毫无惧色，他说从前伍子胥被吴王杀害时，要吴王抉了他的眼珠子挂在门框上。陛下若要抉小臣的眼珠，也请挂在宫门上吧。结果是，咸丰帝下令将王茂荫拖出宫门杖打了一顿，撤了他的职。但咸丰帝还算不错，没抉他的眼珠子，也没有砍他的头。
王茂荫后来被朝廷再次起用，由左副都御使迁兵部侍郎，一生再也无缘于经济。咸丰朝的经济也就一直由那些自以为懂经济的人把持着，金融舞弊案由是屡禁不绝，国民经济到咸丰帝死时几至于崩溃的边缘。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因官票、宝钞流通不畅，下令停止发行，王茂荫搁置了八年的建议这才被朝廷有保留地颁布实施。可惜，此时王茂荫因了父忧离开了朝廷，随后自己又疾病缠身，于同治四年去世。
王茂荫无疑是也命定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既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大清帝国和中华民族的悲剧。在他死后三十多年，深感于国难深重的光绪皇帝颁布了《明令国是诏》。然而这一改革的总动员令并没有把中国“动员”进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与民族之林。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骂慈禧太后的顽固守旧和袁世凯的告密，这是由于我们和历史缺乏沟通产生的误解。只要我们还在把推动社会进步或阻碍社会前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说成是某几个人的事，我们就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像王茂荫这样的先觉者后来还出现了很多，但他们更多的是在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在现实社会的更深层次上，他们并没有发挥出实际的、根本性的作用。
2011年3月30日改定
从屈原问天到王莽哭天
屈原怄了一肚子酸气，到远方去流浪。中国的第一个精神流亡者上路了。这样的流亡，一开始就是决绝的，也是尴尬的。决绝是他宁可放逐，也不同流合污，尴尬是他对故国的深情眷恋、对君王不舍的忠诚。一路上他回想起自己高贵的血统和家世渊源，眷顾着那个雍容华贵即将被强秦蹂躏的王城，他索性不走了，仗剑独立于暮天荒野之中，仰望着冥冥上苍，一连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是对精神本根的追问，他渴望重新获得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也表达出他力图超越其存在界限与天沟通的渴望。
王莽费了那么多心机，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谁知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大臣们也与他貌合神离。眼看这江山在龙腚下摇晃，生生地把他弄得吃不下饭，每天仅能喝一点酒、吃一点鱼。好在大司空崔发是个忠臣，向他献上一个妙计：《周礼》、《春秋》上都记载着，国家有了大灾难，可以用恸哭向上苍哀求，《易》称“先号啕而笑”。王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亲自撰了一篇《告天策文》，然后率领文武百官来到长安南郊，大声痛哭告天求救……
屈原欲哭无泪，所以不哭，只问，他要通过自己的追问打通凡俗思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屈原爱国，爱的是楚怀王的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屈原哀民，哀的是楚怀王的民。他愿把自己的身心作为牺牲，让楚怀王献祭给上苍，可楚怀王嫌他不干不净。屈原在沧浪之水里反复濯洗，心是平常安静的，如此方可上得祭坛。可楚怀王已经先上了祭坛，成了强秦的祭品。迷途的屈子，只得自祭于泪罗江了。他埋怨老天爷不公平，却又虔诚地相信天是真的存在，因此，他要通过一条干干净净的通天之路，去找天公问过明白。他走进了汨罗江，心是平常安静的，不期望他的追问再有回答。江水很清。
王莽泪如雨下，直到哭得昏死过去。王莽爱国，爱的是自己的国。为了坐上龙椅，他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连老婆也因此而发了疯。他既然是天的儿子，天难道不照顾他么?“皇天呀，你既然命我做皇帝。为何不把盗贼们殄灭了?如果你认为我王莽有错，就用雷霆把我击死吧!”光他一个人哭，还不够。王莽又命老百姓都去哭，谁去哭就给谁稀粥喝，哭得最凄惨而且还能够念诵《告天策文》的，一律提拔为郎官。想必中国的老百姓都有恸哭的天赋，有五千多人因恸哭而被授予郎官。但天还是没有翻过来，王莽身穿皇帝袍服，手持虞帝匕首，席地而坐，脑袋却被人割走了。
屈原很愚蠢，他的追问，包括对自我的追问，对存在的追问，对世界真相的追问，当所有的追问都得不到回答时，竟然斥责天道不公，却把一腔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的热血寄托在君王的人格力量和良心发现上。流亡者屈原最终没有在流亡中解救自己，也就只有以死尽忠了。是为愚忠。王莽很聪明，连老天爷也想欺骗，一遍遍地叙说自己如何的爱民、怎样的勤政，即便篡汉，也是“天告帝符”，天命他做皇帝，他不得不做，可见自己的心肠有多好。是为伪善。
正直者的愚忠和权力者的伪善，或轮番上演，或互为依持，勾画出了一部血腥的中国王朝史。
镇国之宝和传国玉玺
中国最早的镇国之宝是鼎。夏禹定九州，铸九鼎，具有象征国家政权的含义。九鼎一词。既指九座鼎，又指鼎分九等，以九为最高，是标志地位最高的国君。《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周王说，“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昏乱，虽大必轻。”说得很妙，赋予了鼎一种形而上的意义。
夏鼎传商、周两代，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忽然不见了。《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人天池。”据说，秦始皇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孙氏《应瑞图》上说：“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吸自满，中生五味。五者兴则出，衰则去。”这样传奇的描写，恐怕是想当然的小说家言了。
汉武帝时，汾阴人得到了一只宝鼎，有人说是周鼎，有人说不是。九鼎的下落，唯妹期世书论》提供了一条比较可信的下落：宝鼎落入泗水之中，落时发出哭泣声。一九三九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武宫发掘出的司母戌大铜鼎，是世界青铜文化中仅见的最大铜鼎。一九七六年，在殷墟出土的司母辛大铜鼎，小多了，但也是世界第二了。这两座庞然大物，不知是不是夏禹所铸的九鼎之一，史学界迄今无定论。
秦始皇没有得到神鼎，倒是把那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和氏璧弄到了手里，雕琢成天子之印，由丞相李斯书写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谓之传国之玺。秦以前的君王不用玉玺，皆以金银为方寸玺。刘邦入咸阳，秦王子婴将传国玺献给了他。汉高祖传之于后世的，除了传国玉玺，还有一把剑，据《酉阳杂俎》载，“剑上皆以七彩珠九华玉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雪。”这把十二年才磨一次的剑，据说就是汉高祖昔斩白蛇之剑。这把剑又是怎么来的呢?说得―由彳艮神奇。高祖之父有一次出行，途中遇到一个“野人”，将这把剑送给了他，是殷商时期的灵物。刘邦死后，将此剑交吕后保管，藏于宝库之中。卫士常看见一道白气如云自库房中冲出，状如龙蛇。吕后掌权时，灵气却没有了。
晋惠帝元康三年，京都武器库房失火，烧掉了汉高祖斩白蛇的宝剑和一双孔子穿过的鞋子。在场的人都看到浓烟滚滚之中，宝剑穿过屋顶冲向天空，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至于传国玺，史书上有如下记载一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时，派人去王太后处取传国玺。太后大发脾气：“我是汉朝还没死的老寡妇，玉玺要留给我陪葬!”王莽没有传国玺，似乎少了一些正统的意味，授意别人伪造了一份《赤帝行玺刘邦传予皇帝金策书》，才蒙混过关。此后的战乱中，玉玺落在了刘盆子手里。刘盆子后来投降了刘秀，将传国玺献给了刘秀，刘秀就名正言顺地当了皇帝。传十二帝，近二百年，到了三国时期。据《吴书》记载，黄门张让等人作乱时，宫中一片混乱，掌管传国玺的人将它投在井里了。
这传国玺后来被孙坚找到了。孙坚驻军洛阳城南时，在水井里寻到了传国玺，方形，每边长四寸，上方印成五龙相交形状，缺一角。这让孙坚萌生了当皇帝的野心。凡天子登基，都为合法性而伤脑筋。有了合法性也就是正统的政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的是正统，刘备以皇叔自命，为的也是正统，而孙坚有了传国玺，虽缺一角，也似有了合法的授权。
虞喜撰著的《志林》说，天子共有六玺，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各有各的用场。还有的说，六玺并非传国玺，六玺加上秦皇的传国玺，共有七枚呢。孙坚是否得到过传国玺，后世各有说法，《汉献帝起居》上说：“天子从河匕还，得六玺之阁上。”西晋太康初年，吴主孙皓投降，曾献六枚国玺，纯金铸就，没有玉雕的。看来，是孙权当皇帝时，自己铸了六玺，故意制造舆论，说其兄长孙坚得到了传国玺，借以愚弄天下百姓。
汉献帝禅位于魏，魏禅位于晋，玉玺辗转传
递。晋永安元年(304年)，晋惠帝司马衷在八王之乱中，丢失了六枚玉玺。究竟何人拾去了，不得而知。前秦皇符坚为西秦所灭时，西秦姚景茂曾迫令他交出传国玺。符坚瞪眼斥道：“传国玺也能给你这样的人吗?已经送交东晋了。”符坚手里的传国玺，不知是不是秦汉传下来的。符坚后来被勒死了，那真的或假的传国玺，究竟交出来没有，难说。
其实，一个人想当皇帝，又有能力当上皇帝，有没有传国玺也无所谓，找一块好玉再刻几枚，不就行了?后世的列朝列代，皇帝没有秦始皇这个劳什子，也不同样坐了龙庭?
对待这些所谓国宝，我倒是很欣赏战国时代齐威王的看法。威王与魏王在田猎中邂逅，魏王问：“你有宝贝吗?”威王说没有。魏王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国，有十枚直径一寸以上的大珍珠，能光照前后十二辆车呢。齐是万乘之国，怎会没有宝贝呢?”威王说：“我的大臣檀子，为我守南城，楚人便不敢犯我边境；我的大臣盼子，替我守高唐，赵人不敢东出黄河捕鱼；我的大臣黔夫替我治理徐州，燕赵两国百姓纷纷来投奔他；我的大臣种首负责全国治安，国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的这些宝贝，能够光照千里，岂止区区十二乘!”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镇国之宝和传国玉玺吧。
大周选官杂录
武氏临朝，使青一色的中国帝王史多了几分姿色。中国人向来讲求正统，崇拜权威，对武则天总是抱有一种敬畏的复杂心理。《旧唐书》对她“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所嘉许，《新唐书》则没有说她一句好话，整个一个彻肉彻骨的坏女人。近读几本女权主义者写的则天女皇传，据说运用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七、四六或对半开。窃以为，生命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何况武氏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人一到武则天这样的境界，最实在的办法就是不予置评。武则天给自己留下的也是―块无字碑。
大周的官制，大抵循唐旧例，加官进爵之途，文倚科举，武凭战功。而科举与历朝不同者，除时务策之外，自武则天实握国柄起，加试杂文，后益重诗赋。除以上文武之道，武则天常有心血来潮的大手笔，譬如她提拔薛怀义就是一例。薛怀义，本名冯小宝，是洛阳城内的一名流浪汉，个子高大擅长同女人淫乱，先是同千金公主(李渊的女儿)勾搭上了，公主便推荐给武则天。春风一度，果然身手不凡。为掩人耳目，便于出入宫庭，武氏命他剃度，入主白马寺，又让他与太平公主(武氏女)的丈夫薛绍联宗，命女儿女婿执父子礼。这样三弄五弄，流浪汉冯小宝一下子变得血统高贵了，成了皇亲国戚，贵为当朝驸马爷的父亲。这如今日之伪造、篡改档案，如出一辙。这样的作伪，为流浪汉冯小宝提供了那个时代的完备的任何程序和规则。不久，由冯小宝变成的薛怀义被授予左威卫大将军，封梁国公。
永昌元年五元(689年)，武则天任命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带兵去打突厥。也不知道薛怀义真有些本事，还是武则天太瞧不起突厥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俱承辟阳之宠”，易之封司卫少卿，昌宗拜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加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兄弟俩的老娘，封太夫人，武氏命尚书李迥秀同她通奸。你瞧武氏多么懂得人生之乐，连太夫人的鱼水交欢之事也安排得如此周到备至。
生逢了空前绝后的一位千古女帝，幸世也，幸事也，天下男儿徒呼奈何，自叹自怜没有张氏兄弟那样的好身体、大本钱。别急，还有一条道可走：举报。武则天一向重视信访工作，她诏告天下，凡是到京城告发谋逆一类案件者，各地应提供一切方便，谁也不准阻挡。凡举报属实者，武则天从不吝惜爵位俸禄。侯思止原本是一个卖大饼的，和武大郎是同行，也不知举报了一件什么事，武则天立即封他为五品侍御史。侯思止嫌官太小，要当御史。武则天说，你不识字啊。侯思止也真会说话，獬豸不识字，为了国家，却能用角去顶那些罪人。武氏倒也慷慨，还真的封他为御史。卖饼郎的突然发迹，使那些想做獬豸的人大受鼓舞，“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
可是，哪里有这么多的反贼可以告发呢?―代“情报天才”来俊臣就横空出世了。他编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洋洋数千言，预先有系统按内容分列成细目，指使同党依照条目去告发，稍有不顺眼的即被列入黑名单。不知康生读过这部经典著作没有，他的手段也很了得，信手就能牵出一长串叛徒、特务来。更可怕的是，来俊臣等不但是举报告密者，而且是审讯者，而一切的审讯就是为了证明某个虚假的谎言是真实的，这一求证的工具就是刑具。因这些刑具太残酷了，笔者不忍一一列出。它能够让周公孔子承认自己杀了人，伯夷叔齐也会招供自己犯了抢劫罪(“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语出《朝野佥载》)。自己认罪了还不行，还必须供出同党，“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无间春夏，诛斩^不绝”。大臣们上朝时，“与其家诀日：不知重相见否”。
武氏知道这些真情吗?历代史家争议不一，有的说她是真正的元凶，故意制造出一种高压、恐怖的气氛，来骇阻那些不听话的文武百官。有的则说是“主上蒙尘”，让人举报，政策是好政策，只是一个好的政策被来俊臣这样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是耶?非耶?
此外，进奉祥瑞也可得官。雍州人唐同泰在洛水捡到一块瑞石，上面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其实是武承嗣伪造的)献给武则天。武氏果然十分欢喜，擢受唐同泰为游击将军。
至于武氏重用族人执掌要害部门，历朝历世都有，就不费笔墨了。耐人寻味的是，她掌国五十载(临朝称帝十六年)，虽然选官芜杂，滥杀忠良，另一方面又“务取实才真贤”，也确实任用了不少好官。如大将娄师德，德行崇高，身为将相长达三十年，却能保全首领。秋官尚书狄仁杰也曾深陷囵圄，武氏却保住了他一条f生命，外放汝南为官。
这正是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她是暴君，但不是昏君，知道江山社稷完全由着薛怀义一伙胡闹还不行，还得有娄师德、狄仁杰来把这个摊子守住、收拾好。一次，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美政，想知道当初是准诬陷你吗?仁杰谢日：“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诬告)者之名。”
世人皆以此言称道狄仁杰的宽容仁厚，我却以为这正是徒招来俊臣之流攻击的一个弱点。对这种人，我更认同鲁迅先生的那一种偏执：一个也不饶恕。
帝王修行录
佛法自何时渐入东土，史家说法不一。汉武帝时，在昆明湖底得到了黑灰，问东方朔是何物，东方朔说可以询问西域的佛教徒。看来汉初国人就知道西土有佛了。东汉时明帝梦见有金人飞到面前，通事傅毅释之说，听说西域有一位大神，名字叫佛，想必就是这个金人。明帝便遣使至印度。这个使者，如果真的到了印度，那就比唐玄宗早了数百年，可惜，史无详载。不久天竺高僧摩腾和法兰便来到汉邦传教。有人问起几百年前汉武帝见到的黑灰究竟是什么，法兰说在世界的尽头被劫火烧穿了，这黑灰便是烧穿处的灰烬。
为了安置两位天竺圣僧，明帝命人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招提寺，这是国中的第一座佛寺。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信，常有人毁坏寺庙。忽一日有人报，“夜有一白马绕塔嘶鸣”，明帝听说了，改招提寺为白马寺，并严禁民众毁坏。明帝本人对佛法信仰多深，史载不多，因而不敢妄言。《高僧传》中说他让画师摹写了释迦牟尼佛像，安置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不要小看了这几张绘像，苏辙说：“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益，知三世可吞，无疑也。”关于汉明帝，《后汉书》对他的评价还不错，说他作风踏实，不尚虚浮，尤其是在批准囚犯的判决时非常审慎，常在半夜里忽然掀被而起，改正判决，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不知这是否与他信佛有关。杀为五戒之首!作为―个皇帝，手操生杀予夺之权，不杀人是不可能的，像明帝刘庄这样，能做到不滥杀无辜，把生命看得如此珍贵，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的。
三国时，吴主孙权对佛法很不了解。西域和尚僧会至江东传教，孙权把他当成了道人，并问他所行之道有何灵验。僧会说，如来迁迹已过千年，但其遗骨舍利永远光照无极。孙权以为这是夸饰之辞，命僧会炼出舍利子，否则杀头。僧会炼了三七二十一天。果然得到了舍利。孙权大为叹服，同意在东吴建寺，名建初寺。至孙皓继位，又要烧佛经、毁佛寺。卫兵们在地下挖到了一尊金佛，说是大佛显圣了。孙皓还是不信，命人把金佛扔进厕所里，与大臣们一起又嬉笑取乐。顷刻之间，他忽然全身肿痛，连忙让宫女迎取金身佛像，用香水冲洗了数十遍，供于殿堂之上，然后烧香忏悔，从此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我对孙皓的虔心向佛大感怀疑，就凭(俣书》里记载的那些滥事，也看不出他有半点菩萨心肠。他粗暴骄奢，酗酒好色，太后朱氏虽不是他的生母，却是让他继位的恩人，他却恩将仇报，杀朱氏并其二子。孙皓的爱妾派人到市场上去劫夺百姓的财物，中郎将陈声进了几句忠言，孙皓竟用烧红的锯子割断了陈声的脑袋。时会稽郡闹饥荒，太守车浚请求朝廷赈济，孙皓不允，反诬车浚谎报饥荒是为了“树私恩”讨好老百姓，将其活活打死，死后“体无完肤”。可见孙皓之信佛并非真信，而是怕遭报应，他信的是那尊被他扔进了茅坑里的小金佛，而非佛法真义。
武则天早年曾在感业寺做过尼姑，按说与佛是有些因缘的。她当皇帝后，见了神秀和尚也要跪拜，且将他迎至宫中奉养，并令两个皇子坐在他的膝下聆教，又将面首薛怀恩剃度为僧，奉神秀为“两京法王，三帝国师”。武氏的这一番举措，足见其对佛法的虔诚矣，可她却荒淫无度，极其凶残，手下养的一班酷史，大搞杀人比赛。《新唐书》说，“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真是太便宜她了。
孙皓和武氏对佛的这一种信奉，也并非作出的一种姿态，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他们置佛法于不顾，试图和佛本身建立一种私人友谊，把佛当做一个法力无边、权势无比的保护者，以大修寺庙、大做佛事、顶礼膜拜等诸般方式来取悦于佛，祈求佛保佑他们的恶行，生时平平安安，死后不被追究。这一种世俗的信奉，在民间也是极其普遍的。而一些和尚、尼姑，也正是利用了这一世俗心理，来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有人想要儿子了，就有了送子观音。有人想要发财了，就有了财神菩萨(它不知怎么也混进了佛的队伍)。许多人原本不信佛，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久治无效，这时才想到佛了，送去三牲祭礼、香火钱，求佛保佑，并且还会许下宏愿，如果病好了之后就会捐金修庙，或为菩萨重塑金身。
一些高僧，为了迎合世俗的需要，便于操作，也采取了一些形而下的手段，把佛法变成了肉眼能看见的具体事物，几近于方术了。晋怀帝永嘉四年。西域僧人澄图来到洛阳，他把麻油的烟灰涂在手掌上，能从掌中看见千里之外的事物。那时正是多事之秋，北赵皇帝石勒(胡人)随意杀害无辜，佛门弟子也有许多遇害。澄图悯念苍生，想以佛法感化石勒。石勒问佛法有什么灵验。澄图当场拿来一个容器，盛上水，念念有词，一支水灵灵的莲花慢慢从水中凭空生出，鲜艳夺目。石勒因此而接受了佛法。这种方式后来也成为佛门的一种传统，它以灵异而不是以纯粹的信仰招徕信徒，然后教化以高深的佛理。石勒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帝王，后来也确实有不少善行，史官对胡人入主中原一直有所偏见，但《晋书》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唐武宗朝，佛教在中国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大迫害。此前，韩愈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谏迎佛骨疏》，又在《原道》一文中指责佛教是蛮夷的邪说，高呼“人其火!火其书!庐其居!”唐武宗果真这么干了，下令裁撤天下佛寺。据统计，共拆毁佛寺四千六百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尤此可见佛教在当时的鼎盛。武宗李炎的这一疯狂行动，“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年中受到摧残最甚的一个史实”(胡适语)。但佛教在中国遭到迫害，也并非是因为韩愈先生的偏见所致，他本是一介大儒，倡导尊儒学而抑佛法，而李炎却是被几位变了态的道士说动了心，尊道术而抑佛法。这实际上是一次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思想界的交锋，最后以权力加暴力的方式消灭了一种信仰。但真正的信仰是很难消灭的。大迫害时，有一高僧被迫还俗，他即“裹首为民，唯恐出蚩蚩之辈”。大迫害之后，他又复出弘扬佛法，弟子建议他把留起的须发剃掉，他微笑着说：“你以须发为僧耶?”这是一位大禅师对于信仰的真悟，庙堂拆毁了，须发蓄起来了，但佛在心中。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但也有另一种僧侣，却从另一个方面吸取了教训，认为佛教的兴盛，取决于权力，从而加强了与朝廷的合作，使佛从此沦落为一个穿着袈裟的婢女，神圣的佛法也变成了皇帝政策的另一种解释和传播方式。
佛教与权力的合作，在元朝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元朝廷的历代君主大都热衷于崇佛，不少人曾从佛教国师受戒。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江南六路饥荒，“死者甚众，饥户四十六万有余”，武宗海山却不设法解救饥民，反而“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并派高僧赴江南宣讲因果报应之说。元亡，至明，明太祖朱元璋本是皇觉寺的和尚出身，位列九五之尊后却并未太尊崇佛教，也许是有些忌讳吧，他的忌讳原本是很多的。直到武宗朱厚照，突然又大倡佛教，仅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就剃度(官方同意让普通平民离俗出家做和尚或道士)僧道四万人，朱厚照自号大庆法王，既当世俗皇帝又当宗教领袖。元明两朝礼佛，与孙皓、武氏的尊佛又有所不同，元武宗和明武宗皆是极凶残之人，其时民怨沸腾，义军纷起，他们礼佛并非祈求保佑自己，而是以因果报应之说教化天下百姓，让他们认命，今生今世受苦受难只为修来世。也就是所谓把佛教当成了国教。这也是在政权无力提供统治之后的一种更阴险的方式，欲为天下百姓由“身奴”变成“心奴”。
历代皇帝，真正的虔心修佛者，是极为罕见的。我以为是南朝梁武帝肖衍可算一个。佛有三大法门：戒、定、慧。戒有五种：杀、盗、淫、妄、酒。肖衍身为乱世之帝，却并不用重典，刑律宽松，在杀人方面和汉明帝―样，总要再三再四地审核，务必做
到宽严适当，万不可赦者，往往是流着眼泪批准死刑判决。至于盗，即便说大盗盗国家，也实在与肖衍挂不上钩。他与南齐帝王都是西汉肖何的后裔，同宗同族，说穿了也是自己家里的事，因此，齐和帝肖宝融禅位于他，与汉献帝之禅位于曹丕，高贵乡公曹奂之禅位于司马炎是不同的。淫，也是没有的事，五十岁后他就不与女人同房。妄，更不用说了，肖衍是一个极踏实而又谦虚的人，性格方正，待人严肃端庄，“不正容止，不与人相见”，对臣僚佣人也待之以宾客。酒，从来不喝。看来，这五戒他大抵是做到了。别说是―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难做到啊。那么，再来看看他能否进入第二法门――定。
所谓“定”，就是禅。法演大师曾用这样―个故事来说禅。有一个老贼，―个小贼，系父子。儿子见父亲老了，就让老贼传授偷盗和秘诀。老贼便带着小贼在一家富户的墙上挖了一个洞，潜入，用万能钥匙打开柜门，让小贼进去，又把柜子锁上，大呼：有贼，有贼!他便走了。那家主人听见有贼，起来搜查，遍搜屋内都不见贼，也不见丢了东西，复又睡。小贼思谋着怎样出来，便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家主婆听见，打发丫环来看衣服，刚一开柜门，小贼一跃出去，打倒丫环，吹灭灯，竟逃走了。富人派人直追，小贼把一块石头扔进河里，却绕道儿走了。到了家里，小贼逼问老贼为何要把自己锁进柜子里，老贼却只问他怎样出来的。小贼说了经过，老贼便捻髯微笑道：“你以后不愁没饭吃了。”法演大师说，这就是禅。
肖衍曾多次到寺庙里舍身去做和尚，史官由此埋怨他“外弛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致使侯景作乱。肖衍被侯景挟持，口渴发苦，想喝一点蜜汁，被侯景拒绝，活活被干死，死时喉咙里嗬嗬之声不绝。由此可见，他是连那个小贼也不如的。
佛法所谓的“慧”，大致也就是当今文人说得很时髦的一个诃――大智慧。它是为“定”起辅助作用的。胡适先生说“慧”就是了解，用知识去了解。禅包括定、慧两部分。这是很长的文章，我是不敢作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获得的“无止正觉”，是“四谛”，也就是四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吧。“苦谛”鼓吹人生一切皆苦，教人厌弃身世。帝王是天之子，怎么会厌弃自己的身世呢?“集谛”把人生之苦的根源归咎于人的自我意识，即欲望。这与道家之说有些近似。“灭谛”为人们虚构了一个理想境界――涅�，这是给人们死后进^佛国的许诺。元武宗和唐武宗正是用这一种许诺来哄骗民众。“道谛”指出了达到了涅�的途径，即通过精神上的自我净化、自我修行，克服和消灭痛苦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梁太祖肖衍确实是很努力了一把的，但他却死得很痛苦，倒不如像武则天那样做一个暴君，能够在床上安详地死去。但愿他能够进^佛国。据说清顺治皇帝也到达了很深的佛境，但官史不载，我也没有找到更多的民间史料，不敢妄言。
信仰并没有错，关键看你是否虔诚。李蔚在谏唐懿宗奉佛疏中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他不信佛，但很理解佛教的真谛。他又说，作为一个帝王，“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这是真正的大智慧。难以理喻的蔡子英
在中国王朝更迭史上，常会出现一身不事二主的所谓忠臣，有如一女不嫁二夫的贞妇烈女。如宋亡之后的文天祥，不管忽必烈怎么劝降、招安，他都表示决不变节以事二姓，唯求一死。又如明亡之际的史可法，传说他母亲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他后来果然成了文天祥在另一个朝代的化身，宁死不降满清。无疑，这都是令我们尊敬的真正的民族英雄。
但是，我对蔡子英的行为却实在难以理喻。他是血统纯正的汉人，在元朝末年至正年间中进士，官至行省参政，官阶不高，地位也并不显要。在元政权灭亡后，他却死心塌地追随元顺帝(一位荒淫无耻的暴君)，拒作明臣。明太祖朱元璋以礼相待，要授予他官职，他像文天祥、史可法一样誓死不降，每至夜晚即啼哭不止。人问其故，答日：“无他，唯思君耳。”如果他是一个蒙古人，哪怕有一点儿蒙古血统，他的这一种气节我们或可理解。如果朱元璋是另一个入侵中原的外族君主，我们也可理解。而当时蒙古人人主中原方九十年，视汉人、南人为最劣等的种族，因而，一般汉人都是打着驱逐外夷的爱国主义旗号而造反的，朱元璋无论怎么不济，也是汉人光复了天下吧，元臣投明，与宋臣降元、明臣降清，绝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弃暗投明，后者是无可争议的汉奸。
朱元璋对待蔡子英的态度也耐人寻味。这位和尚天子的毒辣，是尽人皆知的。与陈友谅争天下时，他就血洗了湖广，一经得了天下，又大杀功臣，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得天下，有如汉肖何之辅刘邦，朱元璋却杀了他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而蔡子英不过是―个死心塌地的元臣而已，无可恃之功，无匡世之才，朱元璋却对他优渥有加，“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官爵”，见他实在不肯归顺，又派人送他出塞。让他仍去跟随逃亡在和林的元顺帝。朱元璋看中了他什么?无非―个“忠”字，管他什么鞑虏、暴君，只要一个“忠”字就够了。
蔡子英就这样被树为了一个忠臣不二的榜样!
昔者，周武王割下商纣的脑袋，悬在大白旗下，伯夷、叔齐逃到首阳山，誓死不食周粟，忠得可爱。楚汉相争时，项羽的大将丁公率军追赶叛逃的刘邦，刘邦回头对丁公说：两贤相斗，就应该卡住脖子，不松手吗?丁公于是放了刘邦一马。待到刘邦得了天下，丁公自以为对刘邦有恩，去投奔他。刘邦把他押到军队里示众，说他为项王臣而不忠，使项王失掉天下的就是他!命人将丁公斩首，以为后世警戒。魏晋时，司马昭命太子舍人成济杀了魏主曹髦，也要摆出一副忠君的姿态来，又下令杀了成济，并夷三族。
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一个英主，也把一个“忠”字看得贵比千金，他说：“君虽然不像个君，臣却不可以不像个臣。”裴虔通原是隋炀帝身边的近臣，带领部下“起义”，投诚了李唐王朝。也算立了大功，李世民却将他除名削爵，流放邓州，另外几个叛隋归唐的大臣也均削爵的削爵。流放的流放。历代帝王的心理由此可见一斑，两雄相争时，希望对方之臣皆叛，屁股一旦坐稳了，又埋怨叛臣们不忠，其对旧主子不忠，又会对新主子尽忠么?试想，如果蔡子英自觉地叛元投明，朱元璋还会对他如此器重?不砍了他的脑壳才怪呢。
看来，蔡子英不当民族英雄，却愿意当一个忠臣，并非是抱残守缺的愚顽之举，是对历史确有非凡的洞察。爱国不如忠君，所谓民族大义，从来就是忠君的把戏。明亡之后。王夫之、顾炎武等国中大儒皆不与清朝政权合作，也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不剃发，不易服，誓死不作二臣。但若细察。就可以看出这两位大明帝国的忠臣有多清醒。王夫子的儿子王敌在清朝为官，顾炎武的外甥是顺治状元，王夫子、顾炎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是尽忠与事君的“隔代”。王、顾生是明臣，死是明臣，至死不食清禄，谓之大义。而其子、其甥生是清人，死是清人，为满清尽忠、事君，理所当然。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王、顾二人岂能看不清楚?
满清人关，多少仁人志士拼却了性命，要反清复明，等到清帝逊位，连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人士，也寻死觅活地要留住脑后的一根辫子。日本人统治台湾才五十年，李登辉就自称是日本人，为台湾列入了新日美防卫体系而奔走呼号。
由是可见，汉人，历来是把某种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置于民族情感之上的。因此，蔡子英的行为也就找到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王茂荫，以及大清帝国的国情
王茂荫，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是―个级别不高的中下级官员，正六品。但官小衙门大，户部是管理全国财政、户役之机关，其职能囊括了今天的财税、民政、公安等数个中央直属部门的职能，可谓庞大的政府机器运转的核心。
如果说嘉庆年间还有一丝康乾盛时残留的辉煌，那么在道光皇帝即位之后，这个铁桶一般的帝国已呈现了日益崩溃的本相。这是一种宿命，它更早的还在乾隆统治时代似乎就被曹雪芹的一部《红楼梦》预言了。道光皇帝三十八岁登基，应该说已有成熟的心智，他也确实不乏统治智慧，而且还颇有临危不惧临阵不乱的大将风度。嘉庆十八年九月，天理教教主李文成起事，派教徒潜入北京并在九十多个信教的内廷下层太监接应下攻入皇宫。适逢嘉庆皇帝外出，这场叛乱就是由皇子曼宁(道光皇帝)带人平定的，他身先士卒于乱军中手刃两名叛贼头领，可见其神勇。
这样的壮举后来被我们今天伪造历史的作家们改头换面地写进了电视剧《康熙王朝》，给康熙皇帝脸上贴了金。中国的文^对待历史从来就有严肃的态度。他们对所谓的明主给予神化，又把一些走下坡路的帝王丑化得不成样子，比如说电影《鸦片战争》中的那个道光皇帝，差不多就是一个卖国贼。真实的道光虽是个性情温和的皇帝，但也颇想能有一番作为，他曾下令各省复办书院、清查保甲、兴修水利，以求挽救帝国的颓势而成为一个中兴之主。他手下也不乏林则徐和邓廷桢这样的按察使和巡抚。
但道光没有在平息天理教之后直到回民张格尔起事的这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里缓解最根本的社会危机，那就是吏治的腐败和底层人民愈来愈深重的苦难。他有限的改革没有抓住牛鼻子，抓的是牛尾巴。他只求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和动乱是互为因果的，道光显然被暂时稳定的假象欺骗了，他没有意识到飘散着黄沙的干涸的土地已不是林则徐奉命疏浚的几条江河可以浇灌的。
张格尔起事只是一个信号，另一场酝酿了两千多年的风暴正汹涌着向清王朝这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扑来。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已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极权专制的世外桃源。就在平定张格尔叛乱时，英格兰的鸦片船在兵舰的护卫下已经完成了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登陆的准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在动乱中度过一生的道光皇帝带着他振兴大清天下的梦想，悲愤地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外战和一场波澜壮阔的内战之间病死了，正所谓“长歌之叹哀于痛哭”。
大约是在咸丰三年(1854年)王茂荫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所谓钱法堂，是负责颁布钱钞规格、式样的机构，户、工二部各设有一个，一管定制，一管铸造。从王茂荫授户部主事到当上户部侍郎，整整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还算血气方刚的脸上早已被岁月的刀斧雕刻出了无限的沧桑，对中国的现状自然也有了更多独特的感受。他可能是在内忧外患的刀光剑影中第一个嗅到世界性经济新浪潮气息的中国人。
清廷那时设置了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宝钞处发行纸币，推行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五种。同年十二月又发行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定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官票、宝钞与大钱、制钱并行。官钱总局则是清廷兑换银钱、调节钱价、铸造银锭、发行纸币的中央金融机构。王茂荫在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上书朝廷，认为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货币混乱，户部和内务府同时发钞，经办人又趁机营私，货币贬值后，势必造成官票、宝钞等新币种流通不畅。这番建言触犯了金融界的利益，一些主管金融的大臣纷纷在咸丰帝前进谗言，诬称王茂荫居心不良，破坏朝廷的金融政策。
从货币管理、货币制造到货币发行一体化，是现代国家通行的金融政策。王茂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能不说他很有超前意识甚至已经有了接近于现代金融管理的意识。不然，马克思也不会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里，对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经济学家给予那样高的赞誉。《清史稿》对王茂荫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疏言时事皆验”。王茂荫的确是那个时代罕见的预言家。
然而这些事后的评价，对当时的现实却毫无意义。咸丰活了三十一岁，在位十一年，他当皇帝的历史就是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作战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签订屈辱条约的历史。现在已经无法假设，如果他能够采纳王茂荫的新金融政策，清王朝的惨淡局面会不会好一些。现在谁也无法以一个虚假的答案去回答一个虚假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咸丰时期的金融状况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几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财政吃紧人不敷出的情况下，朝廷只得靠滥发纸币和大钱来支撑，而少数主管财政金融的大臣，又利用政策漏洞大肆侵吞国家的财产，有如雪上加霜，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咸丰帝当着满朝文武和王茂荫的那场辩论引起后世多少感慨。咸丰帝问，官票大钱好不好?王茂荫梗着脖子直言：不好。怒不可遏的皇帝竟不顾君臣礼节，从龙椅上直冲到他面前，问：到底好不好?王茂荫大声说：不好!咸丰见帝王之威都压服不了一个小小的朝臣，就骂他瞎了眼，要抉了他的眼珠子。王茂荫瞪大双眼毫无惧色，他说从前伍子胥被吴王杀害时，要吴王抉了他的眼珠子挂在门框上。陛下若要抉小臣的眼珠，也请挂在宫门上吧。结果是，咸丰帝下令将王茂荫拖出宫门杖打了一顿，撤了他的职。但咸丰帝还算不错，没抉他的眼珠子，也没有砍他的头。
王茂荫后来被朝廷再次起用，由左副都御使迁兵部侍郎，一生再也无缘于经济。咸丰朝的经济也就一直由那些自以为懂经济的人把持着，金融舞弊案由是屡禁不绝，国民经济到咸丰帝死时几至于崩溃的边缘。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因官票、宝钞流通不畅，下令停止发行，王茂荫搁置了八年的建议这才被朝廷有保留地颁布实施。可惜，此时王茂荫因了父忧离开了朝廷，随后自己又疾病缠身，于同治四年去世。
王茂荫无疑是也命定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既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大清帝国和中华民族的悲剧。在他死后三十多年，深感于国难深重的光绪皇帝颁布了《明令国是诏》。然而这一改革的总动员令并没有把中国“动员”进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与民族之林。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骂慈禧太后的顽固守旧和袁世凯的告密，这是由于我们和历史缺乏沟通产生的误解。只要我们还在把推动社会进步或阻碍社会前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说成是某几个人的事，我们就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像王茂荫这样的先觉者后来还出现了很多，但他们更多的是在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在现实社会的更深层次上，他们并没有发挥出实际的、根本性的作用。
2011年3月3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