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岗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489
1986年，台湾大人物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斯·韦伯妻子玛丽安妮·韦伯写的《马克斯·韦伯传》的上册，是李永炽先生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当年钱永祥先生就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书评，读这本传记，我们不仅得知韦伯生命史的诸般细节，也可以看到一个敏感而热情的心智巨人，在近代世界中为人类尊严奋斗的生动记录。我们不知道台湾后来是否出版了《马克斯·韦伯传》的下册，但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终于看到了这本传记的全译本。尽管它和台湾地区版本一样是转译的（一从英译本，一从日译本），不过出自Zohn教授之手的英文本已经享誉欧美学界，而由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oth所写的导读《玛丽安妮·韦伯及其圈子》也为理解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背景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略有遗憾的是，中译本不知为何删去了Zohn教授的英译者前言，这篇不长的前言介绍了玛丽安妮·韦伯写作这本传记的情况以及版本的变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体现了英译本在《马克斯·韦伯传》版本变化中的特殊位置。
这本《马克斯·韦伯传》在当代渐成显学的韦伯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玛丽安妮·韦伯不仅是韦伯生活中的知己，而且也是他思想的知音和事业的伙伴。与后来那些专注于研究韦伯思想或是泛泛描写韦伯生平的传记不同，在玛丽安妮的笔下，韦伯的形象更显鲜活：他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痛苦、挣扎、激越与奋进，恰恰为韦伯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彷徨、突破和转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背景。借用韦伯的术语，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诸神的世界里，那么这本传记就是这个伟大世界的最好见证。
书中记载，1910年，已经名满天下的韦伯认识了年轻的卢卡奇，那年他才25岁。韦伯对他那篇论及精神贫困者的艺术随笔十分推崇。而青年卢卡奇也正是在韦伯的影响下，完成了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小说理论》。这本著作讨论的是小说的理论问题，然而，卢卡奇最终关心的并不是小说的文学形式，他期望透过对小说形式的产生、它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类型变迁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与阐述他的世界观。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而是十分明确地在寻找一个‘新世界‘。很显然，这样的著述方式打上了深深韦伯印记。有趣的是，韦伯后来自己也写了一本类似的著作《音乐的理性与社会基础》，同样的，在这本书中，韦伯关心的不仅是音乐，而是他毕生研究的世界理性化问题。卢卡奇1962年为《小说理论》撰写新的序言，依然强调写作该书时他的思想受到德国精神科学的深刻影响，他说这种影响基本上立足于我青年时代对狄尔泰、西美尔和韦伯著作的热情。应该看到，是德国的精神科学传统培育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韦伯的影响也应该置放在这一传统中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显示出思想的全貌。在思想上，《小说理论》更多地体现了激进的左派倾向，卢卡奇自己在这本书出版四十多年后的总结也许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小说理论》是这样一部德语书：在其中注重激进革命的左派伦理学和同对现实的传统、因袭的解释结合在一起。自1920年代以后，这样的观点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只需想一下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想一想本雅明，甚至想一想阿多诺等人著作的开头部分。通过青年卢卡奇的这个故事，我们不难想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那个诸神世界的魅力，而韦伯则是这个魅力世界当之无愧的卡里斯玛（charisma）！
对中国学界来说，这本传记的出版也有特别的意义。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太朴翻译的《社会经济史》算起，汉语知识界接受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韦伯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地位正愈益显赫。然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韦伯似乎只是一个躲在大学象牙塔里的老学究，他的那些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论说和理念，譬如价值中立、理想类型、意图伦理、责任伦理、科层制度......等等，正逐渐从特定的问题论域中抽离出来，被孤立而教条地使用。《马克斯·韦伯传》可以用第一手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来改写韦伯的中国形象，如果离开了韦伯对欧洲战后发展的德国的巨大的历史焦虑，我们就不知道他对政治民族和政治天职孜孜吁求的动力何在；如果没有体会韦伯对现代性两难处境的深刻洞察，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寻找现代化源头活水的著作中，竟然发出杜鹃啼血般的哀鸣：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铁的牢笼......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传》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不仅可以重写韦伯的形象，而且有可能为汉语学界更新自我的问题意识提供重要的资源。
《马克斯·韦伯传》［德］玛丽安妮·韦伯著 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载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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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台湾大人物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斯·韦伯妻子玛丽安妮·韦伯写的《马克斯·韦伯传》的上册，是李永炽先生根据日译本翻译的。当年钱永祥先生就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书评，读这本传记，我们不仅得知韦伯生命史的诸般细节，也可以看到一个敏感而热情的心智巨人，在近代世界中为人类尊严奋斗的生动记录。我们不知道台湾后来是否出版了《马克斯·韦伯传》的下册，但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终于看到了这本传记的全译本。尽管它和台湾地区版本一样是转译的（一从英译本，一从日译本），不过出自Zohn教授之手的英文本已经享誉欧美学界，而由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oth所写的导读《玛丽安妮·韦伯及其圈子》也为理解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背景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略有遗憾的是，中译本不知为何删去了Zohn教授的英译者前言，这篇不长的前言介绍了玛丽安妮·韦伯写作这本传记的情况以及版本的变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体现了英译本在《马克斯·韦伯传》版本变化中的特殊位置。
这本《马克斯·韦伯传》在当代渐成显学的韦伯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玛丽安妮·韦伯不仅是韦伯生活中的知己，而且也是他思想的知音和事业的伙伴。与后来那些专注于研究韦伯思想或是泛泛描写韦伯生平的传记不同，在玛丽安妮的笔下，韦伯的形象更显鲜活：他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痛苦、挣扎、激越与奋进，恰恰为韦伯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彷徨、突破和转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背景。借用韦伯的术语，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诸神的世界里，那么这本传记就是这个伟大世界的最好见证。
书中记载，1910年，已经名满天下的韦伯认识了年轻的卢卡奇，那年他才25岁。韦伯对他那篇论及精神贫困者的艺术随笔十分推崇。而青年卢卡奇也正是在韦伯的影响下，完成了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小说理论》。这本著作讨论的是小说的理论问题，然而，卢卡奇最终关心的并不是小说的文学形式，他期望透过对小说形式的产生、它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类型变迁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与阐述他的世界观。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他不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而是十分明确地在寻找一个‘新世界‘。很显然，这样的著述方式打上了深深韦伯印记。有趣的是，韦伯后来自己也写了一本类似的著作《音乐的理性与社会基础》，同样的，在这本书中，韦伯关心的不仅是音乐，而是他毕生研究的世界理性化问题。卢卡奇1962年为《小说理论》撰写新的序言，依然强调写作该书时他的思想受到德国精神科学的深刻影响，他说这种影响基本上立足于我青年时代对狄尔泰、西美尔和韦伯著作的热情。应该看到，是德国的精神科学传统培育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韦伯的影响也应该置放在这一传统中来理解，否则就不可能显示出思想的全貌。在思想上，《小说理论》更多地体现了激进的左派倾向，卢卡奇自己在这本书出版四十多年后的总结也许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小说理论》是这样一部德语书：在其中注重激进革命的左派伦理学和同对现实的传统、因袭的解释结合在一起。自1920年代以后，这样的观点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只需想一下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想一想本雅明，甚至想一想阿多诺等人著作的开头部分。通过青年卢卡奇的这个故事，我们不难想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那个诸神世界的魅力，而韦伯则是这个魅力世界当之无愧的卡里斯玛（charisma）！
对中国学界来说，这本传记的出版也有特别的意义。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太朴翻译的《社会经济史》算起，汉语知识界接受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已经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韦伯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地位正愈益显赫。然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韦伯似乎只是一个躲在大学象牙塔里的老学究，他的那些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论说和理念，譬如价值中立、理想类型、意图伦理、责任伦理、科层制度......等等，正逐渐从特定的问题论域中抽离出来，被孤立而教条地使用。《马克斯·韦伯传》可以用第一手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来改写韦伯的中国形象，如果离开了韦伯对欧洲战后发展的德国的巨大的历史焦虑，我们就不知道他对政治民族和政治天职孜孜吁求的动力何在；如果没有体会韦伯对现代性两难处境的深刻洞察，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寻找现代化源头活水的著作中，竟然发出杜鹃啼血般的哀鸣：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铁的牢笼......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传》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不仅可以重写韦伯的形象，而且有可能为汉语学界更新自我的问题意识提供重要的资源。
《马克斯·韦伯传》［德］玛丽安妮·韦伯著 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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