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贾斯丁·史密斯在《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一书中说：“在哲学史上，有几种类型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反复出现。”
什么是哲学
一张嘴就能把人逗乐的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说：“我是个哲学家。我只是比较快乐而已。”这听上去也像是一句玩笑话。一个没什么人生经验的少女，怎能算得上哲学家？但法国哲学教授贾斯丁·史密斯认为，我们应该拓宽或者还原对哲学家这一身份的理解：如今哲学家专指一个高度职业化的结构中一个学术化学科的从业者，哲学家需要获得认证，一旦获得认证，哪怕没有特别的能力，并不从事知性活动，也依然是哲学家。那些没有获得认证的人，即使对哲学做出了贡献，也不会被称为哲学家。他认为，在西方之外的地方比如亚马孙也有哲学家，在哲学系之外，比如考古学、人类学和诗歌界也有哲学家。
史密斯写道：“哲学不一定非得是对普遍真理而非个别事物的沉思；它不是一定要通过写作来阐述论证，因为许多哲学家都没写过东西；它也不一定是系统、严谨或者以演绎的形式阐述观念，因为许多对哲学的重要贡献采取的是隐喻的诗歌、神话和格言的形式；它不一定是超出自己、无立场的见解，因为许多重要的哲学人物和传统，从蒙田到20世纪的现象学，都强调第一人称视角的重要性。”
另外，快乐跟哲学并不冲突。“在职业化的哲学在18世纪的西方出现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把快乐当作哲学唯一的正当目标。从古代到近代早期，一个共同的哲学观是，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获得快乐。知识是获得快乐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西方古代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之所以讨论关于原因、运动、身体的理论哲学，是因为恰当地理解自然是恰当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前提，只有这种恰当的理解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快乐。快乐依赖于道德上的正直和健康的身体，它也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计划的核心。根据这种理解，快乐是哲学研究唯一真实的目标。”
贾斯丁·史密斯认为，如今对哲学家的理解太狭隘了。他在《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一书中说：“在哲学史上，有几种类型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反复出现。”第一种是好奇型哲学家，他们会详细阐述狂风暴雨、磁性变化、跳蚤翅膀的细节。如今这类哲学家已经绝迹。第二种哲学家是圣人，他们是内在领域与超验领域之间的中介，他们能为诸神代言，解释人类经验之外的事情。第三种哲学家是“牛虻”，他们不是社会和神之间的中介，也不弃绝社会，而是纠正他所处的社会目光短浅的观点或者一些误解。苏格拉底是“牛虻”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社会批评家那样，致力于用他自己积极的计划来取代他的同时代人的错误观点和计划。
第四种哲学家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出现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时佛教和基督教开始登上世界舞台。第五种是官僚，他们是一群人，而不只是群体中的一个。“官僚”这个词源于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现代法国的选拔体系以及英美的精英教育体系与之非常相像。
哲学家最后一种著名的、比较受鄙视的角色是朝臣。有人说，斯宾诺莎是一位高贵的禁欲主义者，莱布尼茨就没有节操，随时准备向欧洲出钱最多的君主出售他的哲学服务。朝臣比较晚近的化身是“公共知识分子”。“牛虻”挺身而出是要改变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则只是为了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荣誉。
官僚和朝臣
史密斯分别用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历史上一种类型的哲学家，越往后越是他不喜欢的类型。他最喜欢的好奇型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而自然哲学从18世纪开始不再是哲学家的核心关切。他最不喜欢的是做君主的朝臣的哲学家，屈服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学者跟古代的朝臣有些类似。
史密斯认为，哲学家以各种方式挣钱谋生无可厚非，但不可以做权力或有钱人的帮凶。他说：“当前，职业哲学家确实面临背叛他们的道德感的危险，比如他们会同意教授商业伦理课，由此帮助全球资本主义未来的小卒子们心安理得地欺骗穷人、掠夺环境，而哲学号召哲学家去做的事情是质疑一切，包括自己所谓的天职。”
但金钱不是自由追问的障碍，今天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期望获得金钱回报。2012年，贾斯丁·史密斯在法国一所大学获得教职。这份工作的月薪并不高，而巴黎的生活成本又非常高，他决定当一名哲学自由职业者，挣一些外快。他的想法是，向顾客提供一对一的哲学对谈。他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幻想自己是波伏娃或萨特的英美游客，他们觉得在咖啡馆里谈哲学非常浪漫。他在《伦敦书评》上“心理治疗”类一栏面刊登了一个广告，号称可以跟顾客“探索意义、真理、上帝、死亡、命运、悖论等概念”，两个小时收费60欧元。干下来他觉得比给本科生上课有趣多了，顾客通常都很成熟、好奇，准备接触他们意想不到的观念和论证。
我们一直都觉得法国高中生要考哲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统。但史密斯说，这种考试只是在选拔官僚，跟批判性思维没多大关系。“在法国，哲学家在一个严格、稳定的教育体系下工作、成长。艺术和文学先锋们处于国家体制之外，哲学家们却要把他们创造性的产出从颠覆转化成国家的官方财产。法国哲学家们把危险的艺术吸收进一个负责生产精英、体现文化的体系之内。他们是国家文化理想的体现，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官僚。”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考试跟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考试内容的核心不是数学或工程学之类的技术性主题，而是学生解释诗歌的能力，或者掌握一个文化传统的诗歌和审美规范、把自己放在文化传统之内的能力。今天，许多法国高中生都要参加全国性的标准化的哲学考试，考试时他们要写一些论文，讨论“美是不是一个朦胧的词”“知觉是否要训练”等问题。考题主要是伦理和美学问题，很少关注认识论和逻辑。2015年学生可以选答的问题有：艺术作品是不是总是有意义？政治是否不涉及任何对真理的期待？个人的良心和意识只是他所处社会的反映吗？是否存在尊重一切生物的道德义务？我是由我的过去组成的吗？
通过考试的学生之后会加入到法国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精英行列，他们的部分职责是表现出流利地谈论艺术和文学潮流的能力。相比之下，任何能够谈论达达主义和荒诞玄学的美国人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员。法国哲学会考的功能是，选拔能够表达政府的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要掌握一些得到赞同的文化，尤其是艺术、哲学和文学。这些人并不是在青春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不常见的观念的颠覆分子。为了通过考试，他们要死记硬背，他们是一些渴望进入由官僚确定其规范的精英队伍的人。
主笔 薛巍
法国学者贾斯丁·史密斯在《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一书中说：“在哲学史上，有几种类型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反复出现。”
什么是哲学
一张嘴就能把人逗乐的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说：“我是个哲学家。我只是比较快乐而已。”这听上去也像是一句玩笑话。一个没什么人生经验的少女，怎能算得上哲学家？但法国哲学教授贾斯丁·史密斯认为，我们应该拓宽或者还原对哲学家这一身份的理解：如今哲学家专指一个高度职业化的结构中一个学术化学科的从业者，哲学家需要获得认证，一旦获得认证，哪怕没有特别的能力，并不从事知性活动，也依然是哲学家。那些没有获得认证的人，即使对哲学做出了贡献，也不会被称为哲学家。他认为，在西方之外的地方比如亚马孙也有哲学家，在哲学系之外，比如考古学、人类学和诗歌界也有哲学家。
史密斯写道：“哲学不一定非得是对普遍真理而非个别事物的沉思；它不是一定要通过写作来阐述论证，因为许多哲学家都没写过东西；它也不一定是系统、严谨或者以演绎的形式阐述观念，因为许多对哲学的重要贡献采取的是隐喻的诗歌、神话和格言的形式；它不一定是超出自己、无立场的见解，因为许多重要的哲学人物和传统，从蒙田到20世纪的现象学，都强调第一人称视角的重要性。”
另外，快乐跟哲学并不冲突。“在职业化的哲学在18世纪的西方出现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把快乐当作哲学唯一的正当目标。从古代到近代早期，一个共同的哲学观是，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获得快乐。知识是获得快乐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西方古代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之所以讨论关于原因、运动、身体的理论哲学，是因为恰当地理解自然是恰当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前提，只有这种恰当的理解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快乐。快乐依赖于道德上的正直和健康的身体，它也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计划的核心。根据这种理解，快乐是哲学研究唯一真实的目标。”
贾斯丁·史密斯认为，如今对哲学家的理解太狭隘了。他在《哲学家：历史上的六种类型》一书中说：“在哲学史上，有几种类型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反复出现。”第一种是好奇型哲学家，他们会详细阐述狂风暴雨、磁性变化、跳蚤翅膀的细节。如今这类哲学家已经绝迹。第二种哲学家是圣人，他们是内在领域与超验领域之间的中介，他们能为诸神代言，解释人类经验之外的事情。第三种哲学家是“牛虻”，他们不是社会和神之间的中介，也不弃绝社会，而是纠正他所处的社会目光短浅的观点或者一些误解。苏格拉底是“牛虻”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他没有像后来的社会批评家那样，致力于用他自己积极的计划来取代他的同时代人的错误观点和计划。
第四种哲学家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出现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时佛教和基督教开始登上世界舞台。第五种是官僚，他们是一群人，而不只是群体中的一个。“官僚”这个词源于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现代法国的选拔体系以及英美的精英教育体系与之非常相像。
哲学家最后一种著名的、比较受鄙视的角色是朝臣。有人说，斯宾诺莎是一位高贵的禁欲主义者，莱布尼茨就没有节操，随时准备向欧洲出钱最多的君主出售他的哲学服务。朝臣比较晚近的化身是“公共知识分子”。“牛虻”挺身而出是要改变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则只是为了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荣誉。
官僚和朝臣
史密斯分别用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历史上一种类型的哲学家，越往后越是他不喜欢的类型。他最喜欢的好奇型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而自然哲学从18世纪开始不再是哲学家的核心关切。他最不喜欢的是做君主的朝臣的哲学家，屈服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学者跟古代的朝臣有些类似。
史密斯认为，哲学家以各种方式挣钱谋生无可厚非，但不可以做权力或有钱人的帮凶。他说：“当前，职业哲学家确实面临背叛他们的道德感的危险，比如他们会同意教授商业伦理课，由此帮助全球资本主义未来的小卒子们心安理得地欺骗穷人、掠夺环境，而哲学号召哲学家去做的事情是质疑一切，包括自己所谓的天职。”
但金钱不是自由追问的障碍，今天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期望获得金钱回报。2012年，贾斯丁·史密斯在法国一所大学获得教职。这份工作的月薪并不高，而巴黎的生活成本又非常高，他决定当一名哲学自由职业者，挣一些外快。他的想法是，向顾客提供一对一的哲学对谈。他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幻想自己是波伏娃或萨特的英美游客，他们觉得在咖啡馆里谈哲学非常浪漫。他在《伦敦书评》上“心理治疗”类一栏面刊登了一个广告，号称可以跟顾客“探索意义、真理、上帝、死亡、命运、悖论等概念”，两个小时收费60欧元。干下来他觉得比给本科生上课有趣多了，顾客通常都很成熟、好奇，准备接触他们意想不到的观念和论证。
我们一直都觉得法国高中生要考哲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统。但史密斯说，这种考试只是在选拔官僚，跟批判性思维没多大关系。“在法国，哲学家在一个严格、稳定的教育体系下工作、成长。艺术和文学先锋们处于国家体制之外，哲学家们却要把他们创造性的产出从颠覆转化成国家的官方财产。法国哲学家们把危险的艺术吸收进一个负责生产精英、体现文化的体系之内。他们是国家文化理想的体现，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官僚。”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考试跟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考试内容的核心不是数学或工程学之类的技术性主题，而是学生解释诗歌的能力，或者掌握一个文化传统的诗歌和审美规范、把自己放在文化传统之内的能力。今天，许多法国高中生都要参加全国性的标准化的哲学考试，考试时他们要写一些论文，讨论“美是不是一个朦胧的词”“知觉是否要训练”等问题。考题主要是伦理和美学问题，很少关注认识论和逻辑。2015年学生可以选答的问题有：艺术作品是不是总是有意义？政治是否不涉及任何对真理的期待？个人的良心和意识只是他所处社会的反映吗？是否存在尊重一切生物的道德义务？我是由我的过去组成的吗？
通过考试的学生之后会加入到法国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精英行列，他们的部分职责是表现出流利地谈论艺术和文学潮流的能力。相比之下，任何能够谈论达达主义和荒诞玄学的美国人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员。法国哲学会考的功能是，选拔能够表达政府的文化价值观的人，他们要掌握一些得到赞同的文化，尤其是艺术、哲学和文学。这些人并不是在青春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不常见的观念的颠覆分子。为了通过考试，他们要死记硬背，他们是一些渴望进入由官僚确定其规范的精英队伍的人。
主笔 薛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