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特点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仁性关怀，直觉中和理性。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儒家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的辩证法、相对论，佛家特别是华严宗的依存论、缘起论等都否定了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而西方人是绝对主义者、实体主义者，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由此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孕育不出来的。一元主义是指，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灵肉一体，人物同融，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譬如，中国的神是内在于宇宙、内在于自身的，‘上帝’与人合一；盘古创造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在宇宙之内，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者，天人分离，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他们以绝对的旁观者的态度看待宇宙，认为世界是一架与自己不相关的机器；西方的神也是外在的，上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世界，并把神圣的定律塞给这个世界。正因为个人与自然相抗，所以西方人主张战胜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也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
中国人是‘身心不二’，‘道’‘器’结合，体用一如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相互依存，‘道身’（精神生命）与‘根身’（肉体生命）超切循环（既超越又切入），一方面精神生命建立在肉体生命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精神生命又反过来影响肉体生命，此即儒家的‘以德润身’，道家的‘复归其根’；中国文化即是超切主义的，既超越世俗又切入生活，没有绝对的超越，也没有绝对的切入；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所以，中国人没有灵肉异化的痛苦。
如此的主客一体也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因而中国人对大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的知识都很贫乏，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中国是仁性关怀型文化，或称仁者、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良知良能；群众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上面’的温暖关怀。而西方则是材性知能型文化，或称爱罗（即小爱神厄洛斯Eros）文化、匠人文化。荀子所说的‘材性知能’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爱罗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民族性的第四个特点是，崇尚直觉中和理性。中国人历来讲究直觉体验、中庸之道，具备世俗理性，但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而西方人具有‘罗高（即逻各斯logos）智慧’，善于理性分析、概念推理、逻辑思辨。
中华文化特点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仁性关怀，直觉中和理性。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儒家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的辩证法、相对论，佛家特别是华严宗的依存论、缘起论等都否定了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而西方人是绝对主义者、实体主义者，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由此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孕育不出来的。一元主义是指，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灵肉一体，人物同融，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譬如，中国的神是内在于宇宙、内在于自身的，‘上帝’与人合一；盘古创造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在宇宙之内，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者，天人分离，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他们以绝对的旁观者的态度看待宇宙，认为世界是一架与自己不相关的机器；西方的神也是外在的，上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世界，并把神圣的定律塞给这个世界。正因为个人与自然相抗，所以西方人主张战胜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也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
中国人是‘身心不二’，‘道’‘器’结合，体用一如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相互依存，‘道身’（精神生命）与‘根身’（肉体生命）超切循环（既超越又切入），一方面精神生命建立在肉体生命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精神生命又反过来影响肉体生命，此即儒家的‘以德润身’，道家的‘复归其根’；中国文化即是超切主义的，既超越世俗又切入生活，没有绝对的超越，也没有绝对的切入；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所以，中国人没有灵肉异化的痛苦。
如此的主客一体也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因而中国人对大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的知识都很贫乏，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中国是仁性关怀型文化，或称仁者、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良知良能；群众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上面’的温暖关怀。而西方则是材性知能型文化，或称爱罗（即小爱神厄洛斯Eros）文化、匠人文化。荀子所说的‘材性知能’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爱罗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民族性的第四个特点是，崇尚直觉中和理性。中国人历来讲究直觉体验、中庸之道，具备世俗理性，但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而西方人具有‘罗高（即逻各斯logos）智慧’，善于理性分析、概念推理、逻辑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