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故事——古代中国军事历史漫谈（朱世巍）
中国存在于东亚大陆，无论按照何种标准，也度过了数千年的光阴。岁月虽然漫长，和平的日子却屈指可数，而围绕权利、土地、财富、仇恨而展开的厮杀，却充斥着动荡、挫折、沧桑与苦难的历史。这以无数血泪汇聚而成、充满恨意和怨念的杀戮之途，也就形成了所谓古代中国军事历史。
但凡战争与杀戮，无不伴随着巨大的破坏与毁灭。毁灭的不仅是生命与财富，也包括真实本身。尸骨巨塔被岁月侵蚀而颓废，血海的殷红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去。最后只幻化出舞台上涂脂抹粉的威武，虚构出话本评书里纸糊的金戈铁马。而真实的历史却早已被遗忘。
被遗忘的历史真实
对历史而言，最可怕的倒不是遗忘，而是篡改。历史是人写的，但凡是人就有可能说谎。说谎的理由虽然有千千万万，而最核心的永远是趋利避害。
古代的中国真正的贵族早就消亡了，剩下的只有垄断着文字垄断着历史的文人。而用这些垄断权向强势者换取利益甚至部分权利，正是他们的天然属性。匈奴酋长（所谓大夏天王）赫连勃勃，强征十几万户民众为他构筑都城，期间屠杀了数千民工。而文人胡义周作《统万城铭》，却吹捧说人民感念赫连勃勃的功德高厚，主动前来为他服务，所谓“庶民子来，不日而成”。强权之下，把屠杀说成善举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创意。将杀一人说成是“一住菩萨”，杀十个人说成是“十住菩萨”也是有的。
但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文人毕竟还残存着旧有的贵族独立精神，还愿意为了记述下真实而努力。而随着封建皇权的逐步加强，知识分子的集体官僚化，历史在为权势者服务的功能性日益增强。发展到清代，封建集权加上民族压迫，在文字狱的刀斧之下，彻底犬儒化和汉奸化的知识分子更是开创了系统化历史造假的先河。只要看看一长溜的毁禁书目。看看《四库全书》中被篡改的一塌糊涂的文字，看看满清版《明史》中“张献忠杀人六万万有奇”的空前无常识无廉耻的捏造，再看看顾诚先生《南明史》中引述的原始资料和官方史书的对比。我们就会明白，有多少“历史”失去它应有的真实。
战争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有一部真正经过严格检验的详细古代通史前，我们对古代战争历史的认识，恐怕依然只能局限于小说和戏剧里的龙争虎斗。历史的绝对真相虽然不可强求，但相对真相却可以接近。史学的精神是怀疑，史学的生命是探寻。唯有秉承怀疑的精神刻苦研究，才能使我们尽可能的接近真实。
被遗忘的战争参与者
历史是人写的，战争也是靠人来打的。《三国演义》里虽然有大将和谋士，却很少有普通士兵的真实写照。而后者才是战争中的真正多数。
绝大多数不识字的普通士兵没有记录下感受的可能。对他们的遭遇，只能从文人“额外”地描述中获知一二。战乱时代，他们可能是加害者，可能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匪徒生活。但驱使他们去卖命的强权者，为了自己的霸权，虽然可以允许士兵们肆意妄为；但也可以为了自己的霸权而肆意剥夺士兵们的生命。三国时代制定的军法，坚持着“过轻惩重”的原则，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把士兵处死。这些军法虽然很多时候只是遮羞布和门面，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加倍严厉。三国东吴的一个士兵仅仅因为偷了100个钱，就被拉去公开砍头。至于大量在战争中遗尸荒野的战士，自然也不会有“青史留名”的机会。失败一方固然只能身首异地，神形俱灭；而即使在胜利一方，也只有充当垫脚石的份儿。
和具备加害者与被害者双重属性的士兵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民在暴力主宰的战乱
时代，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一位伟人坚信“原子弹”的杀人效率不如关公的大刀（虽然所谓的“青龙偃月刀”在三国时期并未出现），而现在一些人口史学家却徒劳地证实古代史中的大规模人口减少并不存在。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愿意接受这位伟人的观点。这里不需要引述大量的人口史料，并去论证迁徙、战乱、饥荒在人口减少中不同的比重。仅从曹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以及大量相关记载中，巨大的破坏性就可见一斑。
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战争性质紧密相关。东亚大陆的数千年中，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持续着战争，在农业民族的内部战争中，处于同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毕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从《吕氏春秋·怀宠》时代的军队禁令如：不会田苗，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俘虏的人民要发还原籍等等，到曹操的割发代首，无不体现着保护农业资源和劳动力的目的。
而不同生存形态间的战争，则只有“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残酷杀戮，以及对生产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作为东亚农业民族主体的汉族，一直期盼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可以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游牧民族的侵害，但屡屡落空。随着先进军事技术的外泄，文人官僚化的国家僵化腐败，经济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农业民族国家，反而经历了两次全面败亡，付出了生产力遭空前破坏，丧失民族活力，发展停滞的巨大代价。清醒认识这悲惨的历史和其间亿万人民的遭遇，应成为中国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被遗忘的技术历史
数千年权利社会的中国，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奇特理念。帝王官僚的权术被奉为神明，细节的技术则被看成不值一提的旁门左道。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诸葛亮的“黑”和司马懿的“厚”，谋士的狡猾和武将的蛮勇。
这种“独尊权术，废黜技术”的历史观，可谓对战术家和技术工匠智慧的莫大侮辱。很多时候，他们，以及他们精心制定的队列编组，精心设计制造的盔甲材质，武器的构造和特定使用方法，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
且不论那些即使深藏于地下2000年，依然乌黑发亮的精良武器，单纯一个甲札，就要通过打扎、粗磨、穿孔、错穴、裁札、错棱、精磨等诸多工序才能完成，然后才能以数百上千这样的甲札以皮条编缀成一领铠甲，最后加上衬里才算完成。而在唐代，标准编制下每50名士兵就要配备30领铠甲，12500人的军队则要配备7500领！同样一支部队还要装备1万口佩刀、2500口陌刀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如此巨大的装备量，都必须以手工精心制造才能完成。这需要工匠们付出何等的辛苦劳作和精巧心思！但长期以来，这一切都在舞台和小说中，被作为权力者阴谋场地华丽装饰而严重失真；战争的具体过程，则被简单化为玩弄伎俩者策划的打群架！
遗存的缺失，也成为阻碍我们认识古代军事技术的重大障碍。秦汉时代在坟墓中随葬大量兵器的习俗逐渐消失；而地面上的物质则往往被战乱所毁灭；频繁的王朝更替造成的历史断代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实物只能在海外寻觅。如唐代的无环首短柄长刀，唯能从日本正仓院所存“唐样大刀”探其型。这也无怪厚达304页的《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中，介绍东汉后的内容只有124页。而周纬先生苦心而为的开山之作《中国兵器史稿》也不免受资料欠缺的困扰。唐代的陌刀到底是什么样子？西安长乐公主墓壁画上人物腰际那奇怪的长柄物体究竟是什么？等等等等。有些谜团已经解开，但更多的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对于中国古代的战争历史，人们遗忘的已经太多太多。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这个领域的研究才有可能唤起部分记忆。希望我这个外行不像样的文章，多少可以为从本期开始的《古代战争》栏目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军事世界画刊》2007年1月号28页
被遗忘的故事——古代中国军事历史漫谈（朱世巍）
中国存在于东亚大陆，无论按照何种标准，也度过了数千年的光阴。岁月虽然漫长，和平的日子却屈指可数，而围绕权利、土地、财富、仇恨而展开的厮杀，却充斥着动荡、挫折、沧桑与苦难的历史。这以无数血泪汇聚而成、充满恨意和怨念的杀戮之途，也就形成了所谓古代中国军事历史。
但凡战争与杀戮，无不伴随着巨大的破坏与毁灭。毁灭的不仅是生命与财富，也包括真实本身。尸骨巨塔被岁月侵蚀而颓废，血海的殷红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去。最后只幻化出舞台上涂脂抹粉的威武，虚构出话本评书里纸糊的金戈铁马。而真实的历史却早已被遗忘。
被遗忘的历史真实
对历史而言，最可怕的倒不是遗忘，而是篡改。历史是人写的，但凡是人就有可能说谎。说谎的理由虽然有千千万万，而最核心的永远是趋利避害。
古代的中国真正的贵族早就消亡了，剩下的只有垄断着文字垄断着历史的文人。而用这些垄断权向强势者换取利益甚至部分权利，正是他们的天然属性。匈奴酋长（所谓大夏天王）赫连勃勃，强征十几万户民众为他构筑都城，期间屠杀了数千民工。而文人胡义周作《统万城铭》，却吹捧说人民感念赫连勃勃的功德高厚，主动前来为他服务，所谓“庶民子来，不日而成”。强权之下，把屠杀说成善举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创意。将杀一人说成是“一住菩萨”，杀十个人说成是“十住菩萨”也是有的。
但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文人毕竟还残存着旧有的贵族独立精神，还愿意为了记述下真实而努力。而随着封建皇权的逐步加强，知识分子的集体官僚化，历史在为权势者服务的功能性日益增强。发展到清代，封建集权加上民族压迫，在文字狱的刀斧之下，彻底犬儒化和汉奸化的知识分子更是开创了系统化历史造假的先河。只要看看一长溜的毁禁书目。看看《四库全书》中被篡改的一塌糊涂的文字，看看满清版《明史》中“张献忠杀人六万万有奇”的空前无常识无廉耻的捏造，再看看顾诚先生《南明史》中引述的原始资料和官方史书的对比。我们就会明白，有多少“历史”失去它应有的真实。
战争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有一部真正经过严格检验的详细古代通史前，我们对古代战争历史的认识，恐怕依然只能局限于小说和戏剧里的龙争虎斗。历史的绝对真相虽然不可强求，但相对真相却可以接近。史学的精神是怀疑，史学的生命是探寻。唯有秉承怀疑的精神刻苦研究，才能使我们尽可能的接近真实。
被遗忘的战争参与者
历史是人写的，战争也是靠人来打的。《三国演义》里虽然有大将和谋士，却很少有普通士兵的真实写照。而后者才是战争中的真正多数。
绝大多数不识字的普通士兵没有记录下感受的可能。对他们的遭遇，只能从文人“额外”地描述中获知一二。战乱时代，他们可能是加害者，可能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匪徒生活。但驱使他们去卖命的强权者，为了自己的霸权，虽然可以允许士兵们肆意妄为；但也可以为了自己的霸权而肆意剥夺士兵们的生命。三国时代制定的军法，坚持着“过轻惩重”的原则，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把士兵处死。这些军法虽然很多时候只是遮羞布和门面，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加倍严厉。三国东吴的一个士兵仅仅因为偷了100个钱，就被拉去公开砍头。至于大量在战争中遗尸荒野的战士，自然也不会有“青史留名”的机会。失败一方固然只能身首异地，神形俱灭；而即使在胜利一方，也只有充当垫脚石的份儿。
和具备加害者与被害者双重属性的士兵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民在暴力主宰的战乱
时代，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一位伟人坚信“原子弹”的杀人效率不如关公的大刀（虽然所谓的“青龙偃月刀”在三国时期并未出现），而现在一些人口史学家却徒劳地证实古代史中的大规模人口减少并不存在。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愿意接受这位伟人的观点。这里不需要引述大量的人口史料，并去论证迁徙、战乱、饥荒在人口减少中不同的比重。仅从曹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以及大量相关记载中，巨大的破坏性就可见一斑。
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战争性质紧密相关。东亚大陆的数千年中，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持续着战争，在农业民族的内部战争中，处于同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毕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从《吕氏春秋·怀宠》时代的军队禁令如：不会田苗，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俘虏的人民要发还原籍等等，到曹操的割发代首，无不体现着保护农业资源和劳动力的目的。
而不同生存形态间的战争，则只有“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残酷杀戮，以及对生产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作为东亚农业民族主体的汉族，一直期盼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可以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游牧民族的侵害，但屡屡落空。随着先进军事技术的外泄，文人官僚化的国家僵化腐败，经济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农业民族国家，反而经历了两次全面败亡，付出了生产力遭空前破坏，丧失民族活力，发展停滞的巨大代价。清醒认识这悲惨的历史和其间亿万人民的遭遇，应成为中国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被遗忘的技术历史
数千年权利社会的中国，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奇特理念。帝王官僚的权术被奉为神明，细节的技术则被看成不值一提的旁门左道。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诸葛亮的“黑”和司马懿的“厚”，谋士的狡猾和武将的蛮勇。
这种“独尊权术，废黜技术”的历史观，可谓对战术家和技术工匠智慧的莫大侮辱。很多时候，他们，以及他们精心制定的队列编组，精心设计制造的盔甲材质，武器的构造和特定使用方法，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
且不论那些即使深藏于地下2000年，依然乌黑发亮的精良武器，单纯一个甲札，就要通过打扎、粗磨、穿孔、错穴、裁札、错棱、精磨等诸多工序才能完成，然后才能以数百上千这样的甲札以皮条编缀成一领铠甲，最后加上衬里才算完成。而在唐代，标准编制下每50名士兵就要配备30领铠甲，12500人的军队则要配备7500领！同样一支部队还要装备1万口佩刀、2500口陌刀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如此巨大的装备量，都必须以手工精心制造才能完成。这需要工匠们付出何等的辛苦劳作和精巧心思！但长期以来，这一切都在舞台和小说中，被作为权力者阴谋场地华丽装饰而严重失真；战争的具体过程，则被简单化为玩弄伎俩者策划的打群架！
遗存的缺失，也成为阻碍我们认识古代军事技术的重大障碍。秦汉时代在坟墓中随葬大量兵器的习俗逐渐消失；而地面上的物质则往往被战乱所毁灭；频繁的王朝更替造成的历史断代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实物只能在海外寻觅。如唐代的无环首短柄长刀，唯能从日本正仓院所存“唐样大刀”探其型。这也无怪厚达304页的《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中，介绍东汉后的内容只有124页。而周纬先生苦心而为的开山之作《中国兵器史稿》也不免受资料欠缺的困扰。唐代的陌刀到底是什么样子？西安长乐公主墓壁画上人物腰际那奇怪的长柄物体究竟是什么？等等等等。有些谜团已经解开，但更多的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对于中国古代的战争历史，人们遗忘的已经太多太多。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这个领域的研究才有可能唤起部分记忆。希望我这个外行不像样的文章，多少可以为从本期开始的《古代战争》栏目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军事世界画刊》2007年1月号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