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弗里·D·萨克斯
翻译：何百华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4年09期
关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讨论已经变得危险地简单化。关于制度的模糊概念已经接近一种冗辞，成为旨在改善经济状况的一切努力的中间目标。如果一种经济结构的机能失常，人们就会推定毛病出在制度上面。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论著都已提出，制度足以说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切方面，而资源的限制、具体的地理条件、经济政策、地缘政治，以及诸如性别作用、种族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等内部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都只有很少或没有影响。这些论著都出自一些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如达隆·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阿文德·萨布拉曼宁(Arvind Subramanian)、弗朗西斯科·特雷比(Francisco Trebbi)；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与罗斯·莱文(Ross Levine)。
当然，对像经济发展这样重要事物的单一因素解释可能是诱人的，而以制度为惟一因素的论点则由于两个额外的原因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第一，它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高收入水平归因于据说是优秀的社会制度，它甚至提出其他一些地区的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专注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坚忍不拔的倡导者带到那里去的关于自由、产权和市场的概念。第二，按照这种观点，富国对穷国不负有什么金融责任，因为发展的失败是由于制度的失败，而不是由于缺乏资源。
问题在于事实并不证实这些结论。制度可能是重要的，但它们不能单独地起作用。今日穷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远比制度缺点复杂得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不应集中注意力于改善制度，聪明的做法是将更多努力投入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斗争，能解决土壤养分枯竭问题，并修建更多公路将边远地区人口与地区市场和海港城市连接起来。换句话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今天竭力改善经济发展的其他地区所需要的远远超过了关于好的管理和制度的演说、讲课。它们需要的是在扩大的捐赠援助支持下的直接干预，以解决使它们陷入贫困的疾病、地理上的隔绝、低下的技术生产力和资源限制。无疑，好的管理和健全的制度使这样的干预产生更大效果。
在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时
当关于健全的经济制度的最初的、最聪明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将目光转向1776年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时，在他对于该地区的灾难的说明中并未很多地提出制度问题。这里值得详细地引述斯密的《国富论》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中亚细亚洲的困境的论述——它们至今仍是发展最差的热点地区：
非洲的全部内陆地区和亚洲的内陆地区，自古以来就处于我们今日所见的野蛮、不开化状态。鞑靼地方(Tartary)的海是无法航行的冰冻的大洋，尽管世界上几条最长的河流经那个国家，但它们彼此相距过远，使该国大部分地区无法开展商务活动和通讯。非洲没有一条像欧洲的波罗的海和亚德里亚海那样的水流，或像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湾那样的水湾，因而不能将海上商务引入这个大陆的内陆腹地：非洲的几条大河彼此相距太远，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内地航行的机会。
斯密的观点是：由于运输成本太高，非洲和中亚细亚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而且，没有国际贸易，这两个地区就被迫限于很小的内部市场、低效的劳动分工和持续的贫困。内陆腹地的这些不利条件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斯密不可能知道事情的较重要的那一部分。非洲地理位置上的孤立所造成的问题远远不仅是运输费用。受困于世界上最有害的疟疾生态，非洲因这种致命的疾病被隔绝于世界贸易和投资之外。尽管直到亚当·斯密去世后两个世纪疟疾的疾病生态才被人们理解，但人们所知道的情况已表明非洲的痛苦是罕见的。它的气候适宜于疟疾的全年传播，那里的一种蚊虫非常适宜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疟疾。当艾斯莫格卢、约翰逊和鲁宾逊发现英国士兵于1820年前后在世界一些不同地区的高死亡率与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低水平密切相关时，他们发现了疟疾在阻碍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有害作用。
对一种疾病竟然阻断经济发展的力量如果表示惊讶，正反映了对疾病如何能够影响经济业绩的情况缺乏认识。因而，在论述由于大多数成年人都具有后天免疫性，所以疟疾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仅产生有限的影响时，艾斯莫格卢、约翰逊和鲁滨逊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种疾病极大地降低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并提高了疟疾疫区的国际贸易、移民和旅游费用。这就像声称近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暴发的非典可以用死于这个疾病的人数，而不是用对来往亚洲的旅行的严重破坏来衡量一样。
在资金和人员能够容易地移动的环境里，不利的地理条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地方病或其他地方性问题（比如很差的土壤肥力）——的不利因素被扩大了。下面这个情况也许是真实的：在人的资本足够高的地点，物质资本将作为生产的一个补充因素流动。技术工人可以通过因特网或空中运输把他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丹佛(Denver)是个海拔很高的内陆城市，但仍能成为旅游、贸易和信息技术的高科技中心。如果位置偏远或有着与其地理条件相关的其他问题的国家拥有少数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就非常可能迁出该国，而不是吸引物质资本进入。这同样适用于一国之内的偏远地区。比如，中国在吸引投资进入西部省份上遇到很大困难，相反还面对着大规模劳力的转移，包括西部的少数技术工人迁往东部沿海省份。
因而，近年的历史证实了斯密的卓越见识。好的制度当然是重要的，坏的制度即使在有利的环境中也会敲响发展的丧钟。但是低劣的天赋具体条件也会阻碍发展。过去20年里的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显著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有着有利的制度、政策和地理条件的国家或国家中的地区。比如东亚的沿海地区（中国的沿海省市和韩国、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兼有这两种有利因素。其结果是都与全球生产体系紧密结合，并从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中得益。
第二类是具有相对较好的天然地理条件，但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其管理和制度都较差的地区。这包括中欧各国，它们虽接近西欧，但在社会主义政权时期都得益很少。就这样的国家而言，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最后一类是有着不利的地理条件的贫困地区，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和中亚细亚的多数国家，安第斯地区的大部分，中美洲的高地，在这些地方，全球化未能提升生活标准，而且实际上加速了人才和资金从这些地区的外流。那些在近年经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国家的特点都是最初的低收入水平和居住在远离海岸，背着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疾病的包袱的很小的人口（因而内部市场也很小）。它们都主要由于不能适应吸引私有资金的流入这样的市场考验而陷入贫困。
制度和地理条件都起作用时
认为地理条件等同于决定因素的看法是常见的错误。尽管健康的身体对发展是重要的，但并非所有的疟疾疫区都只得陷于贫困，无法摆脱。相反，为克服疟疾需要特别的投资。内陆地区可能受到高额运输费用的拖累，但不一定始终陷于贫困。相反，对公路、通讯和铁路的特别投资在这些地区甚至比其他地区更为重要。这样的地区还可能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特别帮助，以启动自给的增长。
靠近天然海港的贫穷的沿海地区，需要修建公路和港口设施的少量财政资源，从而得以启动长期的增长，然而，一个同样贫穷的内陆地区可能由于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而长期陷于贫困。建设公路和港口的大项目极可能超过当地的融资可能性，而且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的世界市场成本。市场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某种补贴，不可能支付市场回报以发展内地。仅有制度改革也不能使货物达到市场。
在短期内，对被隔绝的地区来说，只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情况：它的人民的继续贫困；人口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移动；或足够的外来援助以便建设将这个地区同世界市场有利可图地连接起来所需的基本设施。移民将是最纯粹的自由市场办法，但国际体系在一种系统的基础上否定那种选择；移民只在国家之内里系统地可行的，当人口从内地迁移时，接受国往往需经受政治骚乱。从布基纳法索向科特迪瓦的大规模移民是引发最近的民族暴力和民间暴力的一个因素。
值得考虑的第四个、也是长期的战略是地区的结合：打破那些限制市场规模并迫使被隔绝国家陷于相对贫困的政治性的障碍。在这方面，最近加强非洲的地区和次地区合作的倡议当然应该得到支持，然而，由于政治现实，这个过程将是太慢，不能克服最贫穷的内陆地区的危机。
对这些地理条件不好的地区进行的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一个很好的检验是看发展工作能否成功吸引新的资金流入。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结构调整阶段令人十分失望。尽管这个地区在接近20年中致力于经济改革。都只吸引了很少的外国（甚至本国的）投资，它所吸引的主要得益于初级商品部门。这些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少量初级商品的出口。改革工作没有解决疾病、地理上的隔绝和很差的基本设施等基本问题。这些对潜在的投资者无吸引力的国家不能挣脱贫穷的牢笼，以市场为基础的基本设施项目也未能弥补这些差距。
帮助最贫穷的地区
发展思路和政策必须回到这样的基本原理：制度和资源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观点对亚当·斯密来说更是十分清楚的，后来都被人忘记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是说贫穷这个困境是天然的：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太穷而不能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是说，某些当地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不足以吸引投资者，因此需要国际援助给以金额甚至大于他们几十年来所得到的援助。
一个对国际社会的恰当的出发点应是为这样的地区确定实际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带来不论什么样结果的“权宜之计”。最好的标准显然是“千年发展目标”，那来自世界所有国家在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接受的国际扶贫承诺。该项目标要求至2015年将贫穷和饥饿比率降低一半，儿童死亡率降低2/3。几十个最穷的国家——那些陷入贫穷困境的国家——目前离现实这些目标太远。幸运的是，在去年举行于墨西哥蒙特雷的联合国发展融资会议和举行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工业化国家重申了通过提高免除债务的金额和正式的发展援助来帮助那些国家的承诺。如果正式的发展援助从目前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2%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0.7%，那就是每年额外增加1250亿美元，足够使那些管理得好的穷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像正式的发展援助一样，债务免除机制至今仍是完全达不到要求。
掌握了这些目标和捐赠国增加援助的保证后，捐赠国和接受国都应该能够针对每个国家并以比过去详细得多地识别那些实际上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不论其为制度的、地理条件的或其他方面的（包括富国的贸易壁垒）。对于每一项千年发展目标，具体的干预——包括它们的费用、组织、进行的机制和监督——就能由有利害关系者和捐赠国进行评估和同意。通过把我们的思想从单一因素的解释解放出来并认识到贫困与疟疾和汇率同样地有着关联，我们就会在能解决最贫穷国家的问题中变得更有创见，更为全面。取得这种较为广泛的看法后，国际性制度在帮助这些国家从经济苦难中解脱出来时会比过去几代人成功得多。
作者：杰弗里·D·萨克斯
翻译：何百华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4年09期
关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讨论已经变得危险地简单化。关于制度的模糊概念已经接近一种冗辞，成为旨在改善经济状况的一切努力的中间目标。如果一种经济结构的机能失常，人们就会推定毛病出在制度上面。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论著都已提出，制度足以说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切方面，而资源的限制、具体的地理条件、经济政策、地缘政治，以及诸如性别作用、种族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等内部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都只有很少或没有影响。这些论著都出自一些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如达隆·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阿文德·萨布拉曼宁(Arvind Subramanian)、弗朗西斯科·特雷比(Francisco Trebbi)；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与罗斯·莱文(Ross Levine)。
当然，对像经济发展这样重要事物的单一因素解释可能是诱人的，而以制度为惟一因素的论点则由于两个额外的原因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第一，它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高收入水平归因于据说是优秀的社会制度，它甚至提出其他一些地区的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专注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坚忍不拔的倡导者带到那里去的关于自由、产权和市场的概念。第二，按照这种观点，富国对穷国不负有什么金融责任，因为发展的失败是由于制度的失败，而不是由于缺乏资源。
问题在于事实并不证实这些结论。制度可能是重要的，但它们不能单独地起作用。今日穷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远比制度缺点复杂得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不应集中注意力于改善制度，聪明的做法是将更多努力投入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斗争，能解决土壤养分枯竭问题，并修建更多公路将边远地区人口与地区市场和海港城市连接起来。换句话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今天竭力改善经济发展的其他地区所需要的远远超过了关于好的管理和制度的演说、讲课。它们需要的是在扩大的捐赠援助支持下的直接干预，以解决使它们陷入贫困的疾病、地理上的隔绝、低下的技术生产力和资源限制。无疑，好的管理和健全的制度使这样的干预产生更大效果。
在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时
当关于健全的经济制度的最初的、最聪明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将目光转向1776年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时，在他对于该地区的灾难的说明中并未很多地提出制度问题。这里值得详细地引述斯密的《国富论》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中亚细亚洲的困境的论述——它们至今仍是发展最差的热点地区：
非洲的全部内陆地区和亚洲的内陆地区，自古以来就处于我们今日所见的野蛮、不开化状态。鞑靼地方(Tartary)的海是无法航行的冰冻的大洋，尽管世界上几条最长的河流经那个国家，但它们彼此相距过远，使该国大部分地区无法开展商务活动和通讯。非洲没有一条像欧洲的波罗的海和亚德里亚海那样的水流，或像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湾那样的水湾，因而不能将海上商务引入这个大陆的内陆腹地：非洲的几条大河彼此相距太远，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内地航行的机会。
斯密的观点是：由于运输成本太高，非洲和中亚细亚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而且，没有国际贸易，这两个地区就被迫限于很小的内部市场、低效的劳动分工和持续的贫困。内陆腹地的这些不利条件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斯密不可能知道事情的较重要的那一部分。非洲地理位置上的孤立所造成的问题远远不仅是运输费用。受困于世界上最有害的疟疾生态，非洲因这种致命的疾病被隔绝于世界贸易和投资之外。尽管直到亚当·斯密去世后两个世纪疟疾的疾病生态才被人们理解，但人们所知道的情况已表明非洲的痛苦是罕见的。它的气候适宜于疟疾的全年传播，那里的一种蚊虫非常适宜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疟疾。当艾斯莫格卢、约翰逊和鲁宾逊发现英国士兵于1820年前后在世界一些不同地区的高死亡率与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低水平密切相关时，他们发现了疟疾在阻碍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有害作用。
对一种疾病竟然阻断经济发展的力量如果表示惊讶，正反映了对疾病如何能够影响经济业绩的情况缺乏认识。因而，在论述由于大多数成年人都具有后天免疫性，所以疟疾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仅产生有限的影响时，艾斯莫格卢、约翰逊和鲁滨逊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这种疾病极大地降低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并提高了疟疾疫区的国际贸易、移民和旅游费用。这就像声称近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暴发的非典可以用死于这个疾病的人数，而不是用对来往亚洲的旅行的严重破坏来衡量一样。
在资金和人员能够容易地移动的环境里，不利的地理条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地方病或其他地方性问题（比如很差的土壤肥力）——的不利因素被扩大了。下面这个情况也许是真实的：在人的资本足够高的地点，物质资本将作为生产的一个补充因素流动。技术工人可以通过因特网或空中运输把他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的市场。丹佛(Denver)是个海拔很高的内陆城市，但仍能成为旅游、贸易和信息技术的高科技中心。如果位置偏远或有着与其地理条件相关的其他问题的国家拥有少数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就非常可能迁出该国，而不是吸引物质资本进入。这同样适用于一国之内的偏远地区。比如，中国在吸引投资进入西部省份上遇到很大困难，相反还面对着大规模劳力的转移，包括西部的少数技术工人迁往东部沿海省份。
因而，近年的历史证实了斯密的卓越见识。好的制度当然是重要的，坏的制度即使在有利的环境中也会敲响发展的丧钟。但是低劣的天赋具体条件也会阻碍发展。过去20年里的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显著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有着有利的制度、政策和地理条件的国家或国家中的地区。比如东亚的沿海地区（中国的沿海省市和韩国、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兼有这两种有利因素。其结果是都与全球生产体系紧密结合，并从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中得益。
第二类是具有相对较好的天然地理条件，但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其管理和制度都较差的地区。这包括中欧各国，它们虽接近西欧，但在社会主义政权时期都得益很少。就这样的国家而言，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最后一类是有着不利的地理条件的贫困地区，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和中亚细亚的多数国家，安第斯地区的大部分，中美洲的高地，在这些地方，全球化未能提升生活标准，而且实际上加速了人才和资金从这些地区的外流。那些在近年经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国家的特点都是最初的低收入水平和居住在远离海岸，背着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疾病的包袱的很小的人口（因而内部市场也很小）。它们都主要由于不能适应吸引私有资金的流入这样的市场考验而陷入贫困。
制度和地理条件都起作用时
认为地理条件等同于决定因素的看法是常见的错误。尽管健康的身体对发展是重要的，但并非所有的疟疾疫区都只得陷于贫困，无法摆脱。相反，为克服疟疾需要特别的投资。内陆地区可能受到高额运输费用的拖累，但不一定始终陷于贫困。相反，对公路、通讯和铁路的特别投资在这些地区甚至比其他地区更为重要。这样的地区还可能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特别帮助，以启动自给的增长。
靠近天然海港的贫穷的沿海地区，需要修建公路和港口设施的少量财政资源，从而得以启动长期的增长，然而，一个同样贫穷的内陆地区可能由于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而长期陷于贫困。建设公路和港口的大项目极可能超过当地的融资可能性，而且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的世界市场成本。市场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某种补贴，不可能支付市场回报以发展内地。仅有制度改革也不能使货物达到市场。
在短期内，对被隔绝的地区来说，只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情况：它的人民的继续贫困；人口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移动；或足够的外来援助以便建设将这个地区同世界市场有利可图地连接起来所需的基本设施。移民将是最纯粹的自由市场办法，但国际体系在一种系统的基础上否定那种选择；移民只在国家之内里系统地可行的，当人口从内地迁移时，接受国往往需经受政治骚乱。从布基纳法索向科特迪瓦的大规模移民是引发最近的民族暴力和民间暴力的一个因素。
值得考虑的第四个、也是长期的战略是地区的结合：打破那些限制市场规模并迫使被隔绝国家陷于相对贫困的政治性的障碍。在这方面，最近加强非洲的地区和次地区合作的倡议当然应该得到支持，然而，由于政治现实，这个过程将是太慢，不能克服最贫穷的内陆地区的危机。
对这些地理条件不好的地区进行的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一个很好的检验是看发展工作能否成功吸引新的资金流入。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结构调整阶段令人十分失望。尽管这个地区在接近20年中致力于经济改革。都只吸引了很少的外国（甚至本国的）投资，它所吸引的主要得益于初级商品部门。这些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少量初级商品的出口。改革工作没有解决疾病、地理上的隔绝和很差的基本设施等基本问题。这些对潜在的投资者无吸引力的国家不能挣脱贫穷的牢笼，以市场为基础的基本设施项目也未能弥补这些差距。
帮助最贫穷的地区
发展思路和政策必须回到这样的基本原理：制度和资源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观点对亚当·斯密来说更是十分清楚的，后来都被人忘记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是说贫穷这个困境是天然的：一些国家可能由于太穷而不能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是说，某些当地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不足以吸引投资者，因此需要国际援助给以金额甚至大于他们几十年来所得到的援助。
一个对国际社会的恰当的出发点应是为这样的地区确定实际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带来不论什么样结果的“权宜之计”。最好的标准显然是“千年发展目标”，那来自世界所有国家在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大会上接受的国际扶贫承诺。该项目标要求至2015年将贫穷和饥饿比率降低一半，儿童死亡率降低2/3。几十个最穷的国家——那些陷入贫穷困境的国家——目前离现实这些目标太远。幸运的是，在去年举行于墨西哥蒙特雷的联合国发展融资会议和举行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工业化国家重申了通过提高免除债务的金额和正式的发展援助来帮助那些国家的承诺。如果正式的发展援助从目前的占国民生产总值0.2%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0.7%，那就是每年额外增加1250亿美元，足够使那些管理得好的穷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像正式的发展援助一样，债务免除机制至今仍是完全达不到要求。
掌握了这些目标和捐赠国增加援助的保证后，捐赠国和接受国都应该能够针对每个国家并以比过去详细得多地识别那些实际上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不论其为制度的、地理条件的或其他方面的（包括富国的贸易壁垒）。对于每一项千年发展目标，具体的干预——包括它们的费用、组织、进行的机制和监督——就能由有利害关系者和捐赠国进行评估和同意。通过把我们的思想从单一因素的解释解放出来并认识到贫困与疟疾和汇率同样地有着关联，我们就会在能解决最贫穷国家的问题中变得更有创见，更为全面。取得这种较为广泛的看法后，国际性制度在帮助这些国家从经济苦难中解脱出来时会比过去几代人成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