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专题
学人
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单颖文[email protected]
辽史研究学术史回顾
宋德金
《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但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这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第三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元修《辽史》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刊刻至今已经670年了。辽朝史的修撰，如果从作为元修《辽史》基本依据的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算起，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一《辽史》出版之际，我们对《辽史》及辽史研究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使这个对许多人来说略觉陌生又颇具特色的朝代引起更多关注，是有必要的。有关这方面的综述已不乏见，很难写出新意，加之囿于笔者学识，又是限期完成的命题作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是可以想见的了。本文所谈内容，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多是常识性的，而对专业研究者以外的读者又不免觉得枯燥乏味，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以下拟分几个阶段对《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略作梳理和回顾。
研究有辽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元修《辽史》的出现，为“正史”增添一史，在正史修撰和辽史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石碑刻居多。总之，从元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
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辽史研究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一样，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
国社会史———辽（907—1125）》
《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1949），总论部分由魏特夫执笔；其余部分主要由冯家昇撰写，分成两大板块，先是分论，介绍相关主题（具有研究性质），后是注释，集中对史料、名物制度进行注解，内容广泛，涉及有辽一代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物产乃至契丹文等等。本书被评论为：“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该书还附有冯家昇对西辽史的研究。附录五《哈剌契丹》“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和研究。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出四个很详细的事件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制度、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做了全面的探讨。这个附录代表了西方国家研究西辽史的最高水平。从那以后西辽史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见魏良弢：《喀剌汗王朝史西辽史》，2010）。
《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历史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明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不足万字，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及至清代，陆续有相关著述问世。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拾遗补阙，其中以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最为有名。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严格说来，此书“是一些有关史料的汇录而已，对《辽史》本身的裨补不大”（罗继祖语）。后有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鹗未见书及散见其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二
第二阶段：从20世
纪初到40年代末
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辽史》补正、考订撰述，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
《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罗继祖等辽史研究大家，其中前三位被称为“辽史三家”，连同罗继祖又被称为“辽史四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和学术活动分别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但是其辽史名家地位的确立是在本时期。为了叙述方便，将他们毕生对《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的贡献在这里一并介绍。
冯家昇（字伯平，1904—
（1901），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1915），吴廷燮《辽方镇年表》（1901，为氏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谭其骧
《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194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张亮采
《补辽史交聘表》5卷，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1949），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本时期《辽史》校勘成果颇丰，是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有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
第一阶段：从《辽史》编撰刊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是史实考证，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和《诸史拾遗》中有对《辽史》和史实的考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至
28是有关宋辽金三部正史和
同历朝一样，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初年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官。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不过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
若干史实的考证。三是增补表志，如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而补艺文志尤多，如倪灿、厉鹗、金门诏、缪荃孙等都有补《辽史》艺文志、经籍志之作。四是纪事本末，有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
（1936），据作者自叙称书名系“蹈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旧名，该书对《辽史》补正、考订、校勘下了很大功夫。张元济
1970），在《辽史》校勘、考订方
面，著有《辽史初校》《〈辽史〉源流考》《〈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冯氏自
《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著作。冯家昇、罗继祖、傅乐焕在《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上贡献尤大。
辽文辑录成果，有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
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
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
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
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
“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
《中国社会史———辽》总论提出的“征服王朝论”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中国辽金元清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在海外影响广泛的理论，却在中国大陆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除得到个别研究者认同外，多数论者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对
（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都因关于“正统”问题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正闰问题，并且仅用一年时间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并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两宋笔记、野史、谱录及许多重要史书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1933）。《辽史》成书仓促，缺点甚多，不断受到后人的诟病，但它毕竟是
（1959）。《源流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冯家昇还在契丹研究方面撰文多篇，有《太阳契丹考释》
（《辽史纪事本末凡例》）。本书还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是历朝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价值较大的一种。五是诗文辑录，有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
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
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
金石志》3卷（1937）亦著录有辽代石刻，陈衍辑《辽诗纪事》
（1931）、《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1932）、
“征服王朝论”无论是否定、批判，还是赞扬、欣赏，似乎都稍显有简单化的倾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陈述（字玉书，1911—
《契丹名号考释》（1933）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论及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这里还要说到在海外学界引起很大关注、署名他与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合著的英文版《中
（1936）12卷，除收录辽代本事的诗歌外，还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文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而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则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1992），著有《契丹史论证稿》
（1939），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论述
（下转11版）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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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学人
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单颖文[email protected]
辽史研究学术史回顾
宋德金
《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但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这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第三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元修《辽史》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刊刻至今已经670年了。辽朝史的修撰，如果从作为元修《辽史》基本依据的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算起，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一《辽史》出版之际，我们对《辽史》及辽史研究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使这个对许多人来说略觉陌生又颇具特色的朝代引起更多关注，是有必要的。有关这方面的综述已不乏见，很难写出新意，加之囿于笔者学识，又是限期完成的命题作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是可以想见的了。本文所谈内容，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多是常识性的，而对专业研究者以外的读者又不免觉得枯燥乏味，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以下拟分几个阶段对《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略作梳理和回顾。
研究有辽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元修《辽史》的出现，为“正史”增添一史，在正史修撰和辽史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石碑刻居多。总之，从元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
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辽史研究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一样，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
国社会史———辽（907—1125）》
《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1949），总论部分由魏特夫执笔；其余部分主要由冯家昇撰写，分成两大板块，先是分论，介绍相关主题（具有研究性质），后是注释，集中对史料、名物制度进行注解，内容广泛，涉及有辽一代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物产乃至契丹文等等。本书被评论为：“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该书还附有冯家昇对西辽史的研究。附录五《哈剌契丹》“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和研究。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出四个很详细的事件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制度、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做了全面的探讨。这个附录代表了西方国家研究西辽史的最高水平。从那以后西辽史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见魏良弢：《喀剌汗王朝史西辽史》，2010）。
《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历史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明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不足万字，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及至清代，陆续有相关著述问世。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拾遗补阙，其中以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最为有名。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严格说来，此书“是一些有关史料的汇录而已，对《辽史》本身的裨补不大”（罗继祖语）。后有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鹗未见书及散见其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二
第二阶段：从20世
纪初到40年代末
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辽史》补正、考订撰述，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
《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罗继祖等辽史研究大家，其中前三位被称为“辽史三家”，连同罗继祖又被称为“辽史四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和学术活动分别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但是其辽史名家地位的确立是在本时期。为了叙述方便，将他们毕生对《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的贡献在这里一并介绍。
冯家昇（字伯平，1904—
（1901），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1915），吴廷燮《辽方镇年表》（1901，为氏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谭其骧
《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194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张亮采
《补辽史交聘表》5卷，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1949），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本时期《辽史》校勘成果颇丰，是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有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
第一阶段：从《辽史》编撰刊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是史实考证，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和《诸史拾遗》中有对《辽史》和史实的考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至
28是有关宋辽金三部正史和
同历朝一样，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初年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官。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不过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
若干史实的考证。三是增补表志，如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而补艺文志尤多，如倪灿、厉鹗、金门诏、缪荃孙等都有补《辽史》艺文志、经籍志之作。四是纪事本末，有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
（1936），据作者自叙称书名系“蹈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旧名，该书对《辽史》补正、考订、校勘下了很大功夫。张元济
1970），在《辽史》校勘、考订方
面，著有《辽史初校》《〈辽史〉源流考》《〈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冯氏自
《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著作。冯家昇、罗继祖、傅乐焕在《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上贡献尤大。
辽文辑录成果，有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
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
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
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
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
“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
《中国社会史———辽》总论提出的“征服王朝论”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中国辽金元清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在海外影响广泛的理论，却在中国大陆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除得到个别研究者认同外，多数论者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对
（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都因关于“正统”问题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正闰问题，并且仅用一年时间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并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两宋笔记、野史、谱录及许多重要史书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1933）。《辽史》成书仓促，缺点甚多，不断受到后人的诟病，但它毕竟是
（1959）。《源流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冯家昇还在契丹研究方面撰文多篇，有《太阳契丹考释》
（《辽史纪事本末凡例》）。本书还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是历朝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价值较大的一种。五是诗文辑录，有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
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
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
金石志》3卷（1937）亦著录有辽代石刻，陈衍辑《辽诗纪事》
（1931）、《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1932）、
“征服王朝论”无论是否定、批判，还是赞扬、欣赏，似乎都稍显有简单化的倾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陈述（字玉书，1911—
《契丹名号考释》（1933）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论及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这里还要说到在海外学界引起很大关注、署名他与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合著的英文版《中
（1936）12卷，除收录辽代本事的诗歌外，还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文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而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则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1992），著有《契丹史论证稿》
（1939），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论述
（下转11版）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