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于好生活的讨论，必须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尤其要考量整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层――价值观，以及在此语境之下关于“好生活”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是如何建构的。好生活的实然状态，可以通过提升个体人生境界，来获得有意义的人生。从应然状态来讨论好生活，更主要的还是从社会文化环境的层面来讨论。好的社会文化，应该尽可能地引导思潮和创造条件，尤其在低一级需要满足之后，鼓励和推崇让更高层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唯有好的社会文化，才有好的生活，才能够让个体与社会相和谐，才能够使人实现自由自觉的可能。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1906658.htm
关键词 好生活 实然 应然 时代精神
作者 黄卫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6）
对“什么是好生活”，每个人都有其切身的感受和期望，不同的思想家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一问题纯粹是主观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或者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阐述都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思想文字游戏。什么是好生活？需要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去探讨，这样就能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否则将这两个层面相混淆后的任何对话，都将是自说自话。
个体实然状态的好生活
实然的层面涉及到每个作为有体验有感情有思考的人，根据他所处的具体生活境遇所作出的个体主观判断，这往往是一些形而下的看法。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家庭、受着不同哲学和宗教思想影响、有着不同教育和人生经历的人，对好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位家庭优越的城市孩子认为自己命运不好，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蚂蚁，这样就不用做功课并且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爬”；一位农民工子女长大后的理想是当城管，“这样妈妈就不会被城管叔叔追着到处跑了”。在韦伯看来，勤勉、禁欲、节俭的世俗生活被新教（加尔文教）教徒视为合理和有意义的；而这种生活不一定被印度教徒所称道，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说过，印度的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
虽然个体对好生活的实然状态的评价各异，但是“就现实性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和上层建筑的综合状况。比如新世纪以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几乎侵袭到社会结构的每个罅隙。“读书为金钱美女”虽为某个语文老师的“怪论”，却点中了社会群体狂躁症的死穴。 以及“拆迁拆出一个新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用GDP两位数字的增长，向中央和民众描绘“好生活”的图景。 法国著名哲学家吕克?费希在其新著《什么是好生活》中不由发出感叹，“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请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1 ］在许多人看来，好生活就是首先获得“成功”，这种狭隘扭曲的看法，逼仄着人们整天奔波忙碌于繁琐而细碎的事情，忙着挖空心思算计和谋划。也许真正值得珍惜和享受的好生活，就在他的身边，可他从来没有觉察到，就像伍德罗?泰洛克那样，“每天早晨他都去钓鱼，可他从来也不曾抬头看一看太阳升上海湾的那一刻，不曾看看微风吹起的涟漪，或者一群小鸭子排成一条笔直的线在它们妈妈的后面静静地游弋，还有那些优美的鱼身上反射出的光的颜色。”［2 ］
好生活与时代价值观
关于好生活的讨论，必须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尤其要考量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层――价值观，以及在此语境之下关于好生活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是如何建构的，这样我们才能批判现有主流观念中控制人、异化人的潜在力量，从而在平等、理性、开放的前提下，共同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好生活的基本原则。
启蒙现代性挥舞着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将理性、工具、知识等非感性非人格的东西统统排除在外，极度放大思维和理性的力量，并将其凌驾于人类的所有需求和感觉之上，“每当人们用一种快速的和激烈的行动去完成一种专门的科学理性的目标时，那种无意识的、不可见的和非物质的人类价值便受到忽视。过去那种渐续的变化允许文化传统执行一种较平衡的价值机制，但快速和突变的市场经济就不同了。它不仅暴速，而且一旦选定一个目标，就一往无前，丝毫不关心人类其他价值”［3 ］。作为一种非人力量的工具理性，它以非人的程序来对待人的一切价值需求，对人的价值评价就是能创造经济价值的人，推动人们追求能够在数量和外观上显示价值多寡的东西，刺激人对利益的崇拜、对个人地位和财富追求。在GDP主义的时代，人们生活面临许多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紧张、自然环境恶化、能源匮乏、道德滑坡、信仰失落、理想破灭。“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落，被挤压，被驱赶。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型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4 ］因此，好生活的标准应该解脱于纯粹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关注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转型期，这是一种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型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体制、生活观念的全面转变，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类型的改造和创建，更是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需着力重新建构的关键时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代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里，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避世、混世、玩世的风气浓盛。它造成的影响便是，当面临意识形态危机时，如果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缺乏认同同一性基础，缺乏道德和精神的凝聚和导向，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好生活的讨论，将缺乏普遍的社会认知理性和情感共通感。
当代中国处于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着理想信念、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新调整，尤其要面临着后现代主义正以自己的文本或行为直接向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发起挑战的威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世界是混乱的、无序的、无意义的，而“自我”也相应地只是“绝对空虚中的偶然产物”，人的“一生都是通向混乱的一次旅程”，是“靠混乱而兴旺起来”［5 ］。“耗尽”（burn-out）（詹姆逊语）之后的“自我”除了本能，别的都不存在，也不需要了。“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的生活观日常普遍，泛娱乐化现象风靡，“庸俗、低俗、恶俗”之风愈演愈烈，及时行乐的心态四处传染――当理性、正义、进步、合理、公平等价值范畴都被解构，真与假、对与错、好与坏、美与丑等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都被搁置，那么，对于什么是好生活的探讨，也将降格为非理性驱使的形而下层面，变得无秩序、无规则、无意义，无价值可言。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以西方为一元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首先是媒介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民众价值观念的影响，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6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驱使其去体验和描绘心目中好生活的图景：环游世界、无节制消费、性解放、个性自由、英雄主义等等好莱坞的叙事要素，成为搭建这类人好生活蜃楼的建筑材料。其次是政界和思想界的精英，有着较为浓厚的亲西方情怀。对关涉一些重大文化问题的讨论，唯西方马首是瞻，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进程，剥离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具体条件，照搬西方的模式，视为唯一可遵循的标准。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讨论应该有中国立场和中国意识，如果好生活的标准就是现在欧美世界所奉行的一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内容，那么，这种讨论，同样缺乏多元对话所必需的平等和理性。
好生活的应然状态
个体对好生活的感性体验，可以说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并不等于说，什么是好生活，就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伪命题。因为一则个体实际感受到的好生活也许不一定是真正的好生活，好生活除了是一个善恶的判断外，还是真假的判断；二则由于个体的生活观总体上会受到以时代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社会历史文化作为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具备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形成科学、正确、合理的文化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深入而持久地影响到人们对健康、幸福生活的构想和选择，那么，不仅对好生活的讨论完全有必要，而且对好生活的创造也是可行的。所以，讨论什么是好生活，应该立足于应然的状态，也就是说，从理想的层面看，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好生活？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生活？
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命题相类似于“你是谁”，是人类自我意识萌发起一直孜孜以求的问题。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是显示人的本质依据之一，人们通常通过内省的方法来清理和归类人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卡西尔寻找到了能够回答“人是什么”的答案：“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 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7 ］对缺陷的自省、对生活期望的调适、对自然奥秘的参悟、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都能让自己安足于好生活而惬意。通过提升自身人生境界，来理解和获得好生活和有意义的人生，也不失为一种好的个人人生哲学。
从应然状态来讨论好生活是什么，更主要还是从社会文化环境的层面来讨论，因为人不是生活在脱离社会的真空里，况且很少有人具备像尼采所说那种自我超越的强力意志。上文多处论述过对好生活的讨论，并不为了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来指导和衡量超越时空的人类的美好生活，而是希望通过人类的知性共识和乌托邦想象，寻找到丰富多元的好生活下的一些共同的文化底色。
马克思说，从本质上讲，人的需要决定了人性。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良好的社会文化应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尤其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高层次需要，从而让人们切实感受和拥有真正值得拥有的好生活。
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后来在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之间，补充进求知的需求和美的需求，扩充为著名的需要层级说。这些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马斯洛认为，只有低层级的需求满足了，新的高一级的需求会产生，并且对每种不同层级的需求，反映了不同的人性以及人的境界。好的社会文化，应该为人们满足各种不同需要尽可能提供各种基础和条件，当然，受到具体历史文化发展的特定限制，这些需要很难都同时得到满足。比如在“救亡”和“反饥饿”成为主旋律的旧中国，精神性的需求很难得到普遍的满足。今天的中国已经解决了全民的温饱问题，正向小康阶段迈步，若继续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而不关注资源节约、生态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将后患无穷，大大降低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但精神需求匮乏，存在的意义变得虚无和绝望。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首次将满足人尊严的需求作为民众好生活的标准，纳入了政府的工作规划中。温家宝说：我觉得要使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第一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所给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就是无论职业不同、财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个人都完全平等，特别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第三，要使社会更加公平，特别要关注那些弱势群体、残疾人、艾滋病人，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包括犯错误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们的人格，通过教育和帮助，使他们获得新生，这就是我对尊严的理解……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8 ］
这里的尊严，更多侧重于普通民众在法律面前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平等，以及作为弱势群体所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公平。前者是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特点，后者则是对社会道德的“善”提出的某种期望，与“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相比，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提供建构一个好生活的完善的社会框架。对幸福的阐述，固然需要立足于富足的物质生活，如不至于让人尴尬蒙羞的“体面的生活”。但处于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的亿万民众，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感受和期望，绝不仅仅是包括物质需求在内的实用需要满足后的幸福，也不会都认同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好生活。
总之，好的社会文化，应该尽可能地引导思潮和创造条件，尤其在低一级需要满足之后，鼓励和推崇让更高层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比如提供法制完善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满足真理和科学进行自由求知的需要，允许社会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对各种超功利的人生选择和行为予以鼓励和认同，鼓励积极进取自身奋斗的时代精神，建立理性开放平等尊重的对话平台；建构好的公共生活，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开放、高效、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概言之，唯有好的社会文化，才有好的生活，才能够让个体与社会相和谐，才能够使人实现自由自觉的幸福理想。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审美对话：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美育机制”（编号：10YJC720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吕克?费希, 黄迪娜等译.什么是好生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导言.
［2］理查德?加纳罗、特尔玛?阿特休勒，舒予译.艺术让人成为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
［3］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369.
［4］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310.
［5］佛克马、伯斯顿编，王宁等译.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67.
［6］陆群.寻找网上中国.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4.
［7］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
［8］温家宝谈如何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有尊严.中广网，2010.12.26.
编辑 叶祝弟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5/view-1906658.htm
内容摘要 关于好生活的讨论，必须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尤其要考量整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层――价值观，以及在此语境之下关于“好生活”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是如何建构的。好生活的实然状态，可以通过提升个体人生境界，来获得有意义的人生。从应然状态来讨论好生活，更主要的还是从社会文化环境的层面来讨论。好的社会文化，应该尽可能地引导思潮和创造条件，尤其在低一级需要满足之后，鼓励和推崇让更高层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唯有好的社会文化，才有好的生活，才能够让个体与社会相和谐，才能够使人实现自由自觉的可能。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1906658.htm
关键词 好生活 实然 应然 时代精神
作者 黄卫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6）
对“什么是好生活”，每个人都有其切身的感受和期望，不同的思想家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一问题纯粹是主观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或者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阐述都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思想文字游戏。什么是好生活？需要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去探讨，这样就能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否则将这两个层面相混淆后的任何对话，都将是自说自话。
个体实然状态的好生活
实然的层面涉及到每个作为有体验有感情有思考的人，根据他所处的具体生活境遇所作出的个体主观判断，这往往是一些形而下的看法。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家庭、受着不同哲学和宗教思想影响、有着不同教育和人生经历的人，对好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位家庭优越的城市孩子认为自己命运不好，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蚂蚁，这样就不用做功课并且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爬”；一位农民工子女长大后的理想是当城管，“这样妈妈就不会被城管叔叔追着到处跑了”。在韦伯看来，勤勉、禁欲、节俭的世俗生活被新教（加尔文教）教徒视为合理和有意义的；而这种生活不一定被印度教徒所称道，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说过，印度的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
虽然个体对好生活的实然状态的评价各异，但是“就现实性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和上层建筑的综合状况。比如新世纪以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几乎侵袭到社会结构的每个罅隙。“读书为金钱美女”虽为某个语文老师的“怪论”，却点中了社会群体狂躁症的死穴。 以及“拆迁拆出一个新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用GDP两位数字的增长，向中央和民众描绘“好生活”的图景。 法国著名哲学家吕克?费希在其新著《什么是好生活》中不由发出感叹，“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请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1 ］在许多人看来，好生活就是首先获得“成功”，这种狭隘扭曲的看法，逼仄着人们整天奔波忙碌于繁琐而细碎的事情，忙着挖空心思算计和谋划。也许真正值得珍惜和享受的好生活，就在他的身边，可他从来没有觉察到，就像伍德罗?泰洛克那样，“每天早晨他都去钓鱼，可他从来也不曾抬头看一看太阳升上海湾的那一刻，不曾看看微风吹起的涟漪，或者一群小鸭子排成一条笔直的线在它们妈妈的后面静静地游弋，还有那些优美的鱼身上反射出的光的颜色。”［2 ］
好生活与时代价值观
关于好生活的讨论，必须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尤其要考量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层――价值观，以及在此语境之下关于好生活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是如何建构的，这样我们才能批判现有主流观念中控制人、异化人的潜在力量，从而在平等、理性、开放的前提下，共同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好生活的基本原则。
启蒙现代性挥舞着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将理性、工具、知识等非感性非人格的东西统统排除在外，极度放大思维和理性的力量，并将其凌驾于人类的所有需求和感觉之上，“每当人们用一种快速的和激烈的行动去完成一种专门的科学理性的目标时，那种无意识的、不可见的和非物质的人类价值便受到忽视。过去那种渐续的变化允许文化传统执行一种较平衡的价值机制，但快速和突变的市场经济就不同了。它不仅暴速，而且一旦选定一个目标，就一往无前，丝毫不关心人类其他价值”［3 ］。作为一种非人力量的工具理性，它以非人的程序来对待人的一切价值需求，对人的价值评价就是能创造经济价值的人，推动人们追求能够在数量和外观上显示价值多寡的东西，刺激人对利益的崇拜、对个人地位和财富追求。在GDP主义的时代，人们生活面临许多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紧张、自然环境恶化、能源匮乏、道德滑坡、信仰失落、理想破灭。“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落，被挤压，被驱赶。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型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4 ］因此，好生活的标准应该解脱于纯粹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关注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转型期，这是一种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型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体制、生活观念的全面转变，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类型的改造和创建，更是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遭受冲击并需着力重新建构的关键时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代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里，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避世、混世、玩世的风气浓盛。它造成的影响便是，当面临意识形态危机时，如果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缺乏认同同一性基础，缺乏道德和精神的凝聚和导向，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好生活的讨论，将缺乏普遍的社会认知理性和情感共通感。
当代中国处于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着理想信念、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新调整，尤其要面临着后现代主义正以自己的文本或行为直接向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发起挑战的威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世界是混乱的、无序的、无意义的，而“自我”也相应地只是“绝对空虚中的偶然产物”，人的“一生都是通向混乱的一次旅程”，是“靠混乱而兴旺起来”［5 ］。“耗尽”（burn-out）（詹姆逊语）之后的“自我”除了本能，别的都不存在，也不需要了。“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的生活观日常普遍，泛娱乐化现象风靡，“庸俗、低俗、恶俗”之风愈演愈烈，及时行乐的心态四处传染――当理性、正义、进步、合理、公平等价值范畴都被解构，真与假、对与错、好与坏、美与丑等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都被搁置，那么，对于什么是好生活的探讨，也将降格为非理性驱使的形而下层面，变得无秩序、无规则、无意义，无价值可言。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以西方为一元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首先是媒介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民众价值观念的影响，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6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驱使其去体验和描绘心目中好生活的图景：环游世界、无节制消费、性解放、个性自由、英雄主义等等好莱坞的叙事要素，成为搭建这类人好生活蜃楼的建筑材料。其次是政界和思想界的精英，有着较为浓厚的亲西方情怀。对关涉一些重大文化问题的讨论，唯西方马首是瞻，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进程，剥离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具体条件，照搬西方的模式，视为唯一可遵循的标准。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讨论应该有中国立场和中国意识，如果好生活的标准就是现在欧美世界所奉行的一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内容，那么，这种讨论，同样缺乏多元对话所必需的平等和理性。
好生活的应然状态
个体对好生活的感性体验，可以说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并不等于说，什么是好生活，就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伪命题。因为一则个体实际感受到的好生活也许不一定是真正的好生活，好生活除了是一个善恶的判断外，还是真假的判断；二则由于个体的生活观总体上会受到以时代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社会历史文化作为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具备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形成科学、正确、合理的文化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深入而持久地影响到人们对健康、幸福生活的构想和选择，那么，不仅对好生活的讨论完全有必要，而且对好生活的创造也是可行的。所以，讨论什么是好生活，应该立足于应然的状态，也就是说，从理想的层面看，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好生活？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生活？
好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命题相类似于“你是谁”，是人类自我意识萌发起一直孜孜以求的问题。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是显示人的本质依据之一，人们通常通过内省的方法来清理和归类人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卡西尔寻找到了能够回答“人是什么”的答案：“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 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7 ］对缺陷的自省、对生活期望的调适、对自然奥秘的参悟、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都能让自己安足于好生活而惬意。通过提升自身人生境界，来理解和获得好生活和有意义的人生，也不失为一种好的个人人生哲学。
从应然状态来讨论好生活是什么，更主要还是从社会文化环境的层面来讨论，因为人不是生活在脱离社会的真空里，况且很少有人具备像尼采所说那种自我超越的强力意志。上文多处论述过对好生活的讨论，并不为了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来指导和衡量超越时空的人类的美好生活，而是希望通过人类的知性共识和乌托邦想象，寻找到丰富多元的好生活下的一些共同的文化底色。
马克思说，从本质上讲，人的需要决定了人性。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良好的社会文化应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尤其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高层次需要，从而让人们切实感受和拥有真正值得拥有的好生活。
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后来在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之间，补充进求知的需求和美的需求，扩充为著名的需要层级说。这些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马斯洛认为，只有低层级的需求满足了，新的高一级的需求会产生，并且对每种不同层级的需求，反映了不同的人性以及人的境界。好的社会文化，应该为人们满足各种不同需要尽可能提供各种基础和条件，当然，受到具体历史文化发展的特定限制，这些需要很难都同时得到满足。比如在“救亡”和“反饥饿”成为主旋律的旧中国，精神性的需求很难得到普遍的满足。今天的中国已经解决了全民的温饱问题，正向小康阶段迈步，若继续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而不关注资源节约、生态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将后患无穷，大大降低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但精神需求匮乏，存在的意义变得虚无和绝望。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首次将满足人尊严的需求作为民众好生活的标准，纳入了政府的工作规划中。温家宝说：我觉得要使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第一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所给予的自由和权利；第二，就是无论职业不同、财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个人都完全平等，特别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第三，要使社会更加公平，特别要关注那些弱势群体、残疾人、艾滋病人，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包括犯错误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们的人格，通过教育和帮助，使他们获得新生，这就是我对尊严的理解……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8 ］
这里的尊严，更多侧重于普通民众在法律面前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平等，以及作为弱势群体所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公平。前者是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特点，后者则是对社会道德的“善”提出的某种期望，与“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相比，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提供建构一个好生活的完善的社会框架。对幸福的阐述，固然需要立足于富足的物质生活，如不至于让人尴尬蒙羞的“体面的生活”。但处于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的亿万民众，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感受和期望，绝不仅仅是包括物质需求在内的实用需要满足后的幸福，也不会都认同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好生活。
总之，好的社会文化，应该尽可能地引导思潮和创造条件，尤其在低一级需要满足之后，鼓励和推崇让更高层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比如提供法制完善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满足真理和科学进行自由求知的需要，允许社会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对各种超功利的人生选择和行为予以鼓励和认同，鼓励积极进取自身奋斗的时代精神，建立理性开放平等尊重的对话平台；建构好的公共生活，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开放、高效、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概言之，唯有好的社会文化，才有好的生活，才能够让个体与社会相和谐，才能够使人实现自由自觉的幸福理想。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审美对话：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美育机制”（编号：10YJC720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吕克?费希, 黄迪娜等译.什么是好生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导言.
［2］理查德?加纳罗、特尔玛?阿特休勒，舒予译.艺术让人成为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
［3］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369.
［4］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310.
［5］佛克马、伯斯顿编，王宁等译.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67.
［6］陆群.寻找网上中国.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4.
［7］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
［8］温家宝谈如何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有尊严.中广网，2010.12.26.
编辑 叶祝弟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5/view-19066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