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翻译家对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探讨
（一）翻译标准问题
1. 严复的译事楷模---“信”“达”“雅”
这个问题是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他把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提出来。所谓“译事楷模”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翻译标准。这个标准在当时的译界备受推崇。梁启超认为“标信达雅三字，可谓知言”，还有人说这是评定译文的唯一标准，是译界的金科玉律。
2. 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的质疑
1）瞿秋白首先对“雅”提出了疑问。他说：“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2）赵景深在《翻译论》一文中提到关于信达雅顺序的问题，他认为“.... 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 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顺序应该是达，信，雅。”
3）林语堂提出与信达雅相符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标准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忠实标准，二是通顺标准，三是美的标准。
3. 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三者关系的进一步说明
1) 艾思奇从哲学的角度对信达雅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述，他说：“然而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2) 鲁迅特别注意译文中的“信”，1935年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一文中提出："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3) 朱光潜1944年在《谈翻译》一文中，使信达雅的讨论又加深了一步，他认为，译一本好书比写另外一本书要难的多，难就难在一个“信”字。原文“达”而“雅”，译文没有做到“达”而“雅”那就是不“信”。原文不“达”不“雅”，而译文“达”而“雅”，也是不“信”。
（二）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才能使译文做到信的问题。梁启超曾经把我国整个佛经翻译是历史归结为此消彼长的历史。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逐字翻译和死译都归之为直译，把任意翻译和摘录大意的翻译都归之为意译，是不恰当的，直译一词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流行开来，是针对林纾的翻译提出来的。五四运动前后直截了当主张直译反对意译的人是不少的，翻译态度严肃的译者几乎都肯定直译。这似乎是大家反对林纾的一种表现。
1. 直译与意译的概念
2. 坚定的直译派的翻译家
1）傅斯年的看法可以表达出时人对直译的情绪，他1919年在《新潮》上发表的《译书感言》一文说：“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伪的人”。
2）茅盾一直主张直译。1922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论“直译”与“死译”的文章。文章种对直译的含义做了解释，他说：“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3）周作人1925年在《陀螺》一文种，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他说：“我现在还说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 ”
2. 委婉的意译派的翻译家
朱生豪，在谈到他本人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的艰辛过程时，很有一点在必要是采取意译的味道。他说：“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句所掩蔽。”
3. 摇摆的中间派翻译家
1）郭沫若1923年在《创造季刊》提出了他对理想的翻译的看法，他并没有说自己主张意译，也没有反对直译，只是对应该怎样翻译说出了值得参考的重要意见。
2）朱光潜在1944年反表的《谈翻译》说“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
3）林语堂把忠实原文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四者之间的界限区别。
（三）可译性的探讨
不带浓厚的感情色彩和艺术特色的原作，一般说来可以完全确切地从一种语言传译为另一种语言。文学作品以及带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在翻译时要做到安全确切，绝非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诗的翻译，大多数作家和翻译家都对其可译性持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三章《可译性和确切性》中，将做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对“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和争议仅作扼要的历史过程的叙述。
1. 成仿吾于1923年在《论译诗》一文中探讨了译诗的方法。他在论译诗的可能性时，提出“译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2. 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译诗的一些意见》一文中，曾今介绍了当时人们对翻译外国诗的几种看法，他说，有些人认为翻译外国诗是可能的，也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还有些人认为，外国诗中有可以译的，也有绝对不能译的，而可以译的，也不过就是将就的办法，聊胜于无而已。茅盾说他自己就持有第三种看法，他说：“老实说来，翻译外国诗是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的办法”
3. 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文学作品根本补课翻译，尤其是诗。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可能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 ”
（四）译文要力求传神的讨论
在我国翻译的近代史上，要求译文做到传神的提法是很早的。早在严复以前，马建忠就曾在《适可斋纪言》中说，翻译者要“摹写其精神，要做到心悟神解。”严复也曾提到译者应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到“五四”运动以后，翻译工作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的大发展，使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译文传神的重要性。
1. 茅盾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不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茅盾对此的回答是；" 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2. 林语堂也谈到了译文要传神的问题，他认为“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
3. 朱光潜在《论翻译》中也指出；“译者不仅要透懂文学，还须透懂文字后面的
情理韵味。”
4. 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说他非常注意传译原作的神韵，他写道；“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近代中国翻译家对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的争论和探讨
（一）翻译标准问题
1. 严复的译事楷模---“信”“达”“雅”
这个问题是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他把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提出来。所谓“译事楷模”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翻译标准。这个标准在当时的译界备受推崇。梁启超认为“标信达雅三字，可谓知言”，还有人说这是评定译文的唯一标准，是译界的金科玉律。
2. 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的质疑
1）瞿秋白首先对“雅”提出了疑问。他说：“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2）赵景深在《翻译论》一文中提到关于信达雅顺序的问题，他认为“.... 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 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顺序应该是达，信，雅。”
3）林语堂提出与信达雅相符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标准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忠实标准，二是通顺标准，三是美的标准。
3. 该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对信达雅三者关系的进一步说明
1) 艾思奇从哲学的角度对信达雅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述，他说：“然而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2) 鲁迅特别注意译文中的“信”，1935年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一文中提出："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3) 朱光潜1944年在《谈翻译》一文中，使信达雅的讨论又加深了一步，他认为，译一本好书比写另外一本书要难的多，难就难在一个“信”字。原文“达”而“雅”，译文没有做到“达”而“雅”那就是不“信”。原文不“达”不“雅”，而译文“达”而“雅”，也是不“信”。
（二）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才能使译文做到信的问题。梁启超曾经把我国整个佛经翻译是历史归结为此消彼长的历史。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把逐字翻译和死译都归之为直译，把任意翻译和摘录大意的翻译都归之为意译，是不恰当的，直译一词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流行开来，是针对林纾的翻译提出来的。五四运动前后直截了当主张直译反对意译的人是不少的，翻译态度严肃的译者几乎都肯定直译。这似乎是大家反对林纾的一种表现。
1. 直译与意译的概念
2. 坚定的直译派的翻译家
1）傅斯年的看法可以表达出时人对直译的情绪，他1919年在《新潮》上发表的《译书感言》一文说：“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伪的人”。
2）茅盾一直主张直译。1922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论“直译”与“死译”的文章。文章种对直译的含义做了解释，他说：“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3）周作人1925年在《陀螺》一文种，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他说：“我现在还说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 ”
2. 委婉的意译派的翻译家
朱生豪，在谈到他本人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的艰辛过程时，很有一点在必要是采取意译的味道。他说：“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句所掩蔽。”
3. 摇摆的中间派翻译家
1）郭沫若1923年在《创造季刊》提出了他对理想的翻译的看法，他并没有说自己主张意译，也没有反对直译，只是对应该怎样翻译说出了值得参考的重要意见。
2）朱光潜在1944年反表的《谈翻译》说“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
3）林语堂把忠实原文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四者之间的界限区别。
（三）可译性的探讨
不带浓厚的感情色彩和艺术特色的原作，一般说来可以完全确切地从一种语言传译为另一种语言。文学作品以及带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在翻译时要做到安全确切，绝非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诗的翻译，大多数作家和翻译家都对其可译性持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三章《可译性和确切性》中，将做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对“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和争议仅作扼要的历史过程的叙述。
1. 成仿吾于1923年在《论译诗》一文中探讨了译诗的方法。他在论译诗的可能性时，提出“译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2. 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译诗的一些意见》一文中，曾今介绍了当时人们对翻译外国诗的几种看法，他说，有些人认为翻译外国诗是可能的，也有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还有些人认为，外国诗中有可以译的，也有绝对不能译的，而可以译的，也不过就是将就的办法，聊胜于无而已。茅盾说他自己就持有第三种看法，他说：“老实说来，翻译外国诗是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的办法”
3. 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文学作品根本补课翻译，尤其是诗。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可能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 ”
（四）译文要力求传神的讨论
在我国翻译的近代史上，要求译文做到传神的提法是很早的。早在严复以前，马建忠就曾在《适可斋纪言》中说，翻译者要“摹写其精神，要做到心悟神解。”严复也曾提到译者应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到“五四”运动以后，翻译工作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的大发展，使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译文传神的重要性。
1. 茅盾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不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茅盾对此的回答是；" 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2. 林语堂也谈到了译文要传神的问题，他认为“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
3. 朱光潜在《论翻译》中也指出；“译者不仅要透懂文学，还须透懂文字后面的
情理韵味。”
4. 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说他非常注意传译原作的神韵，他写道；“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