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台湾设计师徐裕建再去台北附近的三峡老街，开茶行的老板一定会与他抽烟喝酒聊家常，开古董店的夫妇则会邀他进店喝杯清茶。三峡老街如今已是台北一道文化风景线，被评价为“北台湾最有味道的古镇部落”，而在十年前徐裕建刚被委任为那里的重建设计师时，当地居民甚至愤怒地揪住徐同伴的领带，要把他们赶出去。 沟通的要义 清代时，得益于毗邻台北且水路发达，三峡老街曾是人头攒动的商业街，由于街道两旁有百余栋骑楼风格的砖造屋，三峡还被列为了三级古迹保护。然而台湾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由于当地人大量移居台北，老街开始破败，甚至被解除了古迹指定。“没落以后的老街一半是空房，一半住着老人和小孩，有时候我走街上，几条野狗会来追着我跑，就像咸鱼一块，没什么发展机会。”徐裕建告诉《环球企业家》。 早在20年前，台湾政府就有了重建三峡老街的计划。老街的衰败和周边城市化的兴起，让当地居民已经对老街没有任何情感，他们和开发商一样，都迫切希望再造后的老街能够变成两边高楼林立的现代大马路，关注文化遗产的学者则认为其应该作为古迹被保护起来，双方的意见一直僵持不下。当时老街的宽度是六公尺，政府则只有道路到两边15公尺范围的产权，其余土地全是居民的私有财产。这意味着政府想要维持三峡老街的古色古香，就必须连同道路两边的居民房屋一起改造，也必须征得老街上每一户居民的同意。 徐裕建便是在这个时候接下了如烫手山芋一样的标书，迎接他的则是居民表示抵抗而牵起的白幅。原来开发商为了掌控老街，联合了当地里长散播谣言，称接受政府补助改造后，自家房屋将不能买卖。居民自身也存在诸多疑惑：有人在老街背后或是屋顶上有违章建筑，怕经政府改造后会被统统端掉；有人忧心因破旧而存在的下水道排污、光纤电缆等问题改造后依然得不到解决；还有一家人中十个人有产权，却只有一个人能签同意书，担心以后房子升值分利不均。 徐裕建便在三峡老街建了一个工作站，将居民的担心统统记录下来，报告给了当地基层公务员。然而基层公务员开始并不愿帮忙解决。徐裕建一怒之下以解除设计师合约相威胁，将情况反映给了一位副县长，由副县长亲自点名调配各部门资源来解决问题。“那个副县长要求开会时各个部门的头头一定到场，否则下次那个部门的人就站在桌子上开会，下面的人这下知道领导是认真的，顿时就紧张起来，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徐裕建说道。 政府的全权支持让居民的疑惑得以消除，重建动工的进展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徐裕建找到了三五户态度软化的人家，他们都被徐说服，看好老街会升值。徐裕建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将这三五户人家的房子整修完毕，房子的外观依旧古朴，里面却采用了钢骨结构异常牢固。徐还在街道中央埋下了沟通管道，让排污、水电、宽频的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我就是把它们的古风貌恢复，但是房子的安全性提高，基础设施也很现代化。”徐裕建说道。 领头者的示范作用立竿见影，原本排斥重建的居民纷纷前往参观，很快就都在改造同意书上签了字。就连当初带头反对、散播谣言的里长也服了软，甚至在副县长巡视老街的时候，求他帮自己争取一份同意书和改建补助 金。 俗文化自生 将一条老街古色古香地焕然一新并不是徐裕建的终极目标。在大陆，诸如上海新天地、成都宽窄巷子的古街重建案例中，特色建筑虽然得以保存，街道的主人或租户却多是外地人，且经营着和古街历史完全不相关的行业，让整个街区的历史文化因商变味。徐将历史建筑比作是老街的“壳子”，将当地的居民和他们从前经营的生意比作“灵性”。“只有壳子和灵性在一起，躺下的老人才算从坟墓里活了过来。” 徐裕建并没有给三峡老街设计一个绝对的蓝图。为了增加当地人对老街的认可，对于每户居民都提供好几种设计方案，包括门店招牌、骑楼门面，以及门口的路面。“他们选什么，我们就照做，这个过程虽然麻烦，但实际上居民很认同。”过去的三峡老街是繁华的商业区，徐便去调查每家每户过去做的是什么生意，有过什么光荣事迹，并把这些故事画在每个门店外面的水沟盖上。台湾名画家李梅树久居三峡，徐征得了李家后人的同意，将李梅树的画作也印在了水沟盖上。同时，徐还将三峡从清代到现在发生的故事都铺在了广场的地上。“以后别人来这里，根本不用问别人历史，他走在街上，就知道历史。” 这种找回共同文化记忆的做法奏效了，从前离开三峡的人慢慢回流。一个每天通勤台北的白领告诉徐裕建，以前她都羞于启齿对别人说自己是乡下人，整修之后，她每天从台北回家，都要绕道到老街来逛一圈，看看古朴的石板路和昏黄的灯光，觉得又找到了童年的回忆。一个工程师在退休之后也回到了三峡，用退休金将父辈的茶店重新开了起来。清朝年间，三峡的纺织行业盛极一时，如今便有不少店铺开始售卖款式现代的民族布艺。当地还成立了手染布协会，将染布包装成老街的观光项目之一，教游客如何染布或裁制衣服。古街风情和本土特色经济让三峡老镇成为了旅游胜地，徐裕建曾经许诺居民的房产升值也得以实现—当地一间房产的价格从700万新台币飙升到3500万，租金则涨了三倍。 “现在（古街改造）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老建筑全部留下来，里面的内容却全部更新，引入星巴克、艺术品店、高档餐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告诉《环球企业家》。同样来自台湾的他认为，改造（旧街区）要让风俗文化自然发展，而今天的共同困境则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街一恢复，文化就不见了。 然而让本土经济和文化在整修后的老街中继续生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北新竹的深坑老街，是徐裕建又一个古街重建作品，整修后的深坑却面临着一个问题—虽然当地以茶叶和豆腐闻名，但是老街中售卖的却都是大受观光客喜爱的廉价外来货，手工制作、售价高昂的正宗特产无奈被挤走。徐裕建将后者视作“弱势”，认为政府应该将老街中的公共产权地，以免费或者低租金的形式交予本土手工业者，让他们能够在老街中有一席之地。“我在深坑见过一个老先生，他自己在编抓虾用的竹篓，我想让他参与进来。在我的计划中，我要召集更多的深坑人在深坑，这种才是地方产业。”徐裕建说道。（本刊记者伊西科对此文亦有贡献）
如果现在台湾设计师徐裕建再去台北附近的三峡老街，开茶行的老板一定会与他抽烟喝酒聊家常，开古董店的夫妇则会邀他进店喝杯清茶。三峡老街如今已是台北一道文化风景线，被评价为“北台湾最有味道的古镇部落”，而在十年前徐裕建刚被委任为那里的重建设计师时，当地居民甚至愤怒地揪住徐同伴的领带，要把他们赶出去。 沟通的要义 清代时，得益于毗邻台北且水路发达，三峡老街曾是人头攒动的商业街，由于街道两旁有百余栋骑楼风格的砖造屋，三峡还被列为了三级古迹保护。然而台湾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由于当地人大量移居台北，老街开始破败，甚至被解除了古迹指定。“没落以后的老街一半是空房，一半住着老人和小孩，有时候我走街上，几条野狗会来追着我跑，就像咸鱼一块，没什么发展机会。”徐裕建告诉《环球企业家》。 早在20年前，台湾政府就有了重建三峡老街的计划。老街的衰败和周边城市化的兴起，让当地居民已经对老街没有任何情感，他们和开发商一样，都迫切希望再造后的老街能够变成两边高楼林立的现代大马路，关注文化遗产的学者则认为其应该作为古迹被保护起来，双方的意见一直僵持不下。当时老街的宽度是六公尺，政府则只有道路到两边15公尺范围的产权，其余土地全是居民的私有财产。这意味着政府想要维持三峡老街的古色古香，就必须连同道路两边的居民房屋一起改造，也必须征得老街上每一户居民的同意。 徐裕建便是在这个时候接下了如烫手山芋一样的标书，迎接他的则是居民表示抵抗而牵起的白幅。原来开发商为了掌控老街，联合了当地里长散播谣言，称接受政府补助改造后，自家房屋将不能买卖。居民自身也存在诸多疑惑：有人在老街背后或是屋顶上有违章建筑，怕经政府改造后会被统统端掉；有人忧心因破旧而存在的下水道排污、光纤电缆等问题改造后依然得不到解决；还有一家人中十个人有产权，却只有一个人能签同意书，担心以后房子升值分利不均。 徐裕建便在三峡老街建了一个工作站，将居民的担心统统记录下来，报告给了当地基层公务员。然而基层公务员开始并不愿帮忙解决。徐裕建一怒之下以解除设计师合约相威胁，将情况反映给了一位副县长，由副县长亲自点名调配各部门资源来解决问题。“那个副县长要求开会时各个部门的头头一定到场，否则下次那个部门的人就站在桌子上开会，下面的人这下知道领导是认真的，顿时就紧张起来，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徐裕建说道。 政府的全权支持让居民的疑惑得以消除，重建动工的进展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徐裕建找到了三五户态度软化的人家，他们都被徐说服，看好老街会升值。徐裕建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将这三五户人家的房子整修完毕，房子的外观依旧古朴，里面却采用了钢骨结构异常牢固。徐还在街道中央埋下了沟通管道，让排污、水电、宽频的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我就是把它们的古风貌恢复，但是房子的安全性提高，基础设施也很现代化。”徐裕建说道。 领头者的示范作用立竿见影，原本排斥重建的居民纷纷前往参观，很快就都在改造同意书上签了字。就连当初带头反对、散播谣言的里长也服了软，甚至在副县长巡视老街的时候，求他帮自己争取一份同意书和改建补助 金。 俗文化自生 将一条老街古色古香地焕然一新并不是徐裕建的终极目标。在大陆，诸如上海新天地、成都宽窄巷子的古街重建案例中，特色建筑虽然得以保存，街道的主人或租户却多是外地人，且经营着和古街历史完全不相关的行业，让整个街区的历史文化因商变味。徐将历史建筑比作是老街的“壳子”，将当地的居民和他们从前经营的生意比作“灵性”。“只有壳子和灵性在一起，躺下的老人才算从坟墓里活了过来。” 徐裕建并没有给三峡老街设计一个绝对的蓝图。为了增加当地人对老街的认可，对于每户居民都提供好几种设计方案，包括门店招牌、骑楼门面，以及门口的路面。“他们选什么，我们就照做，这个过程虽然麻烦，但实际上居民很认同。”过去的三峡老街是繁华的商业区，徐便去调查每家每户过去做的是什么生意，有过什么光荣事迹，并把这些故事画在每个门店外面的水沟盖上。台湾名画家李梅树久居三峡，徐征得了李家后人的同意，将李梅树的画作也印在了水沟盖上。同时，徐还将三峡从清代到现在发生的故事都铺在了广场的地上。“以后别人来这里，根本不用问别人历史，他走在街上，就知道历史。” 这种找回共同文化记忆的做法奏效了，从前离开三峡的人慢慢回流。一个每天通勤台北的白领告诉徐裕建，以前她都羞于启齿对别人说自己是乡下人，整修之后，她每天从台北回家，都要绕道到老街来逛一圈，看看古朴的石板路和昏黄的灯光，觉得又找到了童年的回忆。一个工程师在退休之后也回到了三峡，用退休金将父辈的茶店重新开了起来。清朝年间，三峡的纺织行业盛极一时，如今便有不少店铺开始售卖款式现代的民族布艺。当地还成立了手染布协会，将染布包装成老街的观光项目之一，教游客如何染布或裁制衣服。古街风情和本土特色经济让三峡老镇成为了旅游胜地，徐裕建曾经许诺居民的房产升值也得以实现—当地一间房产的价格从700万新台币飙升到3500万，租金则涨了三倍。 “现在（古街改造）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老建筑全部留下来，里面的内容却全部更新，引入星巴克、艺术品店、高档餐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告诉《环球企业家》。同样来自台湾的他认为，改造（旧街区）要让风俗文化自然发展，而今天的共同困境则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街一恢复，文化就不见了。 然而让本土经济和文化在整修后的老街中继续生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北新竹的深坑老街，是徐裕建又一个古街重建作品，整修后的深坑却面临着一个问题—虽然当地以茶叶和豆腐闻名，但是老街中售卖的却都是大受观光客喜爱的廉价外来货，手工制作、售价高昂的正宗特产无奈被挤走。徐裕建将后者视作“弱势”，认为政府应该将老街中的公共产权地，以免费或者低租金的形式交予本土手工业者，让他们能够在老街中有一席之地。“我在深坑见过一个老先生，他自己在编抓虾用的竹篓，我想让他参与进来。在我的计划中，我要召集更多的深坑人在深坑，这种才是地方产业。”徐裕建说道。（本刊记者伊西科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