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1日10:53 民主与法制时报
首位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
“中国第一例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现在已不再是镇党委书记了，3个月前升任成都市新都区副区长。
他的升迁和履新，使得“公推直选”这项干部选拔制度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升迁记
□本报记者 邓益辉
实习记者 种静华
□黎志飞 发自四川成都
“与谭晓秋相比，我是幸运的。”刘刚毅顺手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是“中国第一例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而谭晓秋则是“中国第一例直选乡长”。
虽然两人被标记上同样的政治符号，却刻画出迥然不同的政治轨迹。
今年6月2日，在木兰镇任职党委书记6年后，刘刚毅升任成都市新都区副区长。而谭早在5年前调离步云乡，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刘刚毅履新后，迅速被安排主管城建、规划、城管、环保四大热门领域的工作。他直言“工作压力很大”。这不仅仅是新官上岗的谨慎，更实际的问题是，新都区有三成的信访与这些工作息息相关。
一场“革命”
6年半前，刘刚毅直选木兰镇党委书记成功。
2003年12月4日，从11个来自成都市新都区的候选人中，243名各界代表将“公推”出两人进入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
角逐异常激烈，11位候选人相继发表竞选演讲。以《新都报》总编辑身份参选的钟发平，因过于投入，演讲中甚至不慎咬破了嘴唇；以木兰镇在任镇长身份参选的刘刚毅，则讲得“差点要哭了”。
有人回忆说，代表们听候选人的演讲极其认真，甚至有人抽烟烫到了手指。
一位现场参与的村支书回忆说，相比较刘刚毅，其他几个人的演讲要精彩得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刘刚毅比较合适，他这个人各方面都比较实在。说得好不代表能干实事啊！”
刘刚毅和镇党委副书记李勇进入直选的最终竞争。
时任新都区委书记的李仲彬亲自坐镇，他是木兰镇开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先河的策划和组织者。
当时，中国基层党内民主建设探索性步伐已经迈开。1998年，四川遂宁市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的方式，直选出乡长谭晓秋；1999年，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推选镇长改革试点……
“公推直选”在新都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当地电视台滚动播出最新动态；候选人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制定竞选策略。
3天后，木兰镇全体党员齐聚木兰镇中学阶梯教室，举行直选。当天，至少有一半人提前半小时赶到。而过去村镇开会，从来只有迟到或早退。
李仲彬把各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都组织过来。他对旁听的官员们说：“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叫你们来看热闹，而是叫你们来认真学习，认真反思，认真感悟。因为推进基层民主是大势所趋。”
刘刚毅和李勇先后开始演讲。紧接着就是投票：639张选票，有效638张，弃权0票，刘刚毅得到480票，李勇158票，刘刚毅当选。
由此，中国第一位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产生了。
如今回顾当初参加公推直选的经历，刘刚毅坦承，这样一场选举落到自己头上，心里很不情愿。按照惯例，镇党委书记空缺，镇长接任书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难道领导对我不信任吗？为什么要选择木兰镇第一个吃螃蟹呢？”刘刚毅问自己。
他一边把这些疑惑藏在了心里，一边为木兰镇量身定制了“三增两提高”的发展思路——木兰镇的经济收入、各村经济收入、农民经济收入三层面都要增加，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提高基层干部的报酬。他还承诺修石木路建工业园、综合开发木兰山、协调成都北站编组站建设、启动小城镇建设、促进群众增收等5件实事。
“我们的干部制度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了！直选对组织部来讲，是一场革命，对我来讲，更是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都在革自己的命。”面对乡镇官员的疑惑，李仲彬用这样的理念来诠释新都的改革。
书记“组阁”制
刘刚毅当选后，被区委赋予“组阁”的权力，新都直选镇党委书记最大的争议产生了。
书记组阁制意味着，当选的书记可以拥有提名党组班子成员的权力。
有学者撰文对书记组阁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公推直选将书记由“委任制”进化为“选任制”，但书记组阁却将镇长、副镇长人选由“选任制”又变回了“委任制”，这是一种民主的退步，“书记权力更集中，集权弊病加强了”。
新都区对此回应，组阁只是授予了党委书记建议人选的权力，被提名者仍必须对上对下都负责。
刘刚毅首先提名直选中的竞争对手李勇为镇长人选，并获得通过。从此，对手变成了搭档。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木兰之后也进行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乡镇，多数落选的人都调走了，没有被“组阁”进来。
而年纪稍大的李勇对两人关系的定位是：工作上是搭档，平时也是朋友。他评价这位“小老弟”，虽然年轻，但遇事考虑得相当周全；思想上积极，处事稳重。
刘刚毅在当选当晚，找到了几个“比较有水平”的村支书“摆龙门阵”，询问他们竞选演讲中提出的“施政纲领”还缺什么，究竟该如何一一去落实。
因此，刘刚毅被许多人评价为一个“有肚量”的人。
新都成功直选镇党委书记经媒体报道后，轰动全国。有网友评论说：“成都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中组部一位官员到新都调研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给1亿元资金，不如选一个好书记。”
即便如此，关于书记组阁制的争议在学界仍未平息。如今有记者前往新都采访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不经意间还会提到：“最好别问组阁的事。”
拆迁新思想
2003年底，刘刚毅任职镇党委书记后，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成都火车站城北编组站在新都正式开工。编组站征用了新都区木兰镇1600亩土地、泰兴镇1800亩土地，两个镇都需要安置大批拆迁户。那时木兰的民选书记刘刚毅刚刚上任，泰兴镇的公推直选则尚未启动。
同样是拆迁安置，同样的补偿标准，在木兰和泰兴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
了解当地情况的人都知道，木兰镇当地信访的风气盛行。刘刚毅要求木兰镇党委班子成员每人承包一个村，直接面对群众，有问题马上解决。他们采取就近安置措施，而不是强制性划地安置。同时，尽快为拆迁户修建安置房，保证多数拆迁户能在拆迁伊始住上新房子。极少数实在住不上新房子的，镇政府把闲置的石马小学校舍整修好，让他们全部搬进去。木兰的拆迁户因此很少“流离失所”。
更重要的是，整个补偿工作完全开放透明，每个村选派一位村民代表参与拆迁补偿，反映村民呼声，监督全部流程。
“其实补偿说不上合理，一亩地总共才给4万来块钱。”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但政策就那么规定的，人家刘书记也没贪污钱，该给我们的都给了。”
但木兰镇政府并没有因此当“甩手掌柜”。为尽量减轻拆迁户的损失，镇政府动员各村，从村集体土地中调整出一定数额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失地农民。
于是，木兰镇波澜不惊，整个拆迁过程没发生一起纠纷。
“我们毕竟是老百姓自己选的，对我们的信任度比较高，包容度也高，工作的阻力就比较小了。”刘刚毅解释说。
与木兰镇相比，泰兴镇则是另一番景致。
“给你补多少钱你拿着就是，能补钱就不错了。镇上当时就这么个态度。”一位泰兴镇村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生气，“补偿为啥那么少？中间有多少猫腻儿？天知道。”
更糟糕的是，拆迁伊始正值寒冬腊月，村民们不得不住进塑料棚。安置房进展缓慢，谁也不知道哪天能修好。村民们忍无可忍，泰兴镇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高峰时几百人围堵镇政府，以至于整个新都区都不得安宁，只好从全区抽调几十个官员去泰兴蹲点解决问题，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才平息下来。
木兰镇公推直选的积极效应在两年后推广至新都全区。
到2005年3月，新都采用公开推荐和差额直选的方式，先后对全区11个建制镇的党委书记进行了公推直选。此外，全区299个行政村的村支书、56所中小学的校长、19名镇卫生院院长及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也全面开展了直选工作。
“由点及面，自上而下。”四川省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省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李羚认为，通过政改，新都“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
刘刚毅初次述职时遭遇尖锐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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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炮火”
新都公推直选进程中，与书记组阁制配套的，则是镇党委书记质询办法和罢免办法。
新都区委规定，党员、干部、群众20人以上联名，即可对镇党委书记提出质询；镇党委书记必须受理和限期答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如果半数以上质询人对答复不满意，必须重新答复；如果质询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纠正而拒不纠正，质询的联名提出人可进而提出罢免动议。
规定实施不久后，一位副镇长和一位公立学校校长，相继因测评不过关而被解除职务。
“接受监督，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养成的一个最基本的习惯。”在一次测评大会上，李仲彬这样强调。
选民对自己选举产生的书记实施监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书记述职时双方的问答。
刘刚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初次述职的情形。
2004年7月，面对240多名来自木兰镇各村的党员代表、村支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镇全体机关干部，他觉得比竞选时更紧张。
他觉得，称职不称职，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初的“承诺”有没有兑现。
不出所料，近10名代表向其提问并发出“猛烈炮火”。
“村社干部待遇低，影响积极性，如何增加他们的待遇？”
“建设编组站，怎样保证当地老百姓的利益？”
……
尖锐的提问，让刘刚毅既意外又欣喜，他告诉记者：“虽然直选镇党委书记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培养了民主氛围，说明老百姓对我是信任的。”
1年零8个月，3次述职，对刘刚毅的综合评价满意率一次比一次高。
“我现在随时心头都是紧起的。”刘刚毅向记者坦承，有次下乡调研，几个村民上来就是一句：“刘书记，你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书记，这次拆迁补偿标准如果低了，我们可要把你选下来哦。”
“直选就像考试，但不是毕业考试，而是升学考试。”这是一位胜出者的总结，“当选只不过是考上大学，你一点马虎不得，因为半年一小考，年终一大考在等着你。大学生还有补考机会，我们是一次不过关，老百姓就要跟你说拜拜。”
升迁契机
2008年，刘刚毅当选北京奥运火炬手。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是其当选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由。
以刘刚毅为信号，成都市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工作全面铺开。
众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刘刚毅上任半个月时，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来新都调研。
李春城盯着新上任的刘刚毅，发出一个小小的“警告”——“你虽然是已经竞选成功，大家推你当党委书记，你对这件事也要仔细掂量，你还得接受大家的监督。正如村民代表所说，我们有权选你上来，也有权把你选下去。”
此后，刘刚毅在木兰镇稳坐6年，迎来送往了3任镇长。
“想法是有的，但一想到自己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的身份，我又无话可说了。”刘刚毅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道出了当初的心声。
刘刚毅升迁的契机出现在去年年末。
在成都市一次内部会议中，市委书记李春城提到了刘刚毅。“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第一个就是木兰镇的刘刚毅，现在正好6年了。”
李春城表示，镇党委书记光直选出来不行，还得有相关的配套。他要求：“区委、区政府对乡镇的要求和管理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此时，刘刚毅5年任期早满。期间，他在木兰镇引进深圳岗宏集团和广州三银集团的项目，投资上百亿元；引进香港景城集团的项目，投资50亿元；引进“中国塑料城”成都项目，投资20亿元。
木兰镇当初只有3027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今增至6880元。当地财政收入近亿元，由贫困镇跃入新都区强镇行列。
让刘刚毅最自豪的是，他在木兰镇上任时的承诺已全部兑现。说到这，他不禁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框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刘刚毅的职务变动问题被提上议程，成都市委常委会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
今年5月14日，一张编号为“成组公示[2010]9号”的“干部任前公示”贴满新都的大街小巷。被“公示”的干部，正是刚过完40岁生日的刘刚毅。
就在刘刚毅任前“公示”期间，5月19日，中组部调研组也来到新都，就该区基层民主政策建设进行调研，着重就公推直选的程序、特点、效果等与新都区镇、村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
刘刚毅参加了调研座谈会，他的经验被中组部调研组认为特点鲜明，成效显著，相关机制及操作程序“可资借鉴”。
调研结束后，四川30多个县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也奏响了序曲。
刘刚毅新任命公示7日后，成都市委组织部声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刘刚毅的情况反映。
2010年6月2日，经新都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刘刚毅为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刘刚毅：
公推直选改变了我
担任新都区正处级的副区长后，刘刚毅有意地保持了低调。他婉拒了数家媒体的采访。
2010年9月9日，恰好是刘刚毅履新100天。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接受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李仲彬书记是公推直选政策的策划者，他当时对将要参加直选的你们说“这让基层领导干部很为难”，你是什么体会？
刘刚毅：其实我们作为乡镇领导干部，听到这件事情感觉更多的是振奋。干部公推直选时，之所以会担忧是因为观念一时还未转变。包括还要当面给群众来做承诺，过段时间以后还要给群众汇报工作，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记者：竞选成功后区党委给你组阁的权力，这在学界是有所争议的。支持者说这是回归权力，是对上对下的负责，反对者说由委任变为选任，权力过于集中。刚好你就是被批评的那个“把权力集中于一身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刘刚毅：外面俗称叫“组阁”，从党管干部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授予党委书记对于班子人选提出建议的权利。实际上，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党委会，包括全委会、组织部还要对干部进行考察，所有程序都是按照干部任用条例来做。
记者：镇里在搞拆迁时，有村民说“如果拆迁补偿太低，我们就把你选下来”，你怎么想？
刘刚毅：城北编组站建设问题，当时的政策也确实偏低，老百姓的工作做起来也比较难。我们把政策全面公开，把相关政策文件交到每家每户手中，让大家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没有在中间环节受益，更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再就是，我们把所有参与的机关干部和村干部都组织起来，还专门抽了一些村民选出来威信比较高的村民代表，参与拆迁的全过程，就是为了老百姓对这件事情都清楚。
记者：有人用“猛烈炮火”四个字形容你述职时受到的待遇，你怎么看？
刘刚毅：当时心情还是比较紧张，半年多时间要体现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是不太容易。回忆当时，参加公推直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媒体都来采访，问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现在变化如何？”从内心来讲，在很短的时间工作要出效果真不容易。
记者：公推直选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刚毅：在公推直选上，我作为成都市的第一人，很幸运。思想上获得些提升，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变化。此外，木兰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自己能够走到副区长这个位置，也是十分幸运。用一句话总结说，是公推直选使我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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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
“中国第一例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现在已不再是镇党委书记了，3个月前升任成都市新都区副区长。
他的升迁和履新，使得“公推直选”这项干部选拔制度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升迁记
□本报记者 邓益辉
实习记者 种静华
□黎志飞 发自四川成都
“与谭晓秋相比，我是幸运的。”刘刚毅顺手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是“中国第一例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而谭晓秋则是“中国第一例直选乡长”。
虽然两人被标记上同样的政治符号，却刻画出迥然不同的政治轨迹。
今年6月2日，在木兰镇任职党委书记6年后，刘刚毅升任成都市新都区副区长。而谭早在5年前调离步云乡，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刘刚毅履新后，迅速被安排主管城建、规划、城管、环保四大热门领域的工作。他直言“工作压力很大”。这不仅仅是新官上岗的谨慎，更实际的问题是，新都区有三成的信访与这些工作息息相关。
一场“革命”
6年半前，刘刚毅直选木兰镇党委书记成功。
2003年12月4日，从11个来自成都市新都区的候选人中，243名各界代表将“公推”出两人进入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
角逐异常激烈，11位候选人相继发表竞选演讲。以《新都报》总编辑身份参选的钟发平，因过于投入，演讲中甚至不慎咬破了嘴唇；以木兰镇在任镇长身份参选的刘刚毅，则讲得“差点要哭了”。
有人回忆说，代表们听候选人的演讲极其认真，甚至有人抽烟烫到了手指。
一位现场参与的村支书回忆说，相比较刘刚毅，其他几个人的演讲要精彩得多。“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刘刚毅比较合适，他这个人各方面都比较实在。说得好不代表能干实事啊！”
刘刚毅和镇党委副书记李勇进入直选的最终竞争。
时任新都区委书记的李仲彬亲自坐镇，他是木兰镇开全国直选镇党委书记先河的策划和组织者。
当时，中国基层党内民主建设探索性步伐已经迈开。1998年，四川遂宁市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的方式，直选出乡长谭晓秋；1999年，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进行“三轮两票制”推选镇长改革试点……
“公推直选”在新都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当地电视台滚动播出最新动态；候选人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制定竞选策略。
3天后，木兰镇全体党员齐聚木兰镇中学阶梯教室，举行直选。当天，至少有一半人提前半小时赶到。而过去村镇开会，从来只有迟到或早退。
李仲彬把各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都组织过来。他对旁听的官员们说：“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叫你们来看热闹，而是叫你们来认真学习，认真反思，认真感悟。因为推进基层民主是大势所趋。”
刘刚毅和李勇先后开始演讲。紧接着就是投票：639张选票，有效638张，弃权0票，刘刚毅得到480票，李勇158票，刘刚毅当选。
由此，中国第一位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产生了。
如今回顾当初参加公推直选的经历，刘刚毅坦承，这样一场选举落到自己头上，心里很不情愿。按照惯例，镇党委书记空缺，镇长接任书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难道领导对我不信任吗？为什么要选择木兰镇第一个吃螃蟹呢？”刘刚毅问自己。
他一边把这些疑惑藏在了心里，一边为木兰镇量身定制了“三增两提高”的发展思路——木兰镇的经济收入、各村经济收入、农民经济收入三层面都要增加，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提高基层干部的报酬。他还承诺修石木路建工业园、综合开发木兰山、协调成都北站编组站建设、启动小城镇建设、促进群众增收等5件实事。
“我们的干部制度已经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了！直选对组织部来讲，是一场革命，对我来讲，更是一场革命，因为我们都在革自己的命。”面对乡镇官员的疑惑，李仲彬用这样的理念来诠释新都的改革。
书记“组阁”制
刘刚毅当选后，被区委赋予“组阁”的权力，新都直选镇党委书记最大的争议产生了。
书记组阁制意味着，当选的书记可以拥有提名党组班子成员的权力。
有学者撰文对书记组阁制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公推直选将书记由“委任制”进化为“选任制”，但书记组阁却将镇长、副镇长人选由“选任制”又变回了“委任制”，这是一种民主的退步，“书记权力更集中，集权弊病加强了”。
新都区对此回应，组阁只是授予了党委书记建议人选的权力，被提名者仍必须对上对下都负责。
刘刚毅首先提名直选中的竞争对手李勇为镇长人选，并获得通过。从此，对手变成了搭档。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木兰之后也进行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乡镇，多数落选的人都调走了，没有被“组阁”进来。
而年纪稍大的李勇对两人关系的定位是：工作上是搭档，平时也是朋友。他评价这位“小老弟”，虽然年轻，但遇事考虑得相当周全；思想上积极，处事稳重。
刘刚毅在当选当晚，找到了几个“比较有水平”的村支书“摆龙门阵”，询问他们竞选演讲中提出的“施政纲领”还缺什么，究竟该如何一一去落实。
因此，刘刚毅被许多人评价为一个“有肚量”的人。
新都成功直选镇党委书记经媒体报道后，轰动全国。有网友评论说：“成都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
中组部一位官员到新都调研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给1亿元资金，不如选一个好书记。”
即便如此，关于书记组阁制的争议在学界仍未平息。如今有记者前往新都采访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不经意间还会提到：“最好别问组阁的事。”
拆迁新思想
2003年底，刘刚毅任职镇党委书记后，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成都火车站城北编组站在新都正式开工。编组站征用了新都区木兰镇1600亩土地、泰兴镇1800亩土地，两个镇都需要安置大批拆迁户。那时木兰的民选书记刘刚毅刚刚上任，泰兴镇的公推直选则尚未启动。
同样是拆迁安置，同样的补偿标准，在木兰和泰兴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
了解当地情况的人都知道，木兰镇当地信访的风气盛行。刘刚毅要求木兰镇党委班子成员每人承包一个村，直接面对群众，有问题马上解决。他们采取就近安置措施，而不是强制性划地安置。同时，尽快为拆迁户修建安置房，保证多数拆迁户能在拆迁伊始住上新房子。极少数实在住不上新房子的，镇政府把闲置的石马小学校舍整修好，让他们全部搬进去。木兰的拆迁户因此很少“流离失所”。
更重要的是，整个补偿工作完全开放透明，每个村选派一位村民代表参与拆迁补偿，反映村民呼声，监督全部流程。
“其实补偿说不上合理，一亩地总共才给4万来块钱。”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但政策就那么规定的，人家刘书记也没贪污钱，该给我们的都给了。”
但木兰镇政府并没有因此当“甩手掌柜”。为尽量减轻拆迁户的损失，镇政府动员各村，从村集体土地中调整出一定数额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失地农民。
于是，木兰镇波澜不惊，整个拆迁过程没发生一起纠纷。
“我们毕竟是老百姓自己选的，对我们的信任度比较高，包容度也高，工作的阻力就比较小了。”刘刚毅解释说。
与木兰镇相比，泰兴镇则是另一番景致。
“给你补多少钱你拿着就是，能补钱就不错了。镇上当时就这么个态度。”一位泰兴镇村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生气，“补偿为啥那么少？中间有多少猫腻儿？天知道。”
更糟糕的是，拆迁伊始正值寒冬腊月，村民们不得不住进塑料棚。安置房进展缓慢，谁也不知道哪天能修好。村民们忍无可忍，泰兴镇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高峰时几百人围堵镇政府，以至于整个新都区都不得安宁，只好从全区抽调几十个官员去泰兴蹲点解决问题，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才平息下来。
木兰镇公推直选的积极效应在两年后推广至新都全区。
到2005年3月，新都采用公开推荐和差额直选的方式，先后对全区11个建制镇的党委书记进行了公推直选。此外，全区299个行政村的村支书、56所中小学的校长、19名镇卫生院院长及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也全面开展了直选工作。
“由点及面，自上而下。”四川省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省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李羚认为，通过政改，新都“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
刘刚毅初次述职时遭遇尖锐提问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1日10:53 民主与法制时报
“猛烈炮火”
新都公推直选进程中，与书记组阁制配套的，则是镇党委书记质询办法和罢免办法。
新都区委规定，党员、干部、群众20人以上联名，即可对镇党委书记提出质询；镇党委书记必须受理和限期答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如果半数以上质询人对答复不满意，必须重新答复；如果质询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纠正而拒不纠正，质询的联名提出人可进而提出罢免动议。
规定实施不久后，一位副镇长和一位公立学校校长，相继因测评不过关而被解除职务。
“接受监督，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养成的一个最基本的习惯。”在一次测评大会上，李仲彬这样强调。
选民对自己选举产生的书记实施监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书记述职时双方的问答。
刘刚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初次述职的情形。
2004年7月，面对240多名来自木兰镇各村的党员代表、村支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镇全体机关干部，他觉得比竞选时更紧张。
他觉得，称职不称职，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初的“承诺”有没有兑现。
不出所料，近10名代表向其提问并发出“猛烈炮火”。
“村社干部待遇低，影响积极性，如何增加他们的待遇？”
“建设编组站，怎样保证当地老百姓的利益？”
……
尖锐的提问，让刘刚毅既意外又欣喜，他告诉记者：“虽然直选镇党委书记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培养了民主氛围，说明老百姓对我是信任的。”
1年零8个月，3次述职，对刘刚毅的综合评价满意率一次比一次高。
“我现在随时心头都是紧起的。”刘刚毅向记者坦承，有次下乡调研，几个村民上来就是一句：“刘书记，你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书记，这次拆迁补偿标准如果低了，我们可要把你选下来哦。”
“直选就像考试，但不是毕业考试，而是升学考试。”这是一位胜出者的总结，“当选只不过是考上大学，你一点马虎不得，因为半年一小考，年终一大考在等着你。大学生还有补考机会，我们是一次不过关，老百姓就要跟你说拜拜。”
升迁契机
2008年，刘刚毅当选北京奥运火炬手。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是其当选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由。
以刘刚毅为信号，成都市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工作全面铺开。
众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刘刚毅上任半个月时，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来新都调研。
李春城盯着新上任的刘刚毅，发出一个小小的“警告”——“你虽然是已经竞选成功，大家推你当党委书记，你对这件事也要仔细掂量，你还得接受大家的监督。正如村民代表所说，我们有权选你上来，也有权把你选下去。”
此后，刘刚毅在木兰镇稳坐6年，迎来送往了3任镇长。
“想法是有的，但一想到自己第一直选镇党委书记的身份，我又无话可说了。”刘刚毅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道出了当初的心声。
刘刚毅升迁的契机出现在去年年末。
在成都市一次内部会议中，市委书记李春城提到了刘刚毅。“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第一个就是木兰镇的刘刚毅，现在正好6年了。”
李春城表示，镇党委书记光直选出来不行，还得有相关的配套。他要求：“区委、区政府对乡镇的要求和管理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此时，刘刚毅5年任期早满。期间，他在木兰镇引进深圳岗宏集团和广州三银集团的项目，投资上百亿元；引进香港景城集团的项目，投资50亿元；引进“中国塑料城”成都项目，投资20亿元。
木兰镇当初只有3027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今增至6880元。当地财政收入近亿元，由贫困镇跃入新都区强镇行列。
让刘刚毅最自豪的是，他在木兰镇上任时的承诺已全部兑现。说到这，他不禁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框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刘刚毅的职务变动问题被提上议程，成都市委常委会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
今年5月14日，一张编号为“成组公示[2010]9号”的“干部任前公示”贴满新都的大街小巷。被“公示”的干部，正是刚过完40岁生日的刘刚毅。
就在刘刚毅任前“公示”期间，5月19日，中组部调研组也来到新都，就该区基层民主政策建设进行调研，着重就公推直选的程序、特点、效果等与新都区镇、村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
刘刚毅参加了调研座谈会，他的经验被中组部调研组认为特点鲜明，成效显著，相关机制及操作程序“可资借鉴”。
调研结束后，四川30多个县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也奏响了序曲。
刘刚毅新任命公示7日后，成都市委组织部声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刘刚毅的情况反映。
2010年6月2日，经新都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刘刚毅为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刘刚毅：
公推直选改变了我
担任新都区正处级的副区长后，刘刚毅有意地保持了低调。他婉拒了数家媒体的采访。
2010年9月9日，恰好是刘刚毅履新100天。他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接受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李仲彬书记是公推直选政策的策划者，他当时对将要参加直选的你们说“这让基层领导干部很为难”，你是什么体会？
刘刚毅：其实我们作为乡镇领导干部，听到这件事情感觉更多的是振奋。干部公推直选时，之所以会担忧是因为观念一时还未转变。包括还要当面给群众来做承诺，过段时间以后还要给群众汇报工作，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记者：竞选成功后区党委给你组阁的权力，这在学界是有所争议的。支持者说这是回归权力，是对上对下的负责，反对者说由委任变为选任，权力过于集中。刚好你就是被批评的那个“把权力集中于一身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刘刚毅：外面俗称叫“组阁”，从党管干部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授予党委书记对于班子人选提出建议的权利。实际上，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党委会，包括全委会、组织部还要对干部进行考察，所有程序都是按照干部任用条例来做。
记者：镇里在搞拆迁时，有村民说“如果拆迁补偿太低，我们就把你选下来”，你怎么想？
刘刚毅：城北编组站建设问题，当时的政策也确实偏低，老百姓的工作做起来也比较难。我们把政策全面公开，把相关政策文件交到每家每户手中，让大家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没有在中间环节受益，更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再就是，我们把所有参与的机关干部和村干部都组织起来，还专门抽了一些村民选出来威信比较高的村民代表，参与拆迁的全过程，就是为了老百姓对这件事情都清楚。
记者：有人用“猛烈炮火”四个字形容你述职时受到的待遇，你怎么看？
刘刚毅：当时心情还是比较紧张，半年多时间要体现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是不太容易。回忆当时，参加公推直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媒体都来采访，问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现在变化如何？”从内心来讲，在很短的时间工作要出效果真不容易。
记者：公推直选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刚毅：在公推直选上，我作为成都市的第一人，很幸运。思想上获得些提升，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变化。此外，木兰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自己能够走到副区长这个位置，也是十分幸运。用一句话总结说，是公推直选使我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