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身份不言而喻是诗人，尽管他作为诗人其实未必出色；但既是诗人，不免读诗评诗，这方面工夫如何，我们何妨围观。
（图注：现代诗人徐志摩（1897年-1931年）资料图片；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1923年5月22日，《努力》周刊刊登徐诗人一篇杂记性质的文章，题目是《坏诗，假诗，形似诗》，批评新诗流行的三种弊端。撇开一前一后的坏诗和形似诗不论，什么是假诗呢，“无病呻吟的陋习，现在的新诗犯得比旧诗更深。基调多愁善感的怪癖（此句原是英文），看了真使人肉麻。”看来诗人是把为文造情，且没有节制因而失实的描写视为假诗。下面是徐诗人的举例：“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徐诗人说的这位诗人，是当时新诗领军人物郭沫若。这首诗是郭诗人写于1921年的《泪浪》。全诗用赋笔完成，多用排比，属铺陈性质，乏阙余味。徐诗人批评的主要是它的最后几句：“飞鸟有巢，走兽有穴，游鱼有港/人子得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我被驱逐了的妻儿今在何处/抑制不住啊，我眼中的泪浪。”徐诗人想不通的是“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其实是徐诗人有所不知。郭诗人在日本娶妻生子，租赁房屋，但经济困窘。1921年诗人回国三个月，待再回日本时，房子已经人去屋空。原来妻儿交不起房租，被迫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待郭诗人寻到自己的儿子时，郭公子面带菜色，“首如飞蓬”。于是领去理发，复路过故居，诗人屋内盘桓，眼有所见，心有所触，正如诗人后来自语：“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了起来。”
可是徐诗人并不这样看，“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的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因而他认为泪浪滔滔是一首假诗，并进一步推论：“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不得不说，徐诗人这段文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郭诗人本身就是个薄情儿，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相信郭诗人那时真是动了感情，动情的缘由也远大于踩死了一只蚂蚁；而且情激出泪，也符合他的平素性情。可是，假如郭诗人当时即便没有流泪，就不可以笔下流泪么。文学，尤其是诗，如果一定要如此据实，还有什么诗和文学可言。通观诗作，诗人没有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它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因此该诗乃是一首真诗而非假诗。
另外，徐诗人不但对郭诗人缺乏同情之理解，而且如此评诗，真的有些武断和不讲理。为什么泪浪滔滔不行，泉涌、雨骤就可以，不都是夸张吗。写过此文不久，徐诗人有过一次在北师大附中的讲演，谈的就是“诗人和诗”。内中徐诗人声称“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喜爱中国的李太白，外国的Shelley（雪莱）”。
其实郭沫若的诗，走的正是李白和雪莱的道路。他几乎和李白一样喜欢夸张。那么，李白能“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郭诗人何以不能“泪浪滔滔”。徐诗人手拿一把尺，泉涌和雨骤没问题，却要打“泪浪滔滔”的手心；这就好比李白“白发三千丈”是合度的，“白发三万丈”就“形容失实”了。看来徐诗人评诗的尺度，缺乏内在的自洽。
徐诗人掐架郭诗人，惹恼了创造社。成仿吾为郭沫若出头，在《创造周报》上发布了他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见信后的徐志摩为平息事端作了篇解释性的文字《天下本无事》，发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徐诗人这样解释：“那天我写那篇杂记的时候，也曾想从我自己的作品中去寻标本，因为适之也曾经说有人说我的诗有Affectation（矫情）的嫌疑；结果赦免了自己，却套上了沫若，实在是偶然的不幸。我现在真觉得负歉，因为人家都是那样的认真。”
除这最后一句婉而含讽，其他足见徐诗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不是要诋毁郭诗人，只是就诗论诗而已。倒是创造社诸位气量狭小，听不得负面的话，且小题大做，未值一哂。这其实是他们心理不健全的表现。
相比之下，徐诗人评诗无甚高明，但人格心理非常健康。比如他在谈论该问题是，先切入一个引子，引用的是英国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受过最高教育的凭据，就在他能嘲笑自己，戏弄自己，高兴他自己可笑的作为：这也是心理健全的证据。”徐诗人本来就不惮曝露自己，他把胡适说有人指他的诗为矫情也很坦然地说了出来。徐诗人当然不是矫情诗人，但他的某些诗还真给人矫情感，比如《再别康桥》。显然，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诗的问题。人不矫情诗矫情，这就要追问诗家的手腕。
艺术艺术，要艺而有“术”。徐诗人和郭诗人有一些作品一味走铺陈道路，把诗撑得满满，让人读得吃力，但文本本身，却缺乏想象的空间。郭诗人的“泪浪”之前，该诗题名为《重过故居》，其中还有这样的段落：“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我禁不住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情涛激涨”，就“泪浪滔滔”，如此下笔，我等便能，何必还要诗人。
我以上为郭诗人辩护，只是感觉徐诗人眼光没有瞄好准星，以致评论脱靶；但并非表明我在审美上认同郭诗人。相反，郭诗人的诗，在我个人眼里，它只具有20世纪诗歌史的价值，却鲜有审美价值。即以此诗而论，它的情感无疑是真切的，哪怕它同时也可以是表浅的。问题是情真可以出真诗——在这个意义上，《泪浪》无论如何不是“假诗”——但真诗就必然是好诗吗。
真，不等于美。如果一首诗，诗人自己泪流满面，但却不能打湿我们，或唤起我们的想象与回味，这样的作品就很难说它在审美上成功。我曾经在我的课堂上比较过两首诗中的眼泪。一首便是郭诗人的《泪浪》，另一首则是当代诗人舒婷的《思念》。后一首诗的结尾是这样：“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当这两首诗中有泪的句子摆在学生面前时，同学们的审美认同几乎一边倒。
这里，我们无法比较两位诗人情感上的真与伪，或深与浅，我们只能比较它们如何表达了诗人各自情感的结晶：眼泪。当郭诗人放纵自己的泪腺，让它泪浪滔滔时，岂不知这样的情感如同注水，甚至比水还不值钱。《思念》不然，“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两个句子，互相帮衬，合力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反差空间，让读者感受到内中回旋而出的审美张力。本来，重洋之下，更容易走向泪浪滔滔；但该诗却反向营运，偏偏让泪珠只有两颗。然而，这两颗泪珠分明是整个重洋的凝聚。不用说，谁都知道，情感稀释的泪浪，和内敛着一个重洋的泪珠，它们各自的情感含金量。
以上是20世纪现代诗歌史上的一段故实，我更多是当一段轶事来看。两位诗人，一作一评，何其雅也。做得好，当为双赢。做得不好，也不妨一得一失。但这次，郭诗人于其情感，一仍旧贯，只会放，不会收；徐诗人则贸然出手，不幸没搔到痒处，反而得罪了对方，招致类乎绝交式的反弹。这叫双输。我这位历史的后来者，笑把当年这陈旧的宗卷，阅毕写毕，唯余一叹。
（注：本文原标题为《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
（责任编辑：余江波）
徐志摩的身份不言而喻是诗人，尽管他作为诗人其实未必出色；但既是诗人，不免读诗评诗，这方面工夫如何，我们何妨围观。
（图注：现代诗人徐志摩（1897年-1931年）资料图片；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1923年5月22日，《努力》周刊刊登徐诗人一篇杂记性质的文章，题目是《坏诗，假诗，形似诗》，批评新诗流行的三种弊端。撇开一前一后的坏诗和形似诗不论，什么是假诗呢，“无病呻吟的陋习，现在的新诗犯得比旧诗更深。基调多愁善感的怪癖（此句原是英文），看了真使人肉麻。”看来诗人是把为文造情，且没有节制因而失实的描写视为假诗。下面是徐诗人的举例：“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徐诗人说的这位诗人，是当时新诗领军人物郭沫若。这首诗是郭诗人写于1921年的《泪浪》。全诗用赋笔完成，多用排比，属铺陈性质，乏阙余味。徐诗人批评的主要是它的最后几句：“飞鸟有巢，走兽有穴，游鱼有港/人子得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我被驱逐了的妻儿今在何处/抑制不住啊，我眼中的泪浪。”徐诗人想不通的是“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其实是徐诗人有所不知。郭诗人在日本娶妻生子，租赁房屋，但经济困窘。1921年诗人回国三个月，待再回日本时，房子已经人去屋空。原来妻儿交不起房租，被迫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待郭诗人寻到自己的儿子时，郭公子面带菜色，“首如飞蓬”。于是领去理发，复路过故居，诗人屋内盘桓，眼有所见，心有所触，正如诗人后来自语：“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了起来。”
可是徐诗人并不这样看，“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的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因而他认为泪浪滔滔是一首假诗，并进一步推论：“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不得不说，徐诗人这段文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郭诗人本身就是个薄情儿，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相信郭诗人那时真是动了感情，动情的缘由也远大于踩死了一只蚂蚁；而且情激出泪，也符合他的平素性情。可是，假如郭诗人当时即便没有流泪，就不可以笔下流泪么。文学，尤其是诗，如果一定要如此据实，还有什么诗和文学可言。通观诗作，诗人没有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它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因此该诗乃是一首真诗而非假诗。
另外，徐诗人不但对郭诗人缺乏同情之理解，而且如此评诗，真的有些武断和不讲理。为什么泪浪滔滔不行，泉涌、雨骤就可以，不都是夸张吗。写过此文不久，徐诗人有过一次在北师大附中的讲演，谈的就是“诗人和诗”。内中徐诗人声称“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喜爱中国的李太白，外国的Shelley（雪莱）”。
其实郭沫若的诗，走的正是李白和雪莱的道路。他几乎和李白一样喜欢夸张。那么，李白能“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郭诗人何以不能“泪浪滔滔”。徐诗人手拿一把尺，泉涌和雨骤没问题，却要打“泪浪滔滔”的手心；这就好比李白“白发三千丈”是合度的，“白发三万丈”就“形容失实”了。看来徐诗人评诗的尺度，缺乏内在的自洽。
徐诗人掐架郭诗人，惹恼了创造社。成仿吾为郭沫若出头，在《创造周报》上发布了他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见信后的徐志摩为平息事端作了篇解释性的文字《天下本无事》，发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徐诗人这样解释：“那天我写那篇杂记的时候，也曾想从我自己的作品中去寻标本，因为适之也曾经说有人说我的诗有Affectation（矫情）的嫌疑；结果赦免了自己，却套上了沫若，实在是偶然的不幸。我现在真觉得负歉，因为人家都是那样的认真。”
除这最后一句婉而含讽，其他足见徐诗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不是要诋毁郭诗人，只是就诗论诗而已。倒是创造社诸位气量狭小，听不得负面的话，且小题大做，未值一哂。这其实是他们心理不健全的表现。
相比之下，徐诗人评诗无甚高明，但人格心理非常健康。比如他在谈论该问题是，先切入一个引子，引用的是英国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受过最高教育的凭据，就在他能嘲笑自己，戏弄自己，高兴他自己可笑的作为：这也是心理健全的证据。”徐诗人本来就不惮曝露自己，他把胡适说有人指他的诗为矫情也很坦然地说了出来。徐诗人当然不是矫情诗人，但他的某些诗还真给人矫情感，比如《再别康桥》。显然，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诗的问题。人不矫情诗矫情，这就要追问诗家的手腕。
艺术艺术，要艺而有“术”。徐诗人和郭诗人有一些作品一味走铺陈道路，把诗撑得满满，让人读得吃力，但文本本身，却缺乏想象的空间。郭诗人的“泪浪”之前，该诗题名为《重过故居》，其中还有这样的段落：“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我禁不住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情涛激涨”，就“泪浪滔滔”，如此下笔，我等便能，何必还要诗人。
我以上为郭诗人辩护，只是感觉徐诗人眼光没有瞄好准星，以致评论脱靶；但并非表明我在审美上认同郭诗人。相反，郭诗人的诗，在我个人眼里，它只具有20世纪诗歌史的价值，却鲜有审美价值。即以此诗而论，它的情感无疑是真切的，哪怕它同时也可以是表浅的。问题是情真可以出真诗——在这个意义上，《泪浪》无论如何不是“假诗”——但真诗就必然是好诗吗。
真，不等于美。如果一首诗，诗人自己泪流满面，但却不能打湿我们，或唤起我们的想象与回味，这样的作品就很难说它在审美上成功。我曾经在我的课堂上比较过两首诗中的眼泪。一首便是郭诗人的《泪浪》，另一首则是当代诗人舒婷的《思念》。后一首诗的结尾是这样：“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当这两首诗中有泪的句子摆在学生面前时，同学们的审美认同几乎一边倒。
这里，我们无法比较两位诗人情感上的真与伪，或深与浅，我们只能比较它们如何表达了诗人各自情感的结晶：眼泪。当郭诗人放纵自己的泪腺，让它泪浪滔滔时，岂不知这样的情感如同注水，甚至比水还不值钱。《思念》不然，“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两个句子，互相帮衬，合力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反差空间，让读者感受到内中回旋而出的审美张力。本来，重洋之下，更容易走向泪浪滔滔；但该诗却反向营运，偏偏让泪珠只有两颗。然而，这两颗泪珠分明是整个重洋的凝聚。不用说，谁都知道，情感稀释的泪浪，和内敛着一个重洋的泪珠，它们各自的情感含金量。
以上是20世纪现代诗歌史上的一段故实，我更多是当一段轶事来看。两位诗人，一作一评，何其雅也。做得好，当为双赢。做得不好，也不妨一得一失。但这次，郭诗人于其情感，一仍旧贯，只会放，不会收；徐诗人则贸然出手，不幸没搔到痒处，反而得罪了对方，招致类乎绝交式的反弹。这叫双输。我这位历史的后来者，笑把当年这陈旧的宗卷，阅毕写毕，唯余一叹。
（注：本文原标题为《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
（责任编辑：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