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李维 沉醉在生命的差异世界

[摘要]爱与恐惧,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关注和书写的焦点。写作对于他而言,是脆弱而感性的,畅销只让他摆脱生计压力,带给他创作的自由,并没有赋予自傲。

马克·李维,法国作家,主要作品:《偷影子的人》《如果一切重来》《伊斯坦布尔假期》《七日成永恒》《她和他》等。

作者:马克·李维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作者:马克·李维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作者:马克·李维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爱与恐惧,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关注和书写的焦点。当外界为他在全世界近50个国家畅销3000万册的数据惊诧时,他却对谈论自己的写作审慎克制。写作对于他而言,是脆弱而感性的,畅销只让他摆脱生计压力,带给他创作的自由,并没有赋予自傲。

马克·李维在谈话间反复强调,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他曾经是一个男孩,后来成了男人,再后来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送他们上学,在他们生病时忧心,为他们写书,通过小说把自己的世界讲给他们听。

他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在每句话之间长久停顿。他坚信写作就是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人们面对爱、恐惧、悲伤、欢喜时的内心世界。

秘密 隐匿在人物背后的作家

已近55岁的马克·李维身穿白衬衫、牛仔裤,举手投足之间尽是法国男人的优雅。说话时深邃的眼睛望向远处,似在寻找答案。谈到兴奋身体前倾,只有在大笑时眼角的皱纹隐约浮现,才让人记起他的年纪。连续12年跻身《费加罗报》“全球十大最畅销作家”榜单,让这位出生于法国塞纳的男人成了法语文坛的“现象级”人物。

和大部分畅销书作家不同,马克·李维对被数字捆绑相当警惕。他真正关心的,是读他小说的人会不会继续期待下一本。为了创造出让人期待的“下一本”,他选择逃离安逸,旅居伦敦十年,将伦敦萧瑟的秋天写进了《她和他》。他去了纽约,几乎沉溺于那里的烟火气,在《如果一切重来》里塑造了一个和他住同一个街区、去同一家餐厅和酒吧的记者安德鲁。在旧金山定居,《假如这是真的》写旧金山高低起伏的街道和在落日下橙黄色的金门大桥。

然而,对马克·李维而言,写作真正的困难,是必须进入他赋予生命的每一个人物,观察、倾听、言语、感受。明明在创造,却必须隐藏在人物身后,不让读者察觉到丝毫创造的痕迹。因为“一旦读者发觉了蛛丝马迹,写作的魔力就荡然无存”。

从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中只能被一个人看见的女人劳伦,凭借彼此的爱达到了灵肉合一,到《偷影子的人》中通过偷走别人的影子,倾听影子主人的秘密的无名小男孩,李维的作品瞄准了人性中隐逸的情感,将人对爱的渴望表达到极致。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一个人的情感可以是世间所有人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李维从不在小说中描摹人物的相貌和身材。但他的读者却告诉他:“你的小说很有画面感,阅读的时候像看电影一样,让人兴奋。”他为此颇感欣慰。文学的魅力之于他,莫过于用黑白相间的文字,创造出让人兴奋的画面。

横跨悬疑、侦探、浪漫爱情、战争、童年、历史……永远没人知道,马克·李维的下一部小说究竟要写什么。对他而言,是故事选择了他,而非他选择了故事;是对过往的记忆,通过不同的个性、风格、情绪自由地表达(而非故事本身),将一名作家和其他作家区隔开来。

脆弱 挖掘背后的生命真相

写作是脆弱的,人亦然。描写人之脆弱,却让写作这件事恒久而伟大。智慧、艺术、创造和价值,在马克·李维看来,皆由人的不完美而来,也恰恰是人之为人的美妙之处。

16岁的李维偶然间得知,二战期间,18岁的父亲曾作为领队,带领一个反抗团体,参与反抗德国纳粹的占领。他因此而备受折磨,受到驱逐,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被送往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路上,父亲从火车上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这段深埋于他父亲心中的历史,给16岁的李维带来极大的情感震撼。他跑去问父亲:爸爸,原来你是个英雄。那个谦虚内敛、不善言谈的父亲望着他,说了一番让他日后永难忘记的话:

“我不是英雄。做正确的事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英雄。不能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犯错,而这个人做了对的事,就成了英雄。孩子,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已。”

30年后,李维的妻子突然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写你父亲?李维困惑地盯着她。她告诉他:既然你想写,别等到他去世之后再写,你会后悔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故事讲出来。李维于是找到编辑,告诉他,下一部是历史小说。半年后,他写成了一部关于法国西南部一群年轻人与纳粹抗争的小说。

有人说,马克·李维的写作是“全球化的写作”。“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差异。生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就是发现并了解这些差异。世界、生命、自然,即差异。我过往的生命,不管做了什么,都是试图理解诸多差异,去除事物间的武断比较”。

“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差异。生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就是发现并了解这些差异。”

记忆 在追寻历史中释放自我情结

马克·李维自知不是天才,一年一本的小说产量不过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因此,当他37岁时创作的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一炮而红之后,他才回忆起多年前自己在为小说积累的经历以及文学上的浸淫。

18岁,李维加入红十字会,在急救医疗队服务六年,负责和车祸、建筑物坍塌、地震等事故和灾害的救助。22岁,他离开巴黎,在美国开办了一家电脑影像合成公司。公司倒闭后,他回到法国,和朋友开了建筑师事务所。这两段经历如同两块巨大的拼图,将他成为作家之前的时间拼接起来。在他日后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医生和建筑师,他对这两种职业了如指掌,对那些高深莫测的术语如数家珍。

李维是在“新小说”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法国小说界的创作思潮,新小说强调向内自省的写作。和传统小说不同,新小说作家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应该把小说从人物和故事中解放出来,变成记录出客观世界的工具。从小就受新小说影响的李维,对故事的概念很模糊。直到15岁时,他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故事如此诱人!李维说自己从那时起“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没料到的是,李维第一次在小说上的尝试就大获成功。《假如这是真的》的灵感,源于一位女性好友的倾诉:她早上坐地铁上班,在大公司里工作,晚上回家吃饭,周末一个人度过,走在街上,在巴黎800万的人群中,她却感到自己是“隐身”的,没人看见她。

“我永远都记得,当她说到‘隐身’这个词的时候,我完完全全明白了什么叫孤独。孤独并不是独处,因为你可以独处的同时无比快乐。孤独的悲伤之处,在于你明明置身于千百万人之间,却感到没人看见你。”

因此,李维的这部小说,就写孤独,写一个一心扑到工作上、得不到爱情的女人原本是隐身的,却因为阿瑟看见她、注意她、爱上她,她不再“隐身”,她的灵与肉才得以统一。这个故事同时也是他写给儿子的,写作时单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今后面临同样的孤独时,仍怀有希望。

从童年到历史,两者虽不同,对李维而言却都是对自身情结的释放。他热衷于在时间的维度寻找关于自我和历史的答案:《自由的孩子》中从少年的视角看待二战,到《伊斯坦布尔假期》中1915年至192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再到《如果一切重来》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执政期间对异见分子的折磨。从父辈的苦难开始,一直延伸到对现实的追问:为何同胞可以相残?为何这些事件皆因政治而起,却终于万民的劫难?

他对这些看似和他无关的历史,怀有相当的冷静。和当年他得知父亲的遭遇一样,当他得知了世界难民的存在,他不禁自问: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什么那些安住在家中,在盘中盛满美食的人,能让几百万同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走在街上?全世界的60亿人,包括那么多国家的政客和有良知的人,不能停止这类灾难?

马克·李维神色凄然又坚定地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写下这个故事。(文/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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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与恐惧,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关注和书写的焦点。写作对于他而言,是脆弱而感性的,畅销只让他摆脱生计压力,带给他创作的自由,并没有赋予自傲。

马克·李维,法国作家,主要作品:《偷影子的人》《如果一切重来》《伊斯坦布尔假期》《七日成永恒》《她和他》等。

作者:马克·李维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作者:马克·李维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作者:马克·李维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爱与恐惧,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关注和书写的焦点。当外界为他在全世界近50个国家畅销3000万册的数据惊诧时,他却对谈论自己的写作审慎克制。写作对于他而言,是脆弱而感性的,畅销只让他摆脱生计压力,带给他创作的自由,并没有赋予自傲。

马克·李维在谈话间反复强调,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他曾经是一个男孩,后来成了男人,再后来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送他们上学,在他们生病时忧心,为他们写书,通过小说把自己的世界讲给他们听。

他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在每句话之间长久停顿。他坚信写作就是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人们面对爱、恐惧、悲伤、欢喜时的内心世界。

秘密 隐匿在人物背后的作家

已近55岁的马克·李维身穿白衬衫、牛仔裤,举手投足之间尽是法国男人的优雅。说话时深邃的眼睛望向远处,似在寻找答案。谈到兴奋身体前倾,只有在大笑时眼角的皱纹隐约浮现,才让人记起他的年纪。连续12年跻身《费加罗报》“全球十大最畅销作家”榜单,让这位出生于法国塞纳的男人成了法语文坛的“现象级”人物。

和大部分畅销书作家不同,马克·李维对被数字捆绑相当警惕。他真正关心的,是读他小说的人会不会继续期待下一本。为了创造出让人期待的“下一本”,他选择逃离安逸,旅居伦敦十年,将伦敦萧瑟的秋天写进了《她和他》。他去了纽约,几乎沉溺于那里的烟火气,在《如果一切重来》里塑造了一个和他住同一个街区、去同一家餐厅和酒吧的记者安德鲁。在旧金山定居,《假如这是真的》写旧金山高低起伏的街道和在落日下橙黄色的金门大桥。

然而,对马克·李维而言,写作真正的困难,是必须进入他赋予生命的每一个人物,观察、倾听、言语、感受。明明在创造,却必须隐藏在人物身后,不让读者察觉到丝毫创造的痕迹。因为“一旦读者发觉了蛛丝马迹,写作的魔力就荡然无存”。

从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中只能被一个人看见的女人劳伦,凭借彼此的爱达到了灵肉合一,到《偷影子的人》中通过偷走别人的影子,倾听影子主人的秘密的无名小男孩,李维的作品瞄准了人性中隐逸的情感,将人对爱的渴望表达到极致。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一个人的情感可以是世间所有人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李维从不在小说中描摹人物的相貌和身材。但他的读者却告诉他:“你的小说很有画面感,阅读的时候像看电影一样,让人兴奋。”他为此颇感欣慰。文学的魅力之于他,莫过于用黑白相间的文字,创造出让人兴奋的画面。

横跨悬疑、侦探、浪漫爱情、战争、童年、历史……永远没人知道,马克·李维的下一部小说究竟要写什么。对他而言,是故事选择了他,而非他选择了故事;是对过往的记忆,通过不同的个性、风格、情绪自由地表达(而非故事本身),将一名作家和其他作家区隔开来。

脆弱 挖掘背后的生命真相

写作是脆弱的,人亦然。描写人之脆弱,却让写作这件事恒久而伟大。智慧、艺术、创造和价值,在马克·李维看来,皆由人的不完美而来,也恰恰是人之为人的美妙之处。

16岁的李维偶然间得知,二战期间,18岁的父亲曾作为领队,带领一个反抗团体,参与反抗德国纳粹的占领。他因此而备受折磨,受到驱逐,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被送往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路上,父亲从火车上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这段深埋于他父亲心中的历史,给16岁的李维带来极大的情感震撼。他跑去问父亲:爸爸,原来你是个英雄。那个谦虚内敛、不善言谈的父亲望着他,说了一番让他日后永难忘记的话:

“我不是英雄。做正确的事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英雄。不能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犯错,而这个人做了对的事,就成了英雄。孩子,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已。”

30年后,李维的妻子突然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写你父亲?李维困惑地盯着她。她告诉他:既然你想写,别等到他去世之后再写,你会后悔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故事讲出来。李维于是找到编辑,告诉他,下一部是历史小说。半年后,他写成了一部关于法国西南部一群年轻人与纳粹抗争的小说。

有人说,马克·李维的写作是“全球化的写作”。“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差异。生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就是发现并了解这些差异。世界、生命、自然,即差异。我过往的生命,不管做了什么,都是试图理解诸多差异,去除事物间的武断比较”。

“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差异。生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就是发现并了解这些差异。”

记忆 在追寻历史中释放自我情结

马克·李维自知不是天才,一年一本的小说产量不过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因此,当他37岁时创作的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一炮而红之后,他才回忆起多年前自己在为小说积累的经历以及文学上的浸淫。

18岁,李维加入红十字会,在急救医疗队服务六年,负责和车祸、建筑物坍塌、地震等事故和灾害的救助。22岁,他离开巴黎,在美国开办了一家电脑影像合成公司。公司倒闭后,他回到法国,和朋友开了建筑师事务所。这两段经历如同两块巨大的拼图,将他成为作家之前的时间拼接起来。在他日后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医生和建筑师,他对这两种职业了如指掌,对那些高深莫测的术语如数家珍。

李维是在“新小说”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法国小说界的创作思潮,新小说强调向内自省的写作。和传统小说不同,新小说作家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应该把小说从人物和故事中解放出来,变成记录出客观世界的工具。从小就受新小说影响的李维,对故事的概念很模糊。直到15岁时,他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故事如此诱人!李维说自己从那时起“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没料到的是,李维第一次在小说上的尝试就大获成功。《假如这是真的》的灵感,源于一位女性好友的倾诉:她早上坐地铁上班,在大公司里工作,晚上回家吃饭,周末一个人度过,走在街上,在巴黎800万的人群中,她却感到自己是“隐身”的,没人看见她。

“我永远都记得,当她说到‘隐身’这个词的时候,我完完全全明白了什么叫孤独。孤独并不是独处,因为你可以独处的同时无比快乐。孤独的悲伤之处,在于你明明置身于千百万人之间,却感到没人看见你。”

因此,李维的这部小说,就写孤独,写一个一心扑到工作上、得不到爱情的女人原本是隐身的,却因为阿瑟看见她、注意她、爱上她,她不再“隐身”,她的灵与肉才得以统一。这个故事同时也是他写给儿子的,写作时单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今后面临同样的孤独时,仍怀有希望。

从童年到历史,两者虽不同,对李维而言却都是对自身情结的释放。他热衷于在时间的维度寻找关于自我和历史的答案:《自由的孩子》中从少年的视角看待二战,到《伊斯坦布尔假期》中1915年至192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再到《如果一切重来》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执政期间对异见分子的折磨。从父辈的苦难开始,一直延伸到对现实的追问:为何同胞可以相残?为何这些事件皆因政治而起,却终于万民的劫难?

他对这些看似和他无关的历史,怀有相当的冷静。和当年他得知父亲的遭遇一样,当他得知了世界难民的存在,他不禁自问: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什么那些安住在家中,在盘中盛满美食的人,能让几百万同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走在街上?全世界的60亿人,包括那么多国家的政客和有良知的人,不能停止这类灾难?

马克·李维神色凄然又坚定地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写下这个故事。(文/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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