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S):110-113 COM. on C. A. 3:e13, 2009
ª 现代人类学通讯 第三卷 2009年 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Vol. 3
初探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中的融入障碍
朱健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文化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常需要进入陌生部族进行考察。但由于考察者和被考察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行为和习俗等都存在重大的差异，文化人类学家通常都会遭遇“融入障碍”，即难以和被考察者建立相对融洽的合作关系。本文首先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对文化人类学家所遭遇的社会交往障碍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指出这是由于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符号不同所致。然后将重点放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家在融入时实际采取的方法，包括借助中间人层层引荐、参加当地部族的集体活动和融入当地人的氏族社会等，以期能对初次参与相关工作的考察者有所帮助。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融入障碍
Obstacles to Integration with the Subjects during Field Work of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ZHU Jianm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ield work of culture anthropologists is usually a certain survey in some unacquainted tribes. However, the habits, behaviors, or customs of the subject tribes are alway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investigators coming from a totally different society, causing the “obstacle to integration” for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and hindering the establishing of friendly partnership between anthropologists and local people. In this paper, we listed some social obstacles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may face during field work, and indicated that those obstacles may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action symbols in various societies according to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We also summed up the methods for anthropologists to integrate with the subjects, e.g., seeking the helps from the introducers, taking part in the local social activities, being members of the local clans, etc. We hope the tips above may help the practicing explorers engaged in the relevant field work.
Key wor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Fieldwork survey; Obstacles to integration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学科。这也就意味着，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对陌生的民族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因此，田野调查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谓田野调查，就是指人类学家亲自进入某一地区，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直接体验等方式获取该地区具有的整体性特性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进而将具体经验事实上升为一般性理论的研究方法[1]。可以说，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手中最详实、最生动的民族资料都来源于田野调查。所以田野调查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命脉。
然而，由于田野调查本身固有的性质，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地区常常是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甚至还保留很多原始习俗的地区；所调查的对象也常常
是相对封闭、常处于蒙昧状态的部落人，他们是怎么走进这些遥远而陌生的民族的呢？他们会不会遭遇一些挫折和误解？他们的身心能否适应一个异域民族的生活？这都是令我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我渴望知道，那些人类学家们是如何打破文化的壁垒，把一个个古老而又神奇的民族介绍给世人的。本文的探索就此开始。
一、人类学家遭遇的障碍和分析
人类学家给我们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背起行装，不惮虎狼，不避艰险、不计行程，不求旅伴，远离故土和亲人，孤身一人到异民族做长期的田野工作”[1]。然而，当我细读各种文献后，才发现人类学家们也像我们普通人一样，面对陌生的人们和环境，也有自
收稿日期：2009年11月22日 修回日期：2009年11月24日 联系人：朱健敏 [1**********]@fudan.edu.cn
朱健敏: 初探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中的融入障碍 己难以排遣的苦闷和困顿。
首先，人类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比如鲍亚斯首次调查爱斯基摩人，有一次因为冰雪困在一个小岛上几乎冻死，第一次吃爱斯基摩人的饭后大量呕吐[2]。气候、食物、甚至陌生的疾病都会给文化人类学家的调查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尤其是气候的炎热、疟疾的肆虐、不清洁的水源都会威胁那些远道而来的学者。比如人类学家波德尔马克尔在莱苏岛上调查的时候，为了抵抗疟疾，每晚必须得服用五片奎宁[3]。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人类学家们在野外考察时，身体上要经受多大的考验。
然而，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艰难，最使人类学家在异域感到举步维艰的是心理上受到的冲击。面对一群和自己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如何适当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很多久经风霜的人类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下面就举几个例子：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和妻子曾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开始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除了我们的房东和作为他的表兄和姐夫的村落首领以外，所有人都按照只能属于巴厘岛人的做法，对我们视而不见。当我们怀着不确定的而又渴望与人沟通的心情在四周散步时，人们的目光似乎穿透我们而聚焦在我们身后几码远的某一更实在的石头或树木上……如果我们冒险接近某个人，他就会离开，不经意但却是肯定的……” [4] 很显然，格尔兹在调查时遭遇了“有意的忽视”，巴厘岛人对他们似乎很冷淡，这使得格尔兹颇感灰心丧气。
其实，相当多的人类学家都遭遇过这样的窘境，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航海者》一书中，曾回忆自己初到特罗布里安岛时如何感到无助和失望，他有时以看小说来消磨时间，逃避人群[2]。无独有偶，他的女弟子鲍德美寇在莱苏人中调查时，随身带了十六本书，其中一半与专业无关，包括圣经、诗选和侦探小说，每隔一段时间便一人独处阅读小说终日。
我认为，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理解人类学家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符号互动理论”认为，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采取行动。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符号意义。只有人们对语言及其他具体符号，还包括日常社会情境，大家都使用同样的定义，才能确保人们在社会中不存在任何交流问题[5]。比如，一个顾客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同时掏出钱包，收银员准备收钱并找零。他们之间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赋予账单这一符号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他们所共享的，否则，交易就无法进行。同样，人类的社会互动都是凭借类似的带有意义的符号而进行，否则社会互动就无法进行。
按照这个观点，我们依稀可以看出跨文化交际时所必然遭遇的困难。人类学家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已经掌握了一套只属于自己社会的社会互动符号（诸如语言、各种交际习惯、交往时各种情景的含义等）。然而在一个与自己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旧有的一系列社会互动符号失去了意义，人类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符号是那样的不同，这使得初入陌生环境的人类学家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从理论上说，只要人类学家们待在当地的时间足够长，有充分的时间去习得异文化的互动符号，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当地人有较好的交往，事实最终也印证了这一点。
二、人类学家们融入当地生活的途径
尽管我们的人类学家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大部分人类学家最终还是成功地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成为了一名进入了“局内”的局外人。由此，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民族文化的大门，一部部引人入胜的民族志由此诞生。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融入陌生的群体的呢？于是，我分析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示例，试图从一个侧面大致得出一些人类学家们融入当地民族的途径。
COM. on C. A. 3:e13, 2009
第一、借助中间人的层层引荐逐步进入部落核心
对于一个对陌生部落一无所知的人类学家而言，直接进入部落的核心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很多学者在实地调查时常常借助于各种各样的介绍人和资讯人，由外及内，由表及里，逐渐进入部落社会的核心。每一个独立的资讯人尽管无法提供关于这个部族所有的信息，也无法直接带领人类学家进入部落的核心，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介绍人和资讯人共同帮助下，人类学家最终完全可以实现对陌生部族的文化“渗透”，从而了解这个目标部族一些核心的文化习惯。
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早年曾孤身前往摩洛哥进行田野调查。他接触的摩洛哥社会的最外层是一个开旅店的法国失意商人理查德。他身在摩洛哥却是局外人，或者说是法国边缘人。第二层是摩洛哥人于外国人之间的文化掮客，作者的阿拉伯语教师易卜拉辛。他是摩洛哥边缘人，但以能让作者领教摩洛哥人的他者性。第三层是来自西迪·拉赫森村的塞夫鲁居民阿里。他是当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区的中介，因而能把作者引荐进村里[6]。最终他得以进入摩洛哥当地土人的村落，较为方便地开始了他的人类学调查。由此可见，通过介绍人和资讯人的重重引导，使得拉比诺在进入村庄之前就有了对当地文化的初步了解，为进一步的调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和他的妻子正在观看当地人举办的一场非法的斗鸡仪式时，突然现场遇到大批警察的“突袭”。在混乱中，格尔兹和妻子没有像当地人所预计的那样“掏出证件”，向警方“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和村民一起狼狈地逃离现场，然后再同当地人一起和警方周旋，摆脱了危险。自从那以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格尔兹描述说：“我们不仅不再被视而不见，甚至突然间成了所有注意的中心”，“整个村子都对我们开放了，也许它从未如此对其他人开放过，而且开放得如此之快[4]”。于是，格尔兹在巴厘岛的调查得以顺利而愉快地进行下去。
显然，格尔兹参加当地人的斗鸡仪式和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入乡随俗”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村民不再把他当成“陌生人”，而是在心里接纳他成为一个“局内人”。格尔兹也因此顺利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
第三、融入当地人的氏族社会
人类学家们田野调查的对象，常常是一些尚未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对原始的族群。正如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村一样，他们的村落往往是由血缘关系相近的宗族组成，形成的群体因此较为封闭，外人不易进入。所以，有些人类学家在进入当地社会时，常常会与当地人建立一种“亲属”关系。这样，学者们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就会亲近许多，调查活动也更容易开展。
例如，澳大利亚人类学家C·W·哈特在调查走访居住在澳大利亚周边岛屿的蒂维人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感受：
“在岛上呆了几个星期后，我还发现，蒂维人和我在一起常有些不安，因为我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这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另外有些人经常问，‘他是什么什么氏族的？’但总是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他们很不满……对他们来说，每个人都必须有氏族，就像每个人都有年龄一样。如果我有一个氏族。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3]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在当地的社会
第二、做到“入乡随俗”，参与当地部族集体活动
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活动，这些活动通常都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这也可以加强部落凝聚力和部落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因此，人类学家们如果能够像部落成员一样投入地参与这些活动，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触当地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同时在客观上也就是向当地人传递了尊重和渴望了解当地文化的信号，从而使得调查者融入部落变得更加容易。
前文提到的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和他的妻子在印尼巴厘岛做田野调查时开始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上文已经有生动的描述。那么，他们最终是怎么样摆脱窘境的呢？原来，当
朱健敏: 初探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中的融入障碍 中，每个人氏族成员的身份是多么地重要。只有获得了一个氏族成员的身份，人们之间的交往才有了基础，否则人们就不知道怎样与之交流，更别提与当地人建立融洽和睦的关系了。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哈特被Jabbijabui（一种鸟名）族的一个年纪很大而且神智不太清晰的老妇人开玩笑地称作“我的儿子”，哈特也顺口称呼她“妈妈”，于是哈特就因此被看作加入了Jabbijabui族。以后，他这样描述他和当地人关系的改善：
“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部落成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一个陌生人被告知我属于Jabbijabui族时，我的妈妈是那位老妇人时，严厉的老者便放松戒备，微笑地说‘那你还是我的兄弟呢’（或我的外甥等）”
可见，加入当地人的氏族的确大大地方便了哈特和部落成员之间的交往。无独有偶，加拿大人类学家珍·布里格斯在加拿大北部的爱斯基摩人居住地进行田野调查时，也成了一名“爱斯基摩姑娘”，加入了一个爱斯基摩家庭，他的爱斯基摩父亲用爱斯基摩亲属
称谓称呼她，给她女儿般的照顾，这使得她很容易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3]。
总之，在人类学家调查陌生民族时，或多或少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对于一个意志顽强，并且对不同民族文化都抱有接纳和宽容态度的人类学家来说，总是能找到一个融入当地人群体的办法。调查者也要根据当地民族特有的情况灵活地创造条件，保证田野调查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朱炳祥,崔应令(2006)文化人类学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79-80.
2.汪宁生(2002)文化人类学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11-12.
3. 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李富强译(1987)文化人类学基础.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网络版本:
http://www.cacbo.com/show.php?contentid=21128
4.克利福德·格尔兹.纳日碧力戈等译(1999)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71.
5.戴维·波普诺.李强等译(2007)社会学(第十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31-132.
6.保罗·拉比诺.高丙中,康敏译(2008)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上海:商务印书馆.12-13.
15(S):110-113 COM. on C. A. 3:e13, 2009
ª 现代人类学通讯 第三卷 2009年 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Vol. 3
初探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中的融入障碍
朱健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文化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常需要进入陌生部族进行考察。但由于考察者和被考察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行为和习俗等都存在重大的差异，文化人类学家通常都会遭遇“融入障碍”，即难以和被考察者建立相对融洽的合作关系。本文首先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对文化人类学家所遭遇的社会交往障碍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指出这是由于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符号不同所致。然后将重点放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家在融入时实际采取的方法，包括借助中间人层层引荐、参加当地部族的集体活动和融入当地人的氏族社会等，以期能对初次参与相关工作的考察者有所帮助。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融入障碍
Obstacles to Integration with the Subjects during Field Work of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ZHU Jianm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ield work of culture anthropologists is usually a certain survey in some unacquainted tribes. However, the habits, behaviors, or customs of the subject tribes are alway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investigators coming from a totally different society, causing the “obstacle to integration” for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and hindering the establishing of friendly partnership between anthropologists and local people. In this paper, we listed some social obstacles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may face during field work, and indicated that those obstacles may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action symbols in various societies according to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We also summed up the methods for anthropologists to integrate with the subjects, e.g., seeking the helps from the introducers, taking part in the local social activities, being members of the local clans, etc. We hope the tips above may help the practicing explorers engaged in the relevant field work.
Key wor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Fieldwork survey; Obstacles to integration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学科。这也就意味着，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对陌生的民族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因此，田野调查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谓田野调查，就是指人类学家亲自进入某一地区，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直接体验等方式获取该地区具有的整体性特性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进而将具体经验事实上升为一般性理论的研究方法[1]。可以说，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手中最详实、最生动的民族资料都来源于田野调查。所以田野调查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命脉。
然而，由于田野调查本身固有的性质，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地区常常是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甚至还保留很多原始习俗的地区；所调查的对象也常常
是相对封闭、常处于蒙昧状态的部落人，他们是怎么走进这些遥远而陌生的民族的呢？他们会不会遭遇一些挫折和误解？他们的身心能否适应一个异域民族的生活？这都是令我感到好奇和不解的。我渴望知道，那些人类学家们是如何打破文化的壁垒，把一个个古老而又神奇的民族介绍给世人的。本文的探索就此开始。
一、人类学家遭遇的障碍和分析
人类学家给我们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背起行装，不惮虎狼，不避艰险、不计行程，不求旅伴，远离故土和亲人，孤身一人到异民族做长期的田野工作”[1]。然而，当我细读各种文献后，才发现人类学家们也像我们普通人一样，面对陌生的人们和环境，也有自
收稿日期：2009年11月22日 修回日期：2009年11月24日 联系人：朱健敏 [1**********]@fudan.edu.cn
朱健敏: 初探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中的融入障碍 己难以排遣的苦闷和困顿。
首先，人类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比如鲍亚斯首次调查爱斯基摩人，有一次因为冰雪困在一个小岛上几乎冻死，第一次吃爱斯基摩人的饭后大量呕吐[2]。气候、食物、甚至陌生的疾病都会给文化人类学家的调查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尤其是气候的炎热、疟疾的肆虐、不清洁的水源都会威胁那些远道而来的学者。比如人类学家波德尔马克尔在莱苏岛上调查的时候，为了抵抗疟疾，每晚必须得服用五片奎宁[3]。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人类学家们在野外考察时，身体上要经受多大的考验。
然而，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艰难，最使人类学家在异域感到举步维艰的是心理上受到的冲击。面对一群和自己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如何适当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很多久经风霜的人类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下面就举几个例子：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和妻子曾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开始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除了我们的房东和作为他的表兄和姐夫的村落首领以外，所有人都按照只能属于巴厘岛人的做法，对我们视而不见。当我们怀着不确定的而又渴望与人沟通的心情在四周散步时，人们的目光似乎穿透我们而聚焦在我们身后几码远的某一更实在的石头或树木上……如果我们冒险接近某个人，他就会离开，不经意但却是肯定的……” [4] 很显然，格尔兹在调查时遭遇了“有意的忽视”，巴厘岛人对他们似乎很冷淡，这使得格尔兹颇感灰心丧气。
其实，相当多的人类学家都遭遇过这样的窘境，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航海者》一书中，曾回忆自己初到特罗布里安岛时如何感到无助和失望，他有时以看小说来消磨时间，逃避人群[2]。无独有偶，他的女弟子鲍德美寇在莱苏人中调查时，随身带了十六本书，其中一半与专业无关，包括圣经、诗选和侦探小说，每隔一段时间便一人独处阅读小说终日。
我认为，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理解人类学家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符号互动理论”认为，我们依据我们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而采取行动。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符号意义。只有人们对语言及其他具体符号，还包括日常社会情境，大家都使用同样的定义，才能确保人们在社会中不存在任何交流问题[5]。比如，一个顾客把账单交给收银员，同时掏出钱包，收银员准备收钱并找零。他们之间的行动都是基于他们赋予账单这一符号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他们所共享的，否则，交易就无法进行。同样，人类的社会互动都是凭借类似的带有意义的符号而进行，否则社会互动就无法进行。
按照这个观点，我们依稀可以看出跨文化交际时所必然遭遇的困难。人类学家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已经掌握了一套只属于自己社会的社会互动符号（诸如语言、各种交际习惯、交往时各种情景的含义等）。然而在一个与自己社会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旧有的一系列社会互动符号失去了意义，人类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符号是那样的不同，这使得初入陌生环境的人类学家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从理论上说，只要人类学家们待在当地的时间足够长，有充分的时间去习得异文化的互动符号，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当地人有较好的交往，事实最终也印证了这一点。
二、人类学家们融入当地生活的途径
尽管我们的人类学家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大部分人类学家最终还是成功地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成为了一名进入了“局内”的局外人。由此，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民族文化的大门，一部部引人入胜的民族志由此诞生。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融入陌生的群体的呢？于是，我分析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示例，试图从一个侧面大致得出一些人类学家们融入当地民族的途径。
COM. on C. A. 3:e13, 2009
第一、借助中间人的层层引荐逐步进入部落核心
对于一个对陌生部落一无所知的人类学家而言，直接进入部落的核心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很多学者在实地调查时常常借助于各种各样的介绍人和资讯人，由外及内，由表及里，逐渐进入部落社会的核心。每一个独立的资讯人尽管无法提供关于这个部族所有的信息，也无法直接带领人类学家进入部落的核心，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介绍人和资讯人共同帮助下，人类学家最终完全可以实现对陌生部族的文化“渗透”，从而了解这个目标部族一些核心的文化习惯。
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早年曾孤身前往摩洛哥进行田野调查。他接触的摩洛哥社会的最外层是一个开旅店的法国失意商人理查德。他身在摩洛哥却是局外人，或者说是法国边缘人。第二层是摩洛哥人于外国人之间的文化掮客，作者的阿拉伯语教师易卜拉辛。他是摩洛哥边缘人，但以能让作者领教摩洛哥人的他者性。第三层是来自西迪·拉赫森村的塞夫鲁居民阿里。他是当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区的中介，因而能把作者引荐进村里[6]。最终他得以进入摩洛哥当地土人的村落，较为方便地开始了他的人类学调查。由此可见，通过介绍人和资讯人的重重引导，使得拉比诺在进入村庄之前就有了对当地文化的初步了解，为进一步的调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和他的妻子正在观看当地人举办的一场非法的斗鸡仪式时，突然现场遇到大批警察的“突袭”。在混乱中，格尔兹和妻子没有像当地人所预计的那样“掏出证件”，向警方“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和村民一起狼狈地逃离现场，然后再同当地人一起和警方周旋，摆脱了危险。自从那以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格尔兹描述说：“我们不仅不再被视而不见，甚至突然间成了所有注意的中心”，“整个村子都对我们开放了，也许它从未如此对其他人开放过，而且开放得如此之快[4]”。于是，格尔兹在巴厘岛的调查得以顺利而愉快地进行下去。
显然，格尔兹参加当地人的斗鸡仪式和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入乡随俗”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村民不再把他当成“陌生人”，而是在心里接纳他成为一个“局内人”。格尔兹也因此顺利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
第三、融入当地人的氏族社会
人类学家们田野调查的对象，常常是一些尚未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对原始的族群。正如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村一样，他们的村落往往是由血缘关系相近的宗族组成，形成的群体因此较为封闭，外人不易进入。所以，有些人类学家在进入当地社会时，常常会与当地人建立一种“亲属”关系。这样，学者们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就会亲近许多，调查活动也更容易开展。
例如，澳大利亚人类学家C·W·哈特在调查走访居住在澳大利亚周边岛屿的蒂维人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感受：
“在岛上呆了几个星期后，我还发现，蒂维人和我在一起常有些不安，因为我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这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另外有些人经常问，‘他是什么什么氏族的？’但总是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他们很不满……对他们来说，每个人都必须有氏族，就像每个人都有年龄一样。如果我有一个氏族。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3]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在当地的社会
第二、做到“入乡随俗”，参与当地部族集体活动
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活动，这些活动通常都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这也可以加强部落凝聚力和部落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因此，人类学家们如果能够像部落成员一样投入地参与这些活动，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触当地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同时在客观上也就是向当地人传递了尊重和渴望了解当地文化的信号，从而使得调查者融入部落变得更加容易。
前文提到的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和他的妻子在印尼巴厘岛做田野调查时开始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上文已经有生动的描述。那么，他们最终是怎么样摆脱窘境的呢？原来，当
朱健敏: 初探文化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中的融入障碍 中，每个人氏族成员的身份是多么地重要。只有获得了一个氏族成员的身份，人们之间的交往才有了基础，否则人们就不知道怎样与之交流，更别提与当地人建立融洽和睦的关系了。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哈特被Jabbijabui（一种鸟名）族的一个年纪很大而且神智不太清晰的老妇人开玩笑地称作“我的儿子”，哈特也顺口称呼她“妈妈”，于是哈特就因此被看作加入了Jabbijabui族。以后，他这样描述他和当地人关系的改善：
“从那个时候起，我与部落成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一个陌生人被告知我属于Jabbijabui族时，我的妈妈是那位老妇人时，严厉的老者便放松戒备，微笑地说‘那你还是我的兄弟呢’（或我的外甥等）”
可见，加入当地人的氏族的确大大地方便了哈特和部落成员之间的交往。无独有偶，加拿大人类学家珍·布里格斯在加拿大北部的爱斯基摩人居住地进行田野调查时，也成了一名“爱斯基摩姑娘”，加入了一个爱斯基摩家庭，他的爱斯基摩父亲用爱斯基摩亲属
称谓称呼她，给她女儿般的照顾，这使得她很容易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3]。
总之，在人类学家调查陌生民族时，或多或少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对于一个意志顽强，并且对不同民族文化都抱有接纳和宽容态度的人类学家来说，总是能找到一个融入当地人群体的办法。调查者也要根据当地民族特有的情况灵活地创造条件，保证田野调查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朱炳祥,崔应令(2006)文化人类学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79-80.
2.汪宁生(2002)文化人类学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11-12.
3. 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李富强译(1987)文化人类学基础.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网络版本:
http://www.cacbo.com/show.php?contentid=21128
4.克利福德·格尔兹.纳日碧力戈等译(1999)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71.
5.戴维·波普诺.李强等译(2007)社会学(第十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31-132.
6.保罗·拉比诺.高丙中,康敏译(2008)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上海:商务印书馆.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