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费问题
为了供给部有进账的钱，我们绞尽了脑汁，最后以办实业解决了问题。
第一， 开骡马店。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从延长回延安，在东关看到骡马里客人爆满，于是我想到开个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营，但大家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开办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二十几元，利不算大，但天天有进账。不久，我们又在城南七里铺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东关的店还好。于是我在边区里一个一个店地开，开了二十几个，生意越做越大。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的运输线也建立起来了。主干线有：从延安经绥德到山西西北部八路军一二O师为一条线；从延安到宁夏的盐池为一条线；从延安经富县到关中为一条线。为来往客商服务，干部执行任务也可以住宿。全部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我们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兵站这个组织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后。
第二， 发展食盐。
盐池到延安大约二百多公里，运到延安卖至少是三倍利润，我们决定贩盐。
最初供给部只有十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顶多走两趟，运二三千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那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而我们认为盐可以换到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资敌”。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禁运是禁了我们自己。一九三八年四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李富春肯定了我的报告，但是同国统区发生经济往来是重大问题，必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
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开办军人合作社。
军委供给部开的军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来的人都要到合作社去看看。周恩来三八年春从重庆回来，专门叫我陪他去合作社看过。在延安，无论私人或公家的商号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虽然从数字上来说还少，但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三八年在大砭沟盖的八路军礼堂，是从合作社的盈利中拨款修建的。另外，总政治部每月要从合作社盈利中拿出一点作领导干部开销费用。
通过以上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主要的是：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一些保证分队，如运输队等；建立和加强了相当规模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搞起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企业，积累的资金有数十万元之多。这些对渡过抗战初期的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们的生产中还有一个笑话。为了搞钱，我们开始生产人丹。人丹生产简单，原料充足，价格低廉，属于“治百病”的东西，因此销路很好。这样我们的歪点子也来了，除了正规产品外，我们在另一种新产品中的原料里用了树皮，销路仍然很好。有一天，杨梅生要去看毛主席，他很“神秘”地拿了一大包假人丹就走了。当我知道杨梅生拿着假人丹去看毛主席，吓得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拿了一包真的拨腿就去追他，我追上他，他把人丹抱在怀里不给我，嫌我小气。我把真相告诉他时，他的脸都吓白了。我说：“你还不给我，把毛主席吃坏了，我们都上军法处了。”我给他换了一包，他就看毛主席去了，他拉我一起去，我怕他嘴不严，没有敢去，叮嘱他一番才回去。
开展生产运动
我到供给部相当长的时间里，按照我在中央粮食部时提出的方法，分地区自己筹粮。延安县是分给军队的筹粮区，军队抽调三百多人、百余匹牲口组成筹粮队。当时抽调牲口最难，为了解决动力，规定所有的乘马都要去运粮。毛主席把自己的牲口也送来了，这样，有意见的也只得服从。有了动力，很快就把筹到的粮食运回来了。能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高兴，没人在这方面骂供给部了。
当时军队粮食来源有两个：一是从西安运一部分粮食来；二是就地征粮，后来国共关系紧张，西安的粮食断了，征粮也越来越困难，吃饭问题又严重了。后来偶然从军委供给部军械仓库搞生产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发现可以“种地”（大生产的最早提法）解决问题。
这个军械仓库在延安西北高桥，有个五十多人。他们种了十几亩麦子，亩产二百多斤，那时算是高产了，还有一个菜园，粮食副食自给有余。利用业余时间种地，对边区部队来说很新鲜，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九三七年中秋节，仓库主任要我去那里过节，这里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深思：除了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之外，其余的机关、部队不是可以搞生产吗？大家生活好了，精神状态就好，工作就努力，当兵也安心。
我将高桥仓库的情况向李富春汇报了。他非常感兴趣，边听边问，最后高兴地说：“这下可能找到一条活命的路了，你立即给我写一个报告，向毛主席汇报。
报告呈上去一个星期，毛主席和李富春叫我去谈。毛主席一见我就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接着，毛主席对生产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大意如下：
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而处灭。你们这个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一定要有个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政经济部对此很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军队和政府搞生产，可以这样设想：三八年先小搞，从中摸索经验，准备以后大搞。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作起。
我们回去以后按着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若干准备，一九三八年元旦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召集过一次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李富春说：“今天请各位来，是开个特殊的会，不讨论发粮发钱，而是讨论各单位要种地搞生产。……”到会的人原想是来分配钱粮，有说有笑，一听到这里立即沉默了。接着李富春让高桥仓库主任介绍他们去年搞生产的情况和新一年的打算。大家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一见此状，李富春说：“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这一下会场乱了，有人大声说：“现在一天到晚只吃两顿清汤稀饭，饿得路都走不动，种地能行吗？”“我们连一个铁丁也没有，哪有锄头？总不能用手指刨地吧？”会场上一片反对声，会议开不下去了。
李富春只好抬出了毛主席，他说：“高桥仓库的生产，毛主席非常赞扬，说他们带了一个好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毛主席指示，今年党政机关都要开始搞生产，规模可以小一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一九三八年开春，延安各单位都搞起了生产，秋天有了收获，但非常少。秋收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对边区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进行了总结。会后，李富春和我商量，又给毛主席写了个报告。
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报告后做了段批示，大意是：一九三八年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总结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动手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饭，就可以不搞。
毛主席的指示对大家震动很大，对生产赶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央的领导同志，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开始，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家门口种菜，对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一九三九年延安搞生产的气氛和三八年大不一样了，三九年的生产任务下发后，反对生产的话听不到了，叫苦只是个别的。通过努力，三九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军队生产的粮食够全年口粮三分之二以上。地方的成绩小一点，但也大大改善了。
为了准备一九四O年的生产并对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进行总结，中央财经部在年初召开了一个小型领导干部会议，李富春的主题报告受到大家的欢迎。李富春认为我是搞生产的“发明者”之一，再三要我也讲话。
我这儿回忆的是边区大生产的开端。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发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众所周知了。
红军的艰苦生活是多方面的，穿衣和吃饭一样，也是供给工作的难点。红军自成立起就没有发放被服的制度与标准，有东西就发，没有就不发。我从一九二九年当红军战士到当供给部长的十年里，从普通战士成为领导干部，我就从来没有领到过被子。在南京时战士们睡觉，下面铺稻草，上面再盖上稻草。那时后方医院才有棉被。后来打土豪我搞了一床被子，用了很多年。红军除少数老战士有两套衣服之外，大多数是一套。夏天洗衣服时只能光着身子，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冬天干脆长期不洗。每逢灭虱子，只好光着身子躲在房子里不出来。而穿衬衣我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红军在江西时冬天曾发过一件薄棉衣，从没发过棉裤，春天棉衣变成夹衣，夏天夹衣变成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更简单，多数是自己打草鞋。
红军到地陕北寒区，要有“棉装”才能过冬，要有鞋子才能行军作战，部队的穿着成了生存和保持战斗力的重大问题。
红军的供应在初到陕北时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管的。陕北异常贫穷，要解决部队穿着非常困难。一九三七年秋天，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讨论部队的冬装问题。在一次军队和有关地方常委书记的会议上，周恩来把制作冬装做了布置，具体到不仅分配有数字，对完成任务的时间也提出了要求。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我们办了三件事：第一是筹集资金。为了筹集从边区外购进货物的“外汇”，就必须卖出地产，陕甘宁边区能卖出去的只有池盐、药材和皮毛。但中央的政治机关不准我们与皮毛商发生关系，说这是资助奸商，有“资敌”之嫌。我只好向周恩来请示，他不仅同意，还看得更远，提出了要利用商人发展向边区外更多的买卖。后来那几个商人同我们合作了，从国统区进口布匹遇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就是那些商人帮我们搞进来的。第二是采购布匹、棉花。当时陕甘宁边区根本没有布匹市场，农民是自纺自用，只是在延安和绥德有规模很小的布店，其他各地只有少量的土布在卖，所以布匹要从国统区买进来。我们在宁夏、陇东、黄河边和西安方向设立了采购点，但买进来的布料很少。后来我们发现，商人们知道我们在大量采购，就囤积哄抬价格，我们和商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强买强购，但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周恩来下令国统区地下党秘密向边区运送布料，仅从关中的淳化就运进了几百匹，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第三是加工冬装。边区的妇女几乎都会做针线活，把布料分发了去，到处都是“被服厂”。一九三七年底冬装按时制作好了，发放又成了问题。冬装体积大，牲口驮运不方便，于是周恩来下令各部队派人来背，成队的士兵来背棉衣，这种供应方法是古今中外军队都少见的奇观。
解决经费问题
为了供给部有进账的钱，我们绞尽了脑汁，最后以办实业解决了问题。
第一， 开骡马店。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从延长回延安，在东关看到骡马里客人爆满，于是我想到开个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营，但大家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开办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二十几元，利不算大，但天天有进账。不久，我们又在城南七里铺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东关的店还好。于是我在边区里一个一个店地开，开了二十几个，生意越做越大。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的运输线也建立起来了。主干线有：从延安经绥德到山西西北部八路军一二O师为一条线；从延安到宁夏的盐池为一条线；从延安经富县到关中为一条线。为来往客商服务，干部执行任务也可以住宿。全部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我们又把骡马店，交通（邮政）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兵站这个组织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后。
第二， 发展食盐。
盐池到延安大约二百多公里，运到延安卖至少是三倍利润，我们决定贩盐。
最初供给部只有十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顶多走两趟，运二三千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那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而我们认为盐可以换到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资敌”。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禁运是禁了我们自己。一九三八年四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李富春肯定了我的报告，但是同国统区发生经济往来是重大问题，必须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
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开办军人合作社。
军委供给部开的军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来的人都要到合作社去看看。周恩来三八年春从重庆回来，专门叫我陪他去合作社看过。在延安，无论私人或公家的商号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虽然从数字上来说还少，但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三八年在大砭沟盖的八路军礼堂，是从合作社的盈利中拨款修建的。另外，总政治部每月要从合作社盈利中拿出一点作领导干部开销费用。
通过以上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主要的是：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一些保证分队，如运输队等；建立和加强了相当规模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搞起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企业，积累的资金有数十万元之多。这些对渡过抗战初期的困难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们的生产中还有一个笑话。为了搞钱，我们开始生产人丹。人丹生产简单，原料充足，价格低廉，属于“治百病”的东西，因此销路很好。这样我们的歪点子也来了，除了正规产品外，我们在另一种新产品中的原料里用了树皮，销路仍然很好。有一天，杨梅生要去看毛主席，他很“神秘”地拿了一大包假人丹就走了。当我知道杨梅生拿着假人丹去看毛主席，吓得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拿了一包真的拨腿就去追他，我追上他，他把人丹抱在怀里不给我，嫌我小气。我把真相告诉他时，他的脸都吓白了。我说：“你还不给我，把毛主席吃坏了，我们都上军法处了。”我给他换了一包，他就看毛主席去了，他拉我一起去，我怕他嘴不严，没有敢去，叮嘱他一番才回去。
开展生产运动
我到供给部相当长的时间里，按照我在中央粮食部时提出的方法，分地区自己筹粮。延安县是分给军队的筹粮区，军队抽调三百多人、百余匹牲口组成筹粮队。当时抽调牲口最难，为了解决动力，规定所有的乘马都要去运粮。毛主席把自己的牲口也送来了，这样，有意见的也只得服从。有了动力，很快就把筹到的粮食运回来了。能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高兴，没人在这方面骂供给部了。
当时军队粮食来源有两个：一是从西安运一部分粮食来；二是就地征粮，后来国共关系紧张，西安的粮食断了，征粮也越来越困难，吃饭问题又严重了。后来偶然从军委供给部军械仓库搞生产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发现可以“种地”（大生产的最早提法）解决问题。
这个军械仓库在延安西北高桥，有个五十多人。他们种了十几亩麦子，亩产二百多斤，那时算是高产了，还有一个菜园，粮食副食自给有余。利用业余时间种地，对边区部队来说很新鲜，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九三七年中秋节，仓库主任要我去那里过节，这里的情况引起了我的深思：除了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之外，其余的机关、部队不是可以搞生产吗？大家生活好了，精神状态就好，工作就努力，当兵也安心。
我将高桥仓库的情况向李富春汇报了。他非常感兴趣，边听边问，最后高兴地说：“这下可能找到一条活命的路了，你立即给我写一个报告，向毛主席汇报。
报告呈上去一个星期，毛主席和李富春叫我去谈。毛主席一见我就说：“兴国佬，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接着，毛主席对生产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大意如下：
根据地的生产要提高到战略的重要地位，否则我们可能不打而处灭。你们这个报告的价值在于说明了军队搞生产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的供应无非是四条来路：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三是人民负担；四是自己动手搞生产。前两项都靠不住，根据地人民负担一定要有个限度，只有自己动手搞生产是最靠得住的办法。请中央财政经济部对此很好研究一下，并向中央提出报告。军队和政府搞生产，可以这样设想：三八年先小搞，从中摸索经验，准备以后大搞。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后方机关作起。
我们回去以后按着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若干准备，一九三八年元旦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召集过一次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李富春说：“今天请各位来，是开个特殊的会，不讨论发粮发钱，而是讨论各单位要种地搞生产。……”到会的人原想是来分配钱粮，有说有笑，一听到这里立即沉默了。接着李富春让高桥仓库主任介绍他们去年搞生产的情况和新一年的打算。大家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一见此状，李富春说：“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今年党政军机关都要开始种地……”这一下会场乱了，有人大声说：“现在一天到晚只吃两顿清汤稀饭，饿得路都走不动，种地能行吗？”“我们连一个铁丁也没有，哪有锄头？总不能用手指刨地吧？”会场上一片反对声，会议开不下去了。
李富春只好抬出了毛主席，他说：“高桥仓库的生产，毛主席非常赞扬，说他们带了一个好头，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毛主席指示，今年党政机关都要开始搞生产，规模可以小一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搞！”
一九三八年开春，延安各单位都搞起了生产，秋天有了收获，但非常少。秋收后，中央财政经济部对边区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进行了总结。会后，李富春和我商量，又给毛主席写了个报告。
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报告后做了段批示，大意是：一九三八年生产没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达到了目的，要从实践中摸索经验。这个总结提出没有搞好生产的原因很对，但有一条没说到，就是压力太小。明年党政军机关（有作战任务的部队除外）只发半年粮，不足的自己动手向地里要。不想搞生产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饭，就可以不搞。
毛主席的指示对大家震动很大，对生产赶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央的领导同志，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开始，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家门口种菜，对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一九三九年延安搞生产的气氛和三八年大不一样了，三九年的生产任务下发后，反对生产的话听不到了，叫苦只是个别的。通过努力，三九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军队生产的粮食够全年口粮三分之二以上。地方的成绩小一点，但也大大改善了。
为了准备一九四O年的生产并对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进行总结，中央财经部在年初召开了一个小型领导干部会议，李富春的主题报告受到大家的欢迎。李富春认为我是搞生产的“发明者”之一，再三要我也讲话。
我这儿回忆的是边区大生产的开端。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发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众所周知了。
红军的艰苦生活是多方面的，穿衣和吃饭一样，也是供给工作的难点。红军自成立起就没有发放被服的制度与标准，有东西就发，没有就不发。我从一九二九年当红军战士到当供给部长的十年里，从普通战士成为领导干部，我就从来没有领到过被子。在南京时战士们睡觉，下面铺稻草，上面再盖上稻草。那时后方医院才有棉被。后来打土豪我搞了一床被子，用了很多年。红军除少数老战士有两套衣服之外，大多数是一套。夏天洗衣服时只能光着身子，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冬天干脆长期不洗。每逢灭虱子，只好光着身子躲在房子里不出来。而穿衬衣我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红军在江西时冬天曾发过一件薄棉衣，从没发过棉裤，春天棉衣变成夹衣，夏天夹衣变成单衣，直到穿烂为止。穿鞋更简单，多数是自己打草鞋。
红军到地陕北寒区，要有“棉装”才能过冬，要有鞋子才能行军作战，部队的穿着成了生存和保持战斗力的重大问题。
红军的供应在初到陕北时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管的。陕北异常贫穷，要解决部队穿着非常困难。一九三七年秋天，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讨论部队的冬装问题。在一次军队和有关地方常委书记的会议上，周恩来把制作冬装做了布置，具体到不仅分配有数字，对完成任务的时间也提出了要求。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我们办了三件事：第一是筹集资金。为了筹集从边区外购进货物的“外汇”，就必须卖出地产，陕甘宁边区能卖出去的只有池盐、药材和皮毛。但中央的政治机关不准我们与皮毛商发生关系，说这是资助奸商，有“资敌”之嫌。我只好向周恩来请示，他不仅同意，还看得更远，提出了要利用商人发展向边区外更多的买卖。后来那几个商人同我们合作了，从国统区进口布匹遇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就是那些商人帮我们搞进来的。第二是采购布匹、棉花。当时陕甘宁边区根本没有布匹市场，农民是自纺自用，只是在延安和绥德有规模很小的布店，其他各地只有少量的土布在卖，所以布匹要从国统区买进来。我们在宁夏、陇东、黄河边和西安方向设立了采购点，但买进来的布料很少。后来我们发现，商人们知道我们在大量采购，就囤积哄抬价格，我们和商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强买强购，但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周恩来下令国统区地下党秘密向边区运送布料，仅从关中的淳化就运进了几百匹，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第三是加工冬装。边区的妇女几乎都会做针线活，把布料分发了去，到处都是“被服厂”。一九三七年底冬装按时制作好了，发放又成了问题。冬装体积大，牲口驮运不方便，于是周恩来下令各部队派人来背，成队的士兵来背棉衣，这种供应方法是古今中外军队都少见的奇观。